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案件》能拍出来上映已经殊为难得，这要是还吐槽，就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但看罢之后，不能不说，槽点还是太多了。
首先是事实问题。
1938年的国民党报纸上刊载的张灵甫照片，穿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式军服，这也就算了，我们不去说。毕竟，这和黄克功杀人时用的那把小手枪一样，虽然不符合史实，但看着有感。还有女观众是冲着扮演黄克功的演员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扮演了方家二公子，帅得一塌糊涂，所以才去看的。
《黄克功案件》中的主角黄克功的扮演者王凯，在《北平无战事》中扮演方家二公子孟伟。
片中主角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说，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他昏倒了，是黄克功过来给他嘴里放了一块生姜，才让他苏醒过来。雷经天昏倒在草地里是真，有人给他生姜也是真，但给他生姜的并不是黄克功，而是雷经天的红七军老战友莫文骅，后来也是开国中将。这个移花接木我们也忍了，可以理解为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以使雷经天和黄克功的关系更有戏剧性。
时任延安抗大训练处处长本来是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刘亚楼，片中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李兴国，我们也接受了。毕竟这位同志在片中说了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如果完全依照史实，有损刘亚楼将军的形象。
还有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按照案件经办人、老红军陈复生的回忆，是由莫文骅在现场宣读的，但片中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雷经天，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为了加强主角雷经天的角色形象。
吐槽过后，我们来严肃的谈谈这个片子。
片中称黄克功为“老红军”，并不是说他年龄大，而是在陕北的语境下，特指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一般来说，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的锤炼，剩下来的，可谓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革命意志无比坚定。但也有例外。黄克功担任政委的红四师11团团长邓国清就是一个例子。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但是到陕北后，却突然离队开小差回老家做生意去了。按照王平上将的回忆，就是在那次事件之后，一军团总部对红四师和下辖各团的干部进行了调整，原任干部调入红军大学学习，从原一军团抽掉了一批干部到红四师和红五师任职。照此推测，黄克功短暂担任11团政委，应当就是在这次干部调整之后。
历史资料中的黄克功本人。
不过，黄克功调任红11团担任政委不久，红四师就又经历了一次全师上下的干部调整，原任干部也被调入红军大学学习，黄克功应当就是在这次调整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大学改编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学习结束后，优秀分子被留校担任各大队队长。也就是在这时候，黄克功担任了抗大第十五大队队长。
抗战开始后，沦陷区大批青年学生涌往延安，刘茜从太原到延安时虽然太原尚未失守，但离沦陷也已为期不远。这些学生到延安时，八路军已经到达前线，开始与日军作战，前方干部奇缺。因此，这些青年学生大多被编入抗大学习，学习结束后即分发到八路军各部队工作。刘茜到延安后，进入抗大学习时，就被编入了黄克功任队长的抗大第十五大队。
这时候的刘茜才16岁。按现在人的眼光看，16岁才刚初中毕业，还很小，不过在当时来说，已经到了及笄之年，情窦已开。红军在中央苏区时关于战士的结婚即规定，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18岁，女性为16岁。而且，这里还值得提到一个数据，红军长征开始时，全军的平均年龄也是约16岁。所以，不到20岁的团营干部很多。
黄克功当时26岁，正团级干部，现在看当然算得上年轻有为。但在红军队伍里，这个年龄的团长已经比比皆是。杨成武比他小三岁、陈锡联比他小四岁，也都已是团级干部，杨成武甚至还在抗战开始前担任过师长。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刚到延安的女学生眼里，黄克功这样的战斗英雄，又经历过长征，按照陈复生的回忆，长得还很帅气，自然算是偶像派加实力派了。没多久，两人就谈恋爱了。
后来，不少人都说，当时导致刘茜与黄克功发生分歧的原因是，黄克功提出要结婚，而刘茜认为太早。其实，直接向心仪的姑娘提出结婚，并非什么太离谱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身上。
类似的还有许世友。在几年前播过的电视剧《上将许世友》里，也是在前线，别人把一个姑娘带到他屋子里，说是领导谈话。去后坐了半天，他一言未发，过了一会，就直接说要和人家姑娘结婚。第二天也就结婚了。
站在同情地理解黄克功的角度而言，长期的战争生活让红军指挥员普遍养成了比较果断的性格，遇事不习惯弯弯绕，而是直奔主题。所以，在黄克功的角度看，他在谈过两个多月恋爱之后提出结婚，并不离谱，而在情窦初开的刘茜而言，则未免过于荒唐。
