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 文革回忆录：第二十二章  难忘在咸宁的日子

　　在湖北武汉，如说到文革就必然会说到“新华工”。为什么?因为“新华工”不仅是“新派之首”，而且也是武汉造反派文革中的一面耀眼的旗帜。

　　也正因为此，湖北、武汉反文革的军政当局都将“新华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做梦都想拔掉“新华工”这面旗帜。

　　陈再道们是这样的，后来的曾思玉们也是这样的。

　　但“新华工”这面旗帜并不是那么好拔的。

　　陈再道们为了拔掉“新华工”这面旗，7.20前把矛头主要对准“新华工”，以致不惜制造了一个震惊武汉的“7.15事件”。但他们没有成功，不但没有能拔掉这面旗帜，反而落得个身败名裂。

　　曾思玉们对造反派也是抱敌视态度的。他们开始想借中央的“5.27指示”压垮造反派，拔掉“新华工”这面旗，但没有成功。因为中央给“反复旧”的定性是“人民内部矛盾”，更何况新华工只是准备投入“反复旧”，但还没有真正地投入“反复旧”，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

　　后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北、决、扬”假案，试图假借中央的“9.27指示”打垮造反派并拔掉“新华工”这面旗。结果是“钢派”的头头们被他们打垮了，但“新华工”却只伤及了皮毛，未伤到筋骨。因为在“9.27指示”下来的一年前“新华工”就在批“北、决、 扬”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新华工”和“北、决、扬”扯在一起。

　　直到69年底，曾思玉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们“新华工”弄到农村去搞“斗、批、改”，并把院革委会“化整为零”。

　　到了咸宁后，工宣队指挥部并没有搞文革中的“斗、批、改”，而是搞所谓的“整党、建党”。

　　在“整党、建党”中，院革委会成员中的学生代表都回到了原在教学班，教师代表都回到了原所在教研室，而党政干部代表则回到了他们原所在的机关参加“整党、建党”。

　　70年春节后不久，工宣队指挥部的方向突然变了，院革委会中的所有委员一个个被隔离了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把国民党发明的“车轮战术”也用上了。

　　3月初，工宣队把院革委会主要成员和原院党政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在咸宁温泉镇办所谓“温泉学习班”。

　　与此同时，工宣队指挥部在全院师生员工中大搞“人人过关”，在批“派性”、批“山头主义”的名义下，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斗私批修”，彻底和“造反”划清界限。

　　曾思玉们的这一着确实厉害!此时的院革委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新华工”不但成了“群龙无首”，而且一些人被洗了脑。

　　“新华工革委会”就这样被他们打垮了，但“新华工”这面旗帜却并没有被拔掉。它在湖北、武汉人民的心目中依然迎风飘扬着，而且还是那样的鲜红、还是那样的灿烂!

　　一、疏散到湖北咸宁

　　69年12月，为适应“准备打战”的需要，根据“省革委会”的安排，我院师生员工被疏散到湖北咸宁县马桥公社。工宣队指挥部就设在马桥，我所在的教学班被安排在马桥公社建新生产大队。在此期间，中央一些部门，如文化部等的“五.七干校”也先后来到了咸宁安营扎寨。

　　咸宁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东与黄石市的阳新县交界，南与江西省的修水县、湖南省的平江县接壤，西与湖南省的临湘市相连，北与荆州市的洪湖市隔江相望，与武汉江夏区、鄂州市、大冶市毗邻。咸宁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

　　咸宁县处于幕阜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兼而有之。我们所在的马桥公社属丘陵地带，风土人情及民居建筑与我的老家湖南宁远相近。

　　我们来到咸宁时正值冬季，是农闲时节。我们这次下农村和以往去农村不同，不是来参加劳动，而是来搞学校的“整党建党”学习。

　　我在咸宁呆了十个多月，从69年12月初到70年9月下旬。因这段时间的日记已丢失，加之时间已过去了54年，多数事情都已淡忘了，但有三件事却让我终生难忘。

　　一是我在咸宁认了老庚，二是体验了“车轮战术”，三是参加了“咸宁温泉学习班”。

　　二、老庚

　　“同庚”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但对“老庚”这个词很多人就可能觉得陌生了。其实在两湖和江西这个词是普遍用的，它指的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相互间的亲密称谓。事实上，只要志趣相投，也不一定非同年月日生，只要是同年出生的就可以相互认“老庚”了。在我们老家，“老庚”间的关系往往比亲戚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与和谐。

