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白羊肚手巾的副总理
——陈永贵传
秦怀录 著
第三部 陈永贵下野
四、生活在东郊农场的特殊党员
陈永贵卸任之后，與论界并没有因为他的隐居而销声匿迹，反而不断有人跟踪着他的脚印。但是，有关陈永贵在北京东郊农场的