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令人觉得颇为奇怪的现象，对宋子文的淫乱生活的蛛丝马迹的透露，大多数不是来自于宋子文的传记，而是来自于特务方面资讯的零散的牵带。
在《四大家族秘闻》(陈风著，团结出版社2008三版。一本国内拼凑的内容简单的传记，但却重版达到三次)书中，第153页，提到宋子文与戴笠之间的关系时，写到了戴笠如何担任了拉皮条的角色，为宋子文介绍了一个嫖宿未成年少女的机会。从这一段记载来看，今日中国方兴未艾的官员们玩弄幼女的风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如雷贯耳的前辈。当在最近的报章中看到中国中小学的女生宿舍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期堵住那些出没在校园围墙外边的如狼似虎的叔叔、爷爷们的贪婪的色欲的魔爪的时候，我们不知是感到“大灰狼与小红帽”的童话其实并不是童话，还是感到人性的阴暗，已经让童话都望尘莫及。
让我们引用一下《四大家族秘闻》一书中的记载：
“宋子文和杀人魔王戴笠套上了近乎。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军统特务骨干唐纵在1944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他对付宋子文的办法，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16岁献给宋。这位年轻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
该书中的这一段章节《一生六次遭刺杀》也是在网络上被大肆传抄的一部分，但关于宋子文玩弄幼女的具体细节，除了唐纵的这一件孤证之外，却没有找到另外的更为详细的资料。
查了一下唐纵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4页，下面还有一小节：“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小姐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
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感叹历史的孤悬一线的危险性，如果唐纵的日记不是在解放后被中共一方收缴，那么这一段历史的秘闻，只能藏之腹中，永无出头露面之日。
当然，这带来的好处，就是可能为那些给宋子文洗白的后来者包括教授学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可以重砌墙、另打桩地篡改历史了。
在杨者圣所著的《特工王戴笠》一书中，对宋子文的花花公子行为也作了较为详细的顺手牵羊的描写：
“宋子文一身花花公子习气，吃喝玩乐，十分在行，且‘洋’味十足。……宋要玩女人，其夫人张乐怡对此管束甚严，每有外室，被夫人发现后必大闹一番。戴常常于中帮助宋妥为处理，减少麻烦。一次，宋在外金屋藏娇，与中国银行一个22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此事被张乐怡查获，立即率领一卡车的‘人马’，杀气腾腾地前去捣毁。戴从宋家的警卫人员中预先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派沈醉用轿车将宋的‘外室’送至成都金河街戴公馆藏匿起来，为宋立了一功。”
这一段典故来自哪里?既然其中点到了沈醉，那么，在沈醉事无巨细的多卷本回忆录中一定不会漏掉这一段绯红色的历险传奇。
果然，在沈醉口授、由其女儿整理成文的《魔窟生涯》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章回小说的笔法，描写了沈醉如何听命戴笠的指令、开车接上一个极标致的年轻姑娘的经过。
姑娘上了车，沈醉问她的身份，终于撬开了姑娘的嘴。
书中写道：
“她刚二十二岁，在中国银行当职员。后来被宋部长看中，做了他的外室。宋的大老婆得知此事后，几次都要带人来打她，砸她的家。前几次没找到她的住处，可是这天早上，宋子文打电话告诉她说，他的老婆已经知道了她的住处，正要带一批人去找她。她说，她上车以后，迎面遇到的那两辆车，正是宋子文老婆带来打她的人。所以她特别惊慌，深怕被认出来。”
沈醉接下来写到，他奉命将这个女子送到成都戴公馆去，路上，车出故障，在内江的一个高级旅馆里住了下来，这个姑娘夜里哭泣，说她提错了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宋子文买的布娃娃与玩具，而她准备的换身衣服却留在了屋里。沈醉哄了许久，姑娘才破涕为笑。
从这段描述来看，宋子文是把这个姑娘当成小孩子来看待的，比如玩具与布娃娃，这是一个幼女才需要的心灵慰藉的东西。男人用物质打动女人，然后攫取女人的灵魂。联想到后面宋子文对容太太16岁女儿的兴趣，可以看出，宋子文有着较为强烈的恋童癖倾向。而联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发现这竟然成了官们的一种共性的通病，其中原理值得医学家与社会学家去深究一下。
这一年沈醉28岁，按他出身年月推算，此件抓奸事应该发生在1942年。
但是，在另一本由杨晖编著的《军统魔王：戴笠》一书中，则对此事有着不同的记载：
该书286页：“宋子文喜欢玩女人，他喜欢妓女，也喜欢漂亮的女职员，反正他有钱，女人有的是。但他的夫人对这事管束得极严。戴就利用手下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优势，给宋及时通报消息，让宋子文放心大胆，无所顾忌，为宋减少了很多麻烦。
1939年夏，宋子文又在外面金屋藏娇，和中国银行一个年方20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他的夫人知道了，立即带了一群人马，杀气腾腾前去捉奸。
戴笠预先从宋家警卫员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来不及先向宋子文打声招呼，就自作主张，派人速去用轿车将宋的“外室”抢先一步送到成都金河街戴公馆内藏起来。宋知道后，感激万分，更将戴笠视为自己的密友心腹。”
