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征等口述 高芳整理
原编者按：他们或出生于长征路上、延安的宝塔山下，或成长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他们的父辈是与毛泽东共同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他们则是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红色后代”。当年的垂髫稚子而今都已是古稀之年，时隔几十年后，再回首那段特殊的岁月，追忆这位特殊的长辈，他们无一不百感交集……本刊特邀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董必武之子董良羽、左权之女左太北、杨尚昆之子杨绍明、邓子恢之子邓淮生、曾三之女曾晓前、金城之女金戈，讲述他们的故事，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任远征：我永远的毛伯伯
任远征：任弼时次女。1936年出生于四川阿坝。1960年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任预备助教。1963年起，先后在航空五院、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二十三所、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监察部工作，退休前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主席叫我“老朋友”
我是1936年8月在长征路上出生的。但具体是哪天，后来问谁谁也不知道，我妈当时也没记。当时挺乱的，敌人在后头追，大家忙着行军，心思都没在我这儿。我父亲任弼时当时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我母亲搞机要工作。
到了延安以后，1938年，我就被送回了湖南老家。我回去没多久，奶奶就去世了，后来是一个王婆婆一直带我和姐姐，直到1946年我们被接回延安。我还记得到了延安以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时候我10岁，长得又瘦又小，看起来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当时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叫他毛伯伯。刘少奇是刘伯伯，周总理是周伯伯……他们都比我爸大，所以都叫伯伯。
7月份到了延安，9月份我就上学了，在抗小读三年级。我们学校在小砭沟，撤离延安前跟保小合并了。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时，我是跟着学校一起行军的。我记得到了安塞，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大桶的羊肉，大家都非常高兴。羊肉膻得要命，我是南方小孩，吃不惯，结果就吃不饱，有一次差点晕倒了，记得老师找了一个枣给我吃。
跟学校一起行军很艰苦，我经常吃不饱。我们穿的是缴获的国民党的衣服，有一天我看另一个小孩穿的衣服没了，他说：“我拿衣服换窝头吃了。”我也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我们两个小孩就一块儿去换。那时候有的老百姓也欺负人，就给了我们一个窝头。我们两个孩子一人一半吃了。
行军路上，好几次敌人差点追上我们。又行了几十里，刚准备宿营，一个通讯员跑来告诉校长，说：“不能宿营，敌人已经知道你们在前头了，赶紧跑吧。”校长急得不行，老师们都在哭，大孩子也知道哭。我那时候小，干看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是坏人来了，但是什么情况说不清。后来还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想办法调来部队，把敌人打跑了。
其间主席问我父亲：“你的小女儿呢?”父亲说：“跟着部队行军呢。”主席知道我小，说：“她也行军啊?你赶快派人把她接来。”当时我正跟着林伯渠的部队，他知道后对我说：“远征，林伯伯可以交差了。”
接我的路上又碰到了我姐姐，就这样，我们俩一起被接到了王家湾，我们就跟主席他们住一块儿。毛主席跟江青住一孔窑洞，周恩来跟陆定一住一孔窑洞。我父亲住的窑洞，一边是一张炕，一边是炕洞。父亲说不要增加老百姓负担了，于是我跟姐姐就睡炕洞里。炕洞很深，我上下的时候都得有人帮忙。
住在那儿以后，每天都能见到毛主席。我见到他就叫“毛伯伯”，要是不叫，他就会说：“你怎么不叫我呀?”有一次他又说：“他怎么不叫我?”我说：“在外头刚叫过的。”那时候也不怕他，感觉他就是自己的伯伯。我和姐姐有时候会看大人们在那儿打篮球、打排球，有时我们还给他们演节目。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让我姐姐演《兄妹开荒》，我姐姐扭扭捏捏跑了，他们说：“那你来吧。”我说：“行!”我先唱哥哥，唱完哥哥又唱妹妹。后来主席从窑洞里出来了，说：“哎哟，这孩子唱得还真不错嘛。”又让我扭秧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害羞，让我扭我就扭。主席特别高兴，看我们唱得好就使劲夸奖。后来他就叫我“老朋友”，见面就是“老朋友来了”。主席跟我们小孩都特别好，跟他捣乱他也没事，从来也不说我们。我姐姐挺聪明，离开王家湾前，她还拿了一个小本请主席签名。我当时也不知道签名是什么意思，跟着在那儿趴着看主席签。
对我来说，王家湾短暂的十几天，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也没感到有战争，就像是在和平时期似的。我还记得抓了一个特务，是个光头，我不知道什么叫特务，跑去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我在那儿生活了大概有15天，后来他们要转移了，就把我和姐姐送到山西临县三交镇我母亲那儿了。
