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王蒙与反右、文革和改开

——从王蒙看毛泽东对一代知识分子希冀的落空

　　薛遒

　　人类的时空步履，总在奋进与轮回中，匆匆。

　　奋进与轮回。鲁迅与王蒙。

　　新中国的反右斗争，青年王蒙终究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旧中国的辛亥革命，青年鲁迅则险些成了革命党的刀下鬼。

　　1911年，武昌首义，浙江光复。革命党都督王金发兴冲冲地易帜绍兴，他第一板斧抡出，便擒拿了谋害女侠秋瑾的恶贼……;然而接着便是专制!

　　他不能不专制。新政权突兀于旧势力包围中，处处陷阱;革命党置身杀机四伏里，岌岌可危。专制是王大都督的唯一选择。

　　然而，鲁迅不干了。民主共和如雾如烟，飘逝了青年鲁迅的美好期盼。他不由得拍案而起，与“同学少年”共挥偏激之矛，怒指王金发。他们创办《越铎日报》，斥专制，揭腐败，战官场，斗当权。甚至孙中山为新政权辩护，也被斥为“为虎作伥”。

　　王大都督在旧势力的迫压下已经焦头烂额，又被新青年的步步紧逼乱了方寸，腹背受敌，怒火中烧，一道杀机陡起……(见辛晓征：《鲁迅》)

　　好在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对革命的激进青年鲁迅，放了一马。

　　王蒙不足与鲁迅比肩。

　　然而，王蒙却以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时代作为的呼求，成为青年鲁迅的轮回。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轮回的起点。

　　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林震真诚的一嗓子，喊出了从50年代王蒙到60年代红卫兵新中国知识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也喊出了自身的天真和激情：“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

　　林震为热烈的工作场景陶醉：“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声断断续续，林震仿佛从中听到了本区生活的脉搏的跳动”。

　　然而，热烈表象下却是共产党官僚机构对革命的消解：“林震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和刘世吾谈话似乎可以消食化气，而他自己的那些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却变得模糊不清了。”

　　官僚主义者对工作的漠然，解构着共产党的前程。林震困惑：“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

　　曾经，青年鲁迅陷于辛亥后的失望;曾经，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陷于革命圣地原非净土的悲哀;而王蒙笔下的青年人同样陷于困惑：他们心中神圣的共产党机构竟弥漫着官僚主义腐气。

　　五四以来，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来是冲击旧势力的先锋。王蒙笔下的林震同样如此。献身革命的主动作为和憧憬崇高的青春朝气，使林震在求索中充溢着神圣的使命感。他以积极的进取精神寻觅困惑的答案，而理想也在对现实的鞭击中迸溅出异彩的火花。咸立强评说：“一个除了青春和激情外近乎一无所有的青年人，带着诸多疑问和探索的勇气，来到不容置疑的权力话语前，不断以自我真实感知验证出对方的僵化和谬误，而试图了解和把握强势话语的过程，最终也就变成了揭发与批判。”(《话语的缝隙》)

　　王蒙在求索中深化批判性思维，尖锐地触碰新中国的内在链条：“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

　　王蒙向整个共产党官僚体制发起冲击。他冲上了风口浪尖。

　　那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公有制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资产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消失了，“全民国家”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

　　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便兴致勃勃地称颂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变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半社会主义者”不就是自家人吗?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10%的职能了，就是那10%,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中国开始重大历史转折。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

　　周恩来说：“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过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提起一切的纲”。(以上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彭真说：“企业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表明，我们已经打败了资产阶级。”(见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作《政治报告》，宣布中国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

　　1956年八大，中国共产党全党共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坚决地认为可以说服全中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来支持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确立的目标。”(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泽东真诚地主张“双百”，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真诚地期待民主党派为维护社会主义‘鸣放’，真诚地呼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文化水平而奋斗。

