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恰逢苏轼诞辰980周年，近日，清华附小学生的分析报告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然而，撇开数据分析，将目光集中于苏轼本身，这一位先于我们千年的古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为何得以为历史所铭记?朱永嘉先生通过对《宋史·苏轼传》与苏轼诸多诗词创作的细读，尝试进入这一位历史人物。本文勾勒了他的前半生历程，刻画出这位历史上的文学家、思想者对于政治、人生的诸多思考，同时提出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具有不同的意涵与工作伦理，促使我们思考，今天，苏轼对于人生的诸多体悟以及他的工作伦理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离开京师后的苏轼
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年)八、九月间离开京师的，十月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因遇大风受阻，在楚州逗留了一段时间，至次年的正月才到达杭州。苏轼这次在杭州大体上有二年半左右，在熙宁七年的上半年去过润州(今江苏镇江)，一路上经过湖州、苏州、常州、丹阳诸地，都有他的作品流传。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徙密州(今山东诸城)，苏轼怀念其弟苏辙的名作《水调歌头》即是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作于密州。其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史·苏轼传》称：
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又称：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苏轼为地方官，不是惟上是从，而是想方设法维护地方民众的利益，他为官一任，总是想方设法造福一方。
苏轼在密州呆了二年多，徙知徐州。他于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起程，先自汴京前往洛阳访友，之后东行，至七月到达徐州。他到徐州后，写有《徐州谢上表》，对往事略有表白，其中云：
向者屡献瞽言，仰尘圣鉴。岂有意于为异，盖笃信其所闻。顾惭迂阔之言，虽多而无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犹坚。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无罪，实深恃于至仁。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空怀此意，谁复见明。
对于往事，他还是实话实说。那年中秋他是在徐州过的，苏轼与其弟苏辙在这一年的二月相会于今山东郓城，苏辙即子由，随苏轼同行前往徐州。兄弟二人在徐州一起过的中秋节，当时二人同宿在逍遥堂，苏辙有诗《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应物)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箫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今河南濮阳)之间，相从来徐(今江苏徐州)，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其一：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其二：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该诗与诗前小引既反映了兄弟之间感情深挚，又答复了苏轼在一年前写的《水调歌头》对自己的怀念，此时二人又将分别，苏轼在客人离去之前，故意烂醉如泥，“困卧北窗呼不起”，以避免分别时的伤感情绪。离别之后苏轼再作《水调歌头》，其在序中云：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苏辙之所以劝苏轼早退，是因为他对苏轼日后的牢狱之灾已有预感。熙宁十年春，他们在汴京王铣的集会上相聚，王铣是功臣王全斌之后，尚英宗之女蜀国公主。苏轼在集会时有诗《满庭芳》，其中描写的佳人即啭春莺。苏轼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即与此有关，王铣因此被谪，啭春莺辈也流落他人。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思想上与苏辙的《逍遥堂会宿二首》的诗前小引是相呼应的，主旨在于“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苏轼在这首《水调歌头》中有这么几句：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这几句便是回答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的，意谓到了晚年，须早作安排，要脱掉官服，回到千里之外遥远的故乡四川眉县，沿途有好的风景可以停留。吾醉而高歌时，你与我相和。我醉倒时，你扶着我。唯有好酒可以使我们忘却过去的忧愁。苏轼前后二首《水调歌头》中的这些表白，也是他对兄弟情深一以贯之的表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对官场生活有什么依恋。所以苏轼为官，还是真诚地想为人民、为国家办几件好事和实事，至于他们的兄弟之情，还是真情流露的。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离开徐州转去湖州，他是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到达徐州，在徐州前后有二年零二个月的时间。这二年多时间，他在徐州做了些什么呢?《宋史·苏轼传》载：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在治水问题上，苏轼为当地老百姓干了一件实事，也是好事。
