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红飘带上的女兵——记长征中的女红军

参加长征的部分红军于1959年合影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被称为地球上一条永恒的红飘带。这条红飘带上的女兵——长征中的女红军，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承受着比男红军更多的艰难困苦，以顽强的毅力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在雪山、草地里跋涉，与生命的极限进行顽强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各路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中央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30名女红军组成妇女队，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到达贵州黎平后，妇女队编入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到达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参加红25军长征的7名女红军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3000余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队伍。其中，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战斗中，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转移伤员，包扎护理，悉心照料。部队缺少药品，他们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药，为战士们疗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21名女红军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出发前，红2、红6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有李贞、戚元德、陈琮英、蹇先任、蹇先佛、周雪林、马忆湘、陈罗英、石芝、杜玉珍、杜永新、陈琼英、曾纪林、张士美、胡自强、张金莲等21位。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她们大多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宁夏隆德将台堡。其中李贞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有2000多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强渡嘉陵江，撤离川陕苏区，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中有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包括张琴秋、林月琴、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王长德、李开芬、王新兰、张文、张明秀、苏风、陈真仁、何曼秋、秦仪华、杨磊、蒲文清、李玉兰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奉命进行西征。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的张琴秋

　　下面拮取几个女红军战士的小故事，以飨读者：

　　“七仙女”坚决要求随军出征

　　1934年11月，红25军穿越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这时国民党军从四面围追而来，形势非常严峻，因此部队决定实行第二次远距离转移，北上伏牛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是红25军的7名女护士，她们也是这支部队里仅有的7名女红军，号称“七仙女”。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于是决定发给她们每人8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己寻找生存之路。“七仙女”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她们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从冒死跑出来参加红军的那天起，她们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未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这支立志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献身的队伍。无奈之际，她们坐在路边哭了起来。当听说这是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命令后，她们气冲冲地找到戴季英，请求他收回命令。

参加长征部分女红军1949年合影

　　周东屏把银洋往地上一掷，开口嚷道：“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主任，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其他女战士也跟着大叫大喊。但是，不管她们怎样软磨硬泡，戴季英却摆出一副坚持原则的面孔，不为所动。

　　恰在此时，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并肩走了过来。见到军首长来了，她们就像见了救星似的，不约而同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诉说事情的经过，表述自己的决心：

　　“我们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做红军的鬼!”

　　吴焕先和徐海东望着眼前这群大的不过十八九岁，小的仅仅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心中涌起阵阵酸楚。是啊，她们大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离开红军，又能到哪里去寻找她们的生存之路呢?于是，他们同意这些女孩子随队继续行进。

　　“七仙女”们破涕为笑，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徐海东转过身对她们说：“你们先别笑，让你们留下也是省委和军领导的意思。这次部队走到哪里，走多少天都不一定，情况比现在想象的要更复杂、更困难，这可不比喝凉水那么容易，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啊!”

　　“我们早就准备好啦!男同志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们能经受得起任何考验，决不掉队!”

　　“七仙女”终于跟随红25军踏上了长征路。征途是漫长的，也是坎坷艰难的，有胜利也有挫折，有痛苦也有欢乐。她们曾背着捆草作为坐垫，坐滑梯似的溜下满地泥泞的王母宫塬，也曾抓着骡马的尾巴，漂浮过山洪猛涨的泾河。在泾河岸边的郑家沟，她们淌着眼泪、含着悲痛，为军政委吴焕先擦拭遗体……她们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一步一步地走向陕北，胜利完成了长征。

　　“三寸金莲”王泽南走完万里长征路

　　“一步三摇，弱不禁风”，是人们对旧社会缠足的小脚妇女留下的印象。红军女战士王泽南正是迈着“三寸金莲”走完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路。

　　1935年春，王泽南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陕南边区，随后参加长征。此时，王泽南任政委的妇女工兵营一分为二，她改任妇女运输连连长，到第二兵站负责运输粮食、布匹、军衣和枪支弹药等物资。长征途中运输物资只能靠肩扛背驮，异常艰难。这对女性尤其是缠足的女性来说，更需要超凡的毅力。运输连100多人，大的不过30来岁，小的只有10来岁。运输连的女战士们并没有在艰难险阻面前退却，在王泽南的带领下，她们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运输任务。