　　毛泽东自信赢得了民主党派们的信任：号召“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自信他的真诚将征服民众包括知识分子：“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弗•泰韦斯礼赞毛泽东的真诚：“通过1956到1957的百花运动，大力推动了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R•特里尔批评毛泽东的真诚：“毛在1956年太乐观了，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成一个有机的大家庭。”(《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脑海里跃动着理想蓝图：在这个“有机的大家庭”里，知识分子和风细雨地帮助共产党整风，消除渐成气候的官僚体制;共产党各级干部认真接受批评，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毛泽东直面现实：执政党官僚主义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1万多工人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1万多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也发生了闹退社风潮。”(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刘少奇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是不能容忍的贵族阶层的横行霸道——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教训的。”

　　这是工人、农民、学生天经地义的造反——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挟“山大王”之野气，踹翻执政党党魁的高脚凳，跃身民间，重新做成了农民起义领袖，“揭竿”处，杀声急，却是指向自己党内的官僚主义。他要藉人民之力，发动思想革命，斩断官僚体制开始蔓延的特权触角。

　　“双百”，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原生形态，为着共产党的自我救赎!为着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

　　这时，王蒙应运而生。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青年知识分子偏激的叫春之鸣，成为毛泽东啸聚山林之传檄的最先响应。

　　一石激起千重浪。王蒙成为争论的中心。“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的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王蒙自传》)

　　王蒙获得广泛支持，也遭到无情痛击。解放军总政治部马寒冰著文《是香花还是毒草?》，对王蒙大加挞伐;被毛泽东保护的小人物李希凡跳过龙门成了大人物，便迫不及待地推波鼓浪，指责王蒙“把党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写成一片黑暗。”(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应该说，马寒冰、李希凡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蒙“敦促人们对整个制度作批判性的思考。”(默•戈德曼：《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文艺领域两种观念的对峙，反映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R•特里尔写道：“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刘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是有好处的。”(《毛泽东传》)

　　罗•麦克法夸尔写道：从政治局到各省，反对者居多。“毛主席承受巨大压力。在这场内部危机中，电报雪片般地(从党内‘鸣放和辩论’的反对者那里)飞来，所有的电报都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泽东陷于孤立。他承认：“我没有群众基础。”(《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他自叹：“很多高级干部、地委书记、专员以上的干部约1万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毛泽东的激进遭到共产党内强大反对势力的抵制。刘少奇、彭真担心鸣放会使内部矛盾尖锐起来，使党的领导陷于被动。“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本根源，并且官僚主义导致人民与党危险的疏远，那么，就可以要求不仅改善党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改变党的地位。毛在1957年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刘的忧虑也许是对的，9年以后，毛的矛头指向了执政党的地位。”(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双百”的背后，刘少奇敏锐地捕捉到“反党”的阴影。

　　激进的王蒙，成了“反党”的急先锋。

　　王蒙被批判。

　　毛泽东讥之为“大军围剿”。他专门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为王蒙解围。

　　毛泽东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仔细一查他也是个共产党，共产党骂共产党，好嘛。有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北京的城墙这么高，官僚主义不少。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好家伙，大军围剿啊。”

　　毛泽东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现在共产党里面还有这种人。总而言之，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个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军法从事。……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

　　毛泽东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

　　毛泽东说：“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以上均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一意孤行。

　　他“借”为王蒙解围之“题”，“发挥”双百方针的主张;他为王蒙这个“过河卒子”鼓与呼，实际上号令车、马、炮引领全军，向敌阵掩杀过去。

　　毛泽东挥动帅旗，剑指中国共产党内开始形成的官僚主义和贵族阶层。

　　青年王蒙承载的太重太重。

　　王蒙承载着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然而，王蒙也承载着刘少奇的深沉忧虑和中国历史进程的现实重负。他承载得起吗?

