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居正入阁以前的历史背景
——嘉靖时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
一个人既生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下，又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个时代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张居正的前三十年生活在嘉靖年间，他的成长离不开这个历史环境。隆庆的六年他进入内阁学习，以徐阶为师。他一旦进入这个时代的政治中心，便要继承遗产，解决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各种问题。
(一)嘉靖帝对道教的迷信和严嵩擅权
嘉靖在位的时间很长，有四十五年时间，终年是六十岁。嘉靖时期，由于之前的正德年间出现了如刘瑾这样专权的一批宦官，所以嘉靖执政对宦官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明史·宦官传》称：
“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
嘉靖帝朱厚熜是万历的祖父，他是明宪宗的孙子，武宗没有儿子，于是兄终弟及，由他继承皇位。他即帝位的时候只有十五岁，共在位四十五年。《明史·世宗纪》在他的赞语中有这样几句话，说他“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以后四十多年的统治就不一样了，“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这一段话说明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明朝的统治是在走下坡路，矛盾大体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这个人崇尚道教，迷信长生之术，各种各样的祭天地的活动很多，宫廷营建繁兴，因此而使府藏告匮。
他相信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明史·佞幸·邵元节传》称：
“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征(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迭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
当时在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还在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举行斋醮，这个斋醮，即现在道教所谓的拜道场。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邵元节病重以后推荐陶仲文替代自己。嘉靖帝对朝政大事不闻不问，要四岁的太子监国，自己专事静摄、求长生。当时他信奉的道士有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等，以烧炼符咒为事。陶仲文创二龙不相见之说，他因而二十多年不立东宫太子。海瑞上疏谏世宗，讲嘉靖“一意修玄”，“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驰矣。”“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尽也。谓‘民穷财尽，靡有孑遗’也。然而内外臣工，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陛下误为之，群臣误顺之。”这是指群臣以进青词取宠于世宗。海瑞还说：“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至谓天赐仙桃、药丸，怪妄尤甚。”疏上，这个奏疏，便是后人所谓的海瑞骂皇帝，只是话讲得直率一点，让嘉靖下不了台。嘉靖因此而大怒，逮海瑞下狱，不久嘉靖服道士王金的丹药而死，穆宗即位以后，才释放海瑞。
二，嘉靖执政的四十多年，严嵩擅权便长达二十余年。世宗中叶，内阁主要是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争夺首辅权位。先是夏言受世宗宠信，“初，言撰青词及他文，最当帝意”。(《明史·夏言传》)青词要中意，都必须与世宗宠信的道士相结纳，青词合不合意，都在这些道士的口中。而严嵩的起家，也是靠写《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一类阿谀奉承的文章而受到宠信。论科第，是嵩先言后，在内阁的地位，是嵩下于言。嵩始事言谨，史称嵩无他长，“惟一意媚上”。他入直文渊阁时已年逾六十，还是卖力不异少壮，“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其子)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嵩妻欧阳氏死，世蕃不得入直代嵩票拟了，因而“嵩受诏多不能答，值其(指严世蕃)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而严嵩之所以败，还是道士蓝道行通过扶乩实现的。有一次世宗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世宗因此决定罢去严嵩。御史邹应龙通过内臣得到这个消息，于是上疏劾严嵩罪状，世宗放严嵩还乡。严嵩所以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儿子作恶太多，史称：“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结果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汤数十亩。”(《明史·严嵩传》)后来严世蕃被邹应龙劾戍雷州，最终被斩于市，“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两百余万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过了二年，严嵩老病，死于寄食之墓所，那一年严嵩八十六岁了。
明世宗在经济上的挥霍无度，《明史·食货志六》称：
“(世宗)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泽、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西边境，遣使觅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按：《食货志三》讲到嘉靖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余万两，续收积存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仅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所有入内库的皆是皇室的用途，这是隆庆以前宫廷消费奢靡的状况。)于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硃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
这些各色宝石的采办，都是中官借以中饱私囊的途径，整个宫庭是一个庞大的永无止境的消费集团，国家的财政怎么会不匮乏呢?