　　有一次，后勤部长郑义斋召集大家开会说：“部队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同敌人打仗，我们必须把这些羊毛做成羊毛衣，让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好打胜仗。”于是，妇女运输连接受了纺毛线的任务。女兵们把粘土揉成鸡蛋大的泥球，插上树枝，泥球干了就成了搓羊毛线的工具。但是女兵们从早晨搓到晚上，累得筋疲力尽，每人一天才能搓三四两毛线。后来，有位木匠师傅制造出手摇纺车，一人摇、五人拉，一天可纺出40多斤毛线。就这样，她们白天纺毛线，晚上睡在羊毛堆里，吃的是青稞面和野菜。一直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把羊毛全部做成衣服。这种衣服看着像麻袋片，但穿在身上还挺暖和，有不少红军战士就是穿着它翻越了雪山，走过了草地。

　　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情况下，女兵连也一直担任运送和集中粮食的任务。一次，王泽南带领100多名战士经过党岭山去集中粮食，正走到半山腰，冰雹劈头盖脸的从天而降，很多战士的头被砸起了大包，脸也被打肿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见惯了枪林弹雨的女兵们，对于这种从天上射下来的“子弹”毫不畏惧，谁也没有后退一步。

　　后来，妇女工兵营的两个连又合并在一块，准备在丹巴渡过大渡河。从来没有见过铁索桥的女兵们一踏上桥面，就感到天旋地转。王泽南看着自己的一双小脚，凝视着大渡河湍急的流水和晃荡不停的铁索桥，暗下决心：不能退却。她壮着胆子大步走，并发现步子越大、走得越快，反而摇摆得越轻了。她立刻把亲身体验告诉害怕过桥的女兵，最后大家都顺利地通过了铁索桥。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又一次北上，

　　煮牛皮充饥。然而常常不是水有毒，就是野菜有毒。王泽南总是亲自调查水、野菜、蘑菇有没有毒。她硬是用一双小脚率领全连战士们跟随大部队又一次走过了险象环生的草地。

　　“三寸金莲”并没有阻止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她正是靠这双小脚走完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路。

　　“红军女司令”廉克清果断指挥退敌

　　康克清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指挥过打仗的女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一次战斗中，她以出色的指挥，被人称为“红军女司令”。

　　长征时，康克清担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途中，中央机关的担架队队长生了病，她临时负责带领担架队。她带领担架队刚刚平安地走了两天，第三天就发生了情况。在她带队行进时，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他们头上飞过，不远处的山上有一股敌人向红军射击。

　　康克清看着身前的伤病员和身后即将前来的中央领导机关，心头一沉，她决定打退这股敌人。她立刻命令担架队退到安全的地方，自己跑到前面去观察敌情。她的眼力很好，即使没有望远镜，也清晰地看到前面山头上露出来的一个个小黑点。敌人正在射击，至少有几十个人，是从侧面袭击的，而且似乎要冲下来。如果敌人真的冲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她果断地命令负责后面掩护的特务排调派两个班上来支援，同时派人飞速报告前边的司令部，尽快派部队击退这股敌人。布置完任务后，康克清亲自带领步兵班冲向前面山边，占据了几个大土包。她向战友们强调：节省子弹，不瞄准目标不要开枪;打两枪换一个位置，减少伤亡。

　　就在这时，约有二三十个敌人向山下冲来，康克清一枪击毙了跑在最前面的敌人。战士们也跟着她扣动了扳机。几个敌人相继倒下，剩下的敌人见红军枪法如神，立即掉头往回爬。

　　援兵赶到后，她指挥援兵从右边向敌人的侧后迂回，包围敌人。山上的敌人发起了第二次猛烈攻势，康克清沉着冷静地要求大家暂时不要还击，注意观察，等到敌人冲下来之后，瞄准一个打一个。有两个跑在最前面的敌人，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了，她对身边的班长说：“我打左边的，你打右边的。”伴随着两声枪响，两个家伙先后倒地。这时，迂回到后面的红军向敌人的侧背发起攻击，终于把敌人击溃了。