　　王蒙终于被定为“右派”。

　　因为，反右斗争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中，激进的毛泽东败下阵来，历史证明了刘少奇。

　　毛泽东反对特权，刘少奇同样反对特权。

　　毛泽东主张思想教育;主张放手发动群众批评党，监督党，改造党，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矛盾。

　　刘少奇主张维护共产党的形象、体制和领导，有秩序、有组织地纠正自身的官僚作风;主张通过“按劳分配”，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矛盾。

　　“双百”方针鼓动起知识分子的鸣放，毛泽东真诚地感激党外人士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他为各级干部被揭发被批判的劣行深感痛心，他长叹：“不整风党就毁了。”(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双百”的推行，“证明了毛泽东关于迅速地行动起来进行整党和纠正党的滥用权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许多批评者所持的尖锐态度也证实了刘少奇和彭真的担心：允许开门整风是危险的。”(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担心：“大学和中学已在活动中……如果工人、中小学教员和其他群众组织也开始动员起来，我们将无法坚守阵地。”(见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并非杞人忧天。“匈牙利的叛乱是个样板，表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够对党发动强有力的攻击。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到他们正在模仿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鸣放”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攻击，一发不可收。

　　朱正写道：知识分子们“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反右派斗争始末》)

　　斯•施拉姆写道：“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并没有满足于批评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泽东》)

　　弗•泰韦斯写道：鸣放向极端发展，“通过集中攻击党的干部在其工作单位日常事务中的缺点，知识分子实际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是否有能力领导中国的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理性，遭到质疑，乃至否定。

　　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高看了自己，他们误读了自身在新中国的存在价值和中国共产党给予他们的政治地位。

　　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规定民主党派的任务：由于转变为劳动者的资本家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还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改造他们。”

　　八届三次全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规定：“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在学术文化范围内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这些方针政策都以社会主义为前提。”

　　很明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本意：不是相拉相扯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相帮相扶地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失望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了民主党派们不肯“陪太子读书”，而一定要引导中华民族走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光明路。

　　这是问题的实质。

　　武汉程千帆当了右派后醒悟：共产党整风，“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请我们帮他洗脸，我们却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脚……”(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岂止是“洗”?那是要共产党脱胎换骨，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

　　右派大举进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北京外贸学院孙希光恨声不已：“我几乎恨一切人，真想杀他好几千万!……反右派运动很快就会过去，……到那时再组织反扑，东山再起。”(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毛泽东感慨良多：“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毛泽东被“逼上梁山”：在石家庄，“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在北京，“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弗•泰韦斯评说毛泽东“双百”败绩：“毛泽东假定知识分子本质上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对向党整风那样敏感的事情，也能做出积极的贡献，没有考虑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与党干部的关系是互不信任。当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推到整风的前列时，他实际上要求他们执行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大胆地批评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的党的当权派，可是在批评时又要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充满创意的“双百”方针夭折了，“整风”运动失败了。

　　如何理解“双百方针”?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定义“双百”，严格而明确：“艺术”与“学术”。

　　这里有政治吗?

　　没有!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坚决地指向资产阶级政治。

　　如何理解“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整风的办法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毛泽东定义“整风”，清晰而确定：“小小民主”与“和风细雨”。

　　这里有“共产党下台”吗?

　　没有!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引向急风暴雨，为着改变体制，变革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急风暴雨的挑衅和进攻，打乱了毛泽东的整风部署，腰斩了毛泽东呕心沥血地说服全党接受党外人士批评以清除官僚主义的努力。“毛不得不同意实行反击，这一逆转使毛十分恼火，把他的愤慨发泄到了那些使整风激烈程度逐步升级的报纸身上。”(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泽东痛下杀手：“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反右号角吹响。

　　毛泽东划清界限：“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毛泽东与他的党内同僚合兵一处，发布反右统帅令，迅速赢得全党的热烈支持，党心民心大定，毛泽东也以决绝的态度将资产阶级置于死地。

　　说什么“引蛇出洞”?

　　分明“蛇”已经“出洞”。无非是让它们把“七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下发《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没有说“引蛇出洞”，他说“蚂蚁出洞”：“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还说过“钓鱼”：“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整风指示非常明确：克服党内官僚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全国一体，齐心合力建设社会主义。可是，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甘被共产党同化，自己跳了出来。“匈牙利事件有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没有“引蛇出洞”，不等于毛泽东对“蛇”们没有防范。

　　1955年，毛泽东发表《驳“舆论一律”》，公示“阳谋”，明确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

　　1956年，毛泽东鼓动“双百”。他剖析官僚主义的危险和整风的必要，也抚慰心存疑惧的党内同僚：整风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而是治病救人。他必须争取全党的支持，“必须使这些官员对在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批评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后果放心。”(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泽东解释，整风是对立统一。整顿共产党官僚主义是主动进攻;警惕“知识精英”发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主动进攻。如果有人兴风作浪，则坚决反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换句话说，你若干扰共产党整风的大方向，后院点火，我就开展社会整风，坚决反击。勿谓言之不预。

　　——毛泽东没有“引蛇出洞”，不等于共产党官僚机构没有“引蛇出洞”。

　　王蒙就是被“引蛇出洞”，当了右派的。

　　“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王蒙自传》)

　　谁伸出了“竿”?

