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录　第二十章

　　张建华

　　在院革委会任职时的那些事

　　我院革委会成立于1967年8月6日，当时叫“新华工革委会”。

　　我院的革委会因成立比较早，革委会没有实行后来通常情况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而是实行的原院党政领导干部、教职员工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三结合”。正由于没有军代表的参与，我院革委会也就避免了很多因军人参与带来的很多弊端。

　　我作为院革委会的一名委员，在院革委会任职了两年零四个月，即1967年8月——69年底。

　　从70年初开始，全院搬到咸宁搞整党和“斗、批、改”，工宣队全面接管了学校的党政大权，我们这些学生委员都回到了原来的教学班，这时革委会虽没有宣布解散，但已名存实亡。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

　　通过比较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政权组织的状况，我认为“革命委员会”确实是好。比文革前的好，比改开后的好，比一些人企望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还要好。

　　但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在三十多年来主流媒体和不良文人的长期误导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文革时期的革委会无非就是造反派掌权，尽干坏事。

　　其实，真实的革委会确实是好的，完全不是他们在影视节目中看到的那个样子。

　　下面我就根据自己在新华工革委会任职的经历和感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的成员是真正按巴黎公社产生的形式即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的，这些人一般都是经过实践证明是德才兼备并为公众信任的。

　　我们都知道，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指定或委派的，这种任用和选拔干部的制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革委会的成员都是群众直接选举的，革委会就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而也就真正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在行使权力时真正地实行了民主，真正实行了“集体领导”。

　　在革委会内部讨论问题，作出决策时每一个委员和革委会主任、常委之间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都可以争论。通过决议时每个人都可以表示不同意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其他常委、委员只是摆设的弊端。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机构精简，党政合一，精英荟萃，令出一门。我院革委会成员共45人，是原院党政干部的三分之一(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机构精简了，人员精干了，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教学、教改、科研、落实政策等各项工作都有声有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华工在院革委会治理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人整人的现象。总体来说，华工当时在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同事关系是积极的和谐的。对此，我院原院党委第一书记、教育家朱九思在评价文革十年的华工时，也肯定了华工的文革是文明的。

　　我在新华工革委会任职期间，除分管院广播台和院文艺宣传队的工作外，还曾主持过“大型毛泽东诗词组歌演出团”的工作，曾去湖南进行过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曾短期主持过全院的行政工作，曾参与全院文革总结的写作和两本诗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曾主持了“解放朱九思学习班”，为“解放”朱书记作出了努力……。

　　在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我总觉得我在华工任职的两年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23、24岁的毛头青年。

　　我之所以说在院革委会任职的两年多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是因为我所做的事都是给学校、给社会输送的都是“正能量”。二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思想是最开放、最自由的，身心是最放松、最畅快的，精神生活是最丰富的。我们不但有理想，有激情，而且有浓厚的友情和烂漫的爱情。读者只要看了我在本章和下一章的回忆记述就知道我说的并非诳言。

　　一、探亲路上见闻

　　“武汉7.20事件”振动全国。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接连两次来电报佯称“父亲病危”催我“速回”。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我认为武汉的大局已定，因心中惦念年迈的父母亲，决定回家探亲。

　　当天，我上了南下的15次特别快车。

　　这是我离家来汉上学三年来第一次回家探望父母。三年来，不是我不想父母亲，而是因为经济拮据，实在无力去购买回家的火车票。父母亲在解放前吃了不少苦，近年来我老家因连年遭旱灾，收成很不好，日子过的还是很苦。想到此，我真是恨不能飞到他们身边。

　　列车在京广线上飞驰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我熟悉的农村的山、水、行人和农田。

　　早稻已经收割了，一片片二季稻长势很好，绿油油的秧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此时，我的心情不错，一年来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了。

　　不知什么原因，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我没有下车，静静地凝望着窗外。

　　刚下过一阵雨，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泥土的清香。草木经雨水的洗刷后，山峦似乎变得更加清秀。村子旁池塘里荷叶上的水珠反射着太阳的光辉，五颜六色的。那含苞欲放的荷花在绿叶中摇曳着，让人尝心阅目。

　　在稻田旁的一座小山上，一群白鹭(大概不下千只吧)云集在那里。突然一起飞走了，不知是为什么，大概是受到了惊吓吧。过了一会，又飞回来在小山上空盘旋着，并不停地叫唤着。

　　村庄里的人们都在忙碌着。有的在扬场，有的在堆放刚收割脱粒后的稻草。小孩们有的在嘻戏，有的在相互追逐，奔跑打闹。在村子显目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条条“打倒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大标语。

　　半个钟头后，列车开动了，继续向南飞速驶去。

　　列车徐徐地进了埔坼站，下一个大站就是湖南了。

　　列车刚一停稳，车站内就传出前面发生了武斗的消息，说列车不能开了。我不想下车，开始和周围的人闲谈起来。我们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武汉近来发生的事。我说了王力同志在汉的情况，说了8201部队在7.20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旁边座位的旅客都围过来听我讲，并不时有人插话补充。这时，我发现在听我们说话的人中有的表情很不正常，出于一种警觉，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些人并停止了我的话题。

　　在周围的旅客都下车吃饭或洗漱后，坐在我对面那个从辽宁去广州的男子突然悄悄地告诉我说：刚才坐在我们这边的几个人都是《百万雄师》的，这些人都在逃亡途中。这时我才明白，在我刚才讲话时，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出紧张的神情。

　　当我吃了饭返回原来的座位时，周围座位上的人也都回来了，我们接着闲聊。不过我们的话题已经改了，原来表情紧张的那些人也放松了下来。

　　7月28日凌晨2点50分，列车离开埔坼站继续南行，但到了湖南岳阳时不知为什么么又停驶了。

　　据车站报导，要到七点五十才能继续开车。没有办法，我下车进岳阳城逛了一趟。

　　岳阳的街面不大好，市容也显得很乱。就大街上贴的大字报看，岳阳工联的力量比较弱，大多数大字报都是站在反对工联、反对《湘江风雷》立场上的。

　　从岳阳百货大楼的一张走访记中可以看出，岳阳军分区是站在湖南省军区龙书金这方面的。

　　本想去看看岳阳楼，但一是不知道岳阳楼在什么地方，二是没有熟人带路，只好作罢。

　　列车从岳阳开出后一直比较顺利，我们相继过了长沙、株州、衡阳。因列车上没有服务员，没有广播，加之开车时间连车站的人都说不清，更无法控制，所以车过长沙、株州、衡阳时我都没有下车。

　　下午五点左右，列车终于到达了我的终点站郴州。

　　在郴州站下了车，我直奔郴州汽车站，准备买回宁远的车票。到了售票处一问，才知道去宁远的车票很紧张，不但没有了当天的车票，就连第二天的车票也没有了。我只好先找一个旅馆先住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车站，想碰碰运气。

　　看来买去宁远的车票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买了到兰山的车票，准备到兰山后再设法买到宁远的车票回家。11点左右，汽车由郴州到达兰山县城。到了兰山后，我就去买由兰山到我们宁远的“过路车”车票，但售票员死活不卖，好说歹说，终于同意我自己上车后买票。我上了开往宁远的车，车上其实空了很多座位。12点半汽车到达神下，下了车，我步行于一点半左右安全地回到了家。

　　父母亲看到我平安回到家都非常高兴，四邻也都过来看我。闲谈中，他们说的都是一件事：今年又是大旱灾，很苦。

　　一回到家知道这次是父母亲当心我在外面有危险才要我回来的，虽然是骗了我，我还是很高兴能回家见到双亲。

　　下午我去村外转了一下，水田都龟裂了，禾苗多已枯萎，看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明年上半年又要挨饿了。

　　在家呆了三四天后我就呆不住了，我惦记着武汉的事。于是我决定尽快返校。

　　9月2日早上七点半我动身回汉。由于当时谣传很多，父母怕我在外面出事，一定要小哥送我到三哥所在的鲤鱼江电厂。

　　宁远到嘉禾县城的车还是没有，我们兄弟二人决定步行到兰山县城。一路上听到很多谣传，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从兰山到郴州的汽车是否开和郴州北上的火车是否正常。快到广发圩时，我们碰到一个社员，当问及汽车时，回答是“客车有好几天没有开了，外面打人的事太多了。”小哥一听就准备返回家去，但我回汉心切，不同意返回。心想，要是真没有车到郴州，就是走，我也要走到郴州，反正也就是一百多公里的路。到了兰山县城，我们开了旅馆住下后就立刻去车站打听兰山去郴州的汽车的消息。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我就起床赶往汽车站。此时售票窗口还没有开，我只好等，直到五点半售票窗口开了，我第一个买到了票。不过，不是客车票，而是货车票。

