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百壮士”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涌现出来的一个英雄典范，是全民抗战的缩影和精神象征。在淞沪会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临危受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血战4昼夜。他们孤军奋战，勇敢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振奋了全国军民誓死抗战的勇气，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尊敬。
淞沪会战改变了中日战争战场走向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为抗击日军进攻上海以及整个淞沪地区，而展开的战略决战，会战历时3个月。蒋介石任统战区总司令，直接指挥作战。会战先后投入6个集团军、75个师，号称75万兵力，实际到达战场投入战斗40万人以上。我空军约200架飞机参战，海军40余艘舰艇投入战斗。
日本军队投入总兵力为9个师团，共约30万人，以及海军舰艇30余艘，其中，航母3艘，空军作战飞机390架。会战以中国军队作战失利，付出重大伤亡后退出上海以及外围阵地而告终。这是“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军队进行的第一个战略规模决战，也是中日战争由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标志。
此役使中日军队交战的主要方向从战争初期以平津为起点，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由北而南展开，转为以上海为起点，沿长江航线和陇海铁路自东向西发展，从而改变了中日战争的战场走向，深刻地影响了战争进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战火迅速蔓延。上海扼长江出海口，是进出华东和中国腹地的战略枢纽，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都会，且毗邻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因而，成了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
中国政府洞悉日军的侵略野心，鉴于战争发展态势和上海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为遏止侵略，拱卫首都，中国军队加紧部署，准备迎战。大战一触即发。
会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因受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上海市区仅有以杨虎为司令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保安部队约2个团，而在上海外围部署有以张治中为司令的京沪警备司令部之第87、第88、第36共3个师。这3个师均为早期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教导师。日军在上海市内驻扎有海军陆战3000余人，在长江口附近江面和海面停泊有日本海军第3舰队主力舰只。此时，敌我兵力对比，我占优势。
1937年8月9日傍晚，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官大山勇夫与另一士兵，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被我驻军保安队击毙。这本是一起擦枪走火式的突发事件，日本政府却蓄意以此为导火索，挑起战端。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次日，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日方要求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同时，日军暗中加紧调动，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奉命将军舰从长江口开赴上海，准备投入作战。日军大本营命令海军第1特别陆战队从佐世保紧急启程向上海增援。
中国国民政府于8月10日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定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上海市长俞鸿钧奉中央政府之命，严词拒绝日方关于撤退保安部队和拆除防御工事的无理要求。同时，奉统帅部之命，张治中将在上海外围的第87、第88师部队于8月12日拂晓前隐蔽开进至上海市区布防。
8月13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向我保安部队阵地发起进攻，同时日本海军集中舰炮向市区轰击。淞沪会战正式爆发。
8月14日，我军开始实施反击。上午，我空军集中轰炸黄浦江面的敌舰。下午3时，我军下达总攻击命令。至当日日落时，我军第87、第88师进攻均有进展。
日本政府决意扩大事态，使战争升级。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已经退役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领第3、第11师团从日本本土由海路火速运往上海增援。
中国军队也调整部署，急速向上海增兵。统帅部将京沪警备部队扩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担任上海左翼作战任务。将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的第8集团军调至上海，担任右翼作战任务。
