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1905-1954)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
全国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于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周恩来在七次中央座谈会后给高岗定下“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结论。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写完《我的反省》后，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49岁。
曾经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个一马就是高岗。
与高岗前后调入北京的原五大区书记邓小平(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农工部长)、习仲勋(中央宣传部部长)进京后，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被任命为与政务院不相上下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管了八个工业部，相当于国家经济内阁。
高岗的十大罪状。
根据周恩来主持的七次“高岗问题座谈会”，一边把高岗与苏联的贝利亚事件并列，一边总结有十大罪状。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指反对刘少奇。
三、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主要指刘少奇的亲信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中央高层任职名单。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指拉拢林彪、陈云等东北系干部。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指其在东北搞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指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在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完全用别人的发言文稿。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指其与苏联关系亲密。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指其想取代刘少奇当党的副主席。
十、私生活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周恩来的报告最后说：“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并向毛泽东汇报。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几次提出面见毛泽东和给毛泽东写信被刘少奇拦下的情况下，写下检查《我的反省》，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葬于北京万安公墓。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岗不至于自杀。
高岗不致死，也不应当选择死。他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活着总有翻盘的一天。
一.高岗是西北根据地的代表和旗帜，这个身份够他吃一辈子的老本，再大的错误也能过关。西北红军对中央红军有功是事实，可以说没有西北红军的接纳，中央红军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更谈不上后来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刘志丹和谢子长去世后，只有高岗才能代表和举起这面大旗。即使周恩来总结的问题都是事实，高岗也用不着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对抗。就像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李先念一样，西北红军需要这面旗帜。从毛泽东的性格，以后一定还会启用。
二.高岗在历史上的功绩勿庸置疑。不论是解放战争在东北的经营和抗美援朝时的后勤保障，高岗的能力和水平都很高。他主政的国家计委委员包括了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重量级人物。而且就当时而言，支持他的包括六大区中的四个(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只有西南的邓小平和华北的薄一波与他唱反调)，完全可以慢慢坐大，不用如此着急的抢班夺权。如果高岗正常发展的话，即使不当国家主席，至少也会担任党的副主席兼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根本没有后来邓小平的事。
三.对刘少奇的嫉妒可以采取其它手段搞，不需要如此明显的动作。事实上中央一直存在着红区党与白区党的宗派之争，刘少奇派白区党在解放后进入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是为了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这是任何一个打下天下皇帝多用文官的正常情况。高岗不服刘少奇被重用虽然符合情理，却干扰了毛泽东建国后转入经济建设的方针。采取更妥善的策略慢慢与刘少奇争权，一定会得到大部分打天下功臣良将们的支持。根本不用采取明显的要权和打压方式。
四.高岗看错了人是最大的失误。他原以为邓小平是红区党的，陈云曾经是自己在南满的副手，不懂得形势及环境变化下人的变化。被这两个人告了状，也落下了把柄。
五。错误或者说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袖，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国家的大局，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像高岗这种以私利为目的的闹腾，不仅影响大局，而且不利于团结。他不会为了一个高岗而使政权不稳定，他之所以拉偏架并不是看中刘少奇，而是对高岗这种冒失作风的否定。他一面严肃处理了安子文私拟名单的事，一面要高岗停职检查。这种息事宁人的作法既向高官们敲了警钟，又留有余地。有证据表明，高岗问题出现后，毛泽东已经考虑让他中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如果毛泽东不信任高岗，断不可放任高岗到发迹的地方任职。
六。高岗选择自杀是最“孬种”的行为。了解高岗的人都说他既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又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敢说敢干、雷厉风行。说话粗俗、办事鲁莽。说明高岗是位直爽的汉子，心胸不至于太狭谥。他的自杀确实是自绝于党，也自绝于自己和家庭。
七.高岗问题的处理全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组织的。包括1954年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被刘少奇扣下没有上报毛泽东、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杭州未参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第三部分提出“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中央书记处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共开了七次，43人发言。其中5月16高岗开枪自杀后又批了三天。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等等，这些事件的处理都是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发生的。而这些时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是高岗的对立面人物。
高岗与高层领导人的关系。
高岗与彭真的矛盾。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高岗兼秘书长)。当时林彪在前线指挥打仗，罗荣桓去苏联治病，陈云在南满，彭真不到一年后到中央参加会议再没有回来，五大书记只有高岗留在东北主政。1948年11月，林彪和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高岗担任了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为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他与彭真的矛盾主要在工作方针上，后来中央支持了高岗。
高岗与周恩来的矛盾。后来许多人认为是因为高岗的“经济内阁”分了周恩来行政院的权。关于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毛泽东审阅并亲笔修改，有的说是经过陈伯达和胡乔木润了一下笔。但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却是事实，而且一直没有回来。对高岗的处理基本都是刘少奇和周恩来掌握。对于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什么角色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国家计委夺了政务院的权，高岗迫不及待的想压倒周恩来，让周感到了威胁。这个说法应该不成立，因为高岗调京没有多久，还没有兴成气候。而且政务院被削权是1953年4月28日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中划分的，没过多久高岗就倒下了。他主要是对刘少奇不满，从来没有流露出对周恩来的不敬。