(二)嘉靖时期内阁的情况
严嵩败，徐阶代嵩为首辅，徐阶本来是夏言推荐的，通过替世宗营建万寿宫得到宠信，“帝以嵩直庐赐阶，阶榜三语其中，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于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明史·徐阶传》)徐阶执政，已是世宗晚年了，世宗因为服方士王金的丹药，发病而死。徐阶是从嘉靖到隆庆过渡性人物，《明史》把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的传列在同一卷，有它的道理，徐阶是承上启下者。从政见上看，这三个人还是一脉相承的。
明世宗生了八个儿子，成活的是第二、三、四这三个儿子，其他未满周岁便夭折了。立为太子的是世宗第二子，生于嘉靖十八年，四岁时立为皇太子，世宗想专事静摄，要皇太子监国，未成。二十八年，皇太子十岁时行冠礼，过了二天便去世了。此后世宗因道士陶仲文言二龙不相见之说，所以就不立太子。第三子载垕与第四子载圳，在嘉靖十八年分别封为裕王和景王，依次序载垕当为太子，高拱与张居正都曾经是裕邸的讲读。世宗后期，严嵩与徐阶都关注高拱和张居正，按照传统在世宗去世以后，穆宗即位他们都是未来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在嘉靖末年便让高拱与郭朴拜为文渊阁大学士，而张居正成进士考选庶吉士时，徐阶便器重张的才识。世宗后期，高拱是国子监祭酒，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以后一起在裕邸为讲读。张居正在裕邸为侍讲学士，领院事，而高拱则掌詹事府事，高拱与张居正二人始终是同事。徐阶任首辅时，先引高拱入阁，接着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的地位高于张居正。世宗去世时，徐阶约张居正一起“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世云。”(《明史·徐阶传》)然而这件事高拱没有参预，引起高拱对徐阶的不满，故从嘉靖到隆庆这五十一年间，内阁诸臣之间因权势而起的纷争始终没有终止过。
(三)嘉靖时期南方的海外贸易与倭寇问题
嘉靖年间的边疆问题，在南方主要是倭寇没有处理好。事件起于日本诸道在宁波市舶使争贡，原来是宗设先至，端佐后至，端佐通过鄞人宋素卿贿市舶太监，先验端佐的货，后验宗设。市舶使司设宴时，又让端佐坐在宗设之上。这样引起二批贡使的自相残杀，而市舶太监又暗中助端佐，兵力是宗设强，于是宗设便杀掠沿海备倭诸兵众，故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从明代设置市舶司的经过，可以知道明王朝对海上贸易认识的不足。朱元璋设置市舶司的时间很早，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平定张士诚以后，便在太仓及黄渡设置市舶使，其实太仓是苏松地区最早的出海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黄渡设市舶使，同时在泉州、明州、广州设市舶司，接受日本、琉球、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的朝贡贸易。各国的朝贡都有期限，一般是二年一次，日本是十年一次。朝贡是形式，贸易是本质，前来朝贡的目的是贸易，除了贡品可以有丰厚的赏赐，还带着商品前来贸易。那时明朝进口的主要是白银，出口的是茶、丝织品、瓷器。那个时代海盗多，商船也带有武装，有时海商与海盗很难区别，处置不好，往往在沿海引起纠纷。
明廷不是疏导海上贸易，反而停止市舶使，于是海上贸易成为沿海的私人商贾贸易，由贸易纠纷引起海盗杀掠，海盗与日本浪人结合起来成为一股又一股海上的势力，引起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于是派朱纨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及福建沿海，朱纨采取禁海的办法，侵犯了海商的利益，海商亦朝中有人，朱纨因而受到御史的攻击，故朱纨有云：“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问题出在明代对海上贸易不是积极疏通管理，而是消极禁海的办法，结果朱纨被劾后停职自杀，海盗的势力因而坐大，海商变成了海盗。嘉靖三十一年，浙江沿海出现多股海盗势力，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在沿海以杀掠为生。有徽州人汪直，亡命海上，成为大股海盗的首领，有日本浪人参预，活跃在浙江沿海地区。此外还有徐海、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股海盗势力，在浙江、福建沿海和江苏的松江、上海、太仓等沿海地区活动。先是朝廷派王抒提督军务，巡视浙江福建沿海，虽然打败过几股海盗，但始终无法使海疆安定下来。明廷又先后派张经、赵文华前往处理江浙沿海倭寇问题，赵文华与严嵩父子相结，他建议“倭寇猖獗，请祷祠东海以镇之”。他到了浙江督察沿海军务，结果是凌轢官吏，公私告扰，民无宁日，倭寇问题更加严重。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在前方打了胜仗，他反诬张经从贼，把张经、李天宠逮京，以从贼论死。结果倭寇由沿海深入到苏常一带，最终是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把倭寇镇压下去，一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倭寇问题才告一段落。倭患自浙起，后来扩大影响到淮、扬、吴、越及闽中至广东潮州，前后有七八年时间，攻破十余城，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因战乱死伤的沿海军民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但因为战事转漕军食，天下骚动。