　　担架队和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康克清由此名声大振。

　　长征路上结婚的王泉媛与王首道半个世纪后才见面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干部休养连的王泉媛和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一起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中，二人渐渐产生了感情。细心的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给他们牵了红线，二人破例在长征途中成婚。

　　王泉媛后来回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她一把3号小手枪和8粒子弹，“按照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在当时，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新婚第二天，部队就要撤离遵义。此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直到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夫妻俩才再次相见。但谁也没想到，这晚之后，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王泉嫒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损失惨重，王泉媛被俘。近3年的时间里，王泉媛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在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后，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丈夫，王泉嫒不知所措，绝望之际，只好沿途乞讨回到了江西泰和老家。

　　1982年夏，王泉媛来到北京，请康克清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忍不住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94年，王泉媛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王泉媛为王首道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由他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女部长李贞带病走出草地

　　1935年11月，红2、6军团开始长征，李贞担任红6军团组织部长。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而又多次指挥过战斗的红军女干部，她深知摆在两个军团面前的是一条比西征更加漫长而艰险的路途，对每个指战员都是一次更大的考验，对女同志而言困难就更多，考验也更严峻。此时的李贞已经怀孕3个月，军团领导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并做了一定的安排。然而，她谢绝了领导的关心，坚决表示要随部队出发。她含着热泪向组织表示：绝不给部队添麻烦，爬也要随红军行动。面对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领导只好批准她随部队行动。

　　长征途中，李贞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和收容工作。晚上别人都休息了，她却还忙着统计部队伤亡数字上报军团首长。组织上为了照顾李贞，特意给她配了一名勤务兵、一匹马和一顶帐篷。但她坚决不肯，将勤务兵派到了战斗一线，马匹送给了救护队的伤病员，一顶帐篷则和干部连的女战友共用。

　　在过草地最艰难困苦的征途中，怀孕7个多月的李贞早产了，然而由于缺少充饥之粮，没等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李贞虽然自己身体不好，但还非常关心其他同志的疾苦。一天，军团政治部政工排的曾长久发高烧了，迷迷糊糊地坐在地上。李贞看到后，急忙走上前，一摸他的额头很烫，赶紧用水壶给他喂了几口水，然后把他唤醒。之后，李贞和爱人甘泗淇天天照顾曾长久，把食物一口一口地嚼烂来喂他。晚上还把曾长久和其他伤病员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吃饭时，李贞强忍着饥饿，把自己那份口粮全拿出来，分给曾长久和其他伤病员。

　　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李贞得了伤寒病，昏迷不醒，同志们抬着她走。过渭河的时候，她的病才好一点，就让同志们把她绑在马背上过河。身体刚刚恢复，她又出现在行军的队伍里。长征路上她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率先垂范，鼓励和感染着身边的同志。李贞的血肉之躯在经历了长征的困苦洗礼后，留下了终身遗憾，她再没有生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9月，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贺子珍含生忘死救伤员

　　1935年4月初，红军从贵阳向南行。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了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

　　黄昏时，连长侯政决定带领大家到山后面休息宿营。突然，从山那边隐隐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其中的一架迅速地俯冲下来。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大家有些慌乱，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急忙大喊：“快卧倒!”

　　但是晚了，敌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了轮番俯冲扫射与轰炸。地面上准备休息的红军队伍一下子就乱了，情况万分紧急。敌机连续扔炸弹，一部分担架上的伤病员要想转移也来不及了。在打遵义时腿部负了伤的团政委钟赤兵正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他的警卫员已经牺牲在担架旁了，眼看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正在此时，已经隐蔽起来的贺子珍发现钟赤兵正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她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向隐蔽处拖去。然而，就在快要靠近隐蔽处的时候，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机枪猛射，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她却伤痕累累地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炸弹碎片嵌入了她的头部和背部，殷红的鲜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土地。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跑了过去，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接着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当时缺乏麻醉药，医生和战友狠了狠心，咬着牙，几个人按住她，用夹子把身体浅表的弹片一块块地取了出来，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的纪念。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了泪花，却坚持着一声不吭。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她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钟赤兵的情况。然后，又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免他牵挂。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而自己身负重伤，便立即把自己的担架和警卫员派给了她。贺子珍不同意，一再说不要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行军，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可是大家哪里肯丢下她呢，大家轮流抬着她前进，山坡高，担架上不去，同志们就背着她爬过去。后来等伤势稍好一点，她就再也不肯让大家抬了，坚持自己走，最终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