党中央到了北平以后，我们家先是住在景山东街，父亲去世后又搬进了中南海。因为我跟李讷、娇娇还有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关系都很好，所以老到主席那儿去玩。有一次我跟一个小孩去了，一看主席门开着，他正躺在床上看报纸。我们俩就跑过去，一人拽一个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主席说：“老朋友来了。”我说：“毛伯伯你也太不像话了，几点了还在睡懒觉。”他也不生气。
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修了一个游泳池，他在那儿游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随便去。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去了，主席正好也在那儿，我们就跟主席一块儿游。他游得真棒，在水里特别自在。他还问我：“你会跳水吗?”我说：“不会，就会跳‘冰棍儿’。”他说：“你们应该学跳水。”我说：“是。”他又问我：“你的名字谁给你起的?”我说，我是在长征路上出生的，是我爸给我起的。“你为什么不叫长征，叫远征?”我说：“叫长征不行。”他说：“为什么?”我说：“那我跟越南的长征书记，我们俩您能分得清谁是谁吗?”他被我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主席还经常到我们家要吃的，腊肉、腊鱼、腊八豆、辣椒……李敏就说过：“我爸是一个‘要饭的’，老到你们家要。要完了还不够，有一次还把你妈叫来给我们家做腊八豆。”
父亲去世后，主席对我们家非常关心
我父亲1949年去苏联治病，1950年7月回国。按说，他如果不回来，在苏联接着休息也就没后来的事了。但是他觉得朝鲜战争爆发了，他必须回来。志愿军出国作战以后，父亲连着三天晚上开会。他白天要工作，晚上又开会到很晚，快天亮了才能睡上一会儿。10月24日开到第三天的时候，回来以后他还看朝鲜地图，25日早晨就脑溢血了。
父亲去世前，中央的领导人都一个个来探望。毛主席也来了，他特别悲痛。父亲去世后，主席还亲自为父亲扶灵。葬礼特别隆重，先是在劳动文化宫吊唁了几天，后送到八宝山，主席也去了。他还为父亲的墓题了字。
父亲去世之后，主席对我们家的生活非常关心。不光是主席，周围所有的伯伯、叔叔，都对我们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
董良羽：做老实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老一辈教育我们的做人标准
董良羽：董必武之子。小时候跟随父母，几乎没有安定的时问。1948年上小学，由三年级读起。1951年上中学，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1957年上哈军工，学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后来分到部队，历任战士、参谋、科长、副师长及北空参谋长助理等职。退休后，于2005年10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并任副会长、法人代表至今。
我1938年在延安出生，到四七年，也就是我9岁的时候离开。那时候我父亲董必武大部分时间在蒋管区做统战工作，只有我母亲和我还有妹妹在延安。延安生活比较苦，母亲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她每年都养猪、养羊，用来支援我们的部队。她还开荒种地。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到处沟沟壑壑的。母亲经常把我和妹妹放在地边上，挖个座椅一样的坑，把我们放在里面，然后再去劳动。有一次，刚好我坐的坑旁边有一株植物，我就使劲拔，结果植物拔出来了，我人也跟着失去重心滚到了山下。幸亏当时有一名勤务员，小伙子跑得快，才没让我滚到崖下去。当时我都糊涂了，据说差不远就掉到了崖底下。
我在延安还捡过煤核。因为天冷，捡点烧的。就为争一根柴火棍，我和邻家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子还打了一架。她姓朱，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也是-个干部的孩子，就住在我们家窑洞旁边。
那个时候我还小，跟延安其他的孩子一样，只知道吃饱了不饿，该乐呵还乐呵。那个时候搞机关生产，种的西红柿，我和王若飞的儿子淘气不懂事，一个管摘一个管扔，当手榴弹投着玩。
小时候对毛主席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在西柏坡那阵儿，就是党中央前委、后委、工委合并，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正式办公开始。主席有个习惯，就是每天吃完晚饭后，乘着缴获国民党的美军中吉普开出一二十里，在附近兜兜风散散步。我们小孩子比他还积极，一吃完饭就到车上等着。记得一起的还有主席的女儿李讷、王若飞的儿子。住到中南海以后，见主席的机会就比以前少了，不像在西柏坡的时候都住在一个村里，出来进去都看得到。
进了北京，我就上学了。暑假里，我记得除了要完成学校的作业之外，父亲还让我们认认真真抄写列宁的《论共青团的任务《，要一笔一画认真写。他一有空，就教我们学《千字文》、《正气歌》、《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我们当时都能倒背如流。
和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一样，父母对我们的家教很严。到了北京之后，生活条件比延安好了。记得有一次，一瓶墨水用完了，我正要把空墨水瓶扔掉，父亲就说，这也是社会财富。
