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是同政治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精神和作风，毛泽东精炼地将之概括为“我们的政治本色”[1]。因此，坚持这样一种政治本色，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一政治本色使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纯洁中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使我军在保持纯洁中不断克敌制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毛泽东为奠基这一优良传统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宝贵贡献，也为我们迎接时代的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阐明：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决实现三项基本要求，第二项就是：“党在领导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2]
追昔抚今，艰苦奋斗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相生相伴，认识其内在关联，无论对于缅怀和纪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贡献和人格操守，还是砥砺前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思想课程。
艰苦奋斗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宗旨的必然体现
考察我党我军的成长史，艰苦奋斗是其极为鲜明的主色调，这是其政治属性的基本呈现，而它的形成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同毛泽东的杰出贡献，同中国革命的特有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倡导和奠基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思想作风层面的打造，使其与思想路线和基本原理相契合，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其典型的体现。
毛泽东在倡导和奠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强调它所具有的必然的政治方向。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三万人大会上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其中精彩地解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内在关联：“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3]
继而，在五月二十六日《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毛泽东又归纳强调：“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4] 这也是对我军艰苦奋斗作风的一个经典概括和政治定位。
毛泽东把艰苦奋斗作为政治属性的一个基本区分，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 这样的提升，就是要使全党全军认识到：艰苦奋斗不是生活小节，也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它同我们的政治方向、政治归属联系在一起，坚持这样的优良传统，才能够真正做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毛泽东不仅倡导和奠基这一优良传统，而且将之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
著名的“两个务必”思想，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千秋大计的深刻思考，不断灌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的思想动力。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到西柏坡参观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7]
艰苦奋斗是在筚路蓝缕的革命征程中锻造的政党品格
从本质上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应该是具有艰苦奋斗作风的政党，但在实践中如何始终保持两者的一致性，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依然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挑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无产阶级政党丢失了这一作风，导致腐败堕落而背弃人民、背弃社会主义的殷鉴不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培养和坚持这一作风，不仅是始终牢记宗旨使命的结果，也是艰难坎坷、风雨如盘革命征程历练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之落后、反动力量之强大、社会环境之复杂、革命道路之艰险，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是特别突出的。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吓倒，革命斗志越挫越勇，革命精神历久弥坚，艰苦奋斗的作风玉汝于成。
毛泽东是最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并且相应地倡导和强调艰苦奋斗精神的革命家。他明确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8] 毛泽东对这一作风的分析，深入到了哲学方法论的层面，剖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他在《矛盾论》中说：“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9]
即使在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也及时地告诫全党我们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七大”召开与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毛泽东不仅没有陶醉在胜利之中，相反在会上列举了我们党面临的诸多困难，说“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10]
为什么在喜庆的时刻还要讲这么多的困难?显然，毛泽东是要提醒全党始终牢记中国革命极为不容易的大背景，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丢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性。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谈到：“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11] 毛泽东始终注意把艰苦奋斗同中国的国情、同党肩承的沉重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使之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呈现重要的社会发展功能。所以，从毛泽东对艰苦奋斗品格的论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传统的密切关联。
如果继续历史的透视，可以发现艰苦奋斗的传统，也包含了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内容。邓小平就很清楚地阐述了艰苦奋斗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2] 江泽民、胡锦涛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面对愈加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莫忘艰苦奋斗之本，莫忘群众路线之本，莫忘科学发展之本，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夺取中国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不止。”[13] 传统—使命—品格为伟大的目标融为一体。
艰苦奋斗是在严酷战争环境中强化的我军作风
同样，我军的宗旨也决定了我军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但值得强调的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险一样，中国革命战争也极为不易，应该说更加典型地体现出中国革命的艰难性，这对于中国革命军队的作风以烈火真金般的熔炼，可以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军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极不容易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背景是：人民军队既不可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也无法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物质条件，同时还要面对比自己强大若干倍的敌人。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重重艰难险阻，不断成长壮大，写下辉煌历史篇章，除了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外，打造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大大处于劣势的军事装备和物质条件，大大激励了人民军队艰苦奋斗作风的培养，就是要提供一种以弱胜强、以小博大、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精神支撑。可以说，这种在逆境中求生存、在逆流中求奋进、在劣势中求胜利的态势，是人民军队必须长时期应对的一个基本局面。因此，中国革命战争所养育的文化无一例外都包含艰苦奋斗的基本内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大精神、渡江精神等等，都具有这种共同的特点。
毛泽东以长征为例，十分精彩地阐述了这一精神：“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4]
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我军从不畏惧任何强敌，从不丧气自己的劣势装备，不断书写以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这样的战争奇迹。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可见一斑：
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仅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根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美军1名作战士兵有13名后勤兵保障，志愿军1名后勤兵要保障上百名作战士兵。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人民军队创造了历史奇迹，有限的武器装备和物质条件，在他们手中被充分运用乃至发挥到极致。在三年零一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费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这种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被继承下来。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人民军队都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挑战，但正是因为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子弟兵往往是一马当先的奋战者、奉献者、乃至牺牲者，是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5]精神，能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6]的英勇奋斗之师，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水土养育的我军标志性的风貌和精神。
艰苦奋斗是传承事业开拓未来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强大精神支撑
今天强调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一样的仅仅是时空条件的转换，挑战同样艰巨，使命依然重如泰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梦的阐述中，中国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其重要内容，这是当代中国伟大目标和精神动力的再一次精彩链接!