8月15日以后，中国军队加大兵力连续围攻龟缩在各个据点的日军，并曾一度攻入日军盘踞的汇山码头。但是位于虹口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主要据点依然在日军手中。日军凭藉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死守不退。中国官兵虽奋勇进攻，但缺少重型火力，难以突破敌核心阵地。
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的日本上海派遣军主力部队，在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处登陆。南京统帅部闻讯，急令军政部次长陈诚出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分头火速迎战御敌。统帅部对负责指挥淞沪会战的第三战区进行重大调整，蒋介石接替冯玉祥兼任战区总司令官，顾祝同副之。
淞沪会战急速进入白热化阶段。8月下旬，激烈的战斗在吴淞、杨行、宝山、月浦、罗店、蕰藻浜等广阔的战场全面展开。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殊死搏斗，死伤枕藉，血流成河。
日本政府继续向上海大规模增兵。进入9月以后，日军将华北方面军所属之第9、第13、第101师团拨归上海派遣军，此外，还从台湾调兵。至此，日军在淞沪战场已投入陆军5个师团，总兵力近20万人。
为应对严峻的战场形势，国民政府一再向淞沪地区增派援军。除了原有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9集团军(总司令原为张治中，后为朱绍良)、第15集团军(总司令原为陈诚、后为罗卓英)，9月以后又增加了薛岳之第19集团军、刘建绪之第10集团军，稍后，又调来廖磊之第21集团军。
9月21日，第三战区调整淞沪战场部署，将第15、第19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陈诚任总司令;将第9集团军编为中央兵团，朱绍良为总司令;将第8、第10集团军编为右翼兵团，张发奎为总司令。
来自日本国内和华北的日军增援部队从水陆两路蜂拥而至，日军逐渐占得战场上风。9月22日，日军集中两个师团兵力猛攻我军左翼阵地，我军伤亡惨重，至24日夜，放弃左翼阵地要点罗店。
10月1日起，日军以主力向我中央防线发起猛攻。我中央兵团各部队艰苦作战，损失惨重，无力对峙，相继退出阵地。此时，从广西调来的廖磊之第21集团军部队抵达淞沪战场，并立即投入战斗，但亦无力挽回颓势。
10月23日，日军以重兵直趋真太公路，威逼大场左翼。敌集中各型火炮、飞机狂轰滥炸，接着又以战车掩护步兵进攻，先后夺占我胡家桥、走马塘等前沿阵地。我军力战不支，大场失守。第18师师长朱耀华因阵地失守愤而自杀殉国。
大场失守，牵动全局。10月28日，第三战区将部队全线撤过苏州河，将防线后移。
日军本着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决心迅速结束上海作战，歼灭淞沪地区中国军队。为此，日军大本营下令从华北和国内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编成第10军，兵力共约10万人，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计划在杭州湾登陆，策应上海方面作战。同时，将在华北的第16师团加强给上海派遣军，成立日军华中方面军，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作战。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的多个港口登陆，并迅猛向北攻击前进，计划迂回包抄，与上海派遣军配合，合围淞沪地区中国守军。
面对危局，为避免数十万军队被围歼，中国最高统帅部在11月8日晚下令全线总撤退，全军撤出淞沪战场，分两路向苏州以北、嘉兴以西地区后撤。
11月11日，在沪西地区担任掩护任务的中国部队奉命撤出最后阵地。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宣告上海陷落。
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八百壮士”
淞沪会战尽管以中国军队败退告终，但是，会战中中国官兵忠于职责、奋起抵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造就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典型战例和可歌可泣的战斗集体。保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统帅部已经下达撤退命令。但是，中国政府抱有幻想的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中国政府希望英、美、法等列强在会上伸张正义，支持中国、制裁日本。中国政府认为列强在中国均有重大利益，比如上海就有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只要西方列强大喝一声，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将有所收敛。而九国公约会议按计划要到11月上旬才能开幕。
为了增强列强对中国抗战的信心，九国公约会议前上海不能宣告陷落。于是，在下达撤退命令后，蒋介石又下令在主力部队撤退时留下第88师继续坚守上海闸北地区。此命令经战区副总司令顾祝同、第9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第88师师长孙元良层层下达。将领们认为，既然坚守闸北主要是做个姿态给外国人看，就不必留一个整师，也不必死守整个闸北。于是经过层层变通折扣，最后决定由第88师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中校率领该团第1营死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北岸、与上海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存放抵押物的共用仓库，故称“四行仓库”。这是一座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楼，可以瞰制附近街区。会战中，这里是第88师师部驻地。
