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冯保与高拱的对立与张居正执政
（一）冯保与高拱的矛盾
穆宗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间去世的，穆宗的去世是突发事件，据张居正儿子张敬修《文忠公行实》的记载，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嘴歪了，口齿不清，这显然是中风的症状。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张居正也抢前去扶住。然后穆宗入宫，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穆宗斜躺在卧榻上，皇后、皇贵妃、皇太子在御榻的左边，三位大学士在御榻的前边，由内侍冯保宣诏：“朕嗣统六年，偶得此疾，遽尔不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功在社稷，万世不泯。”次日，穆宗便逝世了，大臣们在内阁中吵吵嚷嚷，高拱说了一句“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这个时候，高拱思考的是如何限制内侍的权力，而冯保考虑的是如何排除高拱在内阁的权力，以巩固自己在内廷的地位。在这之前高拱与冯保便有矛盾，冯保背后有后宫两位太后及神宗万历的支持，而高拱背后有六科及御史台言官的支持。关于冯保与高拱的矛盾，《明史·冯保传》有一段记载：
“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时司礼掌印缺，保以次当得之，适不悦于穆宗。大学士高拱荐御用监陈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罢，拱复荐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监者，例不当掌司礼。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谋去之。会居正亦欲去拱专柄，两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属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拱益恶保，思逐之。”
这里说张居正与冯保豫草遗诏，不一定可能，因穆宗发病，第二天召见内阁，二人中间没有时间商量起草遗诏。事实上是冯保在穆宗去世之后、神宗正式即位以前通过两宫太后担任了掌印太监，当时有小太监把高拱在内阁说的“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这个话传到内廷，被夸大了。《明史·冯保传》云：“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据王世贞的《首辅传》，冯保在皇后面前讲到高拱要废掉太子，迎立周王为天子的谣言。同时高拱对传旨至内阁的内侍也太不客气，他说：“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冯保失色，谋逐高拱。(《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这样后宫便人情汹汹，认为祸且不测，而高拱手下的言官们一起上疏攻击冯保掌司礼监之事，如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便在奏疏中说：
“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吏科都给事中雒尊则攻击冯保站在御座旁：
“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
（二）高拱的致仕
言官们如此攻击内廷的宦官，内外廷的矛盾尖锐化了，张居正奉诏到大峪岭去视察穆宗的葬地，高仪则请病假，形势成为高拱挟内阁以言官与内廷冯保决斗的局面。
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第七天，召集大臣到会极门，由冯保传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谕旨：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属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
于是高拱被即日赶出朝门，还是张居正乞为驰驿而归。不久高仪病故，张居正便成为内阁首辅。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宫庭政变，发动者是冯保，支持者是两宫，得益者是张居正。
（三）张居正、李太后、冯保对万历帝的严格管束
张居正执政，面对三方面的主子。一是司礼监冯保。二是两宫的皇后与贵妃，主要是神宗的母亲李贵妃。三是十岁的神宗。这三者之间，将来变数最大的是神宗，那时神宗只有十岁，还没有定型，成年以后，他怎么执政就是一个变数。张居正的方针是依靠冯保与李贵妃对神宗严加管教，这在《明史》的张居正、冯保、孝定李太后等人的传中都能得到印证。《明史·张居正传》云：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因劝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嗛保、居正矣。”
《明史·孝定李太后传》云：
“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
《明史·冯保传》亦云：
“慈圣太后遇帝严。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所昵孙海、客用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屡诱帝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又数进奇巧之物，帝深宠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责。帝长跪受教，惶惧甚。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令颁示阁臣。词过挹损，帝年已十八，览之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谏。又缘保意劾去司礼秉笔孙德秀、温太及掌兵伏局周海，而令诸内侍俱自陈。由是保所不悦者，斥退殆尽，时八年十一月也。”
从这三条记载，可以见到神宗在二十岁以前，受到的管束相当严格。但一个人成长不能全靠外部环境，还得靠自觉，没有这个觉悟，外部约束一旦松懈，听其自行决定，由于逆反心理，只会走向反面了。同时还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在内廷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冯保，对张居正都很信任。神宗在张居正活着时还有三分畏惧，一旦成婚，李太后那儿的约束少了，张居正去世，冯保便管不住神宗了。由于对早年受到严格约束的逆反心理，神宗按其本性便只会向消极方向发展，这造成了张居正生前与身后二个不同的政治局面。因而人的教育和成长，仅靠外部的环境和约束是不够的，一定要调动其内在的自觉，自小的玩伴所起的作用胜过父母与师长，孟母三迁，有它的道理。回过头来说，神宗十岁即皇帝位，高拱讲的“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这句话并不错，名义上神宗是皇帝，实际上那时候他不可能作主，内廷与太后也不能作主，实际上是内阁首辅作主了。张居正与冯保相结，逐高拱的结果，张居正成为首辅。这十年时间，张居正只要照顾好后宫两太后和冯保，管束住神宗，实际执政者便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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