话不投机，黄克功拔枪相向，确实是被血气冲昏了头脑。爱人吵架发癫，摔碟子摔碗也不是稀罕的事情，问题是他不幸有把枪。当时两人之间究竟因何发生冲突，缺乏现场证据，已经无法证实或证伪。按照陈复生后来的说法，当时刘茜对着黄克功骂共军是土匪，现在也无法查实，是推卸责任也不一定——张灵甫杀了老婆之后，也声称老婆是共产党。反正这位老兄当时气疯了，悲剧发生了。无论如何，黄克功杀人无可抵赖，只好按照党纪军法处置。
陈复生后来回忆黄克功案时说，此案如果发生在长征前，黄克功可能不会死。又说，他去看望张震(开国中将，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时谈起黄克功，张震也认为，“他要是不留在延安，在前线就不会死了。”可谓道破了此案关键。
如果是在长征前，黄克功如果碰到姑娘，不会是刘茜这样受过现代教育、对爱情还满怀美好幻想的新女性，她就不会对黄克功提出结婚的要求感到匪夷所思;如果黄克功不是在延安，而是上了前线，碰到一个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姑娘，那时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也不会觉得不可理喻;又或者，如果黄克功不是急于上前线，而是能够留在延安，和刘茜慢慢谈，结果也未必会很糟糕。
资料中的黄克功与刘茜。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经历了整风运动，投奔革命而来的青年们对“老革命”、“老红军”能够超越当时的浪漫主义想像，多一些更深的了解，就不会是这个结果。
在审判结束后，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合议时，其他人都无意见，只有抗大训练处长李兴国坚决不同意对黄克功判处死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命题。
在片中，当时的延安边区，还没有法律，所以谈不上什么依法判处，但李兴国却能拿出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法令。按照那个法令，对于有功人员犯罪，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人无言以对，只能再三重复，“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老掉牙的口头禅。
对同情黄克功的观众来说，这种说辞实在太容易反驳。只需反问一句，如果刘茜没来延安，而是留在太原，面对日本鬼子……千千万万和刘茜一样的年轻姑娘的遭遇要比刘茜悲惨多了，但谁会跟她讲这些所谓的天理呢?
所以，这种理由自然不能说服李兴国，也不能说服其他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指战员们。李兴国认为，苏维埃的法令是红军用献血换来的。所以，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更何况，抗战伊始，正在用人之际。片中也提到，就是在此案发生之前不久，在国统区的西安，也发生了张钟麟杀妻事件。在一班黄埔同学的联名请愿之下，蒋委员长不顾舆论谴责，甚至连一向必须给面子的蒋夫人宋美龄都对张钟麟的行为感到强烈愤慨的时候，依然下令特赦了他，让他改名张灵甫上了前线。
应当说，李兴国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般红军指战员的看法。所以，按照莫文骅回忆录记述，即使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念及黄克功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又年轻，曾去找主席说情，被批驳而回。按照莫文骅回忆，片中坚决主张判处黄克功死刑的雷经天同志，实际上也写了报告给毛主席，提出减刑意见。也被毛泽东驳回。
不幸的是，黄克功是一个红军老战士，而且还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可谓毛泽东的“嫡系”。所以，毛泽东对他并没有法外开恩，最终，引来了毛泽东雷经天那封著名的信。
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的手稿。
毛泽东要求将他的这封信在公审大会上当众宣读，这自然不止是读给雷经天、黄克功和在场的人们听的，而是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人们听的。毛泽东在信中确立了今天已经十分著名的原则，党纪高于国法。这并不是说，犯了国法，就可以用党纪为之开脱，而是说，党纪对人的要求要比国法的要求更高，国法可以管普通人，也可以管党员，但党员除了执行国法，还必须执行党的纪律。这也就是党员之所以为党员，党之所以为先进性团体的原因。
所以，“多名女性”和“通奸”在现代法律中并不算违法行为，但为党纪所不容。也因此，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被调查的官员，在党的纪委通报中，经常会提到“多名女性”和“通奸”，而在法律程序中，这并未作为判处刑罚的罪名。
所以，李兴国看到的只是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而毛泽东看到的则是，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
曲终奏雅。《黄克功案件》就在毛泽东的这封信宣读完后落下了帷幕，很显然，面对毛泽东的信，无论是黄克功，还是李兴国，都是无可辩驳的。好在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一开篇就承认了，“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对一个百战余生的革命战士而言，这已是莫大的荣耀，足以让黄克功心服口服地走上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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