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纪年方式，不是采用数字纪年，而是采取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对应搭配。如此一来，我国纪年方式中的每一年，也就都有了各自的一个名称。然而由于这种纪年方式只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对应搭配，而并不是西方数学中的那种排列组合。因此这种搭配方式，只能搭配出六十个名称而已。于是这就又导致了我国的这种纪年方式，每过六十年就会出现一个“甲子轮回”的现象。而随着“甲子轮回”的这种独特纪年方式，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似乎往往也总是在不断地轮回。
公元二○一四年，又逢我国传统纪年中的甲午之年。在地支中，由于午也表示着是马，因而逢午之年也就被称作是马年。在我国这个长期的农耕社会中，由于马曾经长期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于是我们中国人普遍都认为“牛马年好种田”。当然，这样的说法，只不过就是寄托着人们对人旺年丰的一种殷切祈盼而已。可是今年的这个甲午年，与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个甲午年差不多。刚开年不久，看起来就又有点流年不利了!
农历二月初一夜，就在我们中国这条龙的龙头刚要往上抬的时候，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火车站，五名恐怖分子仅仅是持刀，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便杀死了二十九人又杀伤了一百四十三人;三月八日，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起飞飞往我国首都北京的载有一百五十四名我国乘客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370号班机失踪。直到今天，不仅失踪的班机仍然还没有找到，而且就连班机失踪的原因，也仍然还没有查明;三月二十日，就在我国热情地接待来我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孩子和岳母期间，美国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瑞士的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不仅操纵多个国家一起围攻、羞辱我国，而且还更是让我国的疆独头目热比娅出现在会场上，以此来表示对疆独和藏独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支持;三月二十一日，山东省平度县的有关权力部门和土地开发商相互勾结，纵火焚烧了为抗拒强征耕地行为而守护口粮田的四位农民所居住的帐篷。当场烧死一人，烧伤了三人;三月二十四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三月三十日，广东茂名发生了“群体性骚乱”事件。四月六日，在到访我国之前的访问日本期间，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更是对我国直接发出了战争的威胁。而对此，我国的回应却仅仅是“不满意”并如约全部满足了哈格尔的访问要求而已。四月八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继李伍峰之后，也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四月十一日，驻冲绳美军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军远征军司令惠勒斯表示，假如中国军队武装“占领了钓鱼岛”的话，美军海军陆战队甚至不用登岛，就有充分的能力夺回岛屿;在四月二十三日抵达日本访问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书面专访时更是作出等于是公然向我国宣战的这样表示：钓鱼岛是由日本管理，因此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范围之内。而对奥巴马如此公然的挑衅行为，我国却一往如前，仍是由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再一次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截止到四月二十六日，持续了十几天的广东东莞的台资工厂的几万工人的罢工，在当地政府和资方的强大压力下，才以罢工工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四月三十日，就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的考察都深入到了一些维吾尔族居民的家庭进行亲民活动而刚刚结束离开新疆时，乌鲁木齐的一处火车站就用巨大的爆炸声，表示了“欢送”。
曾几何时，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更拥有十几亿伟大人民的我们中国，还是一个没有明显民族冲突的中国;还一个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了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中国;还是一个由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永远不再担心挨打的中国;还是一个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的中国;还是一个同仇敌忾、众志长城、凝聚力空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敢于制定并敢于坚决维护“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样国际规则的中国;还是一个在国际上就任何问题并对任何强国都敢于主持正义的中国;还是一个修建了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并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还是一个让美国在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还是一个令美国总统不得不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还是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东方巨龙的中国;还是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还是一个由于吏治清明、干部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六以上而只有轻微腐败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曾经这样的中国在仅仅二十几年之后，竟然就变成了裸官充斥、贪官举国、物欲横流、黄赌毒遍地的中国;就变成了民族分裂重新出现且日益强烈的中国;就变成了阶级矛盾突出而整个社会严重撕裂的中国;就变成了东海和钓鱼岛被日本强占而南海及其诸岛又被周边瓜分却束手无策的中国;就变成了驻外大使馆和新闻记者被美军炸毁与炸死却只能忍气吞声的中国;就变成了巡航的军机被美军的飞机撞落且飞行员牺牲而只能装聋作哑的中国;就变成了驻美国的外交官被美国警察无端殴打而无动于衷的中国;就变成了被美军的十大军事基地“G”型包围而装作岿然不动的中国;就变成了购买的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变成了垃圾竟毫不心疼的中国;就变成了被美国和欧洲诸国来回羞辱或揉搓而佯装不觉的中国;就变成了只能靠给美国做小三、当二奶来维持“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处在极度内外交困之中的中国。所以从当前我国所处的这种一方面喜滋滋地走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极其凶险的国内外局势来看，今年的这个甲午年与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个甲午年，还真的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一八九四年的那个甲午年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是意义极其重大与深远的一年。满清王朝在这一年里爆发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中所遭到的惨败，不仅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而且还更是打出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救不了中国，还更是打出了一些中国人、尤其是像袁世凯和蒋介石那样统治者的恐日症从而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不敢抵抗，还更是打出了儒家文化衰朽虚弱的本质从而使中国人遭到了对“敬之，终吉”和“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文化理念坚信的残酷报应，还更是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从而导致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诞生。