苏轼在徐州任上，元丰元年(1078年)的十月，写了一份《上皇帝书》，其中分析了徐州的地理条件，历史状况，经济状况，呼吁朝廷注意这个地区，认为徐州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关系到社稷存亡。这件事他是受到神宗奖谕的，故他有《徐州谢奖谕表》，在谢表中他没有个人居功，强调的是“僚吏之劬劳”。徐州在古代叫彭城，地理形势非常重要。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说：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按：此言对于西边河南地区是居高临下)。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按：此为当年项羽阅兵场所)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苏轼从地理、历史、人文的状况，说明徐州在北宋王朝所处之重要地位。从这一段话可知，苏轼在地方为官，还是一个有心人，指出徐州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当时宋辽对峙的重要地区。现在我们缺少这样有远见的地方官，做地方官，要对当地在全局中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满脑子都是仕途的上升空间，缺少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思。
苏轼的这篇《上皇帝书》，对徐州如何发展冶铁业，如何加强地方官的威权，如何选拔当地的人才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在地方上要慎择守臣，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略其小过，允许其法外处置应急事变，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安定。苏轼认为取士不能只凭文词，应别开仕进之路。其云：
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
这是以史为例，他还说：
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
他这是强调用人要不拘一格，不能仅凭文词，还是实践出人才。在用人的过程中，又要让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样如“江河所趋”、“蛟龙生之”。其实当年刘邦之所能够胜出，关键还是他善于用人。苏轼这篇《上皇帝书》还是有见地的，他对当年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并未耿耿于怀。
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获悉将要离开徐州前往湖州的消息时，依依不舍地以拟人化的方式写了一首《江城子·恨别》：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摧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上阕描写离别之难舍，下阕描写他离开彭城的路径。隋堤是隋炀帝所修之通济渠，引汴水入黄河，与淮水沟通，渠广四十步，堤筑御道，并植柳树，故谓之隋堤。苏轼想象自己沿着这条通济渠南下，正是大雁北归之时，故云“背归鸿”。这是在前往湖州的途中，回首彭城，经过泗水与淮水，言自己相思之泪流不到江东，。这说明苏轼到一个地方，便流露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真情所在。他到湖州的职司是知湖州军州事，同一个品秩，换了一个地方。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五月间，经过扬州抵达湖州。他在湖州的作品不多，曾写有一篇《湖州谢上表》，报告自己上任以后地方的情况。其云：
已于今月(五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乌台鞫诗案与赴任黄州
苏轼到湖州不久，七月便发生了乌台鞫诗案。《宋史·苏轼传》载：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糵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
乌台，指那时的御史台。“摭其表语”指那篇《湖州谢上表》中的话，这篇表文引起李定不满之处，只能是其中那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可能“新进”二字得罪了李定这批新进之人。牵涉到这个案子的不仅是苏轼，还有王铣等人，他们在苏轼前往徐州赴任时曾相聚在一起，苏轼在席上赋有《满庭芳·佳人》一词，佳人是指王铣家之歌妓啭春莺辈，词之下阕有这样几句话：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
可能在这个场合，有人对时政发了几句牢骚，被人告发了，所以才有“鞫诗”的问题，因为仅凭“难以追陪新进”无法定罪，那首词下阕的几句话则可以推衍定以讪谤之罪，但也要有席上的具体议论作根据，故这个案子有好几个月定不下来。实际上苏轼对于王安石新政的不同观念还是坚持的，这在他《徐州谢上表》中表达得很清楚，说自己发表的那些议论“岂有意于为异，盖信其所闻”，即不是故意唱反调，确实是感受到问题而说的。他还说：“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犹坚。”说明自己过去讲的那些话，出于忠心耿耿。“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意谓自己虽然已经离开京师，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因为不忍心朝廷改变祖宗之成法。其实这个话与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是对立的。