高岗与刘少奇的矛盾。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有几个方面。一是1947年中央土地工作会议，高岗派出的代表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不分青红皂白，批评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此事让高岗不满。二是1949年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访苏代表团，因为刘少奇是秘密访苏，所以冠以“东北东北商务代表团”，苏联提供了三亿美元贷款并与中国在签订了二十多个贸易协定，媒体报道时主要围绕高岗。后来却成了“高岗挟洋自重，讨好苏联。斯大林特别欣赏高岗，把他特殊化;说高岗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把国土拱手让给外人;还有人说高岗在苏联公开顶撞刘少奇，刘少奇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才将高岗提前召回国……”等等。事实上高岗是在签订协议后任务已完成，政治谈判由刘少奇继续进行。国内媒体也以《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达成通商协定》来报道，并没有提及刘少奇。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完全是因为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结果。三是高岗对刘少奇与安子文勾结私拟“内阁”名单不满，认为“有薄(一波)无林(彪)”，对刘少奇这位没有战功的白区领导人升任党的二把手不服气。
高岗与邓小平、陈云的矛盾更明显,正是这两个人向毛泽东告状才使高岗的问题败露。而且高岗下台后，陈云成了经济掌舵人，邓小平成了党务负责人，是高岗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高岗与林彪。东北局当时的局面是林彪在前线指挥作战，高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这种形式就像彭德怀在朝鲜打仗，高岗在后方保障一样，两个人的关系肯定很好。刘亚楼1965年因患肝癌病逝，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林彪1954年2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这封信说明林彪和高岗当初并没有勾结在一起反刘少奇。而后来把林彪说成是高岗后台完全是牵强附会，就像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诬陷彭德怀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见《杨尚昆回忆录》
高岗搞五湖四海。虽然高岗倒台后，曾经与高岗共事的一部分人受到牵联，但高岗并没有搞独立王国。东北局后来的领导班子是以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等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任书记。高岗十分尊重老革命家张闻天，认为他有学问有能力，在提议张闻天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时，被刘少奇否决。他和张秀山是多年的战友，经常因为工作吵架。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时任沈阳市委书记，高岗非常尊重他。林枫曾任刘少奇秘书，时任东北政府副主席，在彭真的问题上与刘少奇站在一起。在高岗上调中央时，高岗仍然荐举林枫主持东北局工作。此事在张秀山(东北局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张明远(四野军械部长)的回忆录中都有表述。
高岗巴结毛泽东。此说法缘与一坛虎骨酒。据说高岗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叫人将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后在清理毛泽东遗物中被发现。酒被分成十几瓶，分送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把其中的一瓶后来送给了棋圣聂卫平。(聂卫平《围棋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
在中国，只要毛泽东还活着，其它人都可以不作考虑，只有毛泽东的态度不能忽略。关于高岗，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高岗自杀时，毛泽东在杭州休假，得报后即打来电话：“让高岗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李力群回忆文章)
高岗偷服安眠药身亡。当天上午，在秦皇岛的毛泽东得报，当即打电话给在高岗家的周恩来，反复询问，知其已无法挽回时，随即指示“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对高岗子女，由组织上抚养”。周恩来当场向众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李力群回忆文章)
据卫士叶子龙回忆，高岗自杀后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心情沉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本想让他还当个省委副书记，去陕北，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回忆高饶事件》，杨尚昆，《党的文献》2001年1、2期。)
高岗夫人李力群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后，曾找叶子龙了解当年毛泽东的态度，叶对她说：“主席接到高岗死讯后，一直不相信，反复打电话给总理和罗瑞卿，让派人抢救，心情非常不好。后来总理来北戴河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生气地对总理说：多大的事情啊，让你们搞得这么复杂!我让你们告诉高岗，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陕北工作，当地委书记也可以，他会愿意去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他说!”(李力群回忆文章)。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家主持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是有意见的。
事隔五年，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讲话提到高岗时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与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庐山会议实录》，第310页，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64年6月16日在十三陵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使与会者震惊的话：“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些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高岗在北京》，第256页，赵家梁张晓霁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三版。)
从毛泽东在高岗问题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高岗的定性仍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层面的，没有定位于反党或叛党。是想给他一些教训，收敛脾气。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角度考虑。
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谈了陈伯达晚年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看法，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陈伯达的话道出了高岗问题只是针对刘少奇，没有其它问题。
高岗的自杀是“孬种”行为。
搞政治就得脸皮厚一点，要能忍辱负重。要像有些官僚那样，深刻检讨，死不悔改。在官场就要会玩弄权术，阳奉阴违总会吧。
高岗之所以自杀，并非是因为他错误的严重性。有对头们紧逼的因素，主要还是性格。在委屈的情况下，不能面对这种从高处跌落的现实。事实上高岗虽然提出了“轮流做庄”的意见，却没有任何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行为。他在多次反复检讨下，不能亲见毛泽东申诉，连给毛泽东的信都寄不到，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委屈远比后来的刘少奇更冤枉。
倒下一个高岗和饶漱石，坐大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后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高岗不自杀，凭他与彭德怀、林彪这些人的关系和毛泽东从不一棍子打死人的作风，东山再起的机会很大。
如果高岗不自杀，铙漱石的问题在性质上也不会变成反党集团，许多有牵联的干部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倒霉。
如果高岗不自杀，中国的政坛体系将会是另一种形态。
历史从来不相信如果，只有发生的才真实。
不能面对人生的低潮，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反抗不是英雄，只能算是“孬种”行为。
高岗何时能平反。
因高岗问题受牵联的“五虎上将”文革后都重新出山：张秀山（高岗的陕北老乡，东北局第二书记，下放为农场副场长）担任了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东北军区后勤政委、东北局副书记，下放到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担任国家机械委副主任，赵德尊（东北局秘书长，下放到制药厂）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马洪（东北局副秘书长、国家计委秘书长，下放到建筑公司副经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郭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组部副部长。下放到五金厂副厂长）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唯独对高岗没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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