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至千千代;直至小石变巨岩，直至岩石满苔藓。”
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都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列队，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主题的国歌《君之代》响起。接着，一个尖细的男声从收音机中传来——这就是普通日本人首次听到的被称为“仙鹤之声”的“御音”。
以“朕”自称者用文言体在通篇广播中，一概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只说“饬帝国政府接受”同盟国的《波茨坦公告》。不过，此刻日本军民大致已听出，日本国已战败并向敌国屈服。顿时，抽泣声、号啕声、以头扑地声到处响起。不过，此刻日本虽表示降服，却又申明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自然不禁会问：日本真是无条件投降的吗?
美国同日本在瑞士密谈，对“无条件投降”可通融
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又走上扩张道路，世界的东西方形成两个侵略战争的策源地。1940年9月，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结盟形成轴心国，共同为祸世界，这也促使以中苏美英四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卡纳尔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末，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反攻包围德军精锐30万人，从而扭转了欧洲战局，法西斯轴心国至此败局已定。此时，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其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便成为摆在同盟国面前的新问题。
饱尝最邪恶的法西斯野蛮攻击的各国，面对战争必然胜利的前景，都感到对德国、日本这样的侵略策源地必须彻底铲除，不能与之谈条件媾和，以免让其得到喘息后卷土重来。
1943年1月，罗斯福来到北非疗养胜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才意味着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意了这一要求，当时的中国元首蒋介石也在开罗会议上赞同美英两国的要求。
按照反法西斯“四强”共同达成的意见，德日意这一罪恶滔天的轴心国议和之路已被堵死，只有放下武器，接受铲除战争机器、惩办战犯和消除侵略“土壤”的处置。
面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的部分人想暗杀他以达成媾和，结果因“七·二〇”事件失败导致求和派被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纳粹元首兼头号战犯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已被同盟国占领，继任领导人邓尼茨的司令部守军也已向英军投降，此时的纳粹德国，其投降才真正称得上是彻底的“无条件”。
日本天皇面对军事上败局已定的局面，于1943年后曾想方设法地同美英讲和。他一面要求部属以“玉碎”的疯狂姿态尽量给盟军多造成伤亡，一面也积极进行秘密谈判。美国为减少损失并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团队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密使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多次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间密谈媾和条件，日方密使则直接向日本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
1945年春天，尽管日本本土还未攻入盟军的一兵一卒，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鉴于德国的情况，向天皇建议应牺牲军部一班人来尽快结束战争，以保存元气。但天皇还寄希望于未对日宣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表明“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意思是，日本可以考虑有条件的投降。
罗斯福总统在世时，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侵略势力，不赞成采取通融策略。1945年4月他突然去世后，以美国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一批“日本帮”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则称赞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在战争结束后已事实上形成了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便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以对抗苏联。
德国投降次日，即1945年5月9日，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弟”高松宫大佐，便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其皇兄，说美国态度已有松动。当时，日美驻瑞士的代表在接触中，藤村义良明确说明日本投降的最大障碍是“无条件”，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日本可保留天皇制。
接到“御弟”的报告，日本首相铃木等人认为可以接受，天皇却因仍抱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希望去掉“投降”字样改为“体面和平”，因而犹豫未决。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却没有谈到天皇制的问题。
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因他人认为这是示弱而放弃。此时，日本最高层因未达成一致意见，虽在报纸上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却未给予答复。
美国认为日本对《波茨坦公告》不作答复便是拒绝，又因苏联马上要参战，为显示威力，于1945年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至此，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因等待苏联答复而未作出反应。
8月9日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也已破灭，随即，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天皇否决了军方继续作战的要求，于10日晨作出“圣断”，决定向同盟国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却在最后加上了一项要求——“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
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说：“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此话一语中的!