中国梦与艰苦奋斗相伴随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整合和提升了一代代中华儿女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接活在中华大地，使中国社会真正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同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7]党的十八大阐明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是近代以来中国梦最集中最生动最辉煌的体现。可见，中国梦是理想的传承。
中国梦既然是理想传承的代代追求，也必然有精神传承的薪火相递。如果透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追求历程，宝贵的精神积淀中，艰苦奋斗是贯穿其中熠熠生辉的红线。在中国革命的每一时期，为完成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都努力开发和充分运用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资源。
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很难想象土地革命时期能够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取得一个个反围剿的胜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朱德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上山种菜;一起吃井冈山产的红米、一起吃野菜、喝南瓜汤;一起铸就了红色根据地的光辉篇章。
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在抗击强敌日寇、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封锁和反共浪潮中，不断成长壮大，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亿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13年生活中，吃小米饭，穿粗布衣，住土窑洞，点煤油灯，还在通宵达旦工作中，亲笔写下了114篇光辉著作。艰苦奋斗辉映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我们党的成熟。
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很难想象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总兵力为430万，人民解放军为120余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5∶1，武器装备也极为悬殊。请看毛泽东1946年7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如何揭示战争的走向：“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18]
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很难想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建国初期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建设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算长的时间内又完成了两件大事：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成为当代社会发展关注的焦点。
精神传承是中国梦追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的重要资源。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写入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把这一精神作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途径，当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强军梦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广州战区师以上领导干部时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
强军梦同强国梦一样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根本的就在于：艰苦奋斗本身就是我军战斗力的体现，是人民军队强大的特有优势!
《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军队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战斗作风，是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直接关系部队的战斗力和军威。”明确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等，作为需要大力培育和发扬的优良作风，不仅是思想建设问题，也是战斗力提升问题。
毛泽东极为重视我军优良传统形成的战斗力，他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2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讲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1]
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也不可能消减先进思想的强大功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坚决地反驳了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质疑：“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22] 继而，邓小平清楚地阐述了艰苦奋斗精神蕴含的强大战斗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23] 这样的精神当然也是我们实现强军梦的题中应有之意。
艰苦奋斗与强军梦的不可分割还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只有以艰苦奋斗为基本的方针和原则，才能够更好地推进和实现强军梦。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4] 实现强军梦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又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使命。中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是世界上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有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500多个，岛屿岸线1.4万多公里，国防安全的任务复杂繁重。
中国军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不到世界军费总量1%的财力，建设了一支享誉世界的强大人民军队。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军费开支有了明显提高，2012年占到GDP的1.28%。相比较而言，2013年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4.4%，并在绝对数字方面继续大幅领先，超过了排名紧随其后的1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
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利于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富国与强军的关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又是一对很难处理的关系，面临的尖锐矛盾在于：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安全资源与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构成难以协调的冲突。一方面，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必然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也几乎都面临资本稀缺的困境。许多国家由于处理不好这对矛盾，严重地影响了现代化进程。这也是苏联的教训之一。
整个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的争霸，大搞军备竞赛，推行“要飞机大炮，不要黄油面包”的政策。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为美国的一半，但军费开支的总量却比美国还高，为成为军事大国付出了高昂的社会发展代价。例如，从1985年到1988年，苏联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6.2%、16.2%、15.7%和14.9%，[25] 更严重的是扭曲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农轻重的比重达到2∶2∶6，消费品严重短缺，既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失调的结构还使经济发展连续下滑，1990年竟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卢布，8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最后终于出现了政权的崩溃。
艰苦奋斗体现了富国强军辩证统一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曾经做过精彩的阐述：“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26]
贯彻艰苦奋斗的方针，有利于协调好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一方面努力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功能。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又能够为军队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支撑，使强军梦实现新的腾飞。
艰苦奋斗是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动力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艰苦奋斗的传统是我党我军的政治本色，两者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关联。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弘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必然为更好实现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艰苦奋斗是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党章清楚地阐述了艰苦奋斗传统与群众路线的内在关联，指出：“党在领导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27] 这一阐述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它所承担的社会主义事业或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享为基础和唯一追求的，这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所在，也是其先进性的来源和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8]