　　刚到咸宁时，白天都是学习、讨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关于建党的论述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同时接合实际进行讨论。晚上和星期天一般不安排学习讨论，可自由活动。

　　我年青时喜欢交友，也喜欢探讨有关社会问题。我经常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闲遐时间去老乡家窜门子。

　　一个星期天早上，我独自离开住处，准备去前几天我们班同学曾在那里演过“三句半”的村子找人聊聊。

　　这是一个小村子，在一个小山脚下，只有七八户人家，离我们住的村子不到一里路程。

　　走近村子，看到一个老者正坐在屋前的石阶上晒太阳。他六十多岁，看上去身板很硬朗。他眯缝着眼，嘴角微微上翘，露着微笑。嘴里还不时哼着什么，走近了才知道他正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红灯记》，并学唱李玉和的唱段。他脸上的表情安详、和谐，给人友好、慈善的印象。

　　看到我向他走来，开始稍稍有点儿惊异，但接着就表现出开心的样子。他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走近他，我立即上前和他打招呼。

　　听说我是武汉来的大学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很高兴。他先问了我是哪里人?父母现在怎么样?兄弟姐妹几个?我一一作了回答，告诉他我家也在农村，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听了我的回答，老人显得有些兴奋，话匣子很快就打开了。从谈话中我知道老人姓窦，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是地道的本地人。他说他们这个村和我们住的那个村是属同一个生产大队，田地都连在一块。他还告诉我说他的儿子是这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年纪和我差不多。当他问到我的出生年月时，我告诉他我属“羊”，是癸未年腊月初七出生时，老人听了后双手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大声说：“太巧了，我儿子也是癸未年腊月出生的，看来我们真是有缘，有缘。” 说着，拉着我就进了他们家的堂屋。

　　进门后他兴奋地朝在里屋的老伴喊到：“老婆子，快出来，贵客到了”。

　　窦大妈应声出来。见了我连声说：“欢迎、欢迎”，并忙着为我倒水沏茶，并拿出一大盘糖果和花生来让我吃，真像是来了客人一样。

　　当窦大妈听说我也是癸未年腊月出生时更是兴奋，连忙说：“好呀，好呀，我儿子和你年龄一样大。”

　　大妈年纪五十出头，宽脸、短发、眉宇间显着慈祥。她上身着紧身短棉袄，腰间系着围裙。看她的装束和屋内收拾的情况就可知道大妈是一个干脆利索而又勤快的人。

　　我们聊的很愉快。我就像回到了家一样。眼看十一点多了，我起身告辞。但大妈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要我留下来吃中饭。说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要我见见她儿子。说着转身就进了厨房准备午饭去了。

　　我和窦大叔接着又聊起了今年收成的事。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大妈高兴地说：“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

　　不一会，一个英俊、干练的小伙子走进了堂屋。

　　我起身上前迎了过去。我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窦志明，现是生产大队干部。他说他很佩服华工学生，希望能有机会去我们学校看看。

　　寒暄了一阵，大妈叫开席了，大家入席。这虽谈不上是什么大餐，但有鱼、有肉、有豆腐，摆了满满一大桌，这比起我们学生食堂来说可真算得上是盛宴了。

　　看到我和志明很投缘，大妈很是高兴。于是指着我和志明说：“难得你两是同年同月生的，又很谈得来，你们就认了老庚吧，今后也好多走动走动”。我两都高兴的同意了。就这样，我有了一个老庚。

　　此后，我一有空闲就上老庚家闲聊。老庚不在时我就帮大妈做点什么。我每次去大妈总是高兴异常，每次都要为我下一大碗面条，而且总要在面条下埋两个荷包蛋。

　　大妈蒸的蛋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真是太好吃了，此前我还真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蒸鸡蛋。有一次我问大妈为什么她蒸的蛋特别好吃。她笑眯眯地说：“这很简单，只要在搅好的鸡蛋里滴几点石灰水再去蒸就行了”。

　　随着去的次数多了，我和老庚及他们一家人相互间的友谊就更深了，去到他们家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与和谐。

　　我和老庚一家的接触仅有三个月。但老庚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我却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不仅是因为两个老人对我的热情和关怀，还因为老庚让我逃过了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一场劫难。

　　1970年10月我被分配到云南，我和老庚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一年后，我成了“云南省四个5.16分子之一”，为了不连累老庚，终止了和他一家人的联系。十几年后我再要和他们联系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人迁事过，再也无法联系上了。这成了我终生的一大憾事。

