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毛主席也有自己的经济学，它的名字叫人民经济学。
经济学的本质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的人民经济学，顾名思义，是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学。
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主席为“会场日刊”撰写发刊词，他解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说：
“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政治周报》创刊，毛主席任该刊主编，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召开，毛主席为大会作报告，要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他说：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一九三七年三月，毛主席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在回答如何解决抗日统一战线中地主资本家与工农的矛盾问题时，他说：
“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
一九三八年七月，毛主席在延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关于经济方面的工作，他说：
“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例如这里颇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主题是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指出革命的对象是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他说“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所谓新经济，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要是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主题是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指出在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围困和封锁“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情况下，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才能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他说：
“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提出了一个向人民要东西和给人民东西的重大问题，他说：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重要性，他说：
“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一九四四年六月，毛主席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希望国民政府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包括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其中对于经济民主，他说：
“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召开，毛主席起草大会决定，他说“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了达此目的，他指出：
“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
在这次大会的演说中，毛主席再次强调互助合作，他说：
“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
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正迅速地取代着外国帝国主义的、本国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他说：
“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一九四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主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要求，他说：
“一方面，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好好掌握，使它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防止右倾。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要容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合作社必须发展，但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 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文化落后，你就没有会计呀，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凡有害的，加以限制 ；凡无害的 ，加以利用。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说：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旧中国，对广大的人民来说，是经济浩劫的时代，是人生痛苦的时代，立志要解除人民痛苦的毛主席，提出了人民经济的概念，他依靠人民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为了人民，让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他的人民经济在生长着旧经济形态的中国大地上生了根，发了芽，因此获得了中国人民的信赖，得以建立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在新中国的版图上，毛主席要谋一篇人民经济的大文章，要栽种一棵人民经济的参天大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主要讲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他指出：
“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
“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财政工作发表讲话说：
“《共同纲领》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修改的元旦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毛主席修改的部分包括在社论稿讲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处，加写：
“而认真地改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则是顺利进行这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毛主席在视察江西九江时说：
“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一个中心工作。要让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领导好革命战争，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月，毛主席在第 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对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发表谈话，要求发展社会主义，他说：
“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按语，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和理论，例如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勤俭经营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
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在当时，发展经济提出一个口号：“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依靠群众，发扬民主。时任商业部长的陈云在部务会议上讲：
“部长、局长、经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体执行还是靠二百五十万职工。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象算盘珠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商业工作就肯定做不好。党的八大开会时有一位同志提出，工人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厂长、经理。我看这个意见有道理。在抗战初期，何应钦不给我们发钱，毛主席向大家提两条，一得解散，一是搞生产，结果想出了办法，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家都吃饱穿暖了。可见，只要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关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要时常经过国家计划进行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合作社分配问题上，毛主席指出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方针，他说：
“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他说：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大公报》发表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社论说：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杜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毛主席看了这个社论，批示说：
“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毛主席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他说：
“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八年，往后至少还得十至十五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但这也有一千二百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指出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说：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主席召集各协作区主任会议，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要政治挂帅，他说：
“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谈到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他说：
“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讲人民公社和全党办工业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他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挂帅，有个共同团体，有个共同目标。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为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为我们少数人的幸福。现在人民公社有些地方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纪律化，生活集体化’，我看这三个口号很好。实际上是个军队，是个产业大军。不仅工人是产业军，农民这个军更大。人民公社这个军事化，又有民主，又有很严格的纪律，但是他们相互的关系是同志关系，是用说服，不是用压服。”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主席会见匈牙利军事代表团，谈到干部下放劳动，他说：
“干部参加生产，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主席在去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及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许多讲话，关于综合平衡问题，他说：
“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对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进行了修改，其中改道：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同学习小组成员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人口会减少问题，他说：
“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同学习小组成员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劳动者权利问题，他指出“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说：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于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一九六○年二月九日，毛主席同学习小组成员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他对二个月的学习进行了总结，指出“教科书”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他说：
“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关于产品分配，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反动阶级的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毛主席听田家英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田家英说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主席在听田家英汇报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主席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农业情况，他说：
“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对文艺工作做出批示，他说：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毛主席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谈到变革与革命，他说：
“上层建筑是保卫经济基础的。为了变革经济基础，先要推翻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政权。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要推翻上层建筑，改革是不行的，要革命。革命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是由天文学上的用词变来的，意思是变换位置。”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武汉听取一些地方领导人汇报工作，谈到政治经济学，他说：
“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
谈到突出政治的问题，他说：
“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是‘众人之事’?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解释。”
毛主席的“人民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的人民性，所以它是新经济，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一句话：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毛主席的人民经济一路发展，最终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现了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位置变换”，它构成了共产党人的上层建筑，它为共产党人的上层建筑所保护，它是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它是共产党人实现最高理想的经济基础，它是共产党人的“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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