还说：“言之无罪，实深恃于至仁。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说明言者无罪是中国的传统，深信皇上至仁，会知道我的这番议论出于爱护君王之心。苏轼以此表明自己在朝堂上说的是实话，是真话，没有个人私念，是为了朝廷好，深信皇上也懂得言者无罪的道理。那么再来看《满庭芳·佳人》所言“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应是有所指的，指的是那些新人的堕落，朝政的黑暗，不过没有明言罢了。至于“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在这次聚会时，狂客们对时政和新人阴暗面的议论要直白得多，这大概是李定他们利用这首词对苏轼等人往死里整的原因。这个案子在乌台拖了好几个月，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实证，仅凭言还不行，言者无罪嘛。《宋史·李定传》提到此事的经过，其云：
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擿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李定抓捕苏轼时，弹劾其《湖州谢上表》只是一个因头，实际上要对苏轼自熙宁以来的议论算总账，称其“作为文章，怨谤君父”，而“交通戚里”是指苏轼与王铣的关系，因为王铣尚英宗女蜀国公主，苏轼与其交往密切当然是犯忌的，故在这个案子中王铣与苏轼一起被贬谪。这样的小人执政，那就与王安石不一样了，王安石与苏轼在政见上不同，互相争论，但从未故意整过苏轼呀!苏轼外放杭州是自己请求的。那些小人执政则完全不同，他们是靠整人来树威的，那就不是执政理念上不同观念的争论，而是派系利益之争。到了元丰年间，已不是王安石在那儿执政了，而是吕惠卿等小人们的执政，他们在政见上以排斥异己整人为能事，这对北宋王朝不是好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任何党争，只要一露头，便不是好兆头。《宋史·舒亶传》记载舒亶“同李定劾苏轼作为歌诗讥讪时事”：
亶又言：“王诜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
这不是要开杀戒了吗?那就成为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杀了，这只能是王朝行将终结的征兆。这中间有一个界限，可以有不同执政理念的争论，但不能允许派系的组织架构，更不能使派系之间的矛盾变成你死我活之自相残杀，这是北宋王朝灭亡的致命伤之一。当时宋神宗还是有所节制的，乌台鞫诗案有几个月久拖不决，神宗采取赦免的办法。《宋史·苏轼传》称：“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苏轼是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前往黄州赴任的，乌台鞫诗案前后半年不到，苏轼没有讲到自己在乌台的情况，那还是为了保全大局的安定。苏轼作有《到黄州谢表》，其中云：
臣轼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敕，责授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所讫者。
苏轼于元丰三年的二月初一日到达黄州，总算摆脱了案子。他在黄州是闲职，没有公务在身了。黄州的治所在今湖北黄冈，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一年苏轼四十岁，他在黄州前后不足五年，反而是他词赋最丰收的时间，他没有因鞫诗案而搁笔，也许这也是祸兮福所倚，对灾难怎么看，有时反而是激发人们前进的一个动力。
苏轼到达黄州以后，所作的第一首词便是《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一日出京，二月一日到达黄州，寓居于定慧院，这首词应作于三、四月间，那时他还是孤身一人居于定慧院。其词云：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语义深邃，前半写景，后半抒情，情景融为一体。梧桐还只有疏枝，说明时令在二三月间。缺月，指弯月的日子。漏断，是夜深人静之时。幽人，自谓。他一个人在定慧院独来独往地漫步，正如天上飘渺不定之孤雁的影子。惊起是猛然，回头，指回望自己一生的经历，有恨无人省指有恨却无人懂得。拣尽寒枝不肯栖，表白自己从不偷安于高位。寂寞沙洲冷，谓宁可一个人寂寞冷落地安处于沙洲之上。全词不露痕迹地表现出他对乌台鞫诗案的控诉，这下半阙正是最打动我的挚友莫须有先生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有类似于苏轼那样有着切肤之痛的遭遇，诗词就是这样沟通古今之心灵世界。
苏轼到黄州以后，所作的第二首词是《南歌子·感旧》，今录其词于下：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这首词反映了苏轼在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希望自己的小环境也就是家庭生活能够温暖一些，成为能够安顿自己心灵的一个温暖的港湾。苏轼在夫人去世以后，续娶了王闰之，这一年的五月，苏辙即奉苏轼的家小抵达黄州，苏轼到河口相迎，这首词是对其家小的呼唤。
此词之上半阕所言“寸恨”，便是指乌台鞫诗案时自己受诬系狱遭贬之恨，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这阴影绵绵留在心底，岂能轻易裁断。半年来其爱妾王闰之忧心忡忡未能展眉，希望有朝一日，两人在明月好风下之闲处相会，苏轼在猜测什么时候能来相聚。下半阙意谓，如果有相聚那一天，对苏轼而言是春雨消残冻，温风暖冷灰。留取曲终一拍，是指二人后半生能相聚在一起。这一曲是为了谁?是为了等待王闰之前来相聚。大丈夫在困难落魄时，还是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作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港湾，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是如此，生存才有温暖和乐趣，对此我深有体会。