纪念120周年是缅怀老一辈优良传统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我记得父亲说过：“我是一块布头，主人说补在哪里就哪里。帽子上、裤子上、鞋子上都行。我的主人就是共产党。因为我是一个党员。”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丢的太多了。像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大会堂的白开水是免费供应的，但是谁要喝茶的话，对不起，要交钱。没带钱也可以给喝，但是月底发工资时肯定附有一个小条：几月几日在人民大会堂用了多少茶叶，计多少钱。是要从工资里扣掉的。
现在的“官二代”，和我们那个时候有点不大一样。网上有一句话，“我爸爸是李刚”，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你们父辈的功劳是你们父辈的，你们任何功劳都没有，有什么好骄傲的。他还多次跟我讲过：“你要学会跑龙套，我一辈子就是跑龙套。”临去世那天早晨他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妈妈也说过：“你们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将来当壮工，也可以多出点力。”做老实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老一辈教育我们的做人标准。
左太北：我就是党养大的
左太北：左权之女。两岁时父亲牺牲，在延安长大。解放后就读于荣臻小学，1954年入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1960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军事科学。毕业后先后在七机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任职，从事与国防军工相关的计划工作。2000年在航空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司副司长的职位上退休。
我1940年5月出生于山西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当时正是组织准备百团大战的时候，我父亲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所以当时非常忙。我母亲一个人带着我，没有奶水，又没一人能帮上忙。所以，到8月份百团大战开始前，在我3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带我回延安了。这是我一生跟父亲在一起仅有的三个月。
到延安后不久我就上了托儿所，在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一直生活到6岁。李敏在这个托儿所待过，听说毛主席到托儿所看李敏时还抱过我。我跟李敏、李讷都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彼此都挺熟。
在战争期间，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电影《啊!摇篮》里演的-样，基本上都是过集体生活。我对延安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阿姨把我们这些孩子散到黄土坡上，我们就地而坐，一身泥一身土的，晒太阳、抠甜草根玩。当时觉得甜草恨特别好吃。
进北京后，我到了荣臻小学(后改称“八一小学”)上学，在那里也是住校。跟在延安时一样，八一小学的老师对我这个烈士的孩子一如既往地爱护有加。
关于毛主席的最早记忆是小学的时候。记得1951年，也就是我11岁那年，学校组织学生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我们学校一共去了七个孩子，记得有我、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毛主席秘书叶子龙的大女儿叶燕燕、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羽、宋任穷的女儿宋勤……
见到主席后，先是一个个介绍我们。像叶燕燕、李敏这些孩子，都是主席经常能见到的，轮到我他就不认得了。后来他一听我是左权的女儿，就把我拉到他身边。他问我：“你现在住在哪儿?放了学跟谁一块儿住?……”我一一回答：“我平常在八一小学住，星期六、星期天就上我妈妈那儿去，她在东总布胡同……”毛主席还特意跟我照了张合影。摄影师侯波照完后就给了我一张小相片，后来我母亲捐赠给了邯郸的烈士陵园，现在这张照片已不知下落。
八一小学的老师们对我特别好。除了这次到中南海汇报，后来1954年的国际夏令营，八一小学又推荐了我。当时全国大概一共才选了十几个孩子，北京有两个名额，八一小学分到一个。记得一天正在睡午觉，忽然一个老师就来叫我。“左太北你出来，”老师告诉我，“让你到欧洲去。”那次夏令营是去保加利亚。那时候我已经学了地理，就知道欧洲挺远的。那一年我14岁，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回来后就升中学了。
我从小到大始终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对我父亲充满了爱戴和崇敬之情，所以对我这个烈士的孩子特别好，老师们、阿姨们对我都是特别爱护，而且是发自内心地照顾我。我虽然-直是过集体生活，但是从来没饿着过，也没冻着过。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包括后来长大后，我也没有受过特别大的政治冲击，谁也不会给我“戴帽子”，我成了“永远的红色”。
杨绍明：我们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出来的一代人，就是在毛主席的哺育下，越过艰难险阻，坚持下来的一代人
