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军、对于长征，每次走近翻阅、深读，都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感。在我内心深处,红军长征是听不够的红色故事，写不完的红色文章，更是化不开的红色情结，挥不去的红色敬畏。
一
整整20年前的199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记者的我，伴随着全国的“红军长征宣传热”，有幸担纲了一系列重要宣传，其中之一，就是采访曾参加过长征的南京军区老首长，请他们结合个人长征经历话传统、说人生。当时，有个叫《长征·世纪丰碑》的全军性征文，报纸将我的访问记全部作为特稿放入征文专栏发表，一连个把月，先后推出了10位老红军的长征故事。他们是: 杜平、向守志、刘西元、饶子健、詹大南、赖光勋、肖永银、李长林、陈德先、严光。
百驹过隙，当年采访一个一个老红军的记忆犹新，但不少老首长今已仙逝，活着的向守志、詹大南也都是百岁老人，留给我的更是珍贵、怀念和敬意。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对于红军战士，这句话的评价恐怕是最多不过的了。红军战士到底是什么?多年以来，无数个“红军粉丝”，给出无数个“红色答案”，每一个答案都寄托着后人对红军创造的长征传奇的礼赞，无不生动深刻，逼近本真。而我结合自己采写红军、宣传长征的感知，更好用“丰碑”二字，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座丰碑，一座巍峨不朽的精神丰碑。
二
“电波英雄怀红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这是老红军、原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将军身前留下的诗句。这位开国中将，长征中在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无线电队当政委。
蜿蜒曲折如同巨龙盘旋而上的长征路线记载，杜平和他的战士，是作为军团首长千里眼、顺风耳完成长征艰险任务的。记得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病房里，重疴在身的杜老将军曾使劲握着我的手说：“(长征途中)，每天就是紧张地架设电台、搬运电台、维护电台。战斗最紧急时，说架马上就架，说撤马上就撤，一天不知反复多少次。”
1934年12月1日，是湘江之战的最后一天，也是最惨烈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设在脚山铺一个山坡上，这一天接转的电报全是“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那天，杜平的心是提到喉咙眼来力保军团首长通信畅通的。最危险时，军团首长指挥部也险遭袭击，当时敌人从山后面打了过来，聂荣臻政委沉着地下令“撤”。杜平带领通信战士在军团首长警卫人员的火力掩护下火速撤收并转移了电台。
很多人知道，突破湘江后，红军很多家当扔了，轻装前进，但无线电队的机器一件也不能扔下或丢失，这是他们的武器、“第二生命”。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当年杜平和他的红军战士是如何把发报机、蓄电池、充电机等数十件、数百斤笨重的家伙搬着、抬着，在军情紧迫、危机四伏的紧张气氛中翻山越岭、跨江过河的。
杜平说：“我们顶着，人可以在泥水里滚，电台零部件不能丢失;人可以流血牺牲，电台不能损毁。”说这话时，杜平两眼直视着我，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坚毅、顽强。
1935年10月19日，杜平和他的战友是带着完好的电台抵达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地——陕北吴起镇的。军团首长在干部大会上表扬了无线电队，称誉他们“红色电波始终划破长空”。也是在那个金灿灿的10月，无线电队调出红一军团，由杜平带着直接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行动了。
“长征的胜利，百折不挠很重要。没有百折不挠，没有拼命精神、豁出去的决心，红军是过不来的。”杜老将军感慨道，当时他的讲话声音很轻，似乎也很随意，但细细一思，分量甚重，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畔。
老红军、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将军，记忆中的长征就是一个“艰难”，而他愈是艰难愈向前。这个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红军，今年高寿99，精神依旧矍铄。20年前，在其家里，他于一声感叹中和我忆起长征。向老将军说，他是三过草地。