在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打响之前一个多月的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携好友陆皓东从家乡广东出发，经人介绍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了许多对满清王朝如何进行改良的建议。此时，由于日本利用朝鲜问题对满清王朝的挑衅正咄咄逼人，因此两国开战在即。而李鸿章因为此时正忙于筹划对日作战事宜而未能接见孙中山，也未就孙中山提出的改良建议而作出任何的答复，于是孙中山便愤而决定出洋以谋求推翻满清王朝。当年十月，在甲午战争正酣之际，孙中山在大买办郑观应的帮助下，从上海启程，经由正与满清王朝处于激烈交战状态之中的日本而抵达了美国的檀香山。而就在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期间的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军攻陷了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抢劫、强奸和屠杀。旅顺城内的两万多中国人，只有被日军留下来掩埋尸首的三十六人幸免于难，其余全部被杀)，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公开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样具体而明确的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主张。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以偷袭的方式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八月一日，满清王朝和日本同时宣战。由此，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打响。而满清王朝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敢于干涉朝鲜的问题并向日本正式宣战，理由和条件应该说还是很充分的。
自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起，满清王朝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一八六二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建制炮局，一八六五年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其后又创建了金陵机器制造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马尾创立福建船政局;一八六七年，崇厚在天津创建天津机器局。同一时期，其他一些各省的督抚也先后创建了一些现代化的军工企业和其他企业。于是，一场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开展起来了。到十九世纪而对八十年代，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现代军事工业的雏形在中国出现了，为近代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开始筹建北洋海军。在北洋海军筹建的过程中，主力舰只向英国、德国订购，一部分辅助舰只由我国自己制造，聘请洋人担任教练进行日常训练。到一八八八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北洋海军成为一支拥有主力舰只二十五艘，总吨位六万多吨，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八位的强大近代海军并被满清政府命名为北洋水师而正式成军。特别是在经过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中法之战以及收复新疆之战之后，满清王朝同时也更是已经拥有了一支兵力不菲的用近现代化军事装备和技术武装起来的陆军。然而尽管如此，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清王朝却还是遭遇到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
在中日甲午之战遭遇惨败的刺激下，一部分中国人醒来并奋起要挽救民族的危亡。然而这些醒来并奋起要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人，却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条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杨度等人选择的保皇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另外一条是孙中山等人选择的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而后又发展成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这样的所谓革命道路。但无论是孙中山最早创立的那个兴中会，还是后来由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与黄兴等人组建的华兴会合并而成的那个同盟会，尽管后来都被美化成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但是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却是推翻满清政权以恢复汉家河山。为此，由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和王私诚等十人发起，由孙中山主持，在我国纪年的三月十九日(当年的公历是四月二十六日)明朝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迫上吊自杀二百六十六周年的这一天，在公元一九○二年南明小朝廷的永历皇帝被清廷俘获并杀害二百四十二周年的这一年，当时流亡或是留学日本的六十多名中国人于日本横滨的永乐楼，还举行了一次“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宣言书》。
公元的一六四四年，是我国传统纪年的甲申年。因此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不仅被毛泽东列为了是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的文件，而且李自成的队伍由于腐化迅速而导致的在满清八旗兵的军事打击面土崩瓦解的悲惨结局，更是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必须要认真吸取的历史政治教训。
在我国的正史里，一贯是以公元一六四四年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得上吊自杀的这一年，为大明王朝的灭亡之年。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虽然被李自成逼得上吊自杀了，但是大明王朝实际上却并没有立即灭亡。而它的血脉，一支持续到了公元一六六一年。
如果真的以崇祯皇帝的上吊自杀作为大明王朝灭亡的标志，那可也就实在是太巧了。由于这一年是我国传统纪年中的甲申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名称之中，也就同样有了那么一个甲字。那么当历史前行到了二百五十年之后的甲午年时，在我国的历史记述中，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了甲午年对甲申之年的回望这样的一次轮回?