10月26日晚10时，谢晋元接到死守命令时，第1营的4个连队尚分散各处阵地。他和营长杨瑞符商定，由他先到四行仓库师部领受任务，杨营长随后带领各连于夜12时准时赶到。可是由于在部队开始撤退后匆促下达留守命令，又值夜间，当夜12时只有第1连按时到达仓库，凌晨2时杨营长才领第2连进入作战位置，而第3连和机枪连仍下落不明。谢晋元指挥第1、第2连连夜布置阵地，准备战斗。
力量悬殊的四行仓库攻守战于27日午后打响。午后1时左右，鬼子的踪影出现在我瞭望哨的视野之内。我哨兵发现，有一队日军从四行仓库西侧，探头探脑摸索而来。
仓库西侧200米处有一座地堡，我第1连第4班预先占领埋伏。日军越过地堡，向仓库靠近。于是，从地堡到仓库的200米路段就形成一个大口袋。枪声几乎从两头同时响起。四行仓库里的我军枪口顶着日军脑门打，地堡里第4班的子弹，直往鬼子屁股上钻。日军两头挨打，无处逃遁。
十多分钟的战斗，报销了二十多名鬼子兵。这在上海战场，微不足道。但却是会战以来，中国人打得最漂亮最解气的一仗。
四行仓库的枪声，打破了前一夜以来上海战场的沉寂。它向日军，同时也向上海百万市民和租界里的洋人宣告：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抵抗仍然有效。
中国人、西洋人以及东洋人，无不为这密集的枪声所震撼。中国人扬眉吐气，西洋人窃窃私语，东洋人则怒气冲天。
前一夜失去联系的第3连、机枪连以及其他失散的官兵，在枪声的召唤下，主动归队。至此，第1营4个连队全部集齐，四行仓库阵地共有我官兵452人。
下午3时，日军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与上一轮遭遇战不同，这批日军有300多人，从西藏路、苏州河北路、国庆路，密密麻麻地三面包抄而来。
曾经让日军吃过大亏的地堡，成为鬼子必须攻占的第一个目标。成队的日军，向地堡扑了过来。而此时地堡是空的。因为考虑到地堡是个孤立火力点，难以久持，半个小时前，里面的守兵已隐蔽撤退，他们只留下两样东西：一束手榴弹和一发迫击炮弹。
日军猛射一阵后，见地堡没有了声息，于是准备占领。
已转移到另一座街垒的第4班战士，正瞪大眼睛，看着十几个鬼子，撬开水泥门，钻进地堡。班长手里拽着一根绳，绳索那头正系着地堡里手榴弹的拉环，看见鬼子全进去了，便用猛力拉动绳索，拉出一声惊雷，一片火光。地堡立时开花，一束手榴弹，外加一发迫击炮弹的威力，竟把沉重的顶盖掀开，鬼子也随着升天。
日军更凶狠地向四行仓库扑来。日军的进攻，遭到迎头痛击，街面横七竖八躺着日军的死尸。
日军数次强攻，几度用武，密集的枪弹，把四行仓库大楼打得四处冒烟，遍体弹痕，但每当日军攻到楼前，都被楼内喷射的枪弹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
在上海战场为所欲为的日军终有一忌。西藏路以东和苏州河以南就是英美把持的公共租界。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处，有租界两个巨型煤气罐，枪炮一旦击中，租界将是一片火海。租界里的西洋人向东洋人发出警告：不可将战火引入租界，否则，绝不坐视。日本不敢把西方列强的话当耳旁风，不敢贸然对四行仓库动用重型武器。
四行仓库的枪声也牵动了租界商团外籍兵丁。27日夜里，一队英国巡逻兵隔着苏州河，朝着四行仓库高声问：“你们需要点什么?”正急于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中国士兵回答：“食盐、光饼和糖。”问答到此本应结束。英国兵多事，又问：“你们共有多少人?”多少人?这是军事秘密，能告诉你们吗?哨兵还是将此事及时报告团附谢晋元。谢晋元想，何不借机壮壮我军声势?他对哨兵说，告诉英国人，楼内我们有800兄弟。
上海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商团兵丁与四行仓库守军夜间隔河对话，以醒目的标题登在次日出版的大小报纸上，““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遍了全上海。““八百壮士””立时成了上海民众心中的英雄。
上海市商会为四行孤军赶制上万枚光饼源源送到壮士手中。一位德国妇女驾驶汽车，载着面包向西藏路驶来，准备献给孤军，在苏州河桥为英军所阻，双方发生龃龉，那妇女一怒之下，竟动手打了英军一耳光。
10月28日夜间，童子军女团员杨惠敏冒死泅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给守军送来一面国旗。次日清晨，士兵用6根竹竿捆绑连接，做成旗杆，将国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
日军进攻四行仓库屡屡受挫后想到，苏州河南岸租界里洋人的骨头肯定比北岸中国士兵软。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约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松井大将咄咄逼人地威胁道，任何资助、放纵中国军队抵抗的行动，将被视为对日本不友好。
租界里的洋人果然害怕，要求中国政府撤走四行仓库守军。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开幕前夕，中国代表团频繁约见英、美、法等列强代表，请求在会上主持正义、支持中国，却遭到冷遇，中国的提案胎死腹中。上海租界里的中国民众不忍见“八百壮士”死守孤堡，做巨大牺牲，也纷纷吁请当局，命令孤军撤退，保存抗战实力。
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国政府当局决定将“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并经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与租界工部局协商，中国守军经公共租界撤至沪西归还建制。