　　八点半，货车出了兰山县城，十二点半我们到达郴州。

　　来到火车站，站内不像往日那么热闹，看上去人们似乎有些慌乱，一打听，知道火车已停开了。

　　候车室屋顶已被拆了，说是前两天因武斗被毁的。就在这时，人群突然乱了起来，我一看，见几个人被一群拿着枪的人押着过来了，整个车站顿时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是否有火车到鲤鱼江不得而知。我们只好重新回到汽车站，准备乘汽车去鲤鱼江三哥那里。

　　8月4日清晨我们听说火车恢复开了，于是我们退了汽车票买了去鲤鱼江的火车票。6点55分火车驶出郴州，8:30就到达了鲤鱼江电厂。三哥今天恰好轮休，三嫂湘蓉也在家。我们兄弟三人三年后又团聚了，真有说不完的话。

　　由于我急于回汉，而小哥也要急着回家(小嫂要生孩子了)，我们在三哥家住了两天后就决定离开鲤鱼江。

　　8月5日下午两点，三哥送我们到达郴州。我和三哥陪小哥先去汽车站买了回家的车票，又去旅社定了床位，然后我们就一同去了火车站。

　　郴州火车站仍未恢复正常。“铁联筹”的人都跑了，车站一片冷落。车站没人售票，广播也没有开。几个造反派的“红铁军”拿着枪守护着车站并维持次序。

　　下午四点，小哥回了旅馆，三哥回了电厂。我一个人在车站等候列车消息。

　　8月6日晚12点半左右，突然从广播里传出由广州开往北京的161次列车到达郴州的消息。人实在太多了，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了车。

　　车厢里非常拥挤，就像插筷子一样，要转个身似乎都不可能。人多加之天气又热，上车不一会就全身湿透了。车厢内空气混浊，各种气味都有，实在令人难受。不过，上了车的人都管不了这些，都觉得能上了车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铁路运输为何如此混乱?主要是因为铁路系统内两派意见分歧和武斗造成的。广州、郴州、衡阳、株州、岳阳几个大站近来经常发生武斗，驾乘人员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因而导致了铁路运输一片混乱，有时列车几天都开不了，而有时则列车在行驶途中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8月6日8点半左右列车到达长沙。此时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情况：车站工作人员要求所有的人统统下车，然后再凭车票重新上车。由于我们在郴州站时无人售票，我们是无票上的车，结果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走。没有办法，我只好离开了火车站。

　　出站后我很快找到了武汉“新华工”驻长沙联络站。联络站的小李把我带到湖南省公安厅招待所，他说先住下来，车票的问题他会帮我解决。联络站还真有办法，晚十点半，他们就把第二天的车票给送来了。

　　8月7日上午7点，我和“新华工”的另一个同学一起登上了北上的282次列车(慢车)，下午7点左右到达武昌南站。

　　这次回家探亲一路上最大的感受是社会次序比较乱，交通严重不正常。觉得文革应尽快结束，不能再乱下去了，“安定”已成为亿万人们的普遍要求。

　　二、新华工革命委员会

　　在回汉的列车上，我从《湖北日报》上得知我们新华工已于八月四日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的消息。

　　当我回到学校时，学校到处都还留有盛大庆典的痕迹。我急切地找来了院革委会成立当天的《新华工》报。当我看到那套红的《新华工》报时自是心潮起伏，很是激动了一番。

　　我院是湖北省乃至整个华中地区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厅级单位。“新华工”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在我院确实是盛况空前。

　　当天，除湖北武汉本地的造反派组织外，全国各地920个知名单位和组织都派了代表到会祝贺。其中有北京的“新人大三红”、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工东方红”、上海工总司、上海红三司、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等的代表。远至边疆的云南“8.23”、新疆的红二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也都派代表参加了我院革委会的成立大会。

　　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本期《新华工》报出了八大版，除全文刊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宣言》、《新华工革命委员会通告》、张立国代表院革委会的发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及曾、刘首长等讲话的全文外，还用了整整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长篇通讯《新华工在前进》，全面回顾了我院一年多来的文革历程。

　　我们新华工革委会是经武汉军区审查呈报中央批准后成立的。院革委会由45名委员组成，其中学生代表29名，教师代表7名，原院党政干部代表5名，工人代表4名。主任委员张立国，副主任委员五名，他们分别是：郭保安、聂年生、王富山、熊小村(原院党委副书记)、张汉卿(政治教研室教师)。

　　成立院革委会时我虽然不在学校，但还是被推选为院革委会委员，工作仍在宣传部。

　　院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院夺权的结束，“教育改革”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我院闹腾了整整一年的红卫兵运动(从66年8月到67年8月我院革委会成立)已近尾声。除张立国、郭保安、聂年生等后来进入了省、市革委会，担任了领导工作，还在忙于政治外，大部分同学的“政治热情”已逐渐冷却了下来，“看穿了”的思潮也随之蔓延，一些曾经热衷于政治斗争的同学也成了政治上的“逍遥派”。广大师生们的兴趣已从热衷于“政治”转移到专业理论的教学和实践上来了。

　　在院革委会的领导下，师生们开始“复课闹革命”，搞“教改”。当时，全院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教改小组”、“教改探索队”并积极地开展了活动。我们年级“工企”专业三个班的同学有的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了大冶钢厂，有的去了荆州搞教学和实习，也有人参加了院无线电元件厂的筹建。

　　我没有参加班上的“教改小组”，只参加补本专业的专业课。

　　三、组建《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

　　院革委会成立以后，少数头头对成立“新武汉”和“支援全国造反派的夺权”很感兴趣。他们不但没有撤回原派往全国各地的联络员，而且要求各大队继续派人以增强联络站的“宣传工作”。在我探亲回校前，我负责的“轻骑兵”也被派往了上海。

　　对院革委会少数头头搞“新武汉”和“支援全国造反派夺权”我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不仅不利于大联合，而且会直接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帮倒忙。

　　8月20日上午，我去了一趟设在湖大的“星火燎原”宣传队队部。在和宣传队的队员谈到武汉目前的“派战”时，宣传队的同学们不管是“新派”的还是“钢派”的，都无不感到忧虑。一个同学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睡上一个月的觉要比我们干上一个月的事的贡献还要大一些。”我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也符合我的想法。是呀，参与“派战”不但无功，反而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一天，在上海的“轻骑兵”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准备支持“上柴联司”。我当即对他们说：“上海不能乱，反工总司是错误的”并要求他们立即回校。

　　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了以下文字：

　　我们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要从大局出发，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正确的，说起来也很有道理，但如果从全局考虑，从整体和长远利益来考虑，它就不一定正确，甚至是错误的。

　　就当前上海的问题来说，有人主张支持“上柴联司”。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从“上柴联司”本身来说，无疑是应该同情和支持的。因为：1、该组织无论如何不能说它是保守组织;2、“上柴联司”在上海它代表着相当部分的造反派，而且它对武汉的态度无疑比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积极;3、上海革委会、“工总司”目前对“上柴联司”采取压的态度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从大局考虑，从整体来看，我们却不应该支持上柴联司，而应该支持上海革委会和“工总司”。理由很简单：一、成立革委会，向走资派夺权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上海市革委会并维护它的权威;二、“上柴联司”只有几千人，而上海工总司却有几百万人，在上海它占绝对优势。如果我们支持“上柴联司”，必然造成上海的“内战”，上海的稳定局面将遭到破坏，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千方百计使上海稳定下来是“大道理”，而“上柴联司”不管有多大的委屈和不公，只能是“小道理”，是局部。“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必须服从大局。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社会，注重社会科学的学习。

　　我们宣传部有三个院革委会委员，刘玉明是常委，是宣传部长，我和江重初是副部长。具体分工是：刘玉明负责全面工作，江重初主管《新华工》报，我仍主管院广播台和文艺宣传队。

　　当时江重初和我都不支持院革委会少数头头搞“新武汉”打内战。根据当时同学们普遍比较消极的实际，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文化生活，我们宣传部搞了两项大的活动：一是由江重初负责组织一台话剧《红旗飘万代》的创作和演出，二是由我负责组织《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的排练和演出。

　　《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的演职人员有360多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型演出团。演出团的主要成员是当时我院几个院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和原院文体大队的管弦乐队、民乐队的队员和教师。为了突出演出团的群众性，我要求各系(大队)将凡有一定文艺天赋的同学都推荐到演出团来。从参与演出团的人数、舞美设计、灯光布景、演出效果和演出场次(在武汉演出近百场)来看，这个活动也许是我院空前绝后的文化活动。至今都让我难忘的是演出时那恢弘的气势给观众带来的震撼。这种震撼决不是在看电影、看电视时所能感受得到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院电影放映员李纯师傅。他把电影影片中一些能渲染、映衬演出内容的镜头，通过剪辑后再用电影放影机投射到舞台背景屏幕上，极大地增强了演出效果。特别是演出即将结束时，屏幕上出现毛主席向观众挥手致意的镜头总会把演出推向最高潮，使观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在当时几乎所有舞台演出都采用布景加幻灯烘托演出情景的情况下，用电影影像配合幻灯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吧。正是由于李师傅对我们演出团的大力支持和贡献，我两从此成了几十年来最好的朋友。在校时我是他们家的常客，离校后，我每次到武汉必先去拜访他们夫妇。他的三个子女，特别是那活泼可爱，当时还没有上小学的大女儿玉梅，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组织的这次演出活动据说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文玉，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2012年5月，我们班的同学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组织了一次聚会。42年后重相聚，同学们自是激动不已。期间，陈文玉同学和我一见面就连连向我表示感谢。这让我感到很意外，甚至茫然。通过他的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