杨绍明：杨尚昆之子。1961-196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摄影家和摄影活动家，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摄影艺术理论的学者。他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被誉为“民间大使”。1979-1987年任新华通讯社记者，后被评为高级记者;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生平著作研究组负责人;1995年1月在香港创建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并连任会长至今;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我的童真和毛主席的教导
我的父亲杨尚昆在延安的时候就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的日常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又是中央警卫司令员，专门负责党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和警卫工作。记得朱仲丽阿姨曾回忆说：“进了北京，这么多人，怎么吃饭、谁在哪儿住，都是杨主任管。”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自然我和毛主席的接触就比较多。特别是住进中南海后，父亲带我住在丰泽同后院西厢房，我几乎天天都能见到毛主席，耳濡目染倍感亲切。主席见着我总是说：“你是杨小二，你的妹妹叫杨小三。”小学中学我都是在学校住宿，有一段时间毛主席见不到我，周末晚上看京剧的时候，毛主席就会停下来，同我打招呼：“老朋友，我们好久不见了。”异常亲熟。现在回忆起来，毛主席那个时候-直把我当个小大人来看待。
中央进北平后，有一次党中央开会，就在现在香山公园前面的广场拍全体合影。中央委员们高兴地集中排队，我就在旁边看热闹。那一天毛主席很高兴，发现了我，说：“小二，你也进来!”我就看我父亲，父亲有眼色，意思是说不可以，那我就不敢动了。没想到毛主席又说：“小二进来，小二进来。”就叫警卫员把我抱过去了。毛主席神情非常开朗，拉着我的手不放，没想到他转过身去大声说道：“这个杨小二呀，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候补期18年。”此话一出，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我能当什么?那时候我也不明白。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后来想想，主席的话也是很合乎情理。我从小就同父母闹着要和大人-样得到一个“党证”，对党、军队和解放区，我确实从小就充满了热爱和向往。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不都是为了做共产党的接班人吗!我入团、入党都是比较早的，中学入团、大学入党，但是我并没有以此炫耀自己。
我从小对毛主席的感觉就是，他是伟大的领袖，是慈祥的长者，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人。
我们常常感慨，是历史和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能够在他老人家的身边成长，我们由衷地唱毛主席的歌，我们不断从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中了解和领会他的思想精髓。他的思想在我们的心里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今年是12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主席是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当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是-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不仅哺育和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已经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树立了最伟大的丰碑。
邓淮生：父亲教育我们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共产党走
邓淮生：邓子恢之子。1942年3月生于江苏省洪泽县，1949年9月入武汉中南育才子弟学校，1953年2月转入北京育英学校学习。1955-1961年在北京101中学读书，1961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2系学习，1964年8月转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经济系学习，1969年毕业。
1970-1972年在广西农场锻炼。1973年1月调化学工业部外事局工作。1986年调化工部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工作，历任处长、副局长、常务副总经理的职务，主要负责化学工业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化工设备的进出口工作。1994年调化工部中国昊华化工集团，任副总裁(正厅级)、中昊财务公司董事长，中国监控化学品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化学经济分析协会常务理事。2003年3月退休，现任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1953年，我的父亲邓子恢调任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我们全家也随之一起搬到了北京。那一年我11岁。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是当年的“五一”节晚上。