　　三、体验车轮战

　　65年下学期我曾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整党开始后不久，同学们选我当我们系的“整党积极分子代表”，这说明系工宣队和同学们对我是信任的。6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系里准备召开整党动员大会，要我作重点发言。

　　我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个人的体会认真作了准备，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结束发言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让我深为感动。

　　也许正是由于这不寻常的掌声刺激了工宣队副指挥长陶常仕的神经(他当时分管电机系)，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人”，并断定我与“北、决、扬”一定有关系。在他看来，群众那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正是我蛊惑人心的结果。

　　就在我院的整党开始不久，“一打三反”开始了，我的命运由此彻底被改变。

　　就在我在系里的整党动员大会发言后的第三天凌晨两点多钟，我突然被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从睡梦中叫醒，说是工宣队有紧急事情找我。我立即起床，睡意朦胧中跟着来叫我的同学来到村子里的一个仓库办公室。

　　我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只见屋里已有十来个人，其中有我们班的工宣队员陈桂元师傅，有我们班(六班)、七班和八班的同学(发配电专业)，个个表情严肃。更让我吃惊的是，屋里还有刚贴上去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横幅。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准备开口问，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说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叫你来，是要你交待你是怎样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

　　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了?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反问到。

　　接着响起了口号声:“张建华必须老实交待”!“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这一下我的睡意完全没有了，脑子飞速地转着。很快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被工宣队隔离审查了，而且来势凶猛，我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们不断地追问：“你是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可能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我不可能有那种思想和动机。”当他们再问时，我则以沉默相对，闭着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天亮了，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把人都叫到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我不知道他们商量了什么。过了一阵，回来了四个人，其他人则都回去睡觉去了。

　　吃早点的时候到了，有人给我们送来了馒头和稀饭。

　　早饭后，四个人继续重复问我他们已问了一晚的问题，而且声音愈来愈大。但我不予理会。

　　四个人轮流着念毛主席的语录，从上午到下午。我静静地听着。

　　晚八点，工宣队的陈师傅带着四个同学进来，而追问了我一天的四个同学都出去了。显然，他们是要轮班来对付我，进来的人是来“接班”的。

　　“听说你一天都没有吭声，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是为你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就行了，你不要有抵触情绪。”陈师傅说。

　　“我不可能反对江青和林副主席，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我还是那句话。

　　“指挥部不会凭空要我们找你的，更不是我们哪个要和你过不去。你好好想想，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谁说了攻击江青和林副主席的话。”陈师傅说。

　　接着又是念语录。我一直沉默着，一声不哼。

　　天亮了。看到我一直沉默不语，陈师傅对我的沉默忍不住了。他说：“提醒你吧，你和谁讲过《封神榜》的故事”?

　　他这一“提醒”，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努力地回忆着。

　　有关《封神榜》“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只在和江重初分析形势时因话说话讲过。当时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也曾意识到当天的分析如传出去的危险。莫非是江重初交待了我们那天的谈话?

　　就在上周的星期天，江重初的女友、我们五班同学王初凤曾约我一起去看望江重初。她说江重初从到咸宁后不久就被五系的工宣队给隔离了，平时不给见外人，只有礼拜天可以见。

　　五系的驻地离我们二系驻地不远，我早就想去看望他了。因此，当王初凤提出要去看江重初时，我就欣然同意了。

　　当我看到江重初时，见他消瘦多了。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恍惚，眼神显得有些呆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变得有些嘶哑。

　　才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显然他受尽了折磨。为此，我心中不免生出些许悲凉。王初凤手上在收拾江重初的床铺，两眼却满含热泪，说话也有些颤抖。可以想象，她的内心正经历着痛苦的煎熬。

　　因有其他人在旁监视，我没有问江重初被隔离审查的事，只聊了一些家常。临别时我们互道保重。在出门时，我说了一句：“我相信你是一棵大树”。

　　这是我心里要对他说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听懂我的意思的。

　　想到看见江重初时的情景，他已交待了我们的那次谈话的内容是可能的。我反复思考着他如果交待了此次谈话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一个上午过去了。虽然“审查组”不断念语录和呼口号干扰了我的思考，但我还是想清楚了，我决定“交待”我们的那次谈话。

　　我当时坚信：江青的“要文攻武卫”及林彪的“大树特树”确实是错误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男人，说了就说了，要敢于承担。再则，江重初即使交待了我们的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必竟是我们私下里说的，是因话说话提到了江青和林彪，我们并没有“攻击”的主观故意，这是客观事实。难道他们还能因此把我们打成“北、决、扬”不成?