三过草地，艰难之极。向老将军回忆，第一次过草地，没有经验，准备不充分，部队减员不小。饥饿、寒冷、缺氧，夺去不少红军生命。第二次、第三次过草地，虽说有准备，每个人都背足干粮，可草地行军太艰难，沼泽地遍布，一些有花有草的地方，看上去没事儿，可一踏上去人就陷了进去;有的越挣扎陷得越快，转眼间人就不见了。
作为重机枪手，向老将军当年过草地时，身上的负荷重，脚下的疼痛也多，由于长时间的行军，破布和野草包裹的双脚，时不时渗出血水，每前进一步，就钻心窝地疼痛一下。但他始终扛着，有苦不叫，有疼不喊，还努力去关心照顾其他战友。第三次进草地前，上级要求红军每人备一根长长的棍子，既防泥潭探路，又在险情时救人。凭着一根棍子，向守志先后救起了十几个身陷泥潭的战友。
“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这样的苦，别说打仗，连生存都非常难，而红军毫不畏惧，勇往直前。” 向守志难忘，整个长征途中，他没有听到一个人叫苦叫累，个个斗志昂扬，倒也往前倒，竭力战胜艰难险阻，“完成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不当亡国奴，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重任。
还是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病房里，20年前，我如约采访了老红军、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将军。这个开国中将，最忘不了的是，漫漫长征路，洒遍了烈士的鲜血。
长征初期，饶子健在中央红军5军团13师37团二营当营长。5军团担任后卫，掩护全军，特别是中央和军委纵队转移，任务非常艰巨。一路上，紧张的行军、作战，恶劣的自然环境，不知夺走多少红军的生命。
从湖南到广西的路上，敌人追着殿后的二营打。饶子健指挥全营奋勇抗击，战斗中，五连连长左手被打断，六连连长头部受了伤。部队硬拼突围后，药物奇缺，无法医治，五连连长的残臂肿得有碗口粗，六连连长半边脸腐烂，头肿得有斗一般大。两位连长就这么活活地任伤势严重而“光荣”。
抢渡湘江时，敌人咬得紧，红军打得猛。饶子健率领的二营一直跟在大部队后面担任警戒。1934年11月30日，上级命令二营撤出警戒，在10小时内，走完160多里路，赶到界首，抢渡湘江。饶子健率领全营，在敌人合围圈里奔波了一夜，终于赶在12月1日天亮时，到了界首。全营刚渡到湘江西岸，敌人就追到湘江东岸。二营幸运地跳出敌人魔爪。可是不久东岸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担任后卫的红34师没来得及过江，被敌人团团围住，与敌人展开血战，全师大部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湘江东岸写下了不朽的史诗。历时一周的抢渡湘江，前面的红军倒下了，后面的红军接着冲上去，又倒下了，接着又冲上去。红军成片地“光荣”，有好几万人，血水染红了湘江。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每一里，都镌刻着1个、10个、甚至百个、千个红军的英名。采访饶老将军时，有个细节，多年来，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就是老将军伸出手，念叨着牺牲的红军战友名字，念一声，拨一个指头，慢慢地念了好几十个，神情庄重而严肃。他念那些牺牲的红军名字，像点名，更像是唱歌，令我震撼、惊叹。要知道，当时饶老将军已是87岁高龄啦!战友情深、英雄永在。
三
红军长征无疑是悲壮之旅，但也是激情之征、英雄之征。老红军、原南京军区副政委刘西元将军当年和我激情忆长征的情景迄今铭刻在我的心头。
也是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洁白的病房里，我获准采访了刘老将军。这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万岁军”——38军政委，谈起当年的长征，忘却了自己正心脏不适，激情满怀。
刘西元是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中，他在中央红军3军团政治部当青年干事。
刘老将军回忆说，红军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作为青年干事，他主要的任务是宣传鼓动。红军马不停蹄地行军、打仗，他们见缝插针地组织部队开展些小型文体活动，鼓舞士气。
1934年10月下旬，长征开始后不久，刘西元患了疟疾，一阵接一阵地打颤，一天连一天地发烧。他被病魔折磨得几乎不能走路了，而军情紧迫，停滞不得。医生让他服奎宁，一天3次，每次3片。当时他想早一点治好病，跟上队伍，便错误地用烧酒一次服下9片药，结果药性发作，一头栽倒在路边。后来被收容队拉到师部，才幸免于难。病愈后，他又赶到第一线，红军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引导红军把歌唱到哪。
采访那天，就在病房里，刘老将军两只手在沙发边一撑，站了起来，像战士行军一样，右手举起作扛枪状，左手前后摆动，边走边唱起了《红军向西行》的歌曲。