大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也就是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攻陷了北京城。绝望之中，崇祯皇帝被迫上吊自杀了。然而李自成在攻陷了北京之后，由于认识问题能力的不足而导致的缺少战略预见能力，因而未能对大明王朝镇守山海关的重要军事将领吴三桂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从而由于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并加之自己的军队因为迅速腐化而战斗力急剧下降以及李自成本人的战略错误，造成了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地被清军和吴三桂的汉奸部队所消灭和满清在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对李自成由于战略失误和其军队的迅速腐化而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是这样认为的，“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了种族的悲剧”。
人口众多且有拥有悠久历史与光辉灿烂文化的汉族被人口极少的满清征服并统治了二百多年，的确是“种族的悲剧”。然而像郭沫若这样把造成了“种族的悲剧”这个责任全部推给李自成，其实也是很不公允的。
“靖难之役”打败了朱允炆之后，朱棣在大明王朝的首都南京登基成了大明王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一贯雄心勃勃、豪气冲天，因此在当时蒙古的军事威胁还没有得到彻底解除的情况下，由于自告奋勇地去“天子守国门”，于是便把京师迁到了今天的北京。然而由于南京是他父亲朱元璋所建立的都城，于是不仅保留了大明王朝的留都这种政治地位，而且除了皇帝之外的全部政权机构，也得以了完整的保留，只是备而不用罢了。从此，大明王朝就有了北京和南京这样两套的政权机构。
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时，李自成只是占领了关中、山西和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张献忠也仅仅是占据了四川。而其余大部分的明朝故地，仍然还掌握在大明王朝的那些文臣武将的手中。因此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上吊自杀后不久，一些大明王朝的文臣武将就于五月初三日在南京拥立崇祯皇帝的堂弟福王朱由菘为监国。而仅仅是几天之后的五月十五日，又更是拥立其为皇帝。于是，由于南明政权正式形成并开始了运作，因此大明王朝的血脉也就得以了延续。而同年的八月，另一位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献忠也在四川的成都登基称帝，同样也建立了一个国号为“大西”的汉族人政权。因此在崇祯十七年这一年的甲申年中，在原大明王朝的故地上，就同时存在着三个汉族人的政权。因此，造成汉族人“种族的悲剧”这个责任，至少也就不应该让李自成一个人去背负了。
南明王朝的建立，由于是对大明王朝的继承故而不仅顺利地占据了大明王朝的大部分故地并接管了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而且大明王朝的原有军队，也基本上被其继承了下来。而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有两支。一支是由驻徐州的高杰、驻寿州的刘良佐、驻庐州的黄得功和驻淮安的刘泽清四位总兵所统领的“江北四镇”，另一支则以左良玉为统帅而驻扎在武昌。而南明王朝的这些军队，仅左良玉所部，兵力就多达二十多万人。与满清王朝的满、蒙、汉八旗和吴三桂这个新汉奸的兵力加起来，大致上旗鼓相当。
满清王朝入关之时，由于其最高军事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准确的判断出了关内地区的三支军事政治势力中以李自成所部的力量最为强大。因此这才置南明政权的存在于不顾，而始终是集中力量对李自成所部穷追不舍，以不给其喘息的机会。直到一六四五年春季将李自成所部的主力消灭殆尽之后，这才分兵攻略南明政权和张献忠所占据的江南与四川。
从甲申年五月十五日朱由菘正式登基称帝，到次年的五月十五日朱由菘逃离南京而众多大臣献城向清军投降，南明政权在南京整整存在了一年的时间。然而就是在这由于清军苦苦追赶李自成而留给南明政权的至关重要的一年时间里，朱由菘非但没有去用来励精图治，反而却及时行乐，整日的花天酒地。而南明政权的那些文官武将如马士英、阮大铖、高杰、刘良佐、钱谦益之流，则不仅也是跟着朱由菘及时行乐、嫖娼狎妓、抢男霸女，而且还更是热衷于争权夺势、尔虞我诈。特别是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为了争夺所谓的“拥立”之功以控制南明政权。在满清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却竟然以“清君侧”的名义兵发南京，从而挑起了南明政权的内讧。清代康熙年间，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就是根据南明政权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那些众多的奇闻异事，写出了《桃花扇》这部著名的历史剧。
左良玉为山东临清人，生得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少年时投入军营，此后长期征战在辽东，直至官拜都司。明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左良玉被调到关内镇压农民起义军。在与农民起义军的长期作战中，左良玉因军功卓著而屡屡升迁，最后官拜太子少保、平贼将军并封为侯爵，率军驻节武昌。
左良玉由于曾经长期征战在辽东，因此对满清八旗兵的战斗力不可能不了解。当年大明王朝倾全国的军事力量，尚且还不是八旗兵的对手，那么在满清八旗兵已经入关且将李自成所部大部分消灭而整个南明政权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左良玉能以本部之力就战胜满清的八旗军而保全自己吗?在保全不了自己的情况下而挑起内讧，只能说明左良玉已经想好了退路。这个退路，就只能是降清而当汉奸。而只要控制了南明政权，那么在降清时就能送上一份更大的见面礼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左良玉这才要“清君侧”。尽管左良玉由于早死而不仅没有能够掌控南明的政权，而且也更没有当成汉奸。但是左良玉不能说出来的这个想法与愿望，还是由他的儿子左梦庚代他实现了。