苏轼在黄州期间，作下名帖《寒食帖》。
苏轼到黄州的第三首词是《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此词写作的时间，应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春天，临皋亭是苏轼最早在黄州落脚的地点。今先录此词于下：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
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临皋亭，是苏轼初到黄州落脚之地，在黄州的朝宗门外。明弘治《黄州府志》卷四：“临皋馆，在府城南，即古临皋亭，宋苏轼初谪黄寓居此亭，有诗曰：‘临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后来苏轼作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即在此地。苏轼在黄州给友人的书信中介绍当地的风光，他说：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上阕说映照在杯中之静景，言山水之晚景映照在琼杯之上，在杯中看到的山水都堆在一起，认得这些景色似乎是岷山、峨眉山上之雪水在江中翻起的波浪。自己初来这儿，即有万顷葡萄酿的美酒。
下阕描写抬头所见山水之动态，傍晚的细雨使山色暗下来，一阵春雨将山峦淋湿，好似女子着粉的脸腮，一阵东风席地而来，将雨水都吹散，夕阳照得江天对半分开。
苏轼在黄州之第四首词是《菩萨蛮·七夕黄州朝天门上》，此词有二首，今录其第一首：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还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
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这首词是苏轼继配夫人于五月抵黄州以后，七夕之夜在黄州城楼上赏月时写的。上半阕写天空之景，描写在黄州朝天门城楼上看到屋檐上挂着弯弯的月亮，月光还没有圆满便忧虑着再一次缺月，看那月钩所在之处，可能是织女洗梳的楼房。天孙，指织女。下阕言人间情。佳人，指继室王夫人。言语好，指其祝福的心愿。不愿求新巧，指不希望再有分离后的重逢，因为经历这一次分离的痛苦，他们才祝愿人间再无离别之恨。人们经过夫妻分离的痛苦，才感到重聚值得珍视。此词是苏轼兴到之作，发于至情。
尽管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由于家人的相聚，慢慢恢复正常，但往事的绵绵遗恨岂易消散，他在黄州的作品中，仍不断地感慨人生之艰难，既不甘心，又出于无奈，流露出那种不羡人间功名利禄的超脱情绪。元丰四年(1081年)重阳日，苏轼作《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徐君猷是黄州的太守，这首词之下阕末二句为：“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这是对人生无常之无奈而又忧愁的感慨，如果仔细体会，苏轼的内心世界还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时期能代表苏轼思想的是元丰五年二月写的《江城子》，该词之序云：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苏轼以东坡为号，始于此词，他是借陶渊明以明己志。陶渊明有五言诗《游斜川》并序，该诗作于辛丑正月五日，那一年是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正是东晋衰落的时期。斜川的地理位置当在今九江庐山北面的长江边，近鄱阳湖水入江口不远。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辛丑年陶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的正月初五日，陶渊明与两三个邻居一起游斜川，其地在鄱阳湖(即古之彭泽)入长江口边。临长流，指在长江边上。曾城，是鄱阳湖中一小山，相传是落星坠水中所化，上有寺，称落星寺，西晋时称为曾城。在斜川可以看得到曾城，傍晚时分，鲤鱼跃出湖面，鳞光闪闪，水鸥在湖面上飞翔。南阜即陶渊明《饮酒诗》“悠然见南山”之南山，位于庐山南北两侧，陶渊明在柴桑可以看到南山。陶渊明《游斜川》诗中称：“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谓自斜川遥望曾城之美。苏轼《江城子》中提到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关于斜川及曾城的地理方位等背景情况，大体就是如此。
苏轼词中所言壬戌是元丰五年(1082年)，他讲到自己躬耕于东坡，《苏轼诗集》卷二《东坡八首叙》：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东坡实际上是官府给他的一片荒地，面积数十亩，苏轼在这块地上垦荒以种粮食，在东坡筑了居所，号为雪堂。苏轼有《雪堂记》一文，其文云：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堂周边的情况，南面是四望亭之后丘，西边有北山流下来的泉水，苏轼感到这个地段与斜川的风光近似，借此以喻自己那时的处境犹似陶渊明《归园田居》所言“复得返自然”。弄清此词之背景，其词意便容易理解了，今录其词于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上阕首句是反其意而用之，意谓人间之是非，怎能在梦中了断，醉中清醒，所以说梦中了了醉中醒，从本意上讲是一种无奈，只能在醉梦中求解了。然而也不能说全无此事，酒后吐真言，不就是醉中醒吗?有的事你朝思暮想，有时也会梦想成真，这类事例生活中也能见到我就见到过，这毕竟是强权之下无奈的表现。把陶渊明的遭遇看作自己的前生了，他自己如陶渊明那样，看不惯现实的政治生态，最终只能退而躬耕于田园。苏轼以东坡自号，何尝不是一种对黑暗的抗争。昨夜东坡春雨，早晨乌鹊明胶，报告天气终于晴朗了。
下阕讲雪堂的地理位置与陶渊明所游之斜川相似，西边有泉水流动的声响，北边山上有小溪流下来，向南看则有四望亭，有孤山那样如同曾城一样耸立，完全是斜川当日的景象。我老矣，如陶渊明那样，这儿是我归宿之地。
