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邓小平谈干部子弟教育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要完全靠自己。”前三十年我们对干部子弟的教育还是很严格的，他们经过上山下乡的考验和锻炼，他们积叠了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红二代嘛，他们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他们是在老一辈革命家耳提面命之下成长的，他们能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对工农大众还是有感情的，对党和社会主义还是忠诚的。以后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关于《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那次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殊化的问题，他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时期，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太多了，就没有多大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这样搞特殊化，不仅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家庭和子女。他说：“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所以那时中央作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他说：“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做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在这个问题上，他要求政治局同志带头，唯有这样，才能在群众面前取得发言权，干部和群众才能信任你们。现在重提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必要的，许多问题比过去还严重得多，子女和亲属干坏事的情况比过去也严重得多。
《三字经》中便讲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故养尊处优不是爱，反而是害。
诸葛亮在子弟教育上，有三篇书信，都是佳作。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很深刻的。淡泊才能明志，热衷于名利，难免狂躁害性，这个教训在个别人身上已很深刻。宁静才能致远，心静下来才能专注于学问，浮躁怎能安心读书呢!才能是从学习中来的，这个学习包括书本和实践二个方面，没有远大的志向是不可能安心学习的。这个远大志向应是为国为民，不是为个人利益。现在我们的干部子弟应酬、聚会很多，诸葛亮在另一封《诫子书》中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置酒待客，礼到以后，便应罢酒了，客人兴高的话，那也以酒饮至醉为止，但不能酒后胡言误事。他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为人要能屈能伸，无论屈伸，要能忍，不要害怕一时的淹留。要始终志存高远，不要念念不忘个人的恩怨，不要贪财吝啬，不要恋色丧志。为人方面这些起码的修养还是需要的。现在高干的子弟们，都活跃于官商二途。然而志存高远不在家族与个人，而应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前程。
故对子女的教育中，重要的是为人品德的教育。我们更要注意到在等级制度和特权观念的影响下，我们这个社会历来有“攀龙附凤”的坏传统，高干的子女，往往成长在众星拱月的状态下，自然从小便有一种优越感。父母忙着工作，也顾不上子女的教育。“玉不琢，不成器”，子女一旦长大，他们在外面干什么，父母并不都知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不论外商还是内商，要进入市场，都有一个打通关节的需要。那么高干子女便成为他们捕猎的对象，借以走捷径，唯其如此，才能谋取超额利润，这样一部分干部的子女便被拖下水了。这个恶劣的风气对党风和干部队伍是一个严重的侵蚀，问题不仅仅是如此，而是一旦落入海外大财团控制的投资公司的陷阱，成为他们的虹吸管道，借助于你大量吞食中国人民的血汗，你所得到的只是蝇头小利，而且往往让你成为外国要挟我们国家的人质，一旦不听使唤，便在海外报刊公布你们的收入和财产，败坏你父母的清白和声誉，让你里外不是人，而且往往威胁国家的安全或损害国家的荣誉。子女的就业问题，为官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果断地切割这类有损于国家声誉和利益的相关问题，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关切。所以从严管束自己子女，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项重要的任务，否则的话，你们不是背黑锅就是与之同流合污，败坏党的名声。如今作为高干子女的官二代，也应严格要求自己，什么事情都得三思而行，可不能让父辈的清名为你们背黑锅，父辈的名声和地位，不是你们用来交换的私有财产。你们应该继承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前辈为人的高贵品质，不是什么其他东西。千万不能以父辈的名声在外面招摇撞骗，否则的话，害人害己。这包括我们高干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秘书和司机。所以我们在进行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时，这也是应有的重要议题之一。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怎么会真正把我们干部当作贴心人呢?
(四)关于批判个人主义的问题
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与各种错误思潮明辨是非。听之任之，让其自由泛滥，那会搞乱人们的思想。1992年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对具体措施不要去辩论其姓社还是姓资，那是为了探路前进，不等于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放弃一切辩论。否则的话，等于放弃了我们的政治思想阵地，听任错误思潮的泛滥，那岂不误国误民，对党组织是思想上的腐蚀剂。这些年来，由于思想工作的软弱无力，已严重侵袭党的组织，助长享乐主义和贪腐之风，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和改正的一个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是靠管和卡，也不能靠以势压人，而应该是耐心地说理，以理服人。唯其如此，才能改变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表现。比如有人在报刊上公然宣扬要为个人主义作无罪辩护，扬言“个人主义在中国已蒙冤受屈半个多世纪”，主张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分割，主张人性的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张扬，把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是社会的群体性动物，任何个人不可能脱离集体和社会而孤立存在，如鲁滨逊那样在荒岛上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吗?即使是鲁滨逊，他还需要一个奴仆来为他服务。我们尊重每个公民在宪法规定范围内人身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尊重每个公民的人身尊严，但这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内，自由从来是相对的。在利益关系上，我们主张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个人，那便应该为国家、集体承担更大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到喜欢跟党闹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往往是不正派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他们奉行的原则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今天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已不仅仅是毛泽东讲话的那个时候的那些东西了，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利益，表现在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对个人奢侈享受的追逐。他们是损人利己主义者，败坏了党风、党纪和党在群众中的声誉。他们对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早已置之脑后了。我们做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如果自己不能起表率作用，那么你们口头上说的那一套又有谁会来信任你呢?共产党员所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戴，靠的是他能身体力行，不是力行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毛泽东同志还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同志这些话过时了吗?我说没有过时。这值得我们现在对照自己的言行，看自己距离这样为人，距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人还有多少差距。现在我们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党的中高级干部及其亲属违纪违法的所作所为，而且授人以柄，丢丑丢到外国去了，由此对党在人民中的威望之伤害，真可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何其多也!当我每次看到这些事，几乎抬不起头来。面对这些不法行为，我们又怎能不愤怒地拍案而起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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