一六四五年三月，左良玉传檄讨伐马士英并从武昌启程顺江东下。而马士英同样不示弱，急令史可法掉防御清军的黄得功等部回南京以迎战左良玉。在离开武昌之前，左良玉把武昌城里的青壮年男子六十余万人全都裹挟到了他的部队中，从而把队伍扩充到了八十多万人。然而等左良玉的大军到了南京附近草鞋峡的时候，却被黄得功等部击败。于是，左良玉不得不退守九江，八十万大军也溃散得只剩下了二十多万人的老部队。羞愤之中，左良玉于四月初四病死在了九江。左良玉死后，他的部将们推举他的儿子左梦庚继续统领他所留下的这支队伍。
一六四五年的农历正月十二日，在八旗兵的猛攻之下，驻守潼关的李自成的重要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潼关失守后，李自成眼见关中不保，于是便撤离西安向湖北和湖南、江西一带突围。尽管李自成此时已经没有了多少兵马，但八旗兵却仍是穷追不舍。此后在武昌和九江等地的几场战斗中，李自成所部几乎被八旗兵消灭殆尽。而至于李自成本人，却竟然屈死在了那些乡勇的手中。
满清八旗兵追歼李自成时所表现出来的凶悍，吓破了虎将之子左梦庚的胆。因此在与满清八旗兵还未经一战的情况下，一九四五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左梦庚便率所部二十多万人的大军投降了满清。
就是由于有着同左良玉一样的想法，所以南明政权其他的那些文臣武将才会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仍然还争权夺势不止。后来，当清军兵临江南的时候，“江北四镇”中除黄得功力战而死，高杰被另一个降清当了汉奸的南明军总兵许定国谋害外，刘良佐和刘泽清两人和高杰的部将李本深、杨承祖、李成栋、胡茂桢与黄得功的部将田雄、马得功等果然都率部降清而当了汉奸，从而提前上演了一场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的“降将如毛，降兵如潮”那样的历史耻辱剧。
而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的社会环境里，长久以来，那么多的中国人之所以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去当汉奸，完全就是由于有孔子“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强大心理支撑，从而才使他们能够轻松地跨越自己心理上的这道障碍。因此凡是接受儒家文化越是深的人，当汉奸的时候也就越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而除了上述这个心理上的主观因素之外，那么多的中国人之所以会去当汉奸，还有由于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而造成的大多数的中国人由于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从而没有形成通过事物的表象，就能看透事物本质这样的预见力而防患于未然，从而又造成了只有事到临头时才不得不为之这样的客观因素。
就在满清八旗兵追歼李自成的时候，南明政权进士出身的大学士马士英、王铎和兵部尚书史可法等，都主张南明政权应该采取“联虏平寇”的政策，联合清军共同消灭李自成和张献忠。特别是号称明朝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左都御史刘宗周，更是建议应该效法申包胥哭秦庭的做法，以恢复大明王朝。
像马士英、王铎、刘宗周和史可法等这样的儒家文人，一个个不仅都荒唐无知得到了如此的程度，而且更纯粹就是“记吃不记打”的典型。在汉民族的历史上，不只北宋联金灭辽却被金国灭辽后所灭，南宋联蒙灭金又被蒙古灭金后所亡的历史遗恨殷鉴不远。而仅是在此之前发生于崇祯二年、崇祯九年、崇祯十一年和崇祯十五年的满清八旗兵的四次入关，就造成了几百万汉人被杀被掠、无数生灵惨遭涂炭的惨痛教训，更是近在眼前。然而就是如此众多、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却根本就没有使这些人增长一丁点的历史智慧，因此这才会天真地想着要“联虏平寇”。
由于儒家文化中始终没有形成民族的概念和意识，因此汉族人也就只形成了忠君的传统和美德，而却没有产生爱国的概念和观念。因此这才只形成了“家仇”的概念，而却没有产生“国恨”的意识。而在一个与周边的夷狄、尤其是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战斗、,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被游牧民族侵略了两千多年的人群的文化中，却竟然始终没有自发地形成民族的概念和国家的意识，这实在是咄咄怪事。而对于儒家文化的这一巨大缺憾，至今仍有一些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却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包容性，才使汉民族成为了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精神的民族。与一味地排外相比，包容当然是一种美德，然而不用说只有在与对方的对比或是对抗中具有优势，但最起码也要在能够自保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包容，才能算是真正的包容。在对手的刀剑或威势的逼迫下，是绝不可能产生什么包容的。林冲放过了调戏自己妻子高衙内的那种行为，能算得上是包容吗?汪精卫在日本兵的铁蹄还正在践踏着我国国土并蹂躏着我国人民的时候所宣扬的那种中日善邻友好、经济提携，也能算得上是包容吗?和曾经与自己只不过就是有过睚眦之怨的人“相逢一笑泯恩仇”，那的确不愧是包容;而与杀害过自己父兄的人也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推杯换盏，这也能算是包容?因此，当今每一个血性而智慧的中华男儿，绝不应该再以包容来掩饰自己曾经的懦弱无能以及所曾经遭受过的一切屈辱，尤其是绝不应该再以包容来掩饰那“记吃不记打”的典型弱智了。
美国的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历史尽管不会重演，但却总会发生惊人的相似。”