　　陈文玉是武汉市人。上高中时，学校提倡与苏联的年轻人写信交朋友。他和莫斯科的一个叫索菲亚的女生交上了朋友，通过几年的通信，他们已发展到了男女朋友的关系。文革中他因此被认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加之他出身不好，在班上一直处于“挨整”的状态下。正因为此，他的情绪总是非常低落，对前途感到悲观。就在我组织成立《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正“招兵买马”时的一天，我回到了班上，发现他正在向同班同学陈运福学拉二胡，而且有了一定的水准。于是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参加我们的演出团，他答应了。于是，他成了我们演出团民乐队的队员。通过在演出团的演出和自己的努力，他的京胡演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毕业分配时他被分配到河南部队农场。因他对文艺演出的组织工作比较熟悉，加上他的二胡(京胡)演奏水平不错，于是他就被安排到所在团的文艺宣传队。由于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很快受到团领导的重视和好评，他的人生也从此完全改变了。

　　他在部队很快入了党。“二次分配”时，他被分配到河南漯河某大型机械厂。因部队对他的评价很高，该厂党委对他自然是非常重视。几年后，他进入了厂领导班子，成了该厂的核心人物。

　　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市经委工作。因他俄语水平强，又被调到河南漯河市驻俄经贸办事处，从此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他在俄罗斯走遍了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的政界、军界及一些民间团体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俄罗斯通。即使现退休了，他仍还是一个大忙人。在我们班，他是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

　　陈文玉的成功当然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和机遇。他说感谢我，我受之有愧。但陈文玉的经历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会因年轻时的某一际遇而完全被改变。

　　言归正传。68年春节后的一天，有人向我反映说《毛主席诗词组歌》中一些曲可能有政治问题。为避风险，建议我停止演出活动。为慎重起见，我立即赶往北京了解情况。当时我去了中央文革接待处、中央乐团、海政文工团等单位了解和落实有关情况，但回答都很模糊。回校后，我征求了院革委会几个同学的意见后，还是在68年春节后不久就结束了演出团的演出活动。

　　在主持《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期间，我还参与了由著名诗人白桦创作的《迎着长矛散发的传单》和由我院舒先绪同学主编的新华工抗暴文艺专辑《火炬颂》两本诗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火炬颂》共收录了包括序诗在内的四十首诗和一篇独幕话剧《虎口逢亲人》。在编辑过程中，编辑人员要我也写上一首。于是，我就把四月份写的一首《艰险何所惧》拿来凑了数。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艰险何所惧

　　1967.4

　　大江留不住，滚滚向东去。

　　回首浪滔天，天高何所惧。

　　热血奔腾急，飞马不停蹄。

　　此行欲何往?险峰白云处。

　　四、在西七舍发生的故事

　　西七舍位于华工校园的西部，是一栋六层砖混结构的单身宿舍楼。楼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旁有一约五、六亩大的水塘，水塘四周满栽杨柳。紧靠水塘的就是华工园内唯一的公园——“青年园”。公园内树木葱郁，小径幽深，是早读外语和夏季纳凉的好去处。

　　西七舍原是外国留学生和院文体大队宿舍，各种生活设施比较完善。文革开始后留学生都回国了，院文体大队也解散了，队员们都各自回了所在班级。因此，这时的西七舍基本上都是空着的。

　　从“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回到学校后，我没有回班上去住，而是搬进了西七舍227号房间，一直住到68年工宣队进院，总共一年零四个月。当时学校为我装了一部电话，还配给我一部自行车，这在当时算是很特殊的了。

　　《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的工作结束后，我决定静下来好好读点书，好好地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洗漱后去大操场锻炼，吃了早点，8点准时上班，开始读书或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革资料。

　　院革委会成立后办公地由东三楼搬到了原院党政机关办公的南一楼，我们宣传部就在原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办公。

　　原党委宣传部存有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西七舍住的这段时间内，我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选集》1-4集，重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和一本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著作》，读了《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可以说，我学到的马列主义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较系统地学的。另外，我还读了《恩格斯传》、《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主义》、《少年诸葛亮》等。在这段时间我也阅读了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革资料。当时我记了几大本读书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后来都丢失了。

　　在西七舍住的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快乐浪漫，可谓意味绵长。有的惊心动魄，让我至今心有余悸。有的则是因少年狂妄，吃尽了苦头。

　　1、我和两个女生的浪漫故事

　　两个女生中先进入我生活的是晓文。

　　晓文是一个健康、俊秀、活泼可爱的姑娘。65年我认识她时她才15岁，在我们华工附中读初二。她的父亲也是我们湖南人，五十多岁，是我院附属工厂的工人工程师，也是我金工实习时的指导老师。老人对我们这些来厂实习的学生非常认真负责，也很随和，我们很快成了忘年之交，每到星期六，他常邀我去他家玩。

　　晓文的母亲曾是一个大家闺秀。原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厂长，后辞职当了全职太太。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她一看到我就说很喜欢我。

　　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她对我更好，几乎把我当儿子一样看了。我每次去她们家，一进门，她就会端出一大盘时令水果让我品尝，而且每次都要留我在家吃饭。

　　我出生在农村，由于穷，加之当时交通的原因，好些水果我只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从未品尝过。如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苹果、香蕉、菠萝、葡萄之类的水果，我都是第一次在她家才品尝到的。

　　晓文是个独身女。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她妈妈就要她叫我哥哥。开始她还有点不情愿，但后来我每去到她们家时她就哥哥、哥哥的叫的可亲热了，我也很喜欢这个有点调皮的漂亮小妹妹。

　　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我都没有去晓文家。这倒不是因为她妈出身不好，怕影响什么，而是因为忙着“干革命”顾不上去她家了。

　　革委会成立后的一天，晓文突然来我的办公室找我，说是她妈妈叫她来找我，要我去她们家玩。见到她我自然也很高兴，两年多没见，她已变成 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问了她爹妈的健康及一些有关她们附中的情况，她都一一作了回答。我们谈的很高兴，下班后我就随她去了她家，她爹妈见到了我自然也是非常高兴。

　　此后，晓文经常来办公室找我，有时还会找到西七舍来。

　　九月的一天，我们的《轻骑兵》文艺宣传队要去152部队演出。晓文来找我，说她也想去。这天恰好我要去“长办联司”开会，离演出地点不远，于是我就答应了。

　　我们乘部队来接宣传队的车到了部队。下车时我和晓文约定好，我一开完会就来找她，和宣传队一起回学校。

　　这次的会议因与会者对一些问题有较大分歧，争论了很长时间，宣布散会时已是晚十一点多钟了。当我赶到演出地时，只见晓文一个人站在部队营房门口等我，显得非常焦急。我一问才知道送宣传队回校的车早已开走了。我问她为什么不上车回校时，她却非常委屈地用手捶着我的肩膀说：“不是你说好我们要一起回去吗?”唉，真是一个傻得可爱的小妹妹呀。

　　此时已是晚十二点了，公交车和轮渡都停开了。处在当时的情况，今天的年轻人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去住旅馆。可是，我们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再说，那时的旅社晚十二点就关门不接客人了。

　　怎么办呢?晓文说：“我们走回去吧”。

　　看到这个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从未走过十里路以上的小姑娘说要走回学校，我当时都愣了。我说：“从这里走回去可有四十多里路呢，你能行吗?”

　　她扬着头对着我神秘地一笑，说“走着瞧吧”。说着，就拉着我的手向回学校的路走去。

　　开始还不错。她时而拉着我又蹦又跳地一路小跑，一会而又独自跑到前面回头向我傻笑，一副得意的样子。

　　但过了汉水桥后她就不行了，走不动了。她向我撒娇，赖着要我背她走。

　　我说：“这不行的，你是大姑娘了，别人看到会笑话你的”。

　　晓文说：“我不怕，我就是要你背我嘛”。

　　我说：“你不怕，我倒是怕别人看到呢。这样吧，我给你讲我小时候那些好玩的故事，我们慢慢走好吗?”