那个时候，每逢“五一”和“十一”，天安门前都有游行，晚上放礼花。我记得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今天带你们上天安门，看毛主席。”我们听了特别高兴。因为虽然我们是住在中南海，但是还没见过主席，不像李讷还有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有那么多机会。加上主席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所以见面的机会就更少。
当时我大哥已经在湖南参加工作了，剩下我二哥、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我们就一块儿跟着父亲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父亲牵着我的手，带我走到主席跟前，说：“毛主席，这是我的儿子邓淮生。”主席边握着我的手边对父亲说：“邓老，你的这个孩子真好，你很幸福啊。”那天人很多，大家都想围着主席，后来我们就让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主席。
我们在中南海住了两年，后来就搬了出来。1962年的夏天，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中南海游泳池游泳。那个时候游泳池还是露天的。父亲不太会游泳，就在水里泡着，后来就看到主席从屋里走出来了。主席当时就住在那儿。
父亲一看主席过来了，马上就上了岸，换好衣服，跟主席坐在一块儿谈。主席抽着烟，父亲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主席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我们当然没能听到他们谈什么么，但是能看出来不是很投机。父亲见主席也不说话，就带我们告辞离开了。
回来后我才知道，主席是让父亲把武念兹的信和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拿给他看。1962年，安徽省宿县苻离区区委书记武念兹上书党中央，提出“包产到户”的想法。这封信转到了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父亲手上。对武念兹这封信，父亲很赞同，认为这是打破平均主义的一个好办法。随后农村工作部就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当地作调查，并形成了调查报告。毛主席所说的“信”和“报告”即是就此而言。
这次游泳之后不久，北戴河会议就开始批我父亲，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农民专家”，是“搞单干蛮干”、“搞资本主义”。随后农村工作部被撤销。1964年底，父亲又被免除了副总理职务，调到全国政协担任政协副主席。
此后，我们家跟主席交往的机会就很少了，虽然有时候也会见到，比如“十一”、“五一”有纪念活动的时候，但也讲不了太多话了。
即便如此，父亲始终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父亲还教育我们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共产党走。在我眼里，毛主席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是一个指点江山、改变中国的人。
曾晓前：我和延安的其他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毛主席是对革命非常重要的人，非常崇敬他
曾晓前：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之女。1942年6月29日生于延安中央医院，正值抗战最艰苦之时，毛主席说是黎明前的黑暗，故父母起名“晓前”。
1948年随父母来到西柏坡，年底在北京育英小学前身——下东峪小学(中央机关子弟学校)学习，随中央进京后，继续在北京育英小学校，到1954年8月毕业。
1954年9月-1960年8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初、高中学习。1960年9月一1964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学习。1964年8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3月-1991年7月在中央党校进修部二班学习。1969年5月-1972年7月第一次、1977年1月-1978年2月第二次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做过养猪饲养员，也做过连副指导员。
在近40年的工作经历中，由于工作需要，四次变更工作单位，分别是对外文委、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纪委、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职务有上有下，毫无怨言：1964年9月-1979年5月历任科员、副组长、副校长、副主任;1979年6月-2008年6月又从科员做起，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副局长、正局级纪检员。
在我们延安的这些孩子眼中，毛主席是一个很和蔼的人，他不光对自己的孩子，对任何人的孩子都是这样，包括当地农民的孩子。
我3岁多那年，本来该进保育院了，因为长虱子，就没有去，在家自己玩。延安的窑洞都是傍山而建的，毛主席住的窑洞当时就在我们家的下面一层，顺着旁边的小路就可上下。恰好李讷也没有上保育院，我在家，她也在家，我们俩就经常一块玩。
