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被调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后任一方面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司令部战斗文书拟制工作。耳提面命地接受毛泽东的指挥和教育，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我有着深切的体会。
高超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领导艺术。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1930年立三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机关，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任务，提出了整套错误主张。在此之前，派了涂振农到福建汀州给红四军传达他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在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二是红军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四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红四军要“向长江流域发展”，夺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朱毛是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分析了形势，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但在敌军强大、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就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这是错误的。而这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30年6月22日毛泽东向红四军、红十二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内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到江西广昌集中后，7月11日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占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署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同志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界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没有对抗中央的命令。在关键的时候，从实际情况出发，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决策，对错误的主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高明之处。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团结干部，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扩大革命力量。1930年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袭击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打下文家市的当天，毛泽东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四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司令部1930年8月24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应于8月28日进到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茭中铺、龙头一带。29日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们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采取妥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这种作战部署是总司令部有权决定，在总前委会上也无法反对的)，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四军，红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击的敌军基本上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有人又吵着要打长沙。我军发起两次强攻，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无法冲破敌人电网。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
怎么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这是第一步。这一建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红一方面军从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个月之久。当时从长江局传来张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泽东同志当即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时各个歼灭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州)等处待机”(见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12日命令)。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以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三县(均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同时要在三县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为理由，提出部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第三步。9月13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说：“……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攻取峡江、新赣”，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到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打文家市时就想好了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引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打长沙。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栗到总部来。当晚周以栗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栗一到宜春，毛泽东同志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同志说服周以栗，并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开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
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1930年10月，蒋介石兴兵10万向中央苏区进犯，声称3-6个月消灭红军。当时红军只有4万多人，武器装备极差，怎么打法，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方针时，大多数人又不能理解。10月25日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开了个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说明面对敌人首次“围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撒开双手诱敌深入”，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歼灭敌人的道理。他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不要怕丧失土地，一时的丧失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只有先退一步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他要求干部不要忘记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10月30日，总前委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谈到“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红军在11月5日全部渡过赣江，抓紧时间打土豪筹款，使进剿的敌人第一次扑空。11月中旬红军第二次大踏步后退，进入苏区中部待机，使尾追敌人第二次扑空。12月1日，红军再向苏区底部收缩，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人第三次扑空。12月底进攻的敌人已疲惫不堪，红军则进行战略反攻，一举歼灭了敌人主力十八师，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接着乘胜追歼，5天打两仗，俘敌万余。依靠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指导，胜利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在打第一仗之先，就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1931年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随后，兴兵20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虽然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贯彻到了苏区，带来了干扰。他们开头提出逃跑，后来又在打强敌和弱敌上展开争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进行了斗争，在敌人多路进攻情况下，提出先打数量虽多，但来自北方、表现恐惧的王金钰第五路军，然后向东发展，扩大战果，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指挥红军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待公秉藩、王金钰两师移动时，进行伏击，包围歼灭，接着横扫而东，15天打了5个大胜仗，敌20万兵土崩瓦解，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跑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大骂部属无能，毛泽东却写词《渔家傲》讽刺“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用兵还常“避实就虚，出奇制胜”。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调动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方针，分7路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限令“3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10倍于我的敌人，毛泽东镇定自若指挥红军先向苏区后部收集，然后从敌人缝隙中穿插过去，绕至敌后，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而置于无用之地，打其薄弱处，初战将敌挺进第三纵队大部歼灭。然后及敌回头向北，狼奔豕突，已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实施战略反攻，敌军7路有4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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