谢晋元奉命带领官兵于10月31日凌晨2时撤出四行仓库。撤退过程中受日军阻击，有6名官兵牺牲、营长杨瑞符等27名官兵负伤。
然而，当我军官兵撤入公共租界后，租界殖民当局屈服于日军的压力，竟背信弃义，强迫中国官兵缴械。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等军政大员与公共租界当局交涉无果。最终，“八百壮士”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被迫交出手中的武器。
公共租界英美殖民当局打着“中立”的旗号，既不敢接受日军的要求将中国孤军予以引渡，也不肯按中方的要求让中国官兵离开租界。这样，“八百壮士”被羁留在孤军营。自此，壮士们失去了行动自由。
羁困“八百壮士”的孤军营，地处公共租界内胶州路与新加坡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15亩。这里原是万国商团意大利部队的兵营，后废弃。淞沪会战爆发后，这里搭起窝棚，收容难民。把中国孤军关进这块恐怖、荒芜的土地后，租界工部局只给这里增加了一道铁丝网和两座哨楼。商团的外籍士兵把守大门，并每天入内清点中国官兵人数。中国官兵被禁止自由出入营门。
当初，斩钉截铁地命令孤军从四行仓库撤退的将军们，已经退得无影无踪。师参谋长张柏亭，当英军迫使孤军缴械时，在电话中与谢晋元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后，就再也不知去向。
当时为孤军的处置，负责与租界办交涉的政府大员们，也不知逃往何方。曾拍着胸脯，为孤军平安离开租界打了保票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丢下上海、丢下孤军，仓惶逃走。曾受国民政府委托，全权处理上海外交事务的市长俞鸿钧，也只把“八百壮士”送进孤军营，自己就撒手而去。
“八百壮士”真正成了一支孤军。
在孤军营中，中国官兵虽然被收缴了武器，但是依然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努力维护中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营长杨瑞符等70多位伤员在进入租界后，被送往医院治疗，伤愈后奉命分批离开租界。进入孤军营的官兵在谢晋元的率领下，在租界复杂和恶劣的环境中，为自身的生存和尊严，坚持抗争。他们平整土地，搭建营舍，开辟操场，坚持每天操练。上海市民和爱国团体纷纷向孤军伸出援手，筹集资金，办理伙食。
“八百壮士”始终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关注，从四行仓库撤退的当夜，蒋介石发布嘉奖令称，“第88师留守闸北之524团团副谢晋元以下各官兵，服从命令，尽忠职务，达成目的，殊堪嘉慰。该团官兵各升一级，并呈准政府各颁荣誉勋章” 。自此，谢晋元由中校团副晋升为上校团长。
1938年5月3日，谢晋元致信蒋介石，报告孤军情况，并提出解救孤军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通过外交努力，释放孤军;中策是孤军暴动，冲出租界;下策是用日军俘虏换取孤军自由。
6月20日，谢晋元收到从秘密渠道转来的蒋介石复电，主要内容是“尚望忍受一切艰苦，以维国家荣誉”。要旨是一个“忍”字。同时，国民政府通过设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银行给孤军补发8个月的薪饷。谢晋元和官兵于是下定决心在孤军营忍辱负重，长期固守。
1938年8月11日，是“八百壮士”所在的第88师在无锡誓师出征向上海开拔投入淞沪会战一周年纪念日。这天，孤军官兵在营内举行升国旗仪式，却遭到租界商团镇压，致我4名士兵死亡，11人受伤。团长谢晋元及以下军官16人被扣押。次日，孤军官兵绝食，抗议商团暴行。上海租界民众罢工罢市声援孤军。经我国政府严正交涉，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复8月11日之前状态，严惩肇事者，抚恤遇难士兵。
此次抗争，显示了中国孤军为争国格人格奋斗到底的决心，也给生活在上海租界孤岛里的数百万民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租界当局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开放孤军营，让民众入营参观。孤军官兵利用孤军营开放的机会，向民众宣传抗日思想，团结和动员民众展开对敌斗争。官兵们也在民众的支持下，开办手工作坊，生产自救。孤军营逐渐变成上海租界内百万民众注目的精神堡垒。
中国孤军于是更成了日军的眼中钉。日军施行种种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随着上海形势的变化，日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对谢晋元等威逼利诱，企图使其变节，但谢晋元毫不动摇。敌人见利诱不成，便准备下毒手。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率部早操时，遭被敌人收买的孤军内部叛徒郝某等4人突然袭击，不幸牺牲。孤军悲愤万分，失声痛哭。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蕉岭县人，1905年4月26日生，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殉国后被追授陆军少将。
谢晋元殉国后，机枪连连长雷雄代理团长职务。但是雷雄难以填补谢晋元身后的空间，租界内外局势也日益恶化，孤军官兵再难重新振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中国孤军终于落入日军手中。为了最终瓦解和毁灭中国军民引以为傲的这支抗日队伍，日本人恶毒地将孤军分散押解各地。雷雄团长等100人被押送至芜湖裕溪口为日本人采煤。另有100余人被押到南京孝陵卫做苦役。还有60余名官兵被押送至浙江萧山做劳工，不久，他们打死看押的日军，抢走枪支，20多人逃出虎口。