另提一句，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与1996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游国立、席晓勤所著的《戴笠全传》很多章节的内容、人物描写对话风格完全一样，按时间出版先后，应该是抄袭自吉林版的那一本书。只是该书中多了一章《势利交友》，是吉林版里没有涉及的。可见，这段资料是来源另一个渠道。但是与杨者圣的那一本书，在时间上又有所差异。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都可以到了相互打架、错舛百出的境地，一个史实不经过考证一下，很难让人信服。再顺便说一句，关于戴笠的传记，虽然林林总总有十几种之多，但内核上可以归纳出三四种左右，大多数内容是相互抄袭，结构相同，对话相同，几乎很难让人觉得有什么可信的感觉。这反映出，中国当代的造史运动，正在产生出众多的垃圾及相互矛盾的疵品。
而在这些造史的垃圾中，更有一种出于不可告人动机与目的的“洗白”运动。一些失去人格立场的学者教授承担了这一“洗白”运动的主角。
比如，在宋子文研究中，有一个颇为突出的人物，名叫吴景平，他对宋子文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多少资料，但是在结论上，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他的著作的嬗变中，可以看出，宋子文从他的笔下的一个丑角，已经成为光彩照人的“神”了。
吴景平何许人也?在复旦大学2008年出版的一本《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有其人的简历：吴景平，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上海市人大代表。
职位不可不显赫，但他对宋子文的研究，用鲁迅的一个定义来描述，可以说是朝令夕改，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在其1992年出版的根据其博士学位论文改造而成的《宋子文评传》中，他基本按照当时正统的立场与观点，认为宋子文是一个负面角色：他在后记里写道：“以往称宋子文是‘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在40年代末宋又被列为‘内战罪犯’。笔者认为，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本书稿便是力图以较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来充实、深化上述结论。”
但在《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一书中，宋子文的所谓罪恶只字不提了，而吴教授的好处是，就是宋的后人，给他提供了众多的未曾见过的资料，让这本书变成了一部摄影集。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却成了一本照片图集的文字撰写者，这不知是教授的进步还是倒退?但显然，吴景平很得意自己掌握了这些第一手的照片资料，但照片能反映出历史后边的淫乱与贪婪吗?
为配合这本书的出版，《外滩画报》提供了更多的吴景平的幕后消息。在这本杂志的报道中，透露：“2005年以来，吴教授曾三赴胡佛研究院，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些新公布的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宋子文是真正的爱国者’。
吴景平说话的口吻与宋的后人的口吻是完全一样，或者成了宋的后人的传声筒。他力证“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在这里，吴景平与宋家的后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一书中拥有30多亿美元资料资产的说法。认为宋的财产根本没有这么多。
但是吴景平提出的证据，只是宋子文到美国后家庭的拮据，遗产只有500多万元这些表面的现象。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的相反的证据，来驳倒《宋家王朝》中透露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当年令联邦调查局在暗查宋家财产时所得到的耸人听闻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中，杜鲁门说宋家贪污了美援的大部分。
如果吴景平对资料的掌控能力没有比联邦调查局做的更深更透的话，那么他为宋子文“洗白”未免做得太轻率，或者叫太早了。
事实上，宋氏后人也即宋子文的女儿积极为其父进行亲情化“洗白”，但是，她并不是历史中人，她说过，她对其父亲的了解，还不如吴景平教授了解得多。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宋家后人出于亲情的关系以及对历史真相的缺乏了解，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而中国的一个教授却迫不及待地投靠上去，按照这个家族后人的思维方式与主题思路，来罗织有利于这些后人需求的资料，然而，这些教授却丧失的是对历史的真正的负责任的精神。
而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当代学界哗众取宠、没有掌握实证资料，仅仅根据想当然的需要，臆图改变历史定评的一种恶劣的学风。
这些学者只有使中国历史留下更多令人不解的疑点，使本来就搞不清楚的历史记载更加混乱不堪。这就是他们“浑水摸鱼”的伟大功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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