　　“审查组”的人听说我要“交待”，很快就取来了纸和笔。

　　午饭后，我开始交待我们那次形势分析时的谈话内容(详见第二十章“3、我被批是马丁.路德金”)。

　　“交待”中，我承认那次在谈到“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全国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时，我说过“江青提出‘要文攻武卫’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承认了我对江青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确实有些反感。承认我给江重初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并引申开去，说了“从历史上看，女人往往是最坏事的”这个话。承认在谈到批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时，我说了“搞个人迷信其实是林彪搞起来的”，并说了“林彪可能就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话。同时，我还承认在“九大”后我曾对江重初说过“将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党章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的话。”

　　在这个“交待”中，我特别强调了上述有关林彪和江青的谈话是在分析局势时说的，是出于对时局的担忧，决不存在我们要攻击谁。因为既然是分析形势，当然要分析各种可能性，当然要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一些现象的因果关系。

　　“审查组”的人看到我的“交待”后都兴奋异常。陈师傅来“接班”时看了我的“交待”后，拿着“材料”就往门外跑。显然，他这是要连夜去工宣队指挥部报告去了。

　　我原想他们拿到我的“交待”后会让我休息了，但事实不然。当第三批人接了班以后，非但没有让我休息，而且气势还加码了，他们又是念语录，又是呼口号，说是一定要压压我的“嚣张气焰”。

　　他们要我交待我住西七舍时和哪些人常在一起，搞了些什么活动?还不时念一些材料“提醒”我。说某年某月我在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讲话，参加的人有哪些。他们说的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好像确有其事似的。

　　我年青的时候记忆力是很强的。凡我参加的会，说过的话一般不会很快忘记。何况他们说的事情相隔的时间并不长。当他们说到我某年某月某日在东一楼某阶梯教室作了一个什么“报告”时，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这是在搞诈供、诱供。他们是要把我和“红反团”联系起来，从而证明我与“决派”的关系。

　　东一楼阶梯教室我只在一年级上“大课”时进去过，文革中我从未去过东一楼。由此我可以肯定他们要我交待的那些事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念的那些所谓“材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我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权，敢于碰硬，敢于担当的性格。我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有错误我决不会推卸，天大的事我也敢于承担。而我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有功我不会去抢，有过我也不会去揽。我决不会为了解脱自己而诬陷他人。

　　面对眼前气势汹汹的“审查”组，我打定主意：继续以沉默来对付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吼什么，我就两个字：“不理”。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天一整天我没有再说什么。晚饭后陈师傅回来了，“审查”组又换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没有再问我有关和“决派”的关系问题，而是要我交待“湖南调查”、“反复旧”和参与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的问题。

　　我说：“这些问题在学校贯彻“9.27指示学习班”时我都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说完，不管他们吼什么，我都保持沉默，而且闭上了眼睛。

　　我已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我实在是困极了。开始我还依稀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很快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全身发软，脑子昏蒙。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躺在棉花堆中，软软的，很舒服。一会又觉得自己轻轻地漂浮在白云上，周围静悄悄的。

　　我靠在桌子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把我拉了起来，两个人架着我让我站起来，有人在呼口号……。

　　在我被隔离的第四天傍晚我醒来了。睁眼一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同室的一个同学见我醒了，走过来说：“你已整整睡了一天了”。

　　我惊奇地问到：“他们怎么会让我回来睡?”

　　“今天上午生产大队的窦大队长来了，他说是你的老庚，要找你。工宣队没有告诉他你被隔离审查的事，说你去指挥部去了。可能就是因为窦队长来了，你才被他们放了回来”。同室的同学回答说。

　　啊，原来是老庚来找我了。老庚确实是我的贵人。要不是他来，还不知道“审查组”的车轮战要到哪天呢!他们的“车轮战”可真厉害，三天的功夫就几乎让我散架了。

　　真要谢天谢地。还好，“审查组”也不敢轻易得罪“贫下中农”。

　　工宣队指挥部并没有停止对我的“审查”。两天后的晚上，我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离我们原驻村子不远，不到一里地，同属一个生产大队。

　　我被安排在一“五保户”家。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

　　“审查组”再没有使用他们的“车轮战术”。只是他们把我关在老婆婆家不让我出门，一日三餐也让人送来。

　　老婆婆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工宣队“审查”。但她对我很好。每天无事就陪我聊天。

　　一天，老婆婆突然问我：“你和窦队长是老庚?”