倭寇的问题，本质上是朝廷政策的错误，不懂得如何有效管控海上贸易而激起的民变。同样是在嘉靖时期，广东的海禁政策没有浙闽那样严格，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便上疏建议取消海禁，在香山、新会、东莞这些沿海县城开放海上贸易，官方则验船抽税，然后由中国商人来船与洋人贸易。广东的官府把海上贸易视作税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后把交易的地点迁到濠境，也就是今天的澳门，作为海上贸易的交易场所。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7年)在那儿设置牙行，作为海上贸易的机构，并允许葡萄牙人来澳门租屋居住。那时对外国来华的商船征收实物税，十收二，以后用银两代替实物征收。同样在嘉靖到隆庆这个时期，广东对海上贸易的处理比浙闽要灵活一些，但这还是被动的，等待外商来华贸易，实际上浙江沿海那几股所谓海盗，若汪直、徐海、毛海峰等这几股海盗，如果采取另一种方针，招抚他们，鼓励他们向海外贸易去拓展，设法规范海上贸易，那正是一个机会。那时明王朝缺少世界的眼光，缺少向海外发展的愿望和动力，闭关自守，用镇压的办法来对待贸易问题，既措失了时机，又劳民伤财。那个时期明政府的税收，逐渐从实物转向白银，中国内地产银不多，白银是从日本、墨西哥来的，政府的支出也逐渐变成以白银为主，明政府没有认识到海上贸易的社会意义。
(四)嘉靖时期北方的边疆问题
在世宗执政的年代，北部边疆还发生过俺答汗率蒙古部落入侵京师周围烧杀抢掠之事。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汗犯大同，八月从蓟州长驱直入内地，至九月间带了大量掳掠的战利品由古北口出关而去，朝廷上下对此事震惊不已。嘉靖年间，明廷与北方鞑靼的关系始终没有处理好，北方沿长城九边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边防的费用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明初把蒙元赶出塞北以后，蒙元残余势力仍活跃在大漠南北。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北上亲征，被蒙元瓦剌部的也先围困在土木堡，五十万明军不堪一击，英宗被俘。于是也先挟英宗由大同入关，直逼京师城下，于谦组织京师保卫战，才稳定了大局。一百年以后，蒙古军队第二次入关进逼京城，大掠而去。嘉靖年间，蒙古部落最强悍的是小王子部，在东部靠近辽西地区的称土蛮，西边是吉囊与俺答二部。吉囊在河套地区，处于陕甘与宣大之间，俺答汗靠近宣府、大同地区，处于中间地带，与京师靠得最近。明王朝要巩固北方边防，势必要收复河套地区，使宣大与陕甘的防线可以互相呼应，从而保障北方边防的安全。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那时总制三边的杨一清曾提出过收复河套的设想，但没有实现。到了嘉靖年间，又有人提出收复河套巩固边防的问题。嘉靖二十五年，三边总督再次提出收复河套的问题，这个建议得到夏言的支持。次年，曾铣率部出塞袭河套地区，曾取得小胜。嘉靖帝最初是支持的，然而严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曾铣开边启战事，是误国大计，而夏言与之表里异同。于是在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夏言，逮曾铣问罪。九月间，俺答部寇宣府，严嵩以此陷夏言与曾铣，声称俺答汗是因明军收复河套采取的报复措施。严嵩与夏言是同乡，称言为先达，事言甚谨，而言以门客畜之，嵩心恨甚。河套事起，夏言致仕，而严嵩复代仇鸾草奏讦言纳铣金，交关为奸利，同时坐曾铣交结近侍律应斩，夏言与曾铣因此被处死。由此可见内阁阁臣之间勾心斗角，用心之深刻。同时明廷对北边的政策，由积极防御变为消极防御。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寇大同，那时仇鸾为宣大总兵，他这个位置是靠贿赂严世藩得到的。仇鸾采取贿赂俺答汗的办法，令俺答汗勿犯大同，由其他边关入塞。于是俺答汗由宣府以东从蓟州犯畿辅地区，这年八月俺答汗率部攻下古北口，兵锋至怀柔、顺义，大肆杀掠，长驱进入内地，京师受到威胁。蒙古骑兵直逼通州，嘉靖帝下诏诸镇率兵勤王。仇鸾以大同兵二万入援，不久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镇亦率兵勤王，但这些军队都不敢正面与俺答部较量作战。那时负责指挥作战的兵部尚书丁汝夔去问严嵩，严嵩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故下令诸将勿浪战。而军队缺少给养，纪律败坏，故京郊的百姓既受俺答部的抢掠，又受勤王边军的骚扰，而宦官中贵的园墅都在京郊，多所残毁，丁汝夔因此被弃市。九月间，俺答部前后抢掠男女牲畜、金帛财物，满载之后得意而去。俺答悉众出塞，诸师仅仅尾随其后，事后受赏的反而是仇鸾，丁汝夔、杨守谦皆蒙冤而死。这件事的起因是仇鸾以贿赂避兵，兵部尚书丁汝夔为严嵩所卖，杨守谦是无兵而使战，仇鸾则是不战而赏，世宗是赏加元恶，戮出无名。然而仇鸾也没有好结果，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曾讲到尽管仇鸾是靠贿赂严嵩父子得势，其得势以后，又“密以嵩父子贪横事上闻”，“其说几行矣，严乃结徐(阶)共排鸾。因其死，遂合谋使陆炳发其阴事，以致夷灭。而王世贞独归诛鸾之功于徐，实录中云：徐阶密疏鸾通虏误国状，上始惊收其兵权，鸾因悸死。未知何据。”可见高处不胜寒，恶人都还有恶报。由此亦可知嘉靖时期政治之黑暗。以上便是隆庆末年张居正进入中枢之前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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