　　她噘着小嘴说：“好嘛，不准骗我”。

　　于是，我就给她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放牛，在山上如何斗牛、和小伙伴们如何打野战，以及将别人打伤后被告状受罚的故事。接着我又讲了上小学时，我的同桌、班主任的儿子如何欺侮我，我又是如何拿着半截钓鱼杆将他打得到处乱跑，最后追到他爸的办公室我还打，我因此被撤掉了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并被开除少先队的故事。

　　晓文边走边听我讲，听到我说打了班主任的儿子的事时她有些不相信，不断地问我：“这是真的吗?你真敢打班主任的儿子?”

　　我说：“这当然是真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比同龄人晚一年考大学的原因，因为我为此休学了一年呢!”

　　晓文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于是，我又给她讲了我在“大跃进”时期参加“大炼钢铁”，去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柴，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的故事。讲参加修水库抬水泥，晚上在雪地里投宿并和死人睡在一起的故事、讲困难时期饿肚子及学校组织种菜搞“瓜菜代”的故事……

　　晓文听的入了神，不时以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在她面前也似乎有了些自豪感。

　　她拉着我的手，我几乎是在拖着她走。凌晨四点半左右，我们走过了长江大桥，进入了武昌。这时晓文说她实在走不动了。

　　于是，我们在桥头附近找了一块有草的地方坐下来休息。

　　晓文真的是累了，也睏极了。刚坐下来不一会，她就靠着我睡着了。睡了一阵，可能是因脖子酸了，身子一歪，头就顺着我的肩膀滑了下来。我随即伸开双腿，一手枕着她的头，一手扶着她的腰，让她平躺在我的腿上。她睁眼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向上动了动，然后侧过身，双手搂着我的腰很快就又睡着了。

　　这时的我却毫无睡意。我凝望着眼前静静流淌的长江和远处武汉关尖楼上的的灯光出神。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江城之夜啊!晴朗的夜空繁星点点，皎洁的下弦月挂在暗兰的天上，把柔和清澈的光辉洒向大地。白天的喧嚣早已沉静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整个江城似乎都进入了梦乡。只有那奔腾不息的长江在轻柔地拍打着两岸，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哗哗声，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在轻轻地拍着自己玩累了的孩子，轻轻地唱着催眠曲一样。

　　晓文在我的怀中安静地睡着。我低下头望着她，将散落在脸上的头发给摞到耳根后。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着她。十七岁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着的美展现了出来，象含苞欲放的花一般，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晓文真的长大了，胸部开始变得丰满而挺拔了。她胴体上那柔和、自然、美妙、舒展的曲线，以及只有青春少女身上才能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有的温热的体香，真是燎人心神，给人以无限美妙的遐想。

　　火炉武汉的暑热已开始逐渐退去，江风轻拂，送来阵阵凉爽的风。五点过后，天边出现了鱼肚色的霞光，江面上升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草地也已经结露了。我当心晓文受凉，紧紧地抱着她，这样她就会暖和一些。过了一会，我咬着她的耳朵轻轻地说：“天要亮了，快起来吧”。说完我低下头，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笑。突然她猛地坐起来，抱着我的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吻。

　　我们起身继续往回走。这时大街上开始有了行人，但四周依然很安静。恢复了体力的晓文这时又开始拉着我的手欢笑、奔跳起来，又回到了先前的那天真调皮的样子。六点半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我把她送回了家。

　　此后，她总是有事没事的经常来找我。她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见到我时变得文静了，而且脸还会泛红，语气也变得温柔了。这种变化让我感到吃惊。我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把她看成是我可爱的小妹妹。

　　后来她作为知青去了农村，我也去了咸宁接受“再教育”，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1975年5月我们夫妇旅行结婚路过武汉时曾去看过她，但不巧她们家搬家了，一时又找不着她。听玉梅说，晓文已和我们系我们年级的一个留校同学结了婚，这个同学也是我们湖南的，是益阳人。

　　2012年5月，我们班同学在母校聚会时我曾向玉梅问起过晓文的情况。玉梅告诉我说晓文前几年就离了婚，现在是单身。我本来应该去看望她的，但我没有去。我想还是不要去干扰她平静的生活好，就让我们在彼此的心中还保留着四十年前的样子吧，她还是我心目中那个美丽、天真、快乐的小天使。

　　第二个进入我生活的女生叫LC(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里暂且隐去她的真名实姓)。

　　LC是我们系比我低一级的女生，文革前我们并不认识。文革初，正是“资反路线”最甚的时候，大字报栏上有一张关于批判LC的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当时我并没有怎么注意。

　　66年9月，我在我们系成立造反战斗队，ZY是我们战斗队的一名得力女将。有一天，我问她经常和她在一起，形影不离的人是谁?她说这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大字报中曾有人点名批判过的LC。直到这时，我才将LC这个名字和具体的人对上了号。

　　几天后，ZY带LC到我们战斗队的办公室办事，我和LC也就算相互认识了。

　　LC是广州市人，父亲是广州某远洋航运公司的一位船长，家庭环境比较优裕。

　　LC身材娇小，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像很多两广人独有的特征一样，额头有点高，因而眼睛显得有点儿下凹。她的皮肤白而细腻，柔润如瓷。她和同时代的女孩一样留着一对短而粗的辫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是个典型的小鸟依人的角。

　　LC的美主要在于匀称。面部的器官，躯干和手臂，好象天生配就的一般，分开来看也许没有什么，但组合起来就觉得彼此相互呼应，灵动有致，天衣无缝，恰到妙处。我第一次注意她时，心想如果她穿上一双漂亮的高跟鞋，或许会显得高挑婀娜一些。但又一想，如果那样的话可能就会破坏了整体的平衡与和谐，会变得单薄枯燥，没有了先前的韵味，也就会不那么惹人眼球了。

　　我和LC的相知、相恋是院革委会成立后的事。

　　院革委会成立后，LC和她们班的同学去沙市搞教改，我们开始通信。开始每周一封，到后来几乎隔一天就写一封了。通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当时大家所关心的文革中的问题，如：如何看待“钢新之争”，如何看待解放军支左，全国形势及发展趋势等。当然也谈个人志趣、感受等，但在信中我们都没有谈及个人情感上的问题。

　　68年4月，沙市“钢新之争”升级，武斗不时发生，LC她们的教改小组不得不撤回了学校。

　　LC回校后我们的关系迅速发展，我的初恋就此开始了。不久后，我们成了真正的恋人。

　　她几乎每天下午五点后都来我住的西七舍，帮我收拾房子，去食堂打饭。饭后我们就去青年园散步，经常到晚11点我才送她回女生宿舍。星期天我们常去爬山，有时也去东湖游泳场游泳。

　　我和LC的恋情持续了三个月左右。

　　7月下旬的一天，ZF来找我。他说他是代表他们班的杨某来求情的。ZF说LC是他们班杨某的对象，早在LC上高中时就由双方的父母定下来了，希望我不要介入。

　　ZF是我成立造反战斗队时最信任的主要骨干成员之一，比我高一级，是63级的。他说的有关LC的情况让我震惊。因为此前不仅我对此一无所知，就是她的“闺密”ZY也毫不知情。对ZF提出的要求，我要他转告杨某：给我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我一定给他回复。

　　这是我内心十分矛盾、纠结、斗争的三天，是被痛苦煎熬的三天，是想大声呼喊又不得不忍痛的三天。

　　这三天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我和LC在公园里曾流连过的每一条长凳，每一颗树，每一个花坛，每一条小路的拐弯的地方;想到我们曾相互追逐、嘻戏的沙滩的每一块礁石，每一串我们留下的脚印……。想到她那娇小、玲珑、匀称的身姿及那大而明亮的眼睛是那么惹人怜爱;她是那么温柔、善良，那么善解人意……。

　　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她为什么要向我隐瞒她和杨某的关系?她曾和我说过她在“个人情感上的插曲”，应该是指她和杨某的关系。既然是插曲，就应该是过去时。为什么杨某却说LC在读高中时就是他的女朋友，现在也还是?如果她和杨某确实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为什么和她形影不离的闺密ZY会一点也不知道，保密工作会做得这么好，以至几年来都不露痕迹?……

　　在我答应ZF的第三天晚上，我终于作出决定：“不介入”。并给杨某写了封短信，要ZF转给杨某，明确了我“不介入”的承诺。

　　我之所以最终作出“不介入”的决定，当时主要还是从LC的安全考虑。因为如果我作出相反的决定，势必引起杨某的激烈反应，我和LC都将成为全系同学，特别是女生们议论的焦点。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我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LC就可能难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她曾经和我说过“传统的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的话，这说明她是非常顾忌“人言”的。事实上，在当时“男女关系”问题是足以致人身败名裂的。