因此，艰苦奋斗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进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体现了“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29] 任何其他属性的政党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不可能不受到损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清楚地证明，越是艰苦奋斗，就越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人民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就是典型的例子。陕北自然条件极差，“三年两头旱”，土地沙化严重，耕地面积小，人口稀少，经济十分落后。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曾经谈到：“陕北根据地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的部队吗?”[30]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克时艰。在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揭示了这一运动的深刻意义：“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如：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增强纪律性，改善军民关系，改善军政关系，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 [31] 在共产党的率领下，陕北人民在战胜困难中体会到了翻身解放的幸福，因而从心底里对共产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对人民军队唱出了“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等等。
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32]
相反，如果失去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必然失去人民群众。苏共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其败亡前，党内早已形成高高在上的特殊阶层，有学者估计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5%。到苏联解体时，苏共组织和干部队伍已经严重腐败。西方学者称这次剧变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并且评论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33]
中国共产党人恰恰以艰苦奋斗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以艰苦奋斗的正能量遏制“四风”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在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因此，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四风”。“四风”是党内存在的“负能量”，而艰苦奋斗正是与这“负能量”形成鲜明对立的“正能量”。
首先，艰苦奋斗是与“四风”尖锐对立的精神和风气，两者没有共存的空间和调和的余地。可以考察“四风”存在的原因，它能够同我们常见的一些行为习惯并存，甚至能够从中寻求到一些非常适宜生长的空间(如我们的一些评价方法、某些考核制度和用人制度等等)，但与艰苦奋斗则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前者的空间大了，后者的空间就小了，反之，前者的空间小了，后者的空间就一定大了。
即使是“四风”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艰苦奋斗对之也是对症的良药。试想：形式主义把形式和外在的表现置于第一位，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表面上厥功甚伟，实际上中看不中用——这当然与艰苦奋斗背道而驰，从后者出发，就挤兑了形式主义的空间。而官僚主义，是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的作风，艰苦奋斗则是密切联系人民的作风，培养了后者的作风，还会有前者的存在吗?
对此，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34] 就是告诫我们，要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抵制这些不良风气。
其次，艰苦奋斗是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锤炼共产党员品质意志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人就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毛泽东青年时代在《讲堂录》中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成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志不在温饱”。正是这样砥砺摔打，才能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在敌人疯狂的大屠杀前，向党提交了著名的“狱中八条”，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剖析党性修养问题。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第六条又提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是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老一辈革命家极为重视艰苦奋斗的品格修养问题，毛泽东是其典范。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其中一条毛巾被打了55个补丁;一件木薯棉睡衣补了73个补丁;一双旧拖鞋，破旧得连补鞋匠都不愿再补。刘少奇把“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第一条，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35]
毫无疑问，对“俭以养德”的时代提升是抵御各种歪风邪气的固本之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在永葆优良作风中不断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都是党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极为成功的一点，就是既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客观世界，也强调用这一科学的理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有相当多的内容不是对外部而言的对敌斗争或改天换地的内容，而恰恰是对自己展开的纯洁自我、锻炼自我和提升自我的内容。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中是十分突出的现象。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失败于外部的敌人，而恰恰是败于自身的原因。苏联(俄国)共产党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打败法西斯德国，战胜了无数巨大的外部挑战，而在有将近2000万党员，建成了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时却轰然倒塌，很显然是败给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自身的陶冶。全党花在延安整风上的功夫，丝毫不亚于对敌斗争的付出;而延安整风成果对党和中国革命的意义，也并不逊于血与火战场上的功绩。我们总是能够看到相对于外部战场展开的同时，内部战场，即自我锤炼的展开。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阶段之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6]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强调的是对我们党自身的考验。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37]
毛泽东十分重视思想战场的斗争，尤其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极有预见性地谈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38]
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今天传承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弘扬群众路线的作风，也正是站立在又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历程上，中国共产党将再一次实践和证明：作风培养和精神锤炼所带来的内在升华，必将为社会改造的巨大进步、开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3]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7]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12/5032898.shtml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BIG5/n/2013/0107/c241220-20116643.html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8页。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21] 转引自：1969年8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2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25]蒋一国等著：《印度国防经济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2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30]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33]转引自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3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页。
[37]转引自：《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3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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