　　我说：“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说：“我是听人说的。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孩子，你别怕。你是贫农家的孩子，大家会保护你的。”

　　前面说了，工宣队进院以后我学会了抽烟。这时我被关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离了，心情十分郁闷，烟瘾也就更大了。但我不能出门，买不了烟。老太太看到我烟瘾来了难过的样子就主动给我去买烟，还顺带拿来了火柴。

　　“审查组”的人看到我桌上有火柴，收走了。但很快就又有一盒摆在了我的桌子上。

　　当时，农村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批判大会。

　　一天，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吵，乱哄哄的。我问婆婆外面吵什么?她说“原定今晚大队要开批判会，斗地主。你们工宣队的说要把你拉上去陪斗，队干部们不同意，说你是贫农的孩子，决不能和地主站在一起被批斗。因此，双方就吵走来了”。

　　结果，大队里的批判会没有开成，地主也不斗了。我“陪斗”的事自然也就没有发生。

　　我心中十分明白，这一切都是老庚从中保护我的结果。

　　我的体力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审查组”要我上山砍柴。这个我很乐意。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上山放牛、割草、砍柴，像玩儿似的。更何况山上空气好，还有“审查组”的人陪着我。心想：如果砍柴是对我的惩罚，那他们不一样也要砍柴，不是一样在惩罚他们自己吗?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审查组”的人突然要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又要我“搬家”了。

　　我扛着行李上了车。当我回头看到房东老婆婆正向我摇手时我一时语塞了，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婆婆啊，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尽管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汽车路过老庚家时，我没有见到老庚和他的父母。我凝望着老庚家的房子，默默地祝福老庚一家平安幸福。心里想：“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四、咸宁“温泉学习班”

　　汽车在温泉疗养院前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步行约二十分钟到达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不大，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和来咸宁时住过的村子是依山而建不同，这个村子周围看不到山，村子就建在田坝中间。

　　我被安排住进了一农户家的一间耳房。房子不大，大概就五、六个平方吧。但里面收拾得还干净，而且有一个窗子。从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一些民房，也可以看到大片已收割了的农田。

　　在接下来的这六个月中，我是在孤独、郁闷中度过的。

　　在这半年的时间内，除“专案组”的5个人外，我没有和其他任何人有过交流，就连我现住的这个村叫什么村?房东姓什么?家有几口人?男女主人公都是谁?我一概都不知道。这也许是因为“专案组”的人事前对这家人有所交待，要求他们不要与我接触，也或许这本来就是一套公房，原来就没有人住，是套空房子。

　　刚来到这里时，“审查组”(应该说是‘张建华专案组’)的人告诉我是来参加“华工温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但这个“学习班”似乎和通常的“学习班”完全不同。既没有人向我宣布这个学习班的具体任务和主题，连学习班的名称也没有。如贯彻“5.27指示”时的学习班叫《学习贯彻‘5.27指示’学习班》，贯彻“9.27指示”时的学习班叫《学习贯彻‘9.27’指示学习班》，我负责举办的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就叫《解放朱九思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的“学习”方式也和往常的学习班不一样。通常参加学习班的人都一起学习文件或毛主席著作，一起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批判。而这个“学习班”采取的则是一个“审查对象”一个小组，据说像我这种作为“审查对象”的一共是10个人，也就是共有10个小组。每个组除“对象”外有3-6名专案人员。

　　10个组又分成三个“点”，一个点设在马桥，一个点在白墩，一个点在温泉，但统称都叫“华工温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我不知道我这个组属于哪个点，我想属“白墩”这个点的可能性大。因为马桥我曾去过，那是公社所在地，工宣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住的地方显然不是马桥。而温泉就更不可能是了，因为温泉是部队疗养院所在地，都是现代建筑，那里环境恬静而优美。

　　我们这些“对象”间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连面都见不到。显然，这个“学习班”其实就是工宣队指挥部搞的“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

　　我不知道这个“学习班”具体是由谁负责主持的，也不知道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对象”到底有哪些人?