　　第二天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LC，并说今后一段时间尽量少来往。

　　她一声不出。不管我怎么解释和劝说，她只是坐在那里不断地流眼泪。

　　我的初恋就此结束了。

　　然而这段初恋却给我留下了久久的痛。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总有一种内疚感，认为自己伤害了LC。有时我甚至会想：在处理爱情的问题上不应该退让，应该和LC一道共同迎接挑战。然而，我既然已向杨某作出了承诺，作为一个男人是决不能反悔的。

　　为了给这段恋情一个了断，开始新的生活，1969年1月5日，我给LC写了一封藏头去尾的长信，题目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全文如下：

　　一江春水向东流

　　每当我那回忆的“脱缰之马”自由飞翔的时候，我的心总是久久地不能平静。

　　它有时使我兴奋，使我感到自豪，给我力量和鼓舞。因为它这时把我带到了我曾亲身经历过的激情场面，让我回到那使我引为自豪的日日夜夜。

　　每当此刻，我就会无愧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战斗着的革命青年，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没有枉度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学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经受了考验，受到了锻炼。我没有糊糊涂涂地生活，我是在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有时甚至是有意折磨自己)。我很自信，我相信自己能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人民的幸福做出一定的贡献的。每当此刻，我就会受到鼓舞，更加坚定信心，加快我前进的步伐。

　　这带着野性的马有时也会让我感到沮丧和懊恼。因为它在自由飞翔的时候，常有意无意地把我带到那让我伤感的地方，而且在那里徘徊不前，久久不愿离去。因此，我常警惕着，不让它随意奔跑，不让它停留在这样的地方。可是呀，这野性的马总是难以驾驭，你愈不让它随意乱跑，它愈是要把我带到那恼人的地方去。

　　这些日子，这野性之马更是有意地把我带到那炎热的六月，带到那我们曾经漫步过的草地、湖畔，带到那些我们曾经相依相拥的地方。

　　每当此时，我就会因这一切不再回来而感到无比的烦恼和愁怅。

　　为了摆脱这个烦恼的纠缠，也为了惩治这野性十足的回忆之马，我决定利用这个星期天写一封我平生第一长的信，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你，同时也将这段情感作一个了断。

　　你的名字我是66年7月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当时我们并不认识。直到10月，你的“闺密”ZY才把大字报上的名字和你给我对上号。而你在我的脑子里形成印象大概已是年底的事了。去年初的一个晚上，你来我宿舍，和我谈到了你的家庭情况及在“个人问题”上的插曲，对你的坦诚及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动。

　　我们的认识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那时我们的接触是无意识的，但这无意识的接触却给我们以后有意的接近、为我们爱情的种子准备了土壤和养分。

　　大概是去年三月份吧，我的朋友向我提出了“另一半”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另一半”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政治上的参谋，生活上的助手。应该是战斗中的伴侣，志同道合的同志。她能在我面临危险或头脑发热的时候给我警告，在我受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给我以鼓励和慰藉，情感上给我温暖和体贴。

　　抱着这种标准，我开始注意我周围的人们。然而，在这逍遥颓废成风的情况下，我到哪里去找“另一半”呢?

　　当我看了你给我的几封信后，我似乎在你的身上隐约发现了我的“另一半”的影子。我似乎觉得我们共同撒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并已经长成了一棵“小苗”。

　　“小苗”在邮递员的浇灌下成长着。

　　“小苗”在清凉的晚风中，在雨露的滋养下成长着。

　　“小苗”在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的滋润下成长着……

　　这时我虽然还没有看到我“另一半”明朗的身影，但我已肯定了它的存在，甚至感觉到了它那温暖、甜蜜的气息。

　　一个人的际遇和前途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件美好的事物的成长，往往也会因受到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和人们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和约束，以至最终使其归于毁灭。

　　正当我的“另一半”日渐明朗的时候，你曾说过的“最可怕的势力”出现了，你为此承担了你难以承担的压力和危险。

　　……

　　考虑到你的处境，同时也考虑到杨某的心情，在一个难眠的、痛苦的晚上，我最终还是给杨某写了一封信，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承诺。

　　7月10日，我满怀革命的激情和求知的欲望离开武汉到了长沙。我希望从此开始我的新的生活。

　　七、八、九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也是很充实的几个月。但即使在这样思想极度活跃的情况下，对你的思念仍时常困扰着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正在进行某种有意义的活动时，在我享受着某种一般懒汉不可能享受到的乐趣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如果她这时和我在一起共享这个幸福该多好啊，她是最能理解我的人，我能理解和享受到的她一定能理解和享受到”。

　　在返汉的列车上，当周围的人们都熟睡了的时候，我却久久不能入眠，脑子里总是你我在一起时的景象。我拿出笔记本，准备写下点什么，但最终只写下了：“一夜婵声，哪来婵声?”一句，就再也写不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同伴问我在这列车上哪来的婵声时，我含糊地说：“昨夜我明明是听到婵一直在我耳边叫呀”。

　　在上海时我知道了你和杨某间发生的一些情况。回校后好些日子也没有见到你。一天我去食堂帮厨，看到你和你们班的几个女同学来打饭。开始，我的眼睛一直在回避你，可当你走到我面前时我就再也不能回避了。你问我近来的情况可好，问我在上海的情况。我本想和你多说几句，但又想到我和你的谈话可能引起你的同伴们的怀疑，并因此加重你的思想负担，所以也就只敷衍了几句。

　　后来在操场上碰到过你几次，看到你总是愁眉不展，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有一种强烈的内疚感，觉得对不起你。有时看到你的同伴们在一起玩却见不到你的影子时，我就会想：她为什么不出来呢?她一定是被那所谓“最可怕的势力”给压垮了。

　　我真的很怀念你，怀念你对我的关怀和柔情，怀念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在《恩格斯传》中，引用了恩格斯在他失恋时写的这样一段话：“这颗心啊，一个月前还是无限幸福的，可是今天却被粉碎了，空虚了。确实的，还有什么痛苦比痛苦中最痛苦的爱情的痛苦更高尚，更崇高，更带个人色彩呢?……”。在我读这段文字时开始还不以为然，而今天，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痛苦中最痛苦的爱情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了。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去“政治野营”了。“政治野营”后将开始分配。三个月后，我们将结束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新的生活了(当时有我们要分配的消息——笔者注)。今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我们应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自信能接受并通过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考验。有人说我“狂妄”，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即使有点狂妄，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罪过。有人说我还是那么幼稚，这一点我承认。但我也不喜欢那些年纪轻轻就“很老练”的人。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年轻人的“幼稚”，对年轻人的幼稚首先应该是肯定。因为年轻人的这种幼稚往往是勇于探索的表现，而勇于探索是很可宝贵的精神。有些人的所谓“老练”实际上是假的，是无能、消极、不求上进的表现。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成功往往是通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后才取得的。年纪轻轻就会很老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正确的认识论。

　　我是很自信的。我愿意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民，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常把自己比作一根火柴。我最当心的是落在一个抽烟人的手中，为了他抽的一支烟而结束了我的一生;我愿为在黑暗中的人们点燃一盏油灯，这时我虽然会被点灯的人所遗弃，但油灯却可以继续给人们以长久的光明;我更愿意为那些拓荒者点燃那荆棘丛生的荒地，让那漫天大火把枯木朽枝、豺狼虎豹烧成灰烬。

　　对于我去年五、六、七月所持的一些观点，如对军队的态度问题、对“钢新”两派的内战问题、对如何处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今后形势的发展趋势问题等，我现在仍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些观点有的现在已被证明了，其它的也将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你可能为我当了一些心(甚至害怕过)，其实这是多余的，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当时心里踏实得很。

　　我认为：在政治上我们应以政治的眼光去看待政治问题，应以严肃的态度去处理严肃的问题。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我们应首先看大局，看主流。不能从局部的变化，局部的利益或临时的事变去作结论。否则，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将是错误的，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们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懂得了不少道理，确实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不学习，不研究社会，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这些人到头来将会身败名裂是毫无疑义的。我总想：一个人要把时钟的指针任意拨动几圈是容易办到的，但他要想把行进中的地球挪动一丝一毫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毛主席的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元旦社论再次发表它确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没有见到过大海，但我却似乎看到了那震天动地的万顷波涛，它使我热血奔腾，难以自己。我们应该以极大的热情去实践，去学习，去战斗。切不可自暴自弃，作生活的奴隶。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走自己的路。

　　1969年1月5日

　　附：

　　1、由于办公室同伴和电话的干扰，这封信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天，很是有点零零碎碎。把它命题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似乎不妥，春水是多愁的，但它是向前的，永远向前的，你自己去理解好了。

　　2、15号我们就要走了，这封信你看后希望能在14号以前退还给我。

　　3、这段时间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都在办学习班，我被抽出来处理院革委会的日常行政事务。比较忙，但很愉快，勿念!