　　那是借反右派之机，行打击报复或邀官买宠的共产党官僚。

　　王蒙为什么“见竿就爬”?

　　那是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时代作为之呼求的畸形态：以对党的忠诚和信任向党交心与自我解剖。于是，意见和检讨成了“反党”的铁证。

　　黄秋耘在《风雨年华》里写道：王蒙“得罪了东城区委的领导，骂他们是官僚主义者。虽然毛主席表过态，还是可以用别的罪名来给他定罪的。”(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毛泽东保护不了王蒙。

　　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曾彦修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的深刻检讨被指攻击了党：“我们进城八年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具体到人民出版社党支部，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虽不说是‘民怨’沸腾，但已有些‘怨声载道’了。”(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对共产党的真挚与忠诚，保护不了曾彦修。

　　在《反右派斗争始末》中，朱正记下一件事：毛泽东鼓励民间办报，与党报唱“对台戏”，批判官僚主义。湖南几个青年人积极响应。然而，八字没一撇，这几个竟敢向领导挑战的“捣蛋鬼”，便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举着“尚方宝剑”，保护不了这几个青年人。

　　同样，周恩来明确吴祖光不是右派，可是仍被周扬划为右派;周扬明确傅雷不是右派，可是柯庆施为了张扬自己的权威，断然定傅雷为右派。

　　还有《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虽得毛泽东呵护，依然躲不过右派的命运。(见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反右中，大量的党员、团员、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被“引蛇出洞”，被“长官意志”，“被右派”，成了那个“扩大化”的人群。

　　反右扩大化，演绎着中国共产党封建底蕴不可阻遏的自我张扬——

　　“毛泽东尖锐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中的毛泽东》)一个个“土围子”，一个个“领主”，借反右推波助澜，向“双百”方针反噬，向毛泽东变革官僚体制的“整风”进行反扫荡。

　　资产阶级右派们被打倒了。反右斗争胜利了。

　　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没有被清除，反而强化了。

　　自恃老资格共产党员的聂绀弩很是“大逆不道”：“这个党你还想进去，我还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绝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50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这是长鸣的警钟。官僚特权成为共产党的致命伤。

　　毛泽东颇有一些同感：“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刘少奇颇有一些同感：“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做仆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邓小平也颇有一些同感：“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反右扩大化，同样演绎着中国知识分子封建底蕴不可阻遏的自我张扬——

　　中国共产党不能免“农民革命党”的根性。

　　刘少奇说：它“长期和主要在农村活动。我国工人阶级过去长时期中只是部分地、秘密地和我们的党发生联系，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真正公开地和党发生联系还不久，还是解放以后的事。”(《军队面临的新任务》)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分“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提升农民革命超越改朝换代的封建层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急迫任务。

　　如何提升?

　　被划为“党内右派”的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提出：“老干部没有文化，应该采取赎买政策让其退休。”

　　同样被划为“党内右派”的外贸部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党中央递交意见书，“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和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以上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那么，谁担重任?