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
“八·一五”，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吗？
1945年8月11日上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联合复文送交瑞士驻美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代办阁下：八月十日之照会奉悉。兹复者，美国大总统已嘱鄙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由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
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条款，然有下列一点，‘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吾人所采立场如下：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更直接的译法是译成“隶属于盟国最高统帅”或“从属于盟国最高统帅”)”。
由此可见，中美英苏四国于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
8月12日，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回的同意答复后，日本天皇才于8月15日作了广播讲话，但其中只字不提“投降”又大有深意。
“八·一五”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无疑是一大喜事。不过，随后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如日本未改变原有政府体制，一些重要战犯未受审判，拆除可供军事所用的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被美国一笔勾销，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降与德国无条件投降有着天壤之别!
按照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约定，日本到底是于哪一天投降的，过去有人认为是天皇发表广播讲话的1945年8月15日。若仔细研究历史，日本政府是于8月10日提出可以在“保留天皇统治日本的大权”的“谅解”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得到美国肯定答复后于8月14日通过中立国正式通知了盟国。所以说，1945年8月14日应该说是日本接受投降日，9月2日在“东京湾”上签订投降书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
重庆夏季时间1945年8月15日晨7时(即北京时间晨7时)，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在各自首都同时正式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按日本的解释，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在电台发布的《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因此，其国内只纪念“八·一五”。若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内容完全是颠倒黑白，把日本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
这一《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只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在这篇以“朕”自称、用文言体写成的《诏书》中，一概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号召国民“忍其所难忍”。
“八·一四《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厘清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如《停战诏书》《终战诏书》《投降诏书》，等等。但是，几种叫法都把此《诏书》的内容概括为日本“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八·一四《诏书》”内容的实质——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敏感和警觉。
《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提，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死不认罪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似乎在昭告人们，日本天皇是为了挽救人类文明，才接受联合公告的。这更像是一份日本在没有败的情况下接受联合公告的普通“文告”。
《诏书》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且“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日本的潜在理由是：日军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手，扶持汪伪政权登台后又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而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
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4天后，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庄严地放下武器”。战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军占领军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维护面子，同时也隐含着内心不认输的意思，更谈不上认罪。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上有许多人受日本歪曲宣传的影响，认为这篇《诏书》才是日本投降的标志，实有不妥。实际上，裕仁的这篇讲话只是向日本国民作出解释，中心思想是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
日本政府后来宣传这一《诏书》挽救了国家，天皇接受同盟国条件是使国家免受更大破坏的“最大圣恩”，国民须万分感激才对，反而对其发动战争的罪行避而不谈。后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四处鼓吹，为侵略罪行翻案，也正是依据这篇《诏书》的精神，可见其留下的重大历史隐患。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八·一五《四国公告》”，不提“九·二《诏书》”，却竭力提高“八·一四《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的《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但是，令笔者多年不解的是，为什么我国的教材和许多历史著作，也跟着抬高“八·一四《诏书》”和“玉音广播”的地位呢?对这个问题，我们缺乏战略远见!
“日本投降”概念被美国偷换成“日军投降”
日本在本土基本完整、海外还有350万军队的情况下表示降服，这多少让同盟国感到意外，不过，日本提前降服减少了牺牲和物质损失，还是令许多人兴奋不已。
以中国战场为例，日本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早先制定了决战计划，准备放弃广州、武汉时进行彻底破坏;在上海等地进行巷战且不惜将城市夷为平地;在北平、天津和山东进行毁灭性决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投降。日本若真执行此计划，中国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古城和经济富庶地区，以及千百万人的生命将毁灭于侵华日军的最后疯狂。
同时，按美国1945年夏天制定的计划，因已有的两枚原子弹投出，需再用几个月时间才能生产出七八枚，方能在“东京湾”顺利登陆日本。美军计划中还认为，即使进行核攻击，也将付出数十万军人伤亡的代价才能最终征服日本。
出于这一原因，当时同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是早点结束战争，便不再刻意关注对日本战犯战争罪行的追究。
从1945年8月31日起，陆续有20万美军进驻日本。许多美军官兵因在太平洋战争中见识过日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疯狂行为，对踏上这个“菊花和军刀”交织的国度普遍心有余悸，担心会遭受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见到的日本人都谦卑至极、鞠躬相迎，严格遵照“圣断”行事，全无抵抗行为。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见此情景，也感叹于日本天皇在民间的威望，声称若将其废除，他便需增加一倍数量的占领军方可控制全局。