我的母亲沈义1935年曾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回国时她带回一把多用的小刀。有一天，我拿着小刀到下面找李讷玩泥巴。我妈妈下班后叫我回家，我匆匆回去，小刀就忘记拿了。后来我妈妈问起，我就说，拿去玩弄丢了。第二天我下去找，怎么也找不到，很着急，哭了起来。主席听见小孩哭，就从窑洞里出来了，问李讷怎么回事。李讷说：“晓前昨天把刀子丢了，找不到了。我们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主席就劝我：“别哭了，不着急，会找到的。”还说：“我一定让叔叔帮你找。”我就不哭了，接着跟李讷玩。
我那时还是小孩子，也不拿这个当回事。听我妈妈说，当时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没想到主席还真当成了件事，没过几天，主席的警卫员真的把小刀给我送回来了。原来是打扫卫生的公务员发现了，不知道是谁丢的，就帮忙收了起来。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没想到，这么小的事，主席都关心着。这个刀子我一直珍藏至今。记得后来上小学，有一个作文题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就写了这个故事。我觉得主席很伟大，他的伟大就是从细小的一言一行中积累起来的。
金戈：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用自己的亲历亲见宣传毛泽东思想
金戈：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金城之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40年出生于延安.1960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入党，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中在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4618-4574部队农场学军、学农两年。接受家破人亡、家族劫难株连，接受生活砥砺，从未泯灭共产党人的自信、自尊。1970-1978年在北京西城师范学校任教。1978-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任教。1994年创建国内第一家华人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在人民大学兼职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外事处长、对外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共计16年。
和岸英大哥一样，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时候起，毛主席就教育我们要与工农结合，要向他们学习，好好为他们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回到延安，被安排到我父亲金城担任处长的交际处暂住。那时，毛主席常到交际处来看客人。一天，毛主席来看望他青年时代的老师、长沙一师校长符定一先生和国民党军队的联络参谋，正好看到毛岸英在与其他客人谈话。事毕，我父亲送毛主席下山时，主席问他：“岸英也住在这里?”“是的……”“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是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不太习惯，让他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反正马上就要分配他工作了，上班前就让他在这里住几天吧。”可是不久，毛主席就把毛岸英叫了回去，不让儿子享受特殊的待遇。
过了两天，岸英大哥又来到交际处。他穿着一身延安老百姓家庭纺织的粗布衣服，因为没上染料，衣服还是白色的，陕北当地的农民就穿这种衣服。岸英大哥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驼着自己的行李和一袋小米。岸英大哥跟我父亲说：“我是特来向您和交际处同志们、客人们告别的……”因为当时交际处还住有一些烈士家属，比如孙炳文烈士的夫人、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妈妈，欧阳立安烈士的母亲陶承妈妈，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烈士的夫人、王若飞烈士的舅妈王守瑜奶奶等。岸英大哥一一向他们及符定一老先生告别。他说：“爸爸对我说，你在苏联学习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应该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想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中国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爸爸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也想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联系群众，锻炼锻炼。爸爸让我到吴家枣园去向农民学习种地。”我父亲说：“那你为什么不骑着毛驴呢?”岸英大哥说：“我爸爸不让我骑毛驴，让我走着去。爸爸让我诚诚恳恳地去学习，自己带小米去交学费……”实际上当时岸英大哥在苏联已经参加过红军，是红军的军官了，但是回到延安以后，毛主席还是教育他要和农民结合，向农民学习。毛主席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多么严格啊!