1942年12月，日军从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孤军官兵中挑出57人，加上同监的其他战俘一起押送至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日军基地充当劳工。这批官兵受尽折磨，境况尤为凄惨，其中21名官兵被折磨致死，遗尸异国他乡。
被送至孝陵卫的士兵中有一部分人于1942年11月成功逃脱，有的就近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有的到后方重新归队。
抗战胜利后，约有百名孤军官兵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幸存的36名孤军官兵历尽艰辛，也于1947年1月辗转回到上海。这些饱受战争创伤的孤军官兵或者选择留在上海谋生，或者返回自各原籍开始新的生活。
(日本轰炸下的上海)
“八百壮士”是民族革命典型
“八百壮士”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涌现出来的一个英雄典范，是全民抗战的缩影和精神象征。在淞沪会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临危受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血战4昼夜。他们孤军奋战，勇敢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振奋了全国军民誓死抗战的勇气，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尊敬。
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抗战以来受嘉奖军官名单，共6人，其中谢晋元居首位。
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其中说到：“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就是要以已经发生的英勇抗战的事迹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
“八百壮士”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一个传奇和精神符号。其典型意义在于：
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救亡图存的国家意志和广大军民奋勇抵抗，决不投降的坚强决心。抗战初期，当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人呼唤英雄、渴望英雄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死守四行仓库，与敌血战，何其壮哉!撤出四行仓库后，在租界羁困4年的厄运，特别是继后的又近4年无比屈辱的劳役岁月，惨绝人寰，他们没有屈服，没有投降，坚持抗争，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旺盛的战斗精神，经受住了时间和恶劣环境的考验。他们无愧于民族革命典型的称号。
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斗志和必胜信心。在淞沪会战中，他们最先投入战斗，最后撤退，一直战斗在最前沿。特别是坚守四行仓库作战，阵地就在上海租界和华界交汇的核心地区，他们在上海百万市民众目睽睽之下孤军奋战，打击敌人，激烈的战斗场面和勇敢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上海民众，以及全国军民的战斗意志。羁困租界4年间，他们坚持斗争，不向敌人低头，孤军营地成了沦陷后上海孤岛内百万民众仰望的精神堡垒。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情和尊敬。由于上海国际大都会特殊环境，以及上海租界列强复杂的利益关系，“八百壮士”的英雄壮举和悲剧命运，得到国际社会广泛、长久的关注。国际社会从“八百壮士”身上看到了中国军队作战的决心和斗志，看到中国抗战的前途和希望，对逐步消除列强对日绥靖情绪，援助中国抗战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成功的舆论宣传战范例。四行仓库保卫战精神象征意义大于单纯军事价值。其作战想定从一开始就定位于舆论宣传战模式，并且成功地贯彻实施。最高统帅部决策谋划意图明确，各个指挥层级将领心知肚明，参战官兵身体力行，以及战区内爱国团体和民众推波助澜，形成了上下贯通、完整有效的宣传链条。
他们充分利用作战地域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民众看得见听得到，又毗邻租界，中外注目，信息灵通，高度敏感等有利条件，在为期4天的战斗时段内，形成了作战区域附近万民众围观，奔走相告，口口相传，军队与民众呼应，阵地内与阵地外互动的罕见局面，在政府、民间和各种正义力量，以及媒体本身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上海地区的中外媒体、国内各主要媒体，以及西方国家媒体争相报道，广泛传播。
于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成了一个举国瞩目、国际上颇受关注的热点，产生了强大的积极的舆论宣传效应。四行仓库作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和军队继续利用“八百壮士”的威名做好后续宣传，特别是羁困租界4年间，官兵利用开放营房，让市民入营参观的机会，把孤军营变成了宣传抗战的大舞台，一扫租界孤岛内悲观沉闷空气，唤起了热烈的抗日情绪。
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扬、褒奖“八百壮士”。1938年，重庆方面拍摄了《八百壮士》电影，在前线和后方公映。“八百壮士”是抗战期间舆论宣传战的一个重大事件和成功范例。
(毛泽东为“八百壮士”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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