马克•吐温由于是一位外国人，因此他所指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然而对于我们中国，历史已经不只是“总会发生惊人的相似”，而且简直就像我们的纪年方式一样，总是在不断地轮回。因此我们中国的汉族人，这才普遍相信会有“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必有恶人欺”这样的报应存在。
近年来，由于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持续升级，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得出了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一个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又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呼吁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一定要慎言中日冲突的问题，更不可轻易言战，以免改革开放这第三次现代化的进程再被日本打断。可是对我国的这些专家学者的如此态度，日本人却并不领情。于是在二○一二年，日本又以钓鱼岛国有化这种闹剧的方式，再一次加紧了对我国领土钓鱼岛的抢占。然而由于我国政府、尤其是军方对日本抢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行为不敢做出强硬的反击，因此这才迫使我国八十多个大中城市的老百姓自发地举行了抗日大示威。看来，我们中华民族又要再一次走上不分工农兵学商和男女老幼这样简直到了令人万分悲愤的抗日征程了。
日本人屡屡欺辱我们的底气从何而来，除了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外，主要的就是由于我们自己就像在当年的洋务运动中把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从“自强”调整为了“求富”那样，再一次把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从毛泽东时代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为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奔小康”。甲午战争的惨败，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就是如今的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那第一次。而对于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之所以会遭到如此惨败的原因，尽管有许多人总结归纳出了许多，但是归根结蒂，就是由于儒家文化当道才造成的。就是由于儒家文化所主张的那种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仁政”和“富民”的这种传统，所以才使得满清王朝和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把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在洋务运动到了中期的时候，从“自强”调整为了“求富”。而正是由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从“自强”调整为了“求富”，于是这才严重影响了国防建设，于是这才导致满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了惨败。因此满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是儒家文化的失败。这一点，只要通过甲午之年对甲申之年的回望，立刻就能一清二楚了。
当洋务运动进行到了中期的时候，不仅我国的近代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更是也有二十多年没有挨打了。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儒家文化沉淀在我们中国人骨髓里的消极因素又开始发挥作用，我们中国人在战略上短视的毛病和极端利己的思想又显现了出来。于是改善个人生活，追求生活富裕的要求又开始高涨，我们中国人再一次犯了“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这时已经成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李鸿章也变得小胜即骄，于是便顺应一些人的要求，开始调整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把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向从初期的为防止挨打为目的的，以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的“自强”，调整为中期以后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求富”。因此，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到“甲午战争”失败为止，历经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前后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前期是以防止挨打的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目标是“自强”;后期是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建设为主，目标是“求富”。可惜好景不长，在洋务运动的发展目标调整为“求富”的十几年之后，我国和日本两国之间就爆发了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我国遭到了惨败。因而在“求富”路上走了不远的洋务运动，也就此倒下。我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就这样被日本打断了。