毛主席教子务农，也同样要求革命干部子弟要了解农村和农民，要密切联系群众。记得1964年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本来应该放暑假了，可就在此前的两天，突然系里的老师通知我说：“你不要回家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要组织你们劳动。”我说：“是全系参加吗?”老师说不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系大概只有我一人参加。我抱着铺盖卷去集合地点上大卡车，这时碰见了李讷，她也是来参加劳动的。我还发现，被要求参加劳动的大都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孩子们，都是被称为“高干子弟”的同学。我们到十三陵水库旁边山沟里的泰陵公社上口大队，白天劳动，夜晚打着手电去农民家，在油灯下访贫问苦，我还帮助村里写了村史。这次劳动对我教育很大。毛主席对高干子弟要求特别严格，所以北大的陆平校长当时也是执行了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记得1963年冬天我们中文系师生曾到京郊通县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约一个半月。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北大历史、中文等系三、四年级同学再次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李讷随历史系到北京郊区农村，我们中文等系800师生坐火车、轮船到湖北江陵县农村劳动、工作了八个月。虽然耽误了近一年的专业学习不无遗憾，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多次到农村、工厂劳动，对我们了解劳动人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备知识，是很有好处的。至今我和我们班一些同学还与江陵县金旗村的乡亲保持着联系。
我们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长大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地为人民服务。我觉得我们这一生是幸福的，是光荣的，也是无愧无悔的。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继承毛泽东思想，其核心就是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我在人民大学教书，最近十几年里，我在教学和科研中似乎是比较孤独的，因为我一直还在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包括左翼文学，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但是在课堂上，我一点也不孤独，我曾经给全校留学生开了一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的选修课，我和北大同学刘蓓蓓专门给留学生编写的教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很多外国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来选修我的课，其中不乏学经济的、学法律的、学哲学的。我的课堂是爆满的，桌子之间的空隙里都挤满了椅子。同学们说：“老师，我们在您的课堂上才了解了中国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人民是多么痛苦和愚昧。才知道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走过来是多么不容易。”还有一个韩国留学生跟我说：“老师，我到中国来学习，就是来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在您的课堂上，我从文学作品中听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声音……”
我的课曾经讲到中国香港、讲到中国台湾，也讲到了英国、意大利。我遇到过许多外国人，记得在意大利南方小城莱切碰到一个做花的手工艺工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在低着头干活，后来听意大利朋友介绍我是从北京来的，他马上抬起头来跟我说：“你们有一个毛泽东!”接着就伸出了大拇指。我说：“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呢?”他说：“我的爸爸当过红卫兵，我知道毛泽东是为全世界劳动者着想的人……”原来他的爸爸是一名工人，他家里甚至还保存有红宝书。这让我非常意外，也让我感动之余再次反思。尽管他不了解“文革”给我和我的家庭、给中国带来的浩劫和历史教训，不了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尚需经历怎样艰难的历程，但他尊敬毛泽东，他知道并相信毛泽东是全世界劳动者的希望和朋友……在意大利，虽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虽然是贝卢斯科尼右翼掌权，但我的一位中文很好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教授朋友，仍然坚持他的信仰;我看到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分裂成几派，但是，在市中心广场上，仍然有举着镰刀斧头红旗的共产党人在集会……
我在以色列参观过以色列1948年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的纪念馆。在他的纪念馆里，我特别意外地发现，他的几十本笔记本里，许多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笔记。他是最聪明的犹太民族的国家的开国总理，也热衷于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更令我惊奇的是以色列全国实行农业合作社集体生产方式，本•古里安退休后也住在家乡合作社的普通民居里……
我的经历和阅历告诉我，要对继承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充满信心，因为毛泽东不只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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