　　——青年知识分子。

　　另一个被划为“党内右派”的中国青年报编委刘宾雁所见略同。他写出《在桥梁工地上》，为着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时代作为的呼求，讴歌了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科技干部，最先张扬了毛泽东的瞩望。

　　延安时的毛泽东，已经规定了“农民革命党”的升华之路：根除专制，根除特权。他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见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刘宾雁笔下的青年科技干部形象，不但具有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和民主科学的工作作风，而且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尊敬和信赖工人，张扬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困难在那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在桥梁工地上》)

　　可以说，刘宾雁塑造出一个10年后文化大革命文艺“三突出”原则的雏形：那是以底层社会冲击特权的阶级正义，昭示工农兵方向的“无产阶级民主”内涵;那更是对农民革命的超越，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拒绝。

　　然而，不管刘宾雁对升华“农民革命党”有着怎样的真诚，也不管刘宾雁笔下的典型人物有着怎样的真实，他的以及郑敦、严文杰们的寄托，终究是凭了原则的抽象，手造了一个理想的幻影。

　　青年知识分子整体，不过是穿西服或穿中山装的农民。他们承担不起升华“农民革命党”的历史任务。

　　王蒙曾借用一句“名言”：“你想找农民吗?不一定非得去农村，你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领导机关、外事俱乐部……哪里不是农民?哪个教授、哪个艺人、哪个长官、哪个老板不是农民?(见《王蒙自传》)

　　中国是农民的国度。农民有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天然趋向，更有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能要求。农民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军，更是资本主义的同路人。

　　穿西服或穿中山装的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也如此。

　　王蒙也如此。

　　王蒙被“引蛇出洞”，便因为王蒙本身的“蛇”性;或者说，王蒙有着与右派们的思想共鸣。

　　王蒙后来认识了自己：少年得志，“心浮气躁，心比天高……趾高气扬，君临人世，认定历史的舵把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王蒙承认：“我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中心。”

　　王蒙渴望出人头地：“我还要实话实说，‘红学’领域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一举成名令我心潮澎湃。”(以上见《王蒙自传》)

　　王蒙与章伯钧、罗隆基，其实心相通。他的追名逐利，不过嫁接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中。

　　毛泽东指出王蒙的小资产阶级性：“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有片面性。”(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不只王蒙。毛泽东说：“在1000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100万。这100万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社会。

　　刘少奇担心：在批评共产党官僚主义的同时，将是小资产阶级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泛滥，而且必被资产阶级利用。

　　历史证实了刘少奇。

　　鸣放期间，小资产阶级升华“农民革命党”的冲动，以理想的堂皇和民主的抽象，从“左”的方面迎合了右派改造共产党的政治进攻。青年知识分子大量地做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王蒙、刘宾雁、刘绍棠、林希翎、谭天荣……

　　还有共产党高级干部郑敦、严文杰……

　　以及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冯雪峰、秦兆阳……

　　1957年，茅盾以过来人之深邃，透视青年刘绍棠：“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的很……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我们要把刘绍棠当做一面镜子》，转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刘绍棠复出后反省：21岁时，已出了7本书，“狂傲得‘不知天高地厚’，娇骄二气十足，轻薄与浮躁兼有。”(《刘绍棠文集•小传》)

　　不只是“轻薄与浮躁”。更主要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是相通的;被“扩大化”的右派与没有“扩大化”的右派之间，并无鸿沟。

　　反右，反了55万个知识分子。

　　然而，它实在不是针对知识分子个人，而是针对知识分子本能向往的资本主义道路。

　　章伯钧、罗隆基呼唤资本主义民主。

　　王蒙、刘宾雁、冯雪峰、林希翎呼唤社会主义民主。

　　殊途同归。民主，成为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化进步的强烈呼声。

　　林希翎坦言：“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冯雪峰论定：“作家其实都知道应该怎么写，不用人去教。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他怎么也不可能写得好。有了社会主义民主，都会写出好东西来。”(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钟点棐批评：“有许多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电影的锣鼓》)

　　秦兆阳强调：“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这一切，高屋建瓴，说得何等正确!

　　然而，“高处不胜寒”!理论的五彩纱掩盖不了书生内体的虚弱与苍白。

　　不应回避，20世纪的中国，任何民主的抽象都是不能实现的幻影。知识分子们可以在心的世界纵情构建他们的民主体制，可以严厉批判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而归到现实，不管哪个党派上台，都不可能用他们的民主蓝图根本变革中国的官僚体制。

　　周恩来早就指出：“中国人民受过长期的压迫，在他们理解诚实投票的重要性和意义之前，还需要几代人的政治训练。我们还没有为一个彻底的民主制度做好准备。”(见迪•威尔逊：《周恩来》)

　　要之，民主的呼声不管怎样强烈，也大体是知识分子的呼声。中国最厚重的群体——农民，并未发出这个呼声。

　　于是，知识分子的进步诉求不能不淹没在小农意志的汪洋大海中。

　　也于是，被最广大农民这个厚重力量支撑的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便不能不具有专制的属性。而无论是对毛泽东专制的抗拒，还是对依附于毛泽东专制的官僚体制的抗拒，都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数亿农民的抗拒。

　　岂不螳臂挡车?

