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
撰文：彼得·芬恩、彼特拉·库维
翻译：贾令仪、贾文渊
原编者按：1956年5月，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的书探乘列车前往莫斯科郊外，拜访伟大的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离开时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首部小说的原始书稿，以及托付的一句话：“这是《日瓦戈医生》，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帕斯捷尔纳克相信，自己的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因为官方认为此书攻击1917年革命，是一株无可救药的毒草。
从意大利开始，《日瓦戈医生》多种语言的译本在世界各国出版，广为流传;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苏联国内遭遇了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抨击。这部巨著及其跌拓的出版历程也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注意。后者秘密印刷了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偷运进苏联。《日瓦戈医生》被卷入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这成为该书非凡经历的一部分。
时过境迁，这段不同寻常的轶事，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由《当图书成为武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两位发掘整理，公之于世。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八章。
“我们在铁幕上撕开一个大洞。”
1958年1月初，《日瓦戈医生》俄文书稿以两个微缩胶卷的形式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这个偷拍的小说拷贝，却没有向美国同行透露是如何搞到手的。这部小说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激起兴奋的波澜。弗兰克·威斯纳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主管，为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日瓦戈医生》是“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之手的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中传递了人文主义信息，对苏联为共产主义制度牺牲个人的道德观念构成根本性挑战。提出，人人都有权享有个人生活，人不论其政治上是否忠诚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小，都理应受到尊重。”苏俄处处长约翰·莫里写道。“小说中并没有号召起义推翻当局的内容，但日瓦戈医生鼓吹的政治被动性从根本上属于异端邪说。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对当局提出参与行动并从感情上投入官方运动的要求，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保持被动的力量胜过当局赞成的政治‘积极分子’。他甚至进一步大胆暗示，没有那些狂热分子，社会的运作会更好。”
莫里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希特勒入侵苏联时，他曾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的海军助理随员。“二战”期间，他在苏联摩尔曼斯克服役，根据《租借法案》，执行美国向苏联提供价值110亿美元物资的行动。然而，莫里并不喜爱这个前同盟国。他赞同一种信念，认为要理解苏联的行动，最好通过棱镜回顾苏联的历史。他的一位官员说：“他认为，苏联政权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并认为克格勃的根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
中央情报局的苏俄处成员中有第一代或第二代俄裔美国人，其中很多人的家庭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逃离的。这个处的工作人员以豪饮伏特加高唱俄罗斯歌曲而闻名。一位20世纪50年代在这个处工作的官员回忆：“我们特别钟情的事儿是唱‘查罗卡’，这是一首集体饮酒歌，其中有大家的和声部‘佩杜达’(干杯)!”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向来认为，应当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不过英国人“要求在美国以外出版”。这一建议确立为中央情报局的政策。他们认为，在美国出版俄文版图书比较容易让苏联抓住把柄做宣传，如果在欧洲一个小国家出版，就不易招致这种麻烦。此外，他们还担心，美国公然参与，会被莫斯科当局作为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口实。