　　4、暑假期间我西七舍的宿舍被人撬了，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还好并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只是你给我的信件不见了，甚是可惜。估计是那个对你不大放心的人做的。这件事就算了，没有必要去追究什么了。

　　5、去年12月31日我写了一首诗，现抄给你，请修正。

　　访故友

　　朔风催门紧，

　　万里飞雪急。

　　束衣访故友，

　　惊醒窗前梅。

　　1968年12月31日于华工园

　　写完这封信后我似乎觉得身心都轻松了，初恋的快乐和伤痛都结束了。此后，我和LC再没有任何联系。2012年5月在汉同学聚会时，陈文玉曾提到过ZY，说ZY在河南某地当县委书记。我本想通过ZY和LC取得联系，但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我和LC的恋情虽然时间短暂，但我们确实是真真实实地爱过，我觉得还是让那段情感留在心中的最深处为好。

　　2、我第五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我这个人喜欢山，也喜欢水。每当心情不好或郁闷时，我就会想到去爬山或去游泳。因为一上到山上或下到水里，愉悦的心情就会将一切郁闷的情绪扫荡得全无了踪影。也许正是由于我太爱爬山和游泳，与山和水太亲近了，以至我曾在山上，在水中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安然无事。

　　1968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因和LC的事心情特别不好，于是我就约江重初去游泳。江答应了，并又约了《新华工报》的编辑陈定芳。

　　上午九点左右，我们一行三人骑自行车到达华中工学院游泳场。

　　华工游泳场位于喻家湖西南岸，是一个天然游泳场。

　　正当我们来到游泳场准备去更衣室换衣服时，陈定芳说：“这里人太多了，我们还是向前走一段到前面找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游，我们再来一次横渡喻家湖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们骑车继续向前走了约一刻钟，来到一处湖面宽阔又比较安静的地方停了下来，一致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横渡地。

　　脱了衣服，做了准备活动以后我们就下了水。

　　和往常一样，我们三人相隔两米左右并排朝对岸游去。

　　一个小时后，我们游过了中点，离对岸也就只有不到一百米了。可就在这时，老天爷似乎要对我们进行惩戒或要故意捉弄我们似的，刚才还是好好的天，忽然间就变了脸。一时间乌云蔽日，狂风大作，恶浪掀天。那暴怒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从远处翻滚着、咆哮着径直向我们扑奔而来。

　　一切发生的是这样的突然和意外，使得我们感到自己就象是一片可怜的小纸片一样，被狂风恶浪任意吹打和蹂躏。

　　我们迅速地聚在一起，说了一些相互鼓励和提醒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麻烦来了，我们的危险来了。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镇静、镇静!任何慌乱都可能置我们于危险之中。同时，我们也十分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毅力，靠自己的坚持。任何想依靠别人的想法不但会害了自己，还会连带同伴。

　　此时，我们是在远离学校游泳场的地方。这里没有救生艇，没有救生员。在我们身边也没有任何自救的器械，就是一小块木板，一小根树枝都没有。若大的湖面上看不到任何船舶经过，除了一排排的巨浪，还是绵绵不绝的巨浪。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和风浪顽强地拼搏着。不一会，我们“一字形”的队形被冲散了，相隔也越来越远。我拼命地呼喊着同伴们的名字，但没有用。真正的独立作战，人自为战，真正的考验来临了。

　　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尽量使自己的一呼一吸和波浪的频率相适应，尽量避免呛水。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吞吐呼吸都至关重要。因为它都关系到自己生命下一分钟、下一秒的延续。

　　我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泳姿，一会儿蛙泳，累了就仰泳。

　　仰泳绝对是一个休息和恢复体力的好办法。如果不求速度只要休息，仰泳可以毫不费力地平躺在水面上。

　　在茫茫宽阔的湖面上仰泳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清方向，因为没有任何参照物可供参考。因此，仰泳时间不宜过长，你必须不时改为蛙泳或其它姿势。否则，你就很可能离目标愈行愈远。

　　正当我仰泳休息的时候，冷不防一个大浪扑来将我推到波峰，接着又将我送入谷底，湖水直灌进我的嘴里，鼻孔里。呼吸道因受到强烈的刺激，我立即痉挛性地猛咳起来。身体这一本能的反应让我乱了手脚。经此一折腾，本来已极度疲劳的我，这时觉得好像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四肢似乎也麻木了。

　　我平躺在水面上，过了好一阵我才逐渐恢复了过来。我不断地默念着“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在最困难的时候，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我恢复为蛙泳，奋力地向对岸游去。八十米、五十米、二十米、十米，我终于到岸了。

　　这时，我真的是筋疲力尽了，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干脆就爬在沙滩上，下半身还泡在水里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觉得有人在叫我。是江重初。他已先我上了岸。他说陈定芳也平安上岸了。

　　这次我们都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前，我在水中还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上小学时。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和三个小伙伴明瑞、良生、尚喜在上学的路上去池塘“洗澡”(当时在我们那里还不知道“游泳”这个词，更不知道还有什么“蛙泳”、“自由泳”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时的“洗澡”只能算是“狗爬式”了)。几个人正玩的高兴，我突然发现一个小伙伴两手不断地乱扑打起来，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我立即叫他旁边的两个伙伴去拉，谁知非但没有把人拉过来，两人反而被拉了过去。我见情况不妙，赶紧游了过去，拉住了其中的一个拼命往岸边拉。可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两个人在情急中却把我的脚给抱住了，我也进入了深水区，四个人都拼命似地拉扯着，挣扎着，乱成了一团。

　　不知道当时我是哪来的力气，虽然我也被水呛了，但我最终还是挣脱了他们的拉扯。我立即上了岸，并飞快地跑到田埂上拔了根豆角杆回来(豇豆，我们那地方叫豆角。豆角杆是用来供豆角藤攀爬的)。我坐在岸上，将豆角杆的一头递过去，将他们三个一个个都拉了上来。

　　这次与死神的相遇经历前后虽只有那么几分钟，但受到的惊吓及因此产生的“后怕”，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时我们村子里流传着一些有关“水鬼”的故事。说一个人被水淹死后，他就会变成“水鬼”，他只有找到一个“替身”才能投生。因此，我们上岸以后都认为我们这次是真的碰上“水鬼”了。经过这次的遭遇，我们对有“水鬼”的存在深信不疑，同时也就更加加深了我们对“水鬼”的恐怖印象。为了报复“水鬼”，此后我们每经过这口池塘时都要向里面扔石头，砸“水鬼”，并大声骂上一通以壮胆。

　　如果说这次在水中和死神的遭遇是因为小孩的无知和贪玩，而第二次在水中与死神遭遇却是因为我年轻好胜的心理使然。

　　那是1963年夏天的事。连日来的暴雨使我们学校旁的泠江水位暴涨，江面比正常情况下增宽了一倍。这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在泠江边散步，望着那由东向西滚滚而来的波涛，我突发奇想，要独自横渡到对岸再游回来。同学们都劝我不要冒这个险。但我不听，仍信心十足地脱了衣服，下了水，奋力向对岸游去。

　　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快地就游到了离岸只有十来米的地方，似乎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我信心十足，胜利在望。

　　可就在我离岸只有一、两米的地方时问题来了。往常，离岸这么近就可以停下来走上岸了。可当我要站起来的时候，却站不住，脚下的沙是“流动”的。我只好继续向岸边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就是靠不了岸。有时似乎要抓住岸边的草或树枝了，但就是抓不着，江水硬生生地把我拉开了。

　　原来我要上岸的地方呈孤形，自东向西而来的江水到了这个地方时会发生一个折转，就像光线投射到凹镜镜面时会发生反射一样。

　　我反复多次冲刺都没有成功。既站不起来，也抓不着岸边。这一来我真的慌了。因为在下游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拦河坝，一旦被冲到拦河坝上，必死无疑。

　　我立即改为仰泳，让自己休息一会。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我看准水流方向，抓住时机，奋力游向岸边。在离大坝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终于抓住了岸边的树枝，上了岸，与死神再次擦肩而过。

　　在山上我也曾两次和死神遭遇。和在水中相比，我在山上和死神遭遇的时间只能算是瞬间的事。

　　第一次在山上和死神遭遇是上世纪农村搞土改的时候。那是冬天的一个上午，民兵们为农会在山上砍树，我去捡劈柴(砍树时留下的碎块)。正当我哼着什么专心捡的时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棵大树不偏不倚地就朝我的头上倒了下来。当时真把我吓傻了，呆了。因为倒下来的树干离我的头顶不足一公分!