　　对于有着太多封建专制形态的共产主义革命，林希翎不能理解，冯雪峰不能理解，秦兆阳不能理解，太多太多的人不能理解。

　　何足为奇?“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瞿秋白：《多余的话》)

　　毋庸置疑，专制，是对社会主义导向的反动;

　　然而，专制，难道不同时是对社会主义导向的支撑!

　　没有人民专制，不能铲除特权剥削专制;没有新专制对旧专制的颠覆，不会有人民民主的张扬。如果沉迷于民主的抽象，模糊专制的阶级属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横加指责，岂不正是青年鲁迅的轮回?

　　为着时代作为的呼求，青年鲁迅曾以“左”的激进作了封建势力的同盟军;同样为着时代作为的呼求，鸣放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左”的激进作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不能否定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和进步诉求。鸣放，是资本主义进步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封建根性进行的无情剥蚀与猛烈批判。

　　然而，反右，则是毛泽东坚持工人政党指向，以更进步的社会主义理念拒绝资本主义道路;但同时也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民革命党的全部劣根性。

　　一得一失!其间之隙，可以游刃乎?

　　毛泽东没有想到，执政“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他突然看见了他的臣民和他的党员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构成，难以避免被资产阶级征服的命运;他认识到：中国散沙一样的农民社会，没有专制的强力难以成团;他甚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日渐成型的官僚体制，没有代言人民的革命专制难以撼动。

　　襁褓中的婴儿，没有强力的保护，是要早夭的。

　　在几千年传统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包围中，在党内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到达马克思指引的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不能不走过一段艰难的专制之路。

　　毛泽东专制!

　　然而，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又是多么渴望挺起一代共产主义新青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向专制挑战，与旧世界决裂!

　　在王蒙身上，毛泽东看到了自己;正像王蒙在毛泽东身上看到自己一样。王蒙有着“类似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刚强，自信，奋斗……像天降大任的期待，像革命的领导人的榜样。”(《王蒙自传》)

　　王蒙高呼《青春万岁》，他真诚地讴歌新中国，讴歌新中国知识青年为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激情：“我自然要努力变成巨人。……我设想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中华大地到处是健康优美火热聪明高尚……听指挥能战斗的青年男女。”(《王蒙自传》)

　　毛泽东甚至在右派学生林希翎、谭天荣身上，也看到了自己。

　　林希翎抨击：“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的有多少?”她鼓吹：应该有70%以上的群众同意才可以入党。(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谭天荣声明：“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不怀疑共产党。”(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世界是青年人的。尤其是为着崇高理想而奋不顾身的青年人。

　　毛泽东保护王蒙，反对抓捕林希翎，是对充满理想的激进青年的理解和认同。

　　然而，王蒙被打成右派，毛泽东没有再施援手。他把老一代革命人的博大胸怀和殷切期待赋予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见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

　　那也是毛泽东的生命史。正是在工农革命中历经磨难，出生入死，毛泽东才实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脱胎换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刘绍棠援引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自我评说：“我那漫长的22年坎坷岁月，正是经历了这个完整过程，因而才有我在新时期那喷泉一般的创作。”(《刘绍棠文集•小传》)

　　一批右派复出后崭露头角，成就斐然。王蒙、刘绍棠、邓友梅、刘宾雁……那是在苦难生活中千锤百炼的厚积薄发。

　　然而，“大任”真的“于斯”吗?

