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居正主阁前隆庆皇帝时内阁的情况
（一）徐阶与高拱在内阁的争斗
穆宗即位时已经三十岁，他在位不过六年时间。穆宗与他父亲世宗相比，他没有世宗那样威柄在御、刚愎自用，但在贪婪财富挥霍无度这一点上与其父相比则毫不逊色。《明史·穆宗纪》的赞语中说：
“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穆宗载垕三岁封为裕王，到三十岁即帝位，二十多年不是太子的太子能熬过来也不容易。隆庆这六年，实际执政的是他裕邸的侍讲高拱与徐阶。穆宗即位时，是徐阶执政，此后高拱与张居正相继入阁，在内阁中是高拱与徐阶之间的倾轧。徐阶致仕以后，高拱执政，张居正以徐阶为师，是徐阶一手提携起来的。张居正在高拱面前保持低调，但暗中与司礼太监冯保相结。而高拱有一点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得罪了内廷的宦官，结果被冯保暗伤，在神宗即位时出局。隆庆这六年时间，高拱与张居正一起把北方俺答封贡的事情处理得较好，这样北方边境能保持和平的局面，为万历初年调整内政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穆宗刚即位时，内阁中是徐阶主政。《明史·徐阶传》称：
“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元年，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谓拱修旧郤，胁阶，斥应嘉。阶复请薄应嘉罚，言者又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
从这一段叙述，可见高拱这个人比较骄横。毕竟徐阶是首辅，高拱又是徐阶荐引的，尽管你是裕邸的詹事，但在徐阶面前总还应礼让一分，不能如此咄咄逼人。大臣之间角力，往往通过科道的御史或者给事中的弹劾来较量。明代有六科十三道的科道系统，发挥监察职能。科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道是指十三道监察御史，二者系统不同，一是横向，一是纵向，统称言官。它的特点是以小制大，以下制上，大小相制，上下相维。六科是针对六部而言，是单独的一个部门，其职能是稽察六部百司之事，主要是封驳与纠劾二个方面，相当于唐代的补阙、拾遗。而十三道御史则是隶属都察院，御史的职能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职官志》上记载关于御史弹劾的对象，其云：“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这个弹劾必须出于公心，所论系公事。高拱与徐阶之间，利用御史弹劾大臣的职责，来为自己排斥异己服务，那样言官便成了阁臣之间勾心斗角的工具了。从编制上看，明代监察御史有140名，给事中有65名，一共205名，都是七品官，与知县平级。他们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年龄在30-50岁之间，年轻气盛，一有阁臣指点，他们就敢于言论攻击，这往往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反过来言官的言论过于繁杂，反而干不成事了，任事者往往动辄得咎，或者成为阁臣之间勾心斗角的工具。故言官的言论也要有一个度，那就是要有益于公事，避免一切出于私心的意气之争。
徐阶下台，还是因为与穆宗的关系处理不好。徐阶为人比较刚正不阿，对穆宗的作为亦不迁就。如那时给事与御史“言多过激，帝不能堪，谕阶等处之。同列欲拟谴，阶曰：‘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请传谕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明史·徐阶传》)对给事、御史这些言官，徐阶还是持保护的态度，“是年，诏翰林撰中秋宴致语，阶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乐。’帝为罢宴。帝命中官分督团营，阶力陈不可而止。”这些事徐阶一而再，再而三，谏止穆宗，“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而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劾阶，阶因请归。帝意亦渐移，许之。”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徐阶所阻止的都是穆宗即位以后想在宫中寻欢作乐的事，而这些事往往是宫庭中宦官牟利的机会，当然引起宦官们的不满。南海子便是中南海，那时是帝王狩猎的地方。徐阶回去以后，李春芳为首辅，不久亦归，高拱复出。穆宗比较习惯与高拱相处，同时徐阶一再阻拦穆宗寻欢作乐，中官在穆宗周围发生作用。中枢内外之间，内阁还得屈从于内廷，因为他们就在君王身旁。之前明武宗即位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刘健作为顾命大臣，斗不过武宗东宫原来的宦官刘瑾，最终刘健、谢迁这些顾命大臣只能乞休致仕而去。徐阶与李春芳的离去，还比较光彩一些。从穆宗对徐阶的态度，可以知道他也不是一个好皇帝，荒于酒色，是这些在宫庭生活长大的人难以改变的本质。
（二）高拱对内阁的掌控
高拱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重新主持内阁，这样有三年时间，是张居正与高拱二人共同主持内阁政务。他们在国子监时，高拱为祭酒，张居正为司业，两人友善相处。在裕邸，高拱是詹事，张居正是裕邸的讲读。现在二人同在内阁，高拱这个人的性格直爽，但有些骄傲，什么话都敢讲，同时在内阁的殷士儋在内阁无法忍受，而张居正能退而下之。在与内廷的关系上，依次序冯保当为司礼监之掌印太监，高拱却推荐陈洪及孟冲，在这一点上，他得罪了冯保，而冯保则与张居正保持友善关系。正因为如此，高拱与内廷的关系没有相处好。殷士儋的入阁，主要依靠内侍的力量，形成与高拱对立的力量。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冬天，发生了一次风波，高拱要引张四维入阁，偏偏御史郜永春弹劾张四维。高拱认为这是殷士儋指使的，于是高拱手下的给事中韩楫便扬言威胁殷士儋，这样在内阁便酝酿一次公然的大口角了。
