前些天，偶然在央视看到了一部1980年上映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电影拍摄的年代，正是举国反思文革的时代，但这部电影的镜头，却聚焦于1956年——那时，社会主义建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善良、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罗群，在开发天云山的过程中，遭到了工农出身的政委吴遥的诬陷，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女友也被迫离开了他，最后竟成了吴遥的妻子。
影片所反映的，是“反右扩大化”的问题。
但在我看来，反右扩大化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历来存在、却又一直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利益矛盾。
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矛盾竟然贯穿了整个工农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且与修正主义的上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该矛盾的历史表现——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天然隔阂
众所周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一批信仰马列主义的知识青年发起的。五四运动的源头，就是北大的左翼师生。中共在南湖成立，参与者也都是知识分子。
后来，这些人投入实践，开始走向工厂和农村。毫无疑问，工农路线是中共起家的最根本路线。
从农运讲习所，到安源煤矿，毛主席是践行工农路线的代表人物。
他的好友蔡和森，投入到罢工运动中，最后惨遭杀害。
这一时期，工农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几乎是不存在的。社会地位弱小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矛盾开始显现。
在主席建立根据地之后，革命力量的内部，出现了许多的矛盾，比如井冈山土籍党员与客籍党员的矛盾、赣西南地方实权派与“外来”的红军毛派的矛盾，当然，也少不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农民的矛盾。我们现在谈的，就是最后这个矛盾。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中央下达了一个指示，要主席彻底消灭有土匪习气的农民武装。但彼时，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武装，已经在接受主席的改造了。从这个指示就能看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央，对地方农民武装充满了敌意。
再比如富田事件，其来龙去脉十分复杂，是多个矛盾集中激化的结果。其中的一个矛盾，就是地方党委与毛派党委在土地政策上的分歧。地方上的党委，由富农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不同意主席的平均分地主张。而由这些知识分子主持的分地运动，最后仍使富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分到的都是好田，而且数量更多。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与下层农民存在着某种天然的隔阂。（需注意，主席虽然是富农出身，但他却站在贫农立场上说话。）
到了延安时期，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呼吁文艺工多为工农创作作品。当时与会的一位女作家后来回忆说，她听完主席的讲话，感觉一点创作激情都没有了。因为她只想写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东西，她不知道农民有什么可写。
很明显，知识分子作家，写得是自己的小资生活，他们不大愿意与农民为伍。
建国后，大量的知识分子被国家征用，成为了各个岗位上的骨干人员。但很快，他们又被打成了右派。电影《天云山传奇》，讲的就是此事。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受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与解放前的富农知识分子或中产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了。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遭到打击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二、知识分子的能力优势决定了他们的“右派”身份
知识分子拥有知识，这使他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拥有比工农更有利的谋生条件。
这种谋生优势，决定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动摇性。
因为他们有能力与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可以靠出卖知识来成为体面人士。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种优势又使知识分子迅速成了各部门的领导者甚至社会管理人员。
于是，在工农专政的社会里，对知识分子的定期打击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种打击运动，绝不是主席一个人所能发动的，它所反映的，其实是整个工农阶层对丧失领导权的担忧和恐惧。
因为生产力的规律，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管理者。
在电影《天云山传奇》中，工农干部吴遥在与知识分子干部罗群的比较中，劣势十分明显。因为后者懂科学知识，其才学和内涵也更容易吸引女主角的注意。
所以，如果说革命时期，工农与知识分子可以结为同盟的话，那么在建国之后，这个同盟的矛盾就必然会彰显出来。
主席为何要提拔陈永贵、王洪文这样的人进入中央呢？很显然，他希望增加工农在权力体系中的分量。
（这里需要注意，“反知识分子运动”和文革的反官僚特权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本，因为打击的范围更大了。建国初期，从内部对工农权力构成威胁的，只是知识分子。但到了文革时，构成威胁的则是整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既包括靠能力优势获得官位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靠革命资历获得特权的工农干部。这就是在电影演到文革一段时，工农干部吴遥也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三、资本主义进化与修正主义上台的历史必然——中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欧美发达国家，据说已经达到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当然，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亚非拉的血汗工厂之上的。不过其社会的稳定，也确实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可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最终形成了一个能与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强大阶层——中产阶级。在国内，他们受资本家剥削，但同时，也分享着对亚非拉经济压榨的甜美果实。
而中国出现官僚特权阶层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也是知识分子发展壮大后的必然结果。此时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解放前的弱小阶层了，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管理者。
主席是工农领袖，所以主席在位，就等于工农当家。他甚至发动了长达十年的反官僚运动，来保证工农的权力。
但遗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官僚阶层，终于还是接过了国家的权柄。
工农领袖所最最担忧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我的观点是：在工农大众与少数精英的能力差距过于悬殊的时代——换言之，在单位人口生产力较弱的时代——知识分子代替工农行政，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代替工农行政的知识分子，如果是心向工农的马列信仰者，那么工农利益就可以保证；而如果不是，那么工农的利益就只有打水漂了。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实质。
四、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农与知识分子呢？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大学生，他们的梦想无非如下几种：
当大老板发财致富、当公务员指点江山、当白领过体面人生。
没有一个人想去当工人或者农民。
他们也谈马列，也谈毛主义，但提起工农，就会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没有知识分子的领导，工农就是一群蠢货，革命年代跟着知识分子打天下，无非是穷人暴动，根本没有信仰可言。
对这些朋友，我是非常无奈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马列主义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穷人用革命手段夺取生产资料。
中国的改革开放，按匈牙利社会主义学者乔纳蒂的分类，属于不同于苏联解体的“自我撤离型”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从而将大部分工农推到体制之外。只有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还享有社会主义的福利待遇。我的下一篇文章，将会着重介绍乔纳蒂的相关理论。
总而言之，中国的“一国两制”，在内部早已开始。我们需要思索的是，体制外的工农大众，同样是中国人，但凭什么他们就得去血汗工厂或者餐厅、洗浴中心之类的地方，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呢？
希望左派的朋友们，能真正关注体制外的工农的利益。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呢？
是不是有知识优势的人，就一定不属于工农阶层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拥有马列信仰、为工农谋利的知识分子，也属于工农阶层。他们已成为工农本身。
其次，工农自己，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消除知识劣势。
所以，我不赞同“是知识分子领导工农实现了革命”这个说法。
因为在工农运动中，领导者本人已经算是工农了。
看一个人是不是工农，不是看他的职业和知识水准，而是看他的实践立场。
所以，主席就是工农，马克思、列宁都是工农。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谋生优势，并且选择了与资产阶级及其世界彻底决裂。
马克思的高中毕业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那他也许能成为著名的学者、哲学家，或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伟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担所压倒，因为，那是对全人类所做的牺牲。
那时，我们将感到的绝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我的QQ：502020308
本人是80后，愿意结交信仰马列主义的有志青年。因为精力有限，所以不信马列者，就请不要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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