“红军向西行，袭击南丰城，积极进攻敌人。南丰有个毛炳文，5团残兵守孤城，11日红军去攻城，吓得毛逆发了疯，日夜打电报，哭请蒋贼来救命。蒋介石派了9师兵，组织三路来进军，增援到南丰，红军胜利转阵地。一、二、三、四。”
歌曲欢快而豪迈，回荡在病房，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让刘老将军歇一会，他摆了摆手。护士走过来量体温，一看，37度4，比平常高了!护士问他是不是刚才喝开水了?他大声说道： “我谈长征，兴奋了。”
望着刘老将军满脸的激情，我从心底里感叹，红军战士确实不一般，他们的心中都有一团向上向前的火。
子弹穿胸膛什么感觉?常人难以想象。老红军 、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将军，身前同我忆起长征，首先一把撩起白衬衣，露出胸膛，对我说：“瞧，我胸口窝上的这个白点，是子弹留下的记号，这是进口。” 肖老将军告诉我，长征刚开始，他就差点“革命到底”了。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川军紧咬住屁股不放。肖永银所在的第4军11师33团奉命上了四川江油西边的大岗山阻击敌人。当时他是号长，天天吹冲锋号，吹了一个星期，红军也没有把敌人打下去。部队损失惨重，连、营干部伤的伤，亡的亡，而川军还像蝗虫一样不时往山上涌。 一天，川军又上来了，黑压压的。团长张昌厚急得两眼直冒火，拳头攥得咯咯响。身为号长的肖永银，主动请战，把敌人打下去。团长情急之下，顾不上多想，大手一挥：“肖永银，给你两个连，把敌人打下去。”肖永银转身带着两个连队红军战士迎战敌人。部队冲锋时，他一手抓号猛吹，一手握枪射击。在半山腰，他看到一个敌人趴在地上向红军射击，就举起驳壳枪准备干掉他。不料，一颗子弹洞穿他的胸膛，他“扑嗵”一声，仰面倒下。卫生员抢救他时，慌慌张张，草草包扎，前后胸的两个枪眼都没有堵死就完事了。结果，他的胸脯像扎破了的自行车轮胎，丝丝往外漏气，人死不死、活不活，一连3天3夜。第四天换药时卫生员发现了，重新包扎，他嘴里、鼻孔里才回过了气。过草地时，因为他身负重伤，难以带走，已经被放弃，是许世友军长发现后，不忍心，叫人抬着他继续跟着走的。由此，他牢牢记住了许世友的救命之恩，记住了战友抬他过草地的情。后来，他胸脯伤口一结痂，又敢打敢冲地上了一线。
《笑谈子弹穿胸膛》，这是我当年采写肖老将军长征故事时用的文章标题。稿件发表后，报社陆友良社长评报时说，一个“笑”字，折射了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高大形象。
身着青灰色的军装，左肩右挂一枝二十响驳壳枪，右肩左挂一具望远镜，脖子上挂着部队家底——50块大洋。这是今年102岁的老红军、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将军长征时的肖像。
80多年前的1933年下半年到1935年底，詹大南给红25军军长徐海东当警卫员。出生于大别山区金寨的詹大南，是1931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说到长征，这个开国战将，不大讲自己，好讲他人。1934年11月，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詹大南随徐海东左右，目睹了徐海东卓越的指挥艺术，经历了红25军斩关夺隘，奋勇前进的每一个步履。
“红军打仗可勇敢啦!” 詹老将军曾回忆道，他亲眼看到红81师师长贺晋年，战斗一打响，见敌人靠身边比较近，就夺过战士带刺刀的步枪，呐喊着冲入敌群，杀得敌人抱头鼠窜，鬼哭狼嚎。在榆林桥战斗中，红225团团长朗献民把驳壳枪一举，大喊一声：“突击队，跟我上!”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盖过来，他们全然不顾，不少红军倒下了。朗团长也负了重伤，后来“光荣”在了医院里。
詹老将军特别忘不了，徐海东一次负重伤，子弹从右鼻翼打进，从右后脑勺飞出，他不以为然，神志一清，就挣扎着爬起来指挥战斗。詹大南自己在一次战斗中，伤了左脚，徐海东让他坐担架，他硬挺着。长征途中，他不仅出色担负了警卫徐海东的任务，连一件东西都未丢失，还跟着打了一路硬仗、恶仗。
红军战士都是战将，身上都有着一股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这是红军之红的底色。
四
长征路上跟谁走，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跟党走，跟着党中央走，跟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走。但在一个个部队、一次次战斗中，跟谁走?不少老红军战士对我说，跟着旗手走。老红军、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李长林将军就是长征中的旗手。