　　蔡畅泸定桥头高唱《马赛曲》鼓舞士气

　　在长征的队伍里，曾留学法国、苏联的蔡畅是中央红军中人人皆知的“红歌星”，她的歌声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喜爱。行军途中，她经常高唱《国际歌》和《马赛曲》等歌曲，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召唤他们奋起，鼓舞他们前进。

　　长征中，蔡畅在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虽然她患有严重的胃病，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很少坐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坐骑。这坐骑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驮物资，以减轻其他战士的负担。尽管时常受着胃痛的折磨，她却从未喊过一声、从未掉过队，而且鼓足力气给大家讲苏联革命战争的故事，给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宗旨。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1935年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红1团的17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强渡大渡河，打开了第一条渡河通道。接着，红1师全部过了河。中央决定其他部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奔袭泸定桥，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蔡畅的爱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要求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宣传手段，向部队宣传敢死队勇士的英雄事迹，鼓舞士气。

　　蔡畅站在泸定桥头，望着大渡河两岸陡峭的山峰，大渡河在狭窄的缝隙中奔腾，涛声震天、汹涌澎湃，她动情地唱起了《马赛曲》：

　　前进，法兰西勇敢的男儿，

　　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们渴望宝贵的自由，

　　决心为它而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光。

　　虽然歌曲是用法语演唱的，战士们听不懂歌词，但那高昂激越的旋律，那迸发出来的奋进力量，却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人。这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动力，鼓舞着战士们英勇战斗、顽强拼搏、奔向胜利。

　　在艰苦的长途行军中，蔡畅的歌声成了大家的精神食粮。翻雪山时，蔡畅不顾自己呼吸困难、剧烈咳嗽，高唱《马赛曲》;过草地时，蔡畅不顾身体疲惫、脚下危险丛生，高唱《马赛曲》。她的歌声如同号角、如同战鼓，给大家带来了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令人回味无穷、永生难忘。

　　长征路上的“姊妹花”蹇先任、蹇先佛

　　1935年11月，红2、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20天，红2军团的蹇先任，刚生下她和贺龙的小女儿。当时，贺龙和萧克正率领红军主力在前方打了胜仗，接到后方发来的喜报，萧克高兴地说：“这孩子是在捷报频传的时候生的，就叫她捷生吧。”孩子尚未满月，部队就要出发了，许多人再三动员她留下来或者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但崇高的母爱驱使蹇先任毅然背着贺捷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怀抱一个未满月的女婴迈步长征，所受的艰难困苦令人难以想象。她随军出发的第一天，就强渡澧水，而且遇到了敌机的空袭。蹇先任用布条带子把捷生绑在怀里，随部队急行军120里到了江边。她刚登上船，敌人的飞机就追过来，朝着江面的船只狂轰乱炸。小船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着，大家奋力划桨，终于强行渡过澧水。过江后，蹇先任赶紧给满身屎尿、全身无一千处的小捷生洗澡、换尿布、喂奶，而两天一夜没吃没喝疲惫的她，等忙完孩子的这些事情时，部队出发的时间又到了。

　　在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敌人前堵后追，有一点声响就会暴露目标。这可难坏了带着孩子的蹇先任，有时一晚上转移七八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翻山越岭，膝盖上、胳膊上、身上常常跌撞得青一块、紫一块，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每当颠簸得厉害，孩子稍有哭声的时候，她就立即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因为堵的时间太长，孩子被憋的面色青紫，几近窒息，她又是摇又是叫，好半天小捷生才喘上那口气来。那时既怕孩子哭闹，又怕掉队，蹇先任累得浑身打哆嗦，但为了冲出敌人的包围，任何苦她都咬紧牙关忍受着。