小说的意大利文版面世不久后，中央情报局职员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建议，《日瓦戈医生》“应当出版外国语种尽可能多的版本，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地发行，为之欢呼并考虑推荐得到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虽然中央情报局希望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能吸引全世界的关注，也包括瑞典学院的关注，但没有迹象显示，中央情报局考虑印刷俄文版目的是帮助帕斯捷尔纳克赢得这一奖项。
中央情报局参与操作《日瓦戈医生》得到了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白宫通过其监督秘密活动的“行动协调委员会”，授予中央情报局控制权，让它全权处理对这部小说的“利用”。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这一行动的敏感性质，无论如何不能透露出美国政府插手此事”。因此，政府没有让国务院或美国新闻署公开宣传这部小说，而是采取秘密手段，防止“报复帕斯捷尔纳克个人或其家庭的可能性”。行动协调委员会口头向中央情报局发出指导方针，要中央情报局“作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冷战宣传品”推销这部小说。
中央情报局非常钟情于利用小说、短篇故事和诗歌等文学作品。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等都是他们属意的作家。书籍可用作武器。如果一件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看不到或受到禁止，这部作品或许对苏联构成挑战，或者与苏联现实形成对照，中央情报局便要设法把这部作品送到东欧集团的公民手中。到了1958年，冷战已进入第12个年头。不论原先对解放东方“沦陷国人民”存在过什么幻想，当美国等西方强国对布达佩斯流血事件无能为力时，这些幻想便彻底破灭了，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透过铁丝网窥视而已。美国无法在东德1953年的暴乱中提供援助，也无力帮助波兰人1956年的起义。任何人都不支持干预，唯恐冲突升级，触发掌握着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出于这个简单的理由，共产主义无法被击退。
在20世纪50年代，在全球政治战中，中央情报局从事着与克里姆林宫的无情争斗。这一努力的意图是向以西欧为基地的北约提供支持，反对苏联的宣传，挑战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中央情报局相信思想的力量，新闻、艺术、音乐、文学等形式可以慢慢腐蚀苏联当局及其本国和东欧卫星国的人民。中央情报局在打一场持久战。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处长科德·迈耶监督着情报局的大部分秘密宣传活动，他写道，宣传西方思想“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其向开放社会渐变的机会”。
中央情报局为了推进其各项目标，利用了众多掩护组织和虚假的基金会，花费了无以计数的金钱，资助音乐巡回演出、艺术展览会、格调高尚的杂志、学术研究、学生实践、新闻组织，还有图书出版。在西欧，中央情报局向非共产党人的左翼组织拨款，他们认为这些左翼组织是抵御共产主义敌人的主要壁垒。冷战时期的反共主义与自由理想主义之间的联盟“显得自然而正确”，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没有分崩离析。迈耶说：“我们的帮助主要提供给立场偏左和居中的民主政党。右翼和保守力量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在选举和影响方面与共产党人的真正竞争，在于政治领域的左翼;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忠诚度是决定因素。”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发起恶毒的反共运动过程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想请求国会拨款给国务院或政府任何部门，用于公开资助左翼组织，或者促进在欧洲的艺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直接针对共产主义集团的行动，国会也宁愿支持一些实际活动，而不是支持表面上没有活力的图书出版。中央情报局当时的财政预算充裕，做这种事绰绰有余。情报局怀着真正的热情，相信冷战也是文化战。当时有一种意识，认为每年千百万美元的资金可以支持诸多活动，这些活动将“表现出多元化的和不同的观点，与自由探究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结果，美国支持的组织代表和成员表达的观点，在许多情形下与其支持者的观点并不一致……公开展示非正统观念是一种武器，可以对抗行动一致的庞大共产主义，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有成熟的观念”。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资助机构之一”，规模堪比福特、洛克菲勒及卡内基等基金会。