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再现：哒哒哒……轰轰轰……枪声、炮声大作，地在动，山在摇，树在燃烧，弥漫的硝烟中，一个勇敢而机灵的红军战士双手擎旗，冒着弹雨呼呼猛冲。他擎着红旗越向前，身后紧跟的红军士气越高昂，呐喊着杀向敌阵…… 这个双手擎旗的红军战士就是李长林。
李长林是高擎着“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0师第28团机枪连”的红旗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路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旗手。
1935年12月，百丈决战拉开，李长林所在的红4军攻下荥经县。但随后遭薛岳部重兵猛攻而失利。
这次战斗虽败犹荣。在吉子岗一带，机枪连奉命在前，李长林刚把红旗插向山头，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就迂回到红军后面发起冲击。阵地不能守了，李长林收起红旗突围。红旗似跳动的火球，格外显眼，天上的飞机追着红旗扔炸弹，地面的敌人哇哇嚷着：“把扛旗的干掉。”一时间，李长林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爆炸声四起，“嗖嗖”尖叫着的子弹不时掠过他鼻尖，擦过他耳边。他全然不顾，打着红旗机灵地跃进，一口气跑到山脚下。
“打死了就算，打不死就跑。”说到这，20年前81岁的李长林嘿嘿一笑，轻松、无畏。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红4军奉命开到华家岭担负掩护任务。这天机枪连一进入阵地，就和敌人交上了火。李长林一边挥舞着红旗鼓舞士气，一边同敌人战斗。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似蝗虫，黑压压地爬上阵地。红军同敌人肉搏，连长不幸阵亡，而增援的敌人还呼呼涌来。机枪连被迫后撤。这次，李长林打着红旗殿后，他沉着应战，一些着了慌的红军见到身后飘扬的红旗，也都镇静下来，边打边撤。
部队撤到一个河滩，河滩不远处是黄河。李长林把红旗往河滩一插，一屁股坐了下来，准备休息片刻渡过黄河。他眯上眼打个盹，不料，刚一睡着，就传来隆隆的敌机声，紧接着河滩两翼枪炮声大作。“不好，敌人追过来了!”李长林眼睛一睁，拔起红旗就朝黄河边跑，全连官兵都跟着他飞奔。谁知，黄河渡口已被敌人占领，迎面碰上的是被渡口敌人压过来的红军。
陷入敌人重围中，硬拼必败!怎么办?李长林镇了镇神，扛起红旗朝枪声稀疏的方向突围。红军又都调过头跟他突进，打打撤撤，撤撤打打，终于跳出敌人重围，收缩至会宁一带，据山扼守，待机再进。
“好险啊!”谈起这次交战，李长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就在这次突围中，有一个叫涂学中的排长。29年后的1965年一天，时任某军副军长的涂学中和李长林一道深情回忆这次交战。涂学中对李长林说：“当时，我只知道跟着你跑啊!”“你是排长，我是战士，你怎么跟着战士跑呢?”李长林笑着说。“别忘了，你是旗手啊!”涂学中赞许地望着李长林。
忘不了，李长林一辈子以此自我激励。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身经百战，敢打敢冲，先后7次负伤。1950年，他荣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光荣地出席了在中南海召开的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长征中的旗手，多么有派的形象。20年前，我走近李老将军，望着个头不高的老英雄，内心里的直觉就是“高大”、就是“敬仰”。于是，我照直书写了李长林的访问记，标题就叫《旗手》。后来就是这则《旗手》，在众多参加全军《长征·世纪丰碑》征文作品中脱颖而出，荣登一等奖榜首。
不是尾声的尾声
依稀记得一则叫《丰碑》的小小说，曾打动过很多人。这则又名《军需处长》的名篇，说的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前进途中，一个军需处长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战友，而自己被冻死的感人故事。
文中写道，将军得知前面冻死一个人，非常生气，步履踉跄地走过来，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但让将军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冻死的人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这则小小说，讲的并不是红军长征中的事。但是，精神的丰碑也许就是这样铸就：用理想来筑、用生命来造、用品质来垒。
长征并没有远去，红军还在我们身旁。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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