我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挨打吗?而能够被别国所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也算不上是现代化进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而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算不算是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又有谁能够打断?又有谁敢来打断?因此，如果我国在与日本的这两次战争中全都获胜或者是获胜得轻而易举，那么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还能被打断吗?特别是不轻易言战，就能避免遭受侵略吗?我国历史上所遭受的那些侵略战争，哪一次是因为抗战抗来的，还不都是退缩忍让而来的吗?所以就连唱歌的都懂得这个道理：“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
从一八九四年到二○一四年，随着我国传统的纪年方式已经走完了它的两个甲子轮回。随着儒家文化也经历了一个从“打倒孔家店”和“批林批孔”，再到国学热这样的轮回。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途径，也完成了一个从“自强”到“求富”，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奔小康”这样的轮回。而我们中国人民，也又要开始了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再到不得不男女老少齐上阵去保卫钓鱼岛的这样一个历史轮回。
不管是甲申之年，还是甲午之年，中华大地上都渗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而留给后人的，也更是耻辱和“种族的悲剧”。甲申与甲午这两个逢甲之年，中间相差正好二百五十年。而这个数字对于满清皇帝和那些王公大臣、贝子贝勒、文官武将们来说，可谓是绝佳的讽刺了。
“二百五”一词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数字概念，而是指那些傻头傻脑、说话不正经、办事不认真、记吃不记打的人。满清以一个人口只有百万且还处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野蛮部落就能征服并统治人口多达几千万的汉族人，完全就是由于汉族人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像马士英和刘宗周那样的“二百五”太多的缘故。可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放着汉族文化中像墨家文化那样的精华不选，却偏偏对儒家文化这没用的东西钟爱有加，因而这才使自己也变成了“二百五”，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像在甲午之战中遭到惨败那样的挨打。而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所以也失败迅速，表面上看似由于迅速腐化的这个政治原因，但实际上也同样是由于文化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尽管李自成本人读书并不多，但是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大环境里，李自成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尤其是那个深受李自成的信任并被授予了重权的举人牛金星，虽然还未开府拜相，但自从进了北京之后，便忙着“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和“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在牛金星的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有“太平宰相的风度”，而且还更有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人生追求。而正是儒家文化所营造出来的充满了我国特色的“宵小包围”这个政治现象和“屠戮功臣”的这种人文环境，因此这才导致了大顺军的迅速失败，这才导致了由李自成的“个人的悲剧进而又扩大到种族的悲剧”。
郭沫若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种族，应该是指民族。在《甲申三百年》一文成文时，由于种族和民族等这些名词传入我国不仅才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而且概念还更是界定的不很清晰，故而这才会经常发生混淆。
把民族和种族的概念和意识引入到我国的，孙中山先生可以说是我国近现代大人物中的第一人。然而在当时的我国已经跌遭西方殖民者入侵，尤其是正在遭受日本人野蛮入侵的情况下，孙中山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和意识引入当时的我国，却不是、最起码主要不是为了通过弘扬民族意识来唤醒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拯救苦难中的中国，而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为此，孙中山还专门成立了兴中会这样一个反清组织。
为了能够聚集起推翻满清王朝的力量，身为汉族人的孙中山不顾汉、满、蒙、回、藏等几十个民族的人民在同一个国家政权下已经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即成事实，不顾汉、满、蒙、回、藏等几十个民族正在共同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及日本人侵略、欺压和奴役的苦难与屈辱，不顾中华民族正在形成的这一客观实际，而在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与意识等引入我国的过程中，不仅认为只有汉族人才是中国人，才属于中华民族，而且还更是拼命鼓吹满清统治者在历史上对汉族人所犯下的那些罪恶，以煽动起汉人对满人的历史仇恨从而参与到推翻满清王朝的现实斗争中来。因此孙中山先生在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与意识引入到我国的过程中，也挑起、制造了新的国内民族隔阂，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此不仅导致了像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央政府和英印殖民政府签订了《西姆拉条约》那样严重影响了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入侵进行反抗的事件的出现，而且还更是遗祸至今。