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场的细心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两者从性质上存在很大区别。
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若只提军队投降，那么，原先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审判战争罪犯的条款就无法实现，日本可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不被触动。
对美国的这一态度，其他同盟国虽有不同意见，但有实力才有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苏联的海军力量相对较弱，英国更是无力顾及远东，中国则根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海军，所以，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处置权。
1945年秋，美国占领日本后，虽对其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战争结束时日本多达713万人的军队(其中近一半在海外，大都由美国运输舰遣返)，不过，日本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仍得到保留。
德国战后的领导人在东西两部分都由原来的反纳粹人士担任，日本战后几届首相却仍是过去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有的还是甲级战犯(如20世纪50年代的首相岸信介)。日本的国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将处理具体政务权交给了内阁。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便会明白，为什么战后的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认其战争罪行，为什么要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
将东条英机说成是二战“三元凶”之一实属大谬
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国民众对侵略者罪行必须给予追究的压力，同意对战犯进行审判。“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由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10国的10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麦克阿瑟任命的澳大利亚人韦伯担任首席法官。这一审判法庭反映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意愿，美国在其中具有最大影响力，因为美军单独占领了日本并负责看押所有的甲级战犯。
当时审判、追究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及责任让美国陷入“两难”，因为美国既要履行与日本当权者的约定，又要对受害国包括本国民众有所交代。美方便将偷袭珍珠港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列为“第一号战犯”，有舆论也称他为“东方的希特勒”，列为“战争三元凶”之一。但是，真正主宰日本侵略行径的皇室和财阀，却被描绘成了任由军人摆布的“傀儡”。
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知道，二战结束前，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首相、陆相、海相都无统军权，大的军事行动都出自于天皇的“圣断”。东条英机只是日本战时十几任首相之一，作为战犯固然罪大恶极，但其实质上却只是天皇“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仆，如何能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战争三元凶”?
当东条得知自己即将受审时便想自杀，日本最后一任陆相下村定大将登门告诫说：“只有你能上法庭替陛下担当责任。”东条不听劝阻开枪自杀却未打中心脏，结果被美国军医救活。在“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仍叫嚣“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不过，他也说了实话，“战时没有任何人能违抗天皇的意旨”。
在“东京审判”中，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才最终得以判处东条、松井、板垣、土肥原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使这伙“昭和”军阀头目受到惩处，但对日本军国主义而言，这种追究和惩处明显是不彻底的。
日本皇室成员无一人受追究，包括在南京下令“杀掉全部俘虏”的罪魁“皇叔”朝香宫(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东京审判”结束时，首席法官韦伯便公开申明：“日本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法庭在这方面掌握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不对他起诉是出于同盟国的利益。”
美国为促使日本早降，承诺保留天皇制，但这与保护裕仁又是两个概念。战后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户都建议裕仁应退位，找一个没有战争责任的皇族继任，这与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反而对战后的日本形象大有益处。
美国同意的“维护国体”，实际上反而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战犯裕仁。还有一些战犯，如“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等，也因向美军提供人体试验资料而受到保护。当时，日本共产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废除天皇制并追究其本人罪行的运动，美国占领军却支持当权的右翼势力。
日本多数民众受传统的神道传统束缚，也认可了长期被尊为“人神合一”的天皇继续为元首。至20世纪50年代后，追究战争最大责任者的呼声逐渐平息，同日本建交的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然而，历史却是不容歪曲的!
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于1946年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仅有40亿美元，同盟国曾议定赔偿额约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抵偿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的赔偿数额。
1948年后，美国见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从此，各受害国就再也没有得到日本的实质性赔偿(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因建交需要，只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
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长期将自己与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紧紧捆绑在一起。
中国对日抗战取得了驱逐其侵略势力的伟大胜利，不过，在战后处理日本的问题上却难以实现自己的正义要求，关键在于实力超强的美国垄断了对日处置权。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虽在国际地位上有所提升，但国力衰弱的局面却未发生根本改变，在对外事务上必然留下诸多遗憾和无奈。
周恩来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意义，中国只有极大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申张国际正义，也才能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选自《国防参考》，系国防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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