　　至少，不是毛泽东期待的“大任”。

　　刘宾雁曾燃放何等强烈的革命信念之火!在《本报内部消息》中，他写道：“不是说一个党员不能有缺点，但是这些人身上短少的那个东西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短少的。”

　　——为共产主义的激情。

　　然而，刘宾雁的共产主义激情终于异变为资本主义激情。

　　鲁迅的确深刻：“‘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曾经给予刘宾雁无限冲动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抽象，“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当人民革命在现实进行中不能不挥动专制之锤时，他深深地痛苦于“污秽和血”，陷于失望。

　　复出的刘宾雁以《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延续了他对专制的鞭挞，也延续了他知识分子的空想，终于为“民主”的抽象，一头扎进资本主义怀抱。

　　只是，在资本阵营，他得到的“民主”，难道不是另一种形态的“专制”?

　　那是资本专制!

　　刘宾雁斩断毛泽东的期待，决然西去。王蒙又如何呢?

　　王蒙去新疆，在与工农结合中得了乐趣，“我与大自然，我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王蒙自传》)

　　在“一拍即合”中，复出的王蒙竟有如此收获——

　　“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起尾巴做人，向工农兵学习，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改造，做螺丝钉……这些要求可能都是有道理或者曾经有道理的;但仅仅这样还是不那么够的，他们至少还应该奋发有为，勇敢进取，是非分明，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如果没有后一方面的价值观念而只片面地讲前一部分要求，很可能培养出来的不是雷锋，不是华罗庚、钱学森，更不是鲁迅，而是一拨鼠头鼠脑，探头探脑、贼头贼脑、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等外人格的……之流。”(《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

　　原来工农兵不仅谈不上“奋发有为，勇敢进取，是非分明，堂堂正正，顶天立地”，而且竟是“鼠头鼠脑，探头探脑、贼头贼脑、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等外人格的……之流。”

　　自幼刻在小小心灵的痕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王蒙终生抹不掉!

　　不仅如此。

　　当年李希凡批王蒙，遭毛泽东训斥：“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当了官便压制小人物，李希凡如此，王蒙同样如此：平反复出，官运亨通，“当了婆婆”，便倾泻污水，泼向落难的“红卫兵”。

　　王蒙怒斥红卫兵：砸烂意识、泼污水意识、救世主意识、吹牛意识……“彻底批判，骂倒一切，上纲上线，根本扭转，呼风唤雨，大帽子吓人，随时准备放出手榴弹、炸弹、原子弹，杀个片甲不留，……奋起一下千钧棒，三砸两骂，玉宇澄清……”他剑刺毛泽东“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刀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嘲笑毛泽东“非搞成一张白纸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话说“红卫兵遗风”》)

　　王蒙会淡忘吗?当年毛泽东臂佩红袖章，挥手天安门，已经向世界宣告：毛泽东是红卫兵。

　　王蒙“一锅烩”，连同曾经保护他的人。

　　其实，王蒙也是红卫兵。

　　王蒙不过是60年代红卫兵在50年代的特定形态。被他破口大骂的“红卫兵意识”，不过以别样形态存在于青年王蒙身上。

　　50年代的王蒙有着被毛泽东保护与鼓励的革命激情;60年代的红卫兵更有着被毛泽东保护与鼓励的革命激情。

　　50年代的王蒙以共产党推翻旧世界的蓬勃活力，表现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浮躁和自以为是。60年代的红卫兵以毛泽东彻底变革私有制乃至变革共产党的颠覆性号召，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浮躁和自以为是。

　　为改造农民政权而强烈冲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归根结底要被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改造。

　　曾经，王蒙承载着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他实在承载不起。他愧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一连串颠覆旧文化的革命，“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王蒙自传》)

　　曾经，青年王蒙是对青年鲁迅的轮回;而老年王蒙则以对革命的消解，成为对老年鲁迅的悖逆。

　　鲁迅终生不失农村“野孩子”的根性，一任血管里沸腾着底层民众的苦难和抗争;王蒙终生自得于封建“士大夫”的根性，尽管在农村摸爬20年，却终究附庸“上等人”的风雅、清高和道貌岸然。

　　复出的王蒙以《蝴蝶》、《布礼》回味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延续对官僚主义的批判，然而，他更“与时俱进”地鼓吹妥协，鼓吹“人的文学”，鼓吹“普世价值”的抽象，与刘宾雁殊途同归，“费厄泼赖”地拥抱资本主义。

　　俱往矣!