从曾经不仅积极建言改革，而且为了建言改革还更是不远千里而北上天津上书并求见李鸿章的这个举措上看，孙中山原本还是认同了满清王朝对他所认识到的那个中国的统治的。然而在个人的政治抱负受挫之后，孙中山却不顾当时的我国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日本的侵略和挑唆下而面临国土的不保、国家的分裂的情况，却不仅翻脸比翻书还快地马上就要借助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王朝，而且还更是要把鞑虏开除了中国的国籍和中华民族的族籍。幸亏当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没有成功，否则，我们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早就四分五裂了。然而尽管如此，随着武昌起义的发生和满清王朝的逊位，终究还是导致外蒙古脱离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扬长而去了。
对不管是在殖民主义列强和满清皇室联合统治下的那个衰朽的封建王朝，还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下的那个苦难中国，无论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主张变法维新的保皇党，还是毛泽东领导的要坚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都主张、而且也始终都在坚决进行有破有立。而只有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却是只管破而不管立。因此孙中山在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之后的第五天，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要以全盘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这样的方式，来抢夺还业已存在的满清王朝的“债务”。而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在英美苏等世界强国的面前，更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站立起来过。
对于既全盘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而又要推翻满清王朝的这种做法，孙中山当然会把它狡辩为是为了拯救中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点，也能够得到大多数汉族同胞的认同。但是对于国内的那些少数民族来说，也当然有理由认为这纯粹是孙中山个人的政治野心。特别是由于孙中山在于一九二三年对他的”三民主义“重新作出解释之前而对民族主义所作的像“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的莫大耻辱，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需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为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样的一再阐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令国内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将其视为是汉族人吞没自己的野心并对此而感到恐惧，也从而会对汉族人产生严重的隔阂与防范心理。武昌起义发生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只是号召西藏人民驱汉而并没有去满，也不能说就与孙中山一再鼓吹他的那种欲图效法美国而由白种人强制同化其他种族及民族的民族主义无关。
当时的汉族人尽管已经有了四万万，但是汉族人传统的生活区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却也只占当时我国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在当时英国正在制造西藏脱离中国，在沙俄已经将外蒙古成功地分离出去而内蒙古的王公们又誓死效忠清室，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又共同觊觎新疆，在俄日两大帝国主义列强又瓜分了东北权益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那支汉族革命力量由于不仅根本就没有能力和胆量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而且就连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的这个能力也都不具备。因此为了既能推翻满清王朝，又能继承它的全部领土和主权，所以孙中山等也就只好在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的仅仅第五天之后，便在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以全部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这种极其无耻的方式，向西方列强和日本摇尾乞怜，以期获得列强对自己的承认和保全最起码也能像满清王朝那样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幸好在武昌起义之后从满清王朝到中华民国的政权更迭过程中，由于满清王朝、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和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力量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并造成了均衡。