明朝的惯例，每月的初一、十五给事中要到内阁和大学士见面，大家作一个揖，称会揖，内阁与给事中之间互通声气。这一次韩楫到了，会揖以后，殷士儋对韩楫说：“你犯不着给别人利用。”高拱生气了，便气愤地说：“成何体统!”于是殷士儋便与高拱对骂了，说驱除陈阁老以勤的是你，驱除李阁老春芳的也是你，现在你要提拔张四维，要驱除我了，内阁只能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是什么体统?张居正在一旁看不下去，出来劝架，结果连张居正一起挨骂。这个内阁成了公开吵架的场所，暗斗成为明斗。这次吵架穆宗没有说什么，但殷士儋也呆不下去了，有御史侯居良出面对殷士儋进行弹劾，于是殷士儋上疏要求致仕，十一月间，这位来自山东的大学士也就离开内阁了，这个内阁成为高拱与张居正二人联合掌控的内阁，变成周、召夹辅成王的模式了，然而张居正也害怕高拱。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言官实际上成为内阁大学士之间内讧时互相攻击的工具。
（三）高拱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高拱主持内阁，亦还是做了几件大好事，那就是在选人用人和北方边疆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妥帖。高拱是以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的，《明史·高拱传》称：
“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又以时方忧边事，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司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扞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凡边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皆报可，著为令。”
高拱这条建议是正确且可行的，边备要从行伍中选人，要预作准备，以应不时之需，强调的是从实践中出将才，从兵部侍郎——总督——兵部尚书，这样的顺序使用将才，强调的是将领必须具备实战的能力，才能统率指挥，掌握全局。因此这个时期边镇所使用的人才，大体都能适应当时战局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主持兵部及边事大任的人如谭纶、王崇古、方逢时、张学颜、吴兑、戚继光等，在处理北方边镇的问题上，都还起了积极作用，扭转了嘉靖中叶被动的局面。
另外，高拱在人事铨选的问题上，提出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并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换一句话说，用人不一定都凭进士出身，举人和监生有才能者一样可以录用。这与如今只讲文凭学历用人不同，名校的文凭学历不一定可靠，有才能的人才不受编制限制，网罗有用之才为主，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些主张在人事铨选上打破循资格那一套官僚主义的办法，对提高机构职能有益。从人事管理问题上来看，高拱这两条建议还是有益的。
在具体用人上，他是唯才是举。如广西局势不稳，他用殷正茂为两广总督，他说：“是虽贪，可以集事。”在那个时代贪污成风，只要不害事，还是事功为第一位，否则没有人办事也不行，贪而坏事、惹事那就绝对不行了。这也得看形势，实际上是二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贪风盛行的地方，那则要器重廉吏，“以广东有司多贪者，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励其余。”派人出使，你要交代方针政策，“贵州抚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命阮文中代为廵抚，临行谕之曰：‘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也。’既而如其言。”(《明史·高拱传》)这方面显示高拱在人事管理上还是很能干的。
（四）俺答汗封贡与北方边疆问题的解决
高拱在内阁时，做的另一件好事便是与俺答汗达成封贡之事。其本传云：“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授以官。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当时北方蒙古鞑靼分成三部分，实力不相上下，嘉靖中叶入侵内地的主要是俺答部。当时有汉人赵全等尊俺答为帝，在青州地区招汉人佃作，号板升，治宫殿，建制度，立开化府，帮助俺答练兵，扰乱边事几十年，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区。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冬，有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来降，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降，“逢时告总督王崇古曰：‘机不可失也。’”(《明史·方逢时传》)王崇古传亦载其事云：
“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于俺答妻一克哈屯。长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巡抚方逢时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时疏闻于朝曰：‘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其部众继降者，处之塞下，即令把汉统领，略如汉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明史·王崇古传》)
这个建议到达朝廷，立即议论纷然，不少御史强烈反对，兵部尚书郭乾不敢作决定，是高拱与张居正竭力主张接受王崇古的建议。当时北方俺答立即准备分道进犯，然而一克哈屯思念其孙，朝夕哭，俺答也没有办法，方逢时派百户鲍崇德入其营，说明“朝廷待尔孙甚厚，称兵是速其死”。于是俺答派人去看把汉那吉，王崇古让把汉那吉绯袍金带见使者，俺答大喜过望，于是提出以赵全作为交换条件，让北边保持和平的局面，他说：“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不幸死，我孙当袭封，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这样把汉那吉回去，俺答遣使报谢，誓不犯大同。又通过俺答令土蛮、吉囊俱入贡，这样明王朝解除了北方边防的威胁。这件事是高拱与张居正一起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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