　　真是万幸，我并没有受伤，连皮毛都没有伤到。

　　原来，在树倒下的地方有一个大土坑，是前几天有人刨树桩时留下的。而在树倒下来的时候我正好在这个坑内捡劈柴，因而我躲过了这一劫。

　　我第二次在山上与死神遭遇是在1957年的春天。

　　这天，我来到一个叫“枫树脚”的地方“割青”(割下植物春天发出的嫩枝叶。“青”可踩于水田土壤中作绿肥)，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巨大的陡峭石山。由于平时人迹罕至，山上灌木长的十分茂盛，是“割青”的好地方。我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手脚并用地就往山上攀爬。到了山腰，我很快就割了一大堆“青”，看到差不多了，我就将“青”一把，一把用藤条或草捆好，然后站在悬崖上往山下扔。

　　就在我不断向下扔“青”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我前脚站立的石块突然崩塌，随着一把“青”被抛向空中，我收不住脚，身子也随之向下跌落。

　　就在我向下跌落的危急时刻，奇迹出现了：一棵从石缝中生出来的约有碗口粗的树把我拦腰接住了。

　　真是万幸!我再次和死神说byebye。

　　我从7岁到24岁的14年中曾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后，我患过肺结核、疟疾、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伤寒、感染过乙肝。除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时间持续十多年，后来不得不做了“胃大部切除”外，其它都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治好了。这除了是我的幸运外，只能说是天地怜见，皇天保佑了。

　　生命是宝贵的。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是贵为“天子”的皇帝还是卑贱的草民、乞丐都概莫能外。

　　人们常说：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我现在已年过七十，还能健康快乐地活着，还能在这里写“回忆录”，那不能不说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最大的福分了。

　　3、我被批是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一个黑人领袖，主张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族解放，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按说我不可能和马氏有任何牵连。可68年5、6月间在我院东边的三角地带却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把我和马氏扯到了一起，批判我的“非暴力主义”，说我是当今的马丁.路德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从彭勋等人在我院作报告，主张以暴抗暴的事说起。

　　68年5月的一天，由“新派”主要头头吴焱金、张立国、彭勋、曹承义等组成的报告团在我院电影场作报告，号召“新派”所有成员单位“立即武装起来保卫红色政权”，抗击“钢工总”可能发动的对“新派”的武装进攻。

　　听了彭勋等人的报告后我感到非常焦虑。我立即找来江重初，说了我的忧虑。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看法：认为这个报告会的宗旨和内容都是错误的，如照此办理，必将酿成大祸。因此，由我执笔，以“初华”的笔名在当晚写出了一张《我们和彭勋同志等人的不同看法》的大字报，并于第二天一大早贴在了东边三角地带的大字报栏上。

　　我们的大字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们的“不同看法”。

　　1、稳定、团结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民心所向，任何有可能导致局势紧张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武汉六月要大乱”和“走四川道路”的提法违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2、我们认为应充分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武装起来以弥补钢铁长城的不足”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增大解放军支左的难度;

　　3、“钢”“新”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暴制暴和以牙还牙的办法只能增加群众间的仇恨，使亲者痛，仇者快;

　　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我还给院武卫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坚决反对搞武斗。我去到院武卫队，要满兴民等已参加武卫队的原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立即退出武卫队。我对他们说：“如果‘工总’真的拿枪打来了，我宁愿举手投降也决不把枪口对准阶级兄弟”。

　　几天以后，郭保安在西二楼召开院革委会会议，讨论对“钢派”的方针和策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重申了我在大字报中表明的观点，我说：“稳定军队，稳定革委会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军队的问题我们决不能乱来。”针对张立国在会上列举的有关军区政委刘丰的问题，我说“像你说的这样的材料，即使有一百条也算不了数，因为它没有一条是实质性的问题”。

　　我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那些头脑已经发热、发昏、极力主张“弄枪武卫”的头头们的不满，因而也就有了前面所说的批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是马丁.路德金”的大字报了。

　　我当时为什么会对“弄枪武斗”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这主要是因为在此前我和江重初有一次对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局势发展的极大忧虑。

　　江重初是我住西七舍时的常客。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交流观点。有时讨论的太晚了，他就干脆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觉。

　　六八年五月初的一个晚上，江重初又来我的宿舍。我们的话题是从最近看到的以下三则消息开始的。

　　1、“18人上书”的问题。消息说包括大闹怀仁堂的元帅和所有副总理给毛主席上书，反对林彪和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此消息我曾在网上查过，但现仍无人证实，可当时我们确实看到了此消息);

　　2、有消息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我和林彪、叶群到上海去，江青就交给你们处理，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3、蒯大富对今后局势的两点估计，说他准备跟着毛主席第二次上井冈山。

　　接着，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1、中央内部的问题

　　当时认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上还未占优势，中央内部的斗争还很激烈，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当时认为：如果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上已占了优势，那就不可能有什么“18人上书”的问题，不可能有毛主席说要带林彪、叶群去上海，将江青交出去的问题，更不可能有重上井冈山的问题。

　　2、打仗的问题

　　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关“美帝”、“苏修”要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资料，认为很可能在一年内或长一点的时间内发生中美或中苏之间的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那些反对文革的老帅们必然被重新启用。当时我们最当心的是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严重地渗透到了军队，这无疑将大大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3、社会经济问题

　　当时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打“派战”的资料，特别是四川和广西的枪战让我们当心。认为全国的“派战”已导致了大量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建设。当时我们最当心的是像“武钢”这样的钢铁企业受到“派战”的影响。认为打仗一是打政治，二是打军事，三就是打钢铁(经济)了。我国的钢产量本来就不高，如现有钢厂停产或半停产，都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胜负。另一方面，我们当时还认为如不尽快控制目前愈演愈烈的武斗，很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内战。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认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尽快加以控制将是非常危险的。要控制当前的危险局面，稳定社会秩序，首先要控制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战”，严厉制止武斗。

　　在谈到全国性的武斗问题时，我认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你要文攻武卫，我也要文攻武卫，你抢枪，我也必须抢枪，因而导致武斗迅速升级。这个口号提出前，全国武斗最严重的武汉伤亡人数总共也不到两百人，因为那时使用的武器只不过是拳头、大棒加梭标而已。自‘文攻武卫’口号提出后，‘弄枪’、送枪成风，武斗双方的武器由拳头、大棒变成了机枪、大炮，伤亡人数一次有的就超过了两百人。”

　　在谈到“反多中心”的问题时，我们对林彪也提出了怀疑。认为杨成武说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是林彪搞起来的，因为林彪不但首先提出了“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而且说了“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都高，是世界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当时我刚看过《赫鲁晓夫主义》这本书，我就把林彪和赫鲁晓夫联系了起来。我怀疑林彪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也像林彪吹捧毛主席一样大肆吹捧斯大林，甚至说过斯大林是他的再生父亲。

　　我和江重初在这天晚上的讨论是完全放开的，毫无顾忌的。我们对当时的政局提出了很多疑问，对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各种可能性。这次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当讨论要结束时，江无不当心地说：“我们今晚的讨论如果被别人听到了，我们就成了反革命了”。我说：“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现在把各种可能都估计到，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这次讨论最终还是在69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揭发了，我因此在咸宁被办了半年的“院学习班”，并因此直接影响了我的前程，这是后话。

　　文革中很多人都打过枪，处在我当时地位的人很多都还有过配枪。整个文革中我没有打过一枪一弹，更没有配过枪了。我当时被批是非暴力主义者，是马丁.路德金，这应该说是我的一种荣幸吧。

　　五、去湖南作社会调查

　　68年3月，学校和武汉市都相对平静，学校的“斗、批、改”工作都在正常地进行着。当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已到了后期，我们也很快要毕业分配了。一天，我和江重初在青年园散步时，我提出了在毕业前好好地总结一下我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很同意我的想法。当时我们边走边谈，决定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题写一篇总结，并拟定了写作提纲。

　　正当我们按分工动手写作时，两人都觉得我们还缺少感性认识，应该去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再来写。于是，我们决定去湖南搞一次社会调查。为什么选在湖南呢?因为我们两人都是湖南人，社会关系和语言沟通方面具备有利条件。

　　在动身去湖南前，我们就这次调查的目的和路线进行了讨论。

　　调查的目的是：

　　1、通过调查深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2、了解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及现状;

　　3、通过调查熟悉社会，了解工农，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为了更能接近群众，体验生活，我们将自带行李，不住旅馆。五十公里内不乘车，步行(本来我们是可以报销车票和住宿费的)。

　　具体路线是：长沙——宁乡(花明楼)——湘潭(韶山)——湘乡——双峰——衡阳——返回。

　　68年7月9日，经院革委会主任张立国同意，我们开了去湖南调查的“新华工革委会”的介绍信。当天，动力系(三系)的李纯植也要求和我们一起去湖南搞社会调查，我们同意了。

　　因江重初手头工作需交待，一时走不了，于是，临时决定我先走。

　　7月10日我离汉乘火车先期到达长沙。在长沙，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长沙铁道学院、湖南财经学院等都有我高中同班同学。为方便联络，我就住在湖南大学刘健清那里。