特别是由于在这几支力量中虽然实力很弱，但是正统的道义力量却最大的满清王朝的主动退位而化解了这些矛盾，从而这才使满清王朝的国家主权，尤其是除了外蒙古之外的国家领土的基本完整，顺利地传递到了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那个中华民国的手中。为此，就连曾经誓言要驱除鞑虏的孙中山，也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言不由衷地也盛赞决策了满清王朝逊位的隆裕太后为“女中尧舜”。
就在孙中山和章太炎、汪精卫等人为了“革命排满”而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和只有汉族人才是中华成员的时候，不仅与孙中山和章太炎、汪精卫等人同是汉族人，而且还更是因为主张变法维新而与孙中山等人一样被迫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杨度等人，却不仅创立了将当时中国的所有民族都包括在内了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且还更是坚定地主张“保皇”并就“保皇”与“革命”的问题而与孙中山、章太炎和汪精卫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从以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看，康有为、梁启超和杨度等人的见识，远在孙中山和章太炎、汪精卫等人之上。对于我们这个不仅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且人口众多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占据的传统生活领域较小，而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占据的传统生活领域却又较大的国家来说，康有为、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所坚决主张的“保皇”，绝不是单纯地为了保住满清皇室。而是为了通过“保皇”的这种方式，来保护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压和奴役的我们中华民族，保护住我们的代代祖先一路血战前行才开辟并传承下来的这片国土。而也只有因为如此，所以梁启超才会坚决拒绝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来出人、出钱、出枪帮助他推翻满清王朝的建议。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后来抛弃了他过去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而重新阐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但是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之后，由于为了通过美化孙中山而来美化自己，从而开始了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肆伪造与篡改，因此这才不仅造成了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尤其是造成了我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严重扭曲与混乱，不仅造成了康梁等人在此问题上蒙冤百年，而且还更是导致后世的我们这些中国人在认识、看待和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上，有很多都像胡耀邦那样陷入了长期的错乱与迷茫，以至于酿成了藏独和疆独等民族分裂势力的死灰复燃。
只有在对历史能够进行如实的记述和能够做出正确总结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正常的历史文化和真正的历史智慧。而只有具有真正的历史智慧，才能产生高度的现实智慧，才能够正确地解决和处理现实中所出现并必须要应对的那些复杂问题。儒化后的汉人之所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都未能彻底有效地解决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儒家文化出现了问题或是存在着不足。因此只有在批判林彪的同时由于又找到了儒家文化这个导致林彪错误的产生根源因而又敢于批孔的毛泽东，才能够在群狼环视的国际环境里，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问题。而今毛泽东思想刚一丢弃，儒家文化刚一复活，我们中国人在面对和处理外来侮辱与外来威胁等这类问题上，也就只剩下左支右拙了。
尽管是现代中国成就非常显著的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化大师，但是由于非常热衷于政治并更是热衷于以学者之身去参与政治，因此郭沫若先生在总结分析李自成的大顺军迅速失败的原因时，才会更多地从政治而不是从文化的层面去进行解读。而如果换做是思想家鲁迅先生的话，那么对不管是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明王朝，还是刚立国的李自成的大顺王朝的覆亡的原因，更大的可能就是要从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导致国民性形成的民族文化这方面来入手了。因为文化的腐朽不只是导致我们总是挨打的根本原因，而且就连政治腐败这个问题的本身，同样也是由于文化腐朽才造成的。就是用为儒家文化的腐朽，所以甲申之后才又有了甲午。没有甲申，何来甲午?有了甲申，必有甲午!甲午已经来了，甲申还会远吗?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