　　来到“学习班”后，每天上午都是由陈桂元师傅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相关文件，下午就是要我作检查或写“交待”。

　　他们要我检查和交待的与在建新大队时的一样，即“攻击中央首长”问题、“湖南调查”问题、“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问题、“反复旧”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其实我已检查交待多次了，但是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我反复检查和交待，试图从我先后的检查和交待中找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旦找到了不同点，如时间、地点或相关人不一致，他们就会批我不老实，就会“深挖”，追究个没完。

　　我作检查后的批判会常会变成辩论会。当他们无限“上纲”时我会据理力争。如他们说我“攻击中央首长”，我说不能认为是攻击，因为攻击是有行动的，我没有任何攻击行动;他们说我湖南调查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会说搞调查是毛主席提倡和要求的，不能因为我们去了花明楼炭子冲就是为刘少奇翻案，如按此逻辑，我们也去了韶山，难道是反毛主席?他们说我们的“两个伟大”(即《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是搞“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是“大毒草”，我就会争辩说：“这篇文章出来后，指挥长们都看了，当时个个都说好，难道指挥长们也同意‘反复旧’”?我还搬出刘昆山指挥长在“贯彻9.27指示学习班”上的讲话来反驳他们。

　　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郁闷极了。文革中我自问心中无愧，我想不通工宣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相信自己在文革中没有私心，而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都认真、独立地思考过。我没有介入“派性斗争”，在院内，我既不是“聂派”，也不属“郭派”。在社会上，“武汉7.20事件”后，我没有介入“钢新”之争。我立场坚定地反对抢枪和武斗，并因此被斥之为“和平主义者——马.丁.路德金”。在整个文革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包括那些文革初曾伤害过我的人。文革初我曾参加过很多辩论会，但我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对老师和同学的“批斗”会。我坚信自己在文革中是没有犯大的错误的，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

　　好在到了温泉学习班后，工宣队还是执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审查组的人既没有对我再搞什么“车轮战”，也没有因我和他们辩论而有粗暴的行为，连“罚站”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是我应该感谢工宣队指挥部的。事后我常想：如果他们当时真动粗了，我会怎么样?根据我刚烈的性格，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到学习班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华中工学院现代京剧演出团”来部队温泉疗养院大礼堂作慰问演出，工宣队指挥部通知我们去观看。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和我一样作为“对象”接受审查的总共10个人。

　　和我一样，所有来看演出的“对象”都有五、六个人“陪同”。我们这些“对象”是先后入场的，被安排在不同的区域内入座。因此，我们这些“对象”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接触和交流。

　　这10个人显然是我院工宣队指挥部审查中的重点对象。据后来曾参加审查我的一个同学说，这十个人中包括原院党政领导人朱九思(院党委书记)、熊小村(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委会副主任)、邱静山(副院长)、宋　驹(院党委成员)及院革委会成员聂年生、我和原“红司(新华工)”的宣传部副部长柳书伦等。

　　如果群众组织中的代表人物在“7.20事件”后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受到审查是可以理解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像朱九思书记、熊小村副书记等这些老革命为什么工宣队指挥部也要对他们进行再“审查”?

　　我曾主持过“解放朱九思学习班”，我对朱书记的历史和文革中的情况是了解的。我不知道在院革委会同意解放朱九思同志并报告给了工宣队指挥部以后，工宣队为什么还要对朱书记进行再审查?

　　原院党委副书记熊小村是经中央审核后结合进院革委会的。他虽与“革干联”曾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会有什么问题呢?指挥部为什么也要对他进行审查?……

　　70年6月初，中央决定分配在校的69、70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院审查组的学生代表们除留校的外，都回本班参加分配了。指挥部适时补充了审查小组的人员。审查我的小组仍保持为四人，他们分别是工宣队的陈桂元师傅、我同班同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的廖老师和史老师。

　　廖老师，眼睛深度近视。虽只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稀疏，甚至有些秃顶了。他性情温和，未见过他大声与人争论过，即使对像我这样的“审查对象”也是和言细语，绝没有恶言训斥。给人的印象是友善、慈祥的。

　　史老师是个30多岁的青年教师。他身材高大、健壮，活力四射。也许因为廖老师和陈桂元师傅都是慢性子的原因吧，史老师对我的态度也很友善，在相处的三个多月中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69年8月初，工宣队指挥部终于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分配工作了。我自然十分高兴。但在填毕业分配表时我和专案组又发生了矛盾。