哈里·杜鲁门总统不喜欢和平时期保持美国情报机构。报纸和一些国会议员对“美国的盖世太保”公开表达了顾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政府机构中便有人对插手地下秘密活动感到厌恶。但是随着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加剧，对杜鲁门所称的“集中窥探”似乎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需求。中央情报局诞生于1947年，国会除了授权其收集情报外，还授予这个间谍机构权力，执行“透过情报工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功能和职责”。这一表达模糊的授权对秘密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那些秘密活动无法追查到中央情报局头上，美国政府也可以矢口否认。不过，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顾问起初拿不准，不经国会授权，情报局是否可以采取这类“黑色宣传”。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几年里，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内的政府各部门进行过不断的辩论，主题是如何创建一种永久而有效的职能，管理从宣传到准军事行动等使命——比方说，武装流亡者群体，偷渡回东欧集团国家，执行破坏活动。
有影响力的外交家和决策者乔治·凯南是美国秘密情报行动的始作俑者。他提出，美国必须动用其全部资源和智慧，遏制苏联有历史传统的扩张主义。美国面对的敌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还掌握了创造掩护机构的能力。这是一些表面主张理想主义的国际实体，声称促进和平民主等非共产主义思想，但受到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的秘密控制。华盛顿需要建立一种能力，“采取急需的行动，但能让政府矢口否认自己参与”。1948年5月，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处写过一个备忘录，题为“发动有组织的政治战”。备忘录评论称：“克里姆林宫实施的政治战是有史以来最微妙有效的。”还提出，美国要做出回应，“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动用我们的各种资源，投入秘密政治战”。备忘录列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在苏联集团内部支持并培育抵抗力量，支持在西方的苏联流亡者及苏联的意识形态敌人等。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创设了“特别项目办公室”，地点在中央情报局，不过最初是个独立的办公室。这个新机构不久更换了一个同样平淡无奇的名称，“政策协调办公室”，由弗兰克·威斯纳领导。威斯纳是个战时情报老手，曾在战略情报局服役。1944年到1945年间，他在布加勒斯特服役6个月，曾目睹俄国军队将7万名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赶入闷罐车，运往苏联当奴役劳工，为此感到绝望而愤怒。“这位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对苏维埃政权野兽般的残忍画面感到‘无比震惊’，但与此同时，俄国人却为同盟军的合作打开一个新纪元而干杯。”那次经历深深刻在威斯纳脑海中，他心中充满反共激情和福音主义的热情，投身到与敌人的搏斗中。
威斯纳将计划中的秘密行动划分成心理战、政治战、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其他等五个方面。他想要获得可从事一切活动的能力，从策反苏联人员，到利用流亡者代理人发起武力攻击并创建某种反共抵抗力量。在新的国家安全指示下，这个组织的力量不断扩大，人员和资金也不断膨胀。1949年，参与秘密行动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只有302人。3年后，人数达到2812人，另有3142名海外效忠者。这些间谍和特务分布在全球47个地点，他们的行动预算在这3年中从470万美元提高到8200万美元。1952年，政策协调办公室与特别行动局合并，组建了计划指挥部。
威廉·科尔比是当时招募的一个年轻人，后来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说威斯纳给他的组织注入了“圣殿骑士的气氛，要从共产主义的黑暗中拯救西方自由”。威斯纳具有“童真般的魅力，冷静而灵活，曾是个来自密西西比的跨栏运动员”。他希望招募的人员具有他那种“额外的维度”——应该是像他一样参加过战争的老兵，既是运动员，又精明，但不能是个书呆子，要毕业于一流大学，最好是耶鲁。
受到史诗般的斗争感和当时那种明晰的道德感的吸引，不少作家和诗人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杰西·安格勒顿曾是《耶鲁文学杂志》的一位编辑，也是文学杂志《狂怒》的联合创办人之一。他最亲密的朋友中就有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小科德·迈耶是他在《耶鲁文学杂志》的另一位校友，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过小说，后来负责情报局的宣传活动，但继续追求写作生涯。迈耶招募的一名雇员是《凯尼恩评论》的罗比·麦考利。后来麦考利离开情报局，去《花花公子》杂志做小说编辑，迈耶对他说：“没准我会用个恰当的笔名寄给你一篇故事。”约翰·汤普森是从《凯尼恩评论》招募来的另一名雇员。约翰·亨特是在他的小说《一代代男人》面世的时候受雇的。彼得·马西森是《巴黎评论》的联合创办人之一，并担任该杂志的编辑，他为情报局工作的同时还在写自己的小说《游击队员》。
“1951年春天，我去华盛顿应征参加一种战斗，比起我十年前自愿投身过的战争，这种战斗虽然并不激烈，但更加复杂，也更加朦胧。”迈耶说。这位老兵曾在关岛作战受伤，一只眼睛失明。