　　第二天，其他在长沙的同学应约都来到了湖大。四年未见面的同学相聚在岳麓山，自是一番激动。

　　通过三天和同学们的接触，我对湖南的文革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7月15日，江重初和李纯植到达长沙，我们住进了湖大招待所。

　　从16日开始，我们三人开始对长沙一些文革中有影响的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我们先后去了长沙各大专院校、“湘瓷厂(湘瓷派)”、“汽车电器厂(汽电派)”、“红色新闻兵”、“永向东”、长沙一中、长沙通用机械厂、长沙市工代会等单位。

　　7月29日上午我们乘汽车离开长沙到达宁乡县城。午饭后，我们一行三人背了行李就向谢灵芝家所在村——油草铺进发(谢是江重初同班同学)。傍晚时分，我们到达谢灵芝家。她们一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我们在谢灵芝家住了四天，其中三天都和社员一起劳动，主要是栽二季稻和车水抗旱。

　　这里的水车和我们家乡的水车车身是一样的，但车头操作系统却完全不一样。我们那里的水车是用双手摇的，而这里的水车是用脚踩的，用起来比较轻便省力。我们那里的水车一般只能成年男子使用，因为不但要求使用者力气够大，而且手还必须够长。而这里的水车因为在车头附加了一个木头架子，车水时操作人员可双手扶着木架，用脚蹬踏踏板。这样操作起来就省力多了，不但女人可以操作，就是孩子也可以派得上用场，因为它可以两人协同踩踏。

　　油草铺是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十分优美恬静。

　　离村子不远处有一座山叫天马山，气势雄浑，连绵数公里。我在车水时见天马山上白云缭绕，气象万千，曾即兴写出一首诗来：

　　三湘游

　　1968.7.31

　　予乘天马游三湘，稻浪千重万里香。

　　四水相迎挥玉带，群山竞起舞蹁跹。

　　扮谷声声农家乐，牧笛阵阵伴夕烟。

　　催马扬鞭月宫去，定邀嫦娥返人间。

　　第四天，谢灵芝领江重初和李纯植上天马山玩，我在谢家写在长沙调查时的小结《我们对长沙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篇文章没有公开，69年在咸宁院学习班期间失去踪影。该文的结论大概是：现长沙各派已实现了大联合，局势相对稳定。但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离真正的稳定还早。

　　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了一首诗，应该可以概括我对当时长沙时局的看法。诗是这样写的：

　　红旗怨

　　四水映红旗，

　　奔腾行更急。

　　洞庭同庆贺，

　　余波仍未息。

　　8月4日下午，我们一行三人从谢灵芝家步行到花明楼。花明楼区委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在花明楼区委大院找了一间空房间让我们住下。

　　我们到花明楼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刘少奇故乡的干部群众对刘的印象和看法。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了宁乡四中，想通过四中的学生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这时学校空无一人，我们只好返回。在返回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社员正在栽二季稻，我们也就挽了裤脚和社员们一起栽起秧来。

　　我们三人都来自农村，栽起秧来自然一点也不含糊。因此，很快就和社员们熟悉了起来。

　　6日上午，我们向区委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当地文化大革命来的情况。后又经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到了刘少奇故居所在生产大队。不巧，我们到时大队负责人都下田劳动去了。经人指点，我们就径直来到了刘少奇故居所在村子——炭子冲。

　　刘少奇的故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大宅院，这种宅院在我老家也是可以看到的。因大门紧闭，我们不能进门观看，只能看到大宅外墙贴满了的大标语。

　　青壮年都下田干活去了，村子里显得十分安静。见附近屋檐下坐着一个老婆婆，我们就上前招呼。也许是因为老婆婆年纪大了耳背，也许是她听不懂我们的问话，我们问她时她只是抬着头望着我们，满脸的疑惧。我们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出个结果，只好扫兴地离去。

　　8月7日，我和李纯植再次来到我们5日曾帮忙栽秧的生产队(洋湖塘公社荷叶大队)，该队的保管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当我们问起刘少奇及其家庭的情况时，保管员和他妈妈都说：“解放前我们并不知道炭子冲有个刘少奇，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炭子冲出了个大人物”。他们对为什么要批判刘少奇不大清楚。看得出来，他们对刘并没有什么反感的情绪。当我们问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时，他们都说还不错，起码吃饱饭没有问题。

　　我们在保管员家一直呆到傍晚才离开。当晚我想了很多。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应该批判的，但在处理刘及家庭方面觉得太过了，古人都还“杯酒释权赐富贵”呢。联想到在炭子冲看到的刘故居的凄凉景况，我即兴写了一首诗：

　　访 炭 子 冲

　　1968年8月7日于宁乡花明楼

　　炭子冲内静无声，四壁标语一层层。

　　瞽妪瞠目难作语，游客止步惊飞魂。

　　花明楼中空荡荡，陈列馆内雾腾腾。

　　杯酒释权赐富贵，世人浅薄天无情。

　　8月8日清晨，我们离花明楼步行去韶山。

　　到达韶山时已是傍晚时分，一时找不到地方住，只好就在火车站候车室过了一晚。

　　韶山是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军人和学生来到这里。他们都怀着崇敬、虔诚的心理来觐见一个能扭转乾坤、改变了中国以至世界前途命运的伟人出身的地方。

　　我们随着人流排队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毛主席革命事迹陈列馆。当我们来到旧居对面的小山上仰望挺拔俊秀的韶峰时，我不禁和前两天看到的刘少奇的故居炭子冲作了一个对比，觉得差别实在太大了。由此我就想到了民间有关风水的传说。是呀，平缓、平凡的小山包，怎能和挺拔俊秀的韶峰相抗衡呢。

　　下午四点，我们离开韶山乘火车去湘潭。到达湘潭后，我找到了院广播台文艺组的陈殊殊，她带我们来到她的母校湘潭二中，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在湘潭我们住了五天，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去了市工代会、湘潭猛矿、湘潭电机厂、湘潭军分区支左接待室了解湘潭文革的有关情况，并搜集了有关资料。

　　16日上午我们离开湘潭乘火车到达湘乡。在湘乡县城，我们通过刘海滨武大同学周红宇的帮助，当晚住在了湘乡县俱乐部。

　　在湘乡我们没有停留，第二天我们就乘汽车到了双峰县龙返公社(测水公社)长河大队新建生产队江重初家，而李纯植则回了他自己的家。

　　在江重初家我们呆了11天。在此期间，我们除去了江重初的母校永丰一中外，没有外出搞调查，我们每天除在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外，就是享受湘西农村的田园风光。

　　“湘西十里不同音”，此话一点也不假。我这个湖南人在这里如果不是有江重初当翻译的话，简直像到了外国一样无法和乡亲们交流。

　　湘西多山。农舍多建于山腰或山顶。 入夜，山峦模糊，灯光点点与群星相连，天地难分，如梦如幻，令人陶醉。有感如此，在江重初家的第三天我写了一首诗，命名为《随感》，诗是这样写的：

　　随  感

　　山外青山峰外峰，

　　农家点点垂半空。

　　千古英雄今何在?

　　原来尽在稻浪中。

　　我当时为什么会发出“千古英雄今何在”的感慨呢?这不仅是千古英雄确实大都出于农村山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辛勤劳作，朴实无华的农民，比起城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即使城市已经“大乱”，但整个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试想，如果农村也像城市一样乱，农民也不种田了，都去“革命”了，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我的这种想法当时确实是非常强烈。就在写了《随感》的第二天我还写了一首《农民万岁》的打油诗：

　　农民万岁

　　近处青山远处兰，

　　八月求知返故乡。

　　农民伟大当万岁，

　　谁不承认断他粮。

　　在双峰我发现一个我原来并未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看山，近处的山是青绿色的，而远处的山则是灰兰色的。此后，我注意在其它地方看山，情况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近青远兰?我想这应该与光线反射有关，但为什么会是这样，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

　　8月29日清晨我们离开双峰去衡阳。在衡阳我们逗留了三天。在此期间，我们走访了衡阳工代会、军分区和几个大厂，搜集了一些文革的有关资料。

　　在湘潭时，我们从湘潭驻军支左办公室主编的《学习》第三期中看到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谭爱晶、王大宾7月28日的文章——《聂元梓等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衡阳时我们又看到了毛主席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毛主席将斯里兰卡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工宣队的消息，同时看到了衡阳群众抬着芒果模型举行的游行。认为全国形势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院也将很快有工宣队进驻，因此决定结束湖南调查回校。

　　9月1日，我和江重初先后离开衡阳。江重初去株洲看他姐姐，而我则去了资兴鲤鱼江电厂我三哥那里。

　　9月11日，我和江重初在株洲会合，并于第二天回到学校。这次湖南调查历时两个月整。

　　通过这次湖南调查，我增加了阅历，磨砺了意志，更增加了我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应该说这次湖南调查是值得的。然而，这次调查却在70年咸宁院学习班时受到批判，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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