　　蹇先任抱着孩子走在队伍里，每逢路过集镇、村寨，常常引来群众特别是妇女们的目光。每当这个时候，蹇先任就趁机做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她说：“乡亲们，我们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是救国救民，让老百姓过上有饭吃、有衣穿、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话音一落，群众就发出阵阵叹息，红军抗日带着这么小的孩子，确实很不容易，因而对红军更加佩服了。蹇先任带着女儿以超人的毅力，跋山涉水走到了陕北。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部队到贵州毕节时，蹇先任见到了同胞妹妹蹇先佛，此时蹇先佛已经是萧克的妻子。长征一开始，她就在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这位刚满20岁的姑娘生性活泼开朗，写一手好字，还会画画儿。尽管每天行军十分紧张忙碌，但她却像只喜鹊似的笑着唱着刷标语、写传单、编快板、画宣传画。直到今天，湘鄂川黔边的许多地方还留有她当年刷写的标语。最令人佩服的是，在“扩红”工作中，她那声情并茂的演说，常常可以动员许多人参加红军。有一次，她竞一下动员了20多个俘虏参加了红军。

　　在长征路上，蹇先佛勇敢顽强，吃苦耐劳，行军、工作样样都不亚于男同志，而且还付出了更多的艰辛。过松潘草地的时候，蹇先佛生下她和萧克的儿子，因为这个孩子是降生在一个用草皮垒起来的土堡里，于是，她给孩子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堡生。蹇先佛草地生子后，她凭着一个女红军战士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带着小堡生走完了长征路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程，终于到达了陕北。

　　首战告捷的妇女独立团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是一支英勇善战、革命热情很高的巾帼劲旅，她们在长征途中担负着各种各样的战勤任务。

　　1935年5月，妇女独立团随大部队进至四川理县地区后，得知在距理县城镇几里远的山中，有一座由藏民的喇嘛庙改成的官府衙门，一群国民党官兵在这里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他们向当地的汉藏居民征收苛捐杂税，而且逼迫“进贡”的人在三里外就要下跪叩头，膝行至喇嘛寺内。

　　在灼热的阳光下，常有人不堪背上盐巴、粮食等贡品的重负，而累死在路上。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替他们除害。

　　妇女独立团到达这里的第二天，外出采购物资的战士被冷枪打死了。几天之后，又有几位战士失踪了。百姓的痛苦，战友的牺牲，激起了她们复仇的怒火，她们向上级请缨出战，决心消灭这股敌人。上级批准了她们的要求，全团作战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因为这是她们首次单独执行作战任务。

　　为了打好这一仗，团指挥员察看了寺院周围的地形。因为敌人盘踞的寺院坐落在半山腰，如果从山下正面强攻，敌居高临下，红军肯定要吃亏。所以，她们当即决定：兵分三路，正面分左、右两翼佯攻，一路从后山迂回至山顶往下压，造成前后夹击之势。

　　朦胧的夜色下，妇女独立团出动了，她们在寂静的树林里挖壕沟、修工事。第二天，她们进入战壕，观察敌人动静。敌人可能已经知道红军兵临近前，因而紧闭庙门，无声无息地躲在里面，等待援兵的到来。

　　双方相持至夜晚后，妇女独立团正面的两路发起佯攻，以掩护另一路部队的迂回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敌人见红军不敢发起进攻，以为是游击队，顿时变得嚣张起来，打开庙门冲了出来，扑向红军的战壕。因为怕暴露出自己是女兵的身份，妇女独立团没有实施反冲锋，而是坚守在战壕内，对冲过来的敌人，远的用机枪扫射，近的用手榴弹炸，终于把敌人打得退回寺内。不一会儿，敌人又从寺内蜂拥而出，发起更猛烈的冲锋，正在这时，山顶上响起枪声，妇女独立团的迂回部队从山上猛虎扑食般地压了下来，正在冲锋的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抱头逃回庙里。

　　三路红军合围过来，敌人已成为瓮中之鳖。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中午，敌人沉不住气了，放火把寺内仓库烧着，企图把囤积的粮食、盐巴一把火烧光。几个女兵很快从山下扛来一根大木桩，把扣得紧紧的大门撞开，冲了进去，全歼守军，并扑灭了大火。

　　女兵们高兴地欢呼胜利，这是她们第一次作战，并且旗开得胜。她们把缴获的粮食、盐巴等战利品分送给附近的群众，并按照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也分给每个被俘的敌兵一份，并经过教育释放了他们。

　　战后，上级机关奖励了英勇作战、首战告捷的妇女独立团。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