为了向这些事业提供所需的金钱，中央情报局创建了一系列品味高尚的私营组织。他们招募了美国名人在这些组织的理事会供职，对外制造一种假象，仿佛这些实体的成员都是富有的捐助者，请他们参与能解释出资金的来源。这类组织中，1949年最先组建的“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办公地点在纽约，成员包括不久后当选总统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电影界名人塞西尔·毕·德米尔、达里尔·扎纳克;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亨利·福特二世;纽约的红衣主教弗兰西斯·斯贝尔曼;这个组织的执行秘书是艾伦·杜勒斯。杜勒斯后来于1951年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升任局长。这些志愿人员大多数都意识到或推断出，该组织参与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这个组织后来更名为“自由欧洲委员会”。该组织声称，通过名为“为自由而战”的全国性募捐运动自筹资金。但实际上“自由欧洲委员会”的预算只有约12%来自募捐，募捐款项中大多数是企业慷慨解囊。其预算的大头是中央情报局通过华尔街的一家银行每周开一张支票汇入的。
“自由欧洲委员会”的主要项目是“自由欧洲之声”。这个电台1950年7月4日开始用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广播，随后增加了波兰语、匈牙利语和保加利亚语节目。“自由欧洲之声”开播后，在1953年建成一个针对苏联的电台，名叫“解放电台”，其广播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自由之声”，受到另一个名叫“美国解放委员会”的非营利组织支持。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曼哈顿闹市区，理事会成员是不太著名的美国人，活动比较隐秘。在其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上只是简单宣布，资助“解放电台”的资金来自“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朋友们”。情报局后来决定，不再给予“解放电台”高额支持，因为他们发现，有时难以驾驭“自由欧洲委员会”庞大的自我意识。虽然对这两个电台的设计都是要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增进美国的安全利益，但它们享有极大的自主权，此外，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能力管理两个大型新闻组织。两个电台作为风格颇为激进的喉舌开播。1956年，“自由欧洲之声”在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了怂恿者的角色，制造出美国即将干预的假象，因此受到严厉指责。后来两个电台都稳定下来，成为可靠的新闻组织。在广播中，偶然会嵌入秘密信息，有些特务人员也利用电台做掩护。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美国本土的管理团队管理着海外这群编辑人员，华盛顿很少直接干预。其实，也没有必要对编辑施加严厉的控制。凡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播出的信息，都由反共的员工通过例行判断自然播出了。“解放电台”成了苏联国内电台的替代广播，主要集中播出苏联内部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全世界的新闻。
“自由欧洲之声”和“解放电台”的广播是从德国慕尼黑播送的。中央情报局还通过“美国解放委员会”在慕尼黑建立了许多相关的组织，其中有苏联研究学会、战后流亡者中央协会(其俄文缩写是TsOPE)。中央情报局在慕尼黑的大规模存在是个公开的秘密。“解放电台”的一位雇员相信，“在电台总部，每一个司炉工或清洁工都了解一些事态的真相”。克格勃把慕尼黑叫做“颠覆中心”。
大约三分之一的苏联城市成人要收听西方广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称之为“驻扎在电波里的强大非军事部队，在共产主义的黑暗中点燃心中火焰的力量是西方人想象不到的”。1958年，苏联用于干扰西方广播信号的开支超出了国内和国际广播开支的总和。
“自由欧洲委员会”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叫做自由欧洲出版社。虽然它不能通过短波频率穿过铁幕，但它开辟了自己的空中输送渠道。1951年8月27日，在巴伐利亚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地方，“自由欧洲委员会”放出很多气球，随风吹过边界。参加首次放飞气球仪式的美国高官包括：“为自由而战”主席哈罗德·斯达森、报纸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心理战主要顾问的前“时代生活”公司总裁C.D.杰克逊等。按照设计，那批气球会在3万英尺高空爆裂，将携带的成千上万份宣传册散落地面。自由欧洲出版社准备了首批宣传册，有一份宣传册这样写道：“一阵新风在劲吹，搅起新的希望。外国自由的朋友们找到一个与你联系的新途径。地牢再深埋不住真理，墙壁再高拦不住自由的信息。独裁者控制不了风，束缚不住你的心。自由将再度崛起。”
斯达森接受《时代》采访时说：“我们在铁幕上撕开一个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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