该词所表达之思想倾向，那是既胸怀不平，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借陶渊明《游斜川》诗的情景，显示自己筑雪堂以东坡为号的情绪。一般人都是如此，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这种不平的心情历久不灭，总会找各种方式流露出来。苏轼的诗词和文章，则借此给人以美的感受。还是韩愈当年说的“不平则鸣”，而鸣也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这才是文学得以发展的源泉。
苏轼在黄州所作之词很多，大多都寓有深意，其内容与黄州的地缘和人际相关，人生如梦始终是他词中的主体，但读来都有一种美的感受，我也只能略举一二，供读者欣赏。其所作《水龙吟》云：
闾丘大夫孝终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胜绝。元丰五年，余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词。公显时已致仕在苏州。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该词写作的时间是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是年苏轼四十七岁。这是一首说梦的词，梦到自己乘扁舟自江中望栖霞楼，看到故人在楼上寻欢作乐。此故人即闾丘大夫，闾丘为其姓，名孝终，字公显，曾任黄州太守。苏轼于熙宁七年九月自杭州赴山东密州时，路过苏州，曾访闾丘。熙宁十年，闾丘过彭城，二人在徐州有过相会，故苏轼在《浣溪沙·赠闾丘朝议，时过徐州》一词之首句即云“一别姑苏已四年”。闾丘曾任黄州太守，在黄州筑栖霞楼，为黄州绝胜，据称此楼就在赤壁之上。黄州与武昌隔着长江对峙，故其序中云“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在江中回望赤壁上的栖霞楼，只看到和听到楼中歌乐的声响，舟中人称，这是闾丘公显在那儿会客。这是梦中之事，梦醒作《水龙吟》记梦，那时闾丘公显已退休在苏州了。此词苏轼借梦来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与《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之词意相同。
《水龙吟》上阕言梦中所见，说自己在梦中乘小舟横渡长江，在船上卧看栖霞楼之翠壁红楼景象，只听到他们如同在云间的欢声笑语，那是使君在楼上高朋满座，佳人半醉，以歌乐伴饮。危柱哀弦，指弦乐器奏着哀怨的音乐。佳人的歌声，一起萦绕在云水之间。想到故人已经年迈，但当年之风流未减，再回首，却都在烟波飘渺之中。
下阕讲梦醒后的感慨，醒后推枕而起，梦中的景象惘然皆不可见，但见江面上空荡荡的，只有月光照泻千里，据说范蠡携西施乘扁舟泛五湖而去。云梦南州，指黄州在云梦泽之南，与武昌是隔江相望，闾丘大夫在这儿昔日之游应有所记忆，如今依稀带病在梦中前来相会。
全词的中心和题意，仍然是那个“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的意思，可见乌台鞫诗案对苏轼打击之深远，在作品中随时随地都会有这种情绪的流露。
苏轼流传最广泛而且久远的作品，还是他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所言赤壁，便是在黄州之长江边。关于赤壁故址，有二说，一说在长江南岸，武昌西边的赤矶山，一说在黄州城西北的长江边。苏轼在这个地方先后写了三篇作品，《赤壁怀古》是词，此外还有《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两篇长赋。今录该词于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地点在黄州，要理解此词，需要先读苏轼的《赤壁赋》，该赋亦是名篇。二者皆作于同一时间点，但侧重点不同，赋重点在讲曹操由盛而衰，词则重点讲胜利者周瑜之潇洒。在观念上，二者主题都是讲英雄“而今何在哉?”只有山水和月光依旧，人事无论其成败都是短暂的，“万事到头都是梦”，所有的成败得失、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很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对而言，大概也是给平常人之心以心理安慰吧，以词赋的形式描写山水，能给人一种美感的享受。
《赤壁赋》以苏子与客问答的形式叙述。其文稍长，全赋共四段，第一段叙述江边的场景，第二段叙述主客在船中扣弦而歌，第三段叙述赤壁之战及的思索，第四段叙述只有天地自然才是永恒的。今摘引其首段文字于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此言苏轼与客于七月十六日在江面上的情景，他们以扁舟游荡于赤壁之下，江面上清风徐徐吹来，水波不兴，月亮自东山升起，月光与水面在天边相接，船若苇叶在万顷水面上茫然漂泊而不知所止，此时船上之主客似乎远离当今世俗，如同迈入仙境。其第三段云：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这一段话是告诉人们，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暴发与骤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它不可能给你留下什么。曹操轻易拿下荆州，结果给他带来的是赤壁之战的失败。反之，如果你遭遇不公正的对待，若苏轼之乌台诗案所带来的悲情之遗响反而能长留于人间，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回归自然，在自然中获得永恒。故还是老子讲的二句话有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回头再看《念奴娇·赤壁怀古》，若周瑜、诸葛亮那一代豪杰，即使作为千古风流人物，毕竟皆已大江东去，哪有如画之江山永恒呢?对于苏轼而言，应笑我多情而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在黄州之江边，只有长江与月光才是永恒的。赋与词所贯穿的是同一种思想和情感。