　　在填“自我鉴定”一栏时，专案组要我承认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不同意。为此，双方僵持了半个多月。期间，工宣队陈师傅曾威胁说：“你不承认也可以，那你就甭想分配工作了。”

　　看到同学们都离开咸宁走上了工作岗位，而自己却仍在咸宁的“院学习班”接受“审查”。夜深了，“你不签字就别想离开马桥!”的呵斥声仍不绝于耳。为表心志，我即作了一首小诗以自勉。

　　松 梅 本 色

　　1970年8月于湖北咸宁马桥

　　雷 霹 青 松 松 更 翠，

　　雪 压 冬 梅 梅 更 红。

　　松 梅 本 色 皆 如 此，

　　堪 笑 檐 下 可 怜 虫。

　　直到9月底，还是廖老师出面找我谈话。他说：“个人鉴定和组织鉴定是不同的，关键是组织鉴定。个人鉴定你上纲高一些，表示你对问题有认识，对你有好处。组织结论会很慎重的，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也许组织结论好的让你不敢相信。对你的分配，指挥部还是按原方案进行嘛，你还是被分配到‘绝密’单位嘛。组织结论到时是会和你见面的，你看了后就知道了。”

　　我相信了廖老师的讲话。因为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嘛。于是，我在个人鉴定栏中承认“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

　　9月27日，我终于离开了咸宁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

　　送我上火车的是廖老师和史老师。临别时，廖老师一再叮嘱我说：“你很聪明，也很正直，组织上是信任你的，今后你在社会上可能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你的主要问题是要力戒骄傲，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切记!”另外，廖老师还特别关照说：“昆明是高原地区，你去后可能有高原反应，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

　　当时正值盛夏，气温高达380C，车厢内更是闷热难耐。为了让我感觉舒服一点，廖老师特地在车站为我买了一把大扑扇。这令我十分感动。

　　在咸宁的日子是难忘的。难忘建新大队的乡亲们，难忘老庚的一家人，难忘在这里经历的“车轮战”及没完没了的审查。

　　由于这半年的孤独和郁闷生活，我原本健康的身体却感染上了肺结核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后来的几年中饱受病痛的折磨。

　　参加工作后，在和同学们谈起我在咸宁的境遇时，同学们都说我是幸运的。说工(军)宣队把我弄到温泉院学习班，实际上是保护了我，如果我当时还留在系里，那还不知道要受到多大的罪呢。

　　原来院工(军)宣队在“一打三反”期间，完全采用了“四清”和文革初工作组的那一套。他们利用党、团组织，以“斗私批修的”名义，大搞“无情斗争”，“人人过关”，以致不少无辜群众被迫选择了自杀。在那半年内，我院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文革武斗时期(68年6、7月)死亡的人数。

　　其中五系(船舶工程系)和基础课部整得最凶。所谓的“车轮战术”就是五系的工(军)宣队发明的。文革期间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江重初和他们班的刘海宾(五系革委会成员，我也熟悉)就曾被整得死去活来。

　　我们二系(电机工程系)搞得还算平和的，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被逼想自杀。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因文革前和文革初说了一些“怪话”，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一个深夜，他独自离开了驻地，来到一片树林中选择了自杀。要不是上吊的绳子两次都断了，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一打三反”是武汉文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同学们对“一打三反”期间一些事例的讲述中，我确实认为我去了温泉院学习班还真的是幸运的。

　　“一打三反”的原意是打击现行么革命分子，反右倾、反右倾分裂、反右倾投降。而湖北武汉的曾思玉们却借花移木，把“一打三反”变成了收拾“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打击造反派的运动，真是可悲、可耻!

　　这场主要由军人上层领导实施的“一打三反”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和原体制的走资派一起，利用党、团组织在城市和农村掀起了又一场“镇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城市，首当其冲的是群众组织的头头。造反派的各级负责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审查、被批斗。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这一代人从切身体验中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下面就完全走样了”。为什么历次运动都会造成“扩大化”?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就是作为执行者的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差。他们要么是不能正确理解中央的政策，要么就是为自己的私利(邀功、报复、泄私愤等)胡作非为。这种情况越到下面越糟糕。文革中办学习班是常有的事，一般来说，中央办的学习班掌握政策比省级办的学习班要好，省级的又比地市级的好，到了县处级和以下，很多政策就完全变样了。

　　“一打三反”在其它地方叫“清理阶级队伍”。从网上看到的有关资料上看，文革中“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武斗时的伤亡人数，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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