　　历史变革如斯，并不改“天降大任于斯”——青年知识分子!

　　这是为共产主义继续革命的“大任”。50年代的王蒙、刘宾雁们承担不起。60年代的红卫兵们也承担不起吗?

　　70年代，80年代……21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呢?

　　毛泽东曾指望反右运动：“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毛泽东开辟的分明是“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千古第一路。

　　王蒙没有走上这条路，刘宾雁没有走上这条路，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没有走上这条路。

　　据说，夏衍晚年著《〈武训传〉事件始末》，文笔沉郁：“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40多年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是民族的悲剧吧。”(转引自李洁非：《典型文坛•误读与被误读》)

　　一句“民族的悲剧”，浓缩了夏衍几乎一生的牢骚，也浓缩了夏衍几乎一生的行程：游离于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大潮之外的夏衍，穷毕生思索竟不能明白：他的革命到底是什么?

　　历史，不能不清算极左的巨大危害，但一并抹煞产生极左的那个颠覆旧世界的革命之根，对于进步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悲剧吧!

　　其实，真诚的知识分子与真诚的毛泽东是对立的同一体。

　　知识分子们的民主抽象尽管不能助力任何集团、党派建立民主体制，但其对“红色专制”的解构，强有力地清算着内在于“红色专制”的封建底蕴，事实上推进着新专制——人民民主的建构。

　　毛泽东的专制无奈尽管不能免除官僚体制的金字塔，但其对“人民民主”的代言，强有力地颠覆特权剥削，鼓动底层民众对自身主权的觉醒，事实上推进新民主——人民专制的建构。

　　人民专制是对极少数特权剥削的专制。没有这个专制，就没有工农兵的民主，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民主。毛泽东为知识分子们指明现实政治的进步之路。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社会主义时期矛盾的学说，尤其明确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新政权的实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共产党不是改朝换代的党，不是家天下的党，不是专制党、宪政党，而只能是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确信只要共产党坚守“人民公仆”的底线，知识分子就不会敌对，而必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鼓励鸣放，鼓励批判共产党官僚体制，主张改组大学党委制，主张创办和共产党唱对台戏的民间报纸。这一切，都与知识分子心相通，而与大量的共产党官员悖逆。

　　然而，这个讲话直到1957年6月才公开发表，其间精心修改14次。一些重要的观点消失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出现了。

　　这一“消失”与“出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重大转折。

　　“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提法改变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被正式提出。“发表稿中尽管没有提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话，但发表的目的含有为反击右派的进攻提供思想武器，则是无疑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2月的讲话中，毛泽东重点反官僚主义;在6月发表时，则删去反官僚主义的尖锐词句，预设了战略转折——反右。

　　重要的是，“讲话原稿一直到5月24日以前的改稿，都是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即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矛盾和斗争，而从5月24日以后的改稿，阶级斗争的范围就逐渐扩展了，分量也逐渐加重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阶级斗争重新成为思想革命的表现形态。

　　然而，毛泽东没有改变他的核心理念：阶级斗争的指向，依然是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这个人类文明史恒久的命题，成为毛泽东不解的心结。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毛泽东“双百”和整风运动评价极高：“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与所有观念彻底决裂。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意。

　　这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转折时期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初步求索和实践。

　　右派领袖章伯钧俯视政局：一年前的中共“八大”，“毛泽东思想”降下全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悄然消失。“苏共20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右派学生的风云人物进行着另类的思索。

　　北大民主墙不认同中共八大关于阶级消灭的论断，激情高呼“反对特权阶级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直接指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周大觉、谭天荣提出“领导者阶级”这一概念，模糊地捕捉到毛泽东后来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轮廓。

　　龙英华甚至朦胧地触碰到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时代之弦：“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两个体系共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五四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运动是阶级斗争消灭后产生的新思想运动。”(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毛泽东思想”升华为“毛泽东主义”，是1957年提出的课题。

　　(本文节选自《文革在中国历史的定位》，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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