《后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的八月中秋，写的是与两个客人一起自雪堂步行到临皋亭作故地重游，叙述艰难爬山的经历和感慨。该赋首先叙述其故地重游之经历：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这一段落写了他与两个客人自雪堂步行到临皋亭，然后取了武昌鱼和酒，乘船游于赤壁山下的江面上，描写所见山水景色。这一年苏轼四十七岁，最后一句是感慨自己人生还有多少时间，如此江山如画的景色，以后能否再见呢?这引出他第二段爬山的艰难经历：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这一段是苏轼借丛林之野蛮的原始生活以喻官场的阴暗经历。文章最后写其回到江面，随波逐流地在梦中回归自然的境界，比喻自己如孤鹤那样自由翱翔于天际，赤壁之下，只有自然，再没有人事之纷乱了。其云：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苏轼在元丰五年七月到十月，围绕赤壁，先后写了三篇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赤壁赋》作于七月，《后赤壁赋》作于十月。前两篇作品告诉人们，赤壁之战无论胜败都是短暂的，唯有那里的山水与月光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迅即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抵达黄州，自临皋亭到雪堂，躬耕于东坡，以陶渊明自喻，再自雪堂步行至临皋亭故地，在江面上漂泊，经山林中跋涉，回到江面上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只有听其自然，才是自己心灵安顿之处，这是古代士大夫因在政治上失意后，以一种豁达的心态保持自己生活的乐趣，使自己不再受人生中功名利禄的拘束。这也是在人生无奈中的选择，借此保全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同时也曲折地保持自己不屈不挠、不忘初心的倔强性格，形式上是消沉，骨子里是不畏豪强，外柔内刚。只有这种情况下，山水的永恒才有历史意义。人的一生，总有顺境和逆境，在顺境中不忘乎所以，坚持不忘初心、堂堂正正为人的准则，在逆境中不垂头丧气，仕途上你们能阻断我的道路，在文学上我照旧能放出异彩。苏轼仍然在骨子里傲视一切，走自己的路，保持一个人的尊严，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原因就在这里。苏轼在为人上是一个有骨气和风范的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不结合他的处境去理解，弄不好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那才是消沉了。他的长处是傲视政治上的挫折，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换一个角度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赤壁是一个空间，是一个舞台，在时间或者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各色人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过许多悲喜剧，苏轼看赤壁之战是一种景象，这个景象与他在黄州时因乌台诗案的影响有关。赤壁之战对曹操是一次大的失败，《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载：“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在郭嘉去世以后，曹操对荀攸等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曹操还说过“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为什么?郭嘉的聪明才智反映在他能谋划全局，用今天的话讲，郭嘉对国际国内的矛盾有一个全局性的谋划，这才是制胜之道。其他人对郭嘉亦有不同的评论，其本传云：“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郭嘉不以人言为意，他有自己的主见，曹操看重他的就在这一点。一个人要有骨气和自己的风度，不随风摇摆。这说明曹操用人是看才能和骨气，不是看与他人的相互关系，随风倒的人大都靠不住。毛泽东让林彪读《郭嘉传》，着眼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林彪小人焉，只看到小家庭的利益关系，结果是折戟沉沙。各种对于九一三事件的胡乱猜测，都没有从大处着眼，只是小人的眼光。在大人物身边难免总有被宠信的小人，如王安石身边便有那么多小人，搞乌台案陷害苏轼的不就是曾被王安石宠信的小人嘛!空间只是一个舞台，变化的速度很慢，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时间段会有各色人等上场表演，作为历史保留下来，是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登场的是丑角还是英雄，都会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每一个登上舞台的人也应考虑一下，你准备为后人留下什么，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
综览苏轼这前半生，他是一个有怀疑精神，并且抱着批判态度、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文学家。苏轼还是一个有行政工作能力的思想家，他在密州、徐州、杭州做地方官，都是有成就的。为政不在当时之誉，而在人们过后之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工作的实践，及其精神上的超脱，正是他思想的源泉，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源泉。苏轼在官场上，能够始终保持特立独行。他的性格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是一个思想家，却一心想做一个政治家，而且要做一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人却都有些不合时宜。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轼比王安石幸运，这是指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人对他的思念远远超过了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了，但是王安石那种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勇往直前的那种精神，始终值得人们尊敬。所以每当社会矛盾叠加，需要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怀念王安石，从而对他的评价便会上升。在社会生活趋于平稳时，对他的评价便会有所下降。所以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如市场商品价格一般，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其价格以价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苏轼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落者，然而他务实的批判精神，其言论之精辟与深刻，在如何真诚为人的人品上，他都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的。从他为后人留下了那么多作品上讲，特别是那么多词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人在心灵上不断地产生不可磨灭的共鸣，不论他在何种境遇下的作品，都能深刻地扣动读者的心弦，这就是作为有深刻思想的文学家最高尚的历史品味。
本文上篇到此应该结束了，我还有一段多余的题外话要说，从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使我想到政治家和思想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职能上之分工有其客观的需要，社会的发展需要杰出的政治家，也需要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要有思想，王安石便是有思想的政治家，苏轼是有思想的文学家，同时他又是有政治抱负和高尚人品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思想家有共同点，也有区分，二者的位置不同，职能不同，又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一定要兼而得之，那就太苦命了，其结果往往难以两全。我不知道历史会不会幸运地创造奇迹，如果真有奇迹，那么在这个人身上，在不同时期亦还有主次之分，一个时期以思想家的角色为主，另一个时期以政治家的角色为主。在作为政治家时，他有思想萌发，那也只能出题目请人帮着做，能不能产生理论家的系统著作，结果也很难说。思想家之思想发展的动力在哪儿?在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来自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故问题意识是思考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那就是要有怀疑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发现问题。此外还需要什么呢?那就是爱憎分明之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这两条，也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不断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便是不断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分清矛盾的主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从而爱憎分明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使之理论化，在逻辑上保持论述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为政治家提供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这也是从社会生活出发，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形成系统的理论，最终又回到社会实践，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7·26讲话中要求广大干部从问题意识出发，直面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好好反复学习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并借以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其原因就在于此。要充分认识我们继续前进的起点在哪儿，不是陶醉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胜利，而是直面我们自己的问题，直面世界矛盾所赋予我们的机会和困难，考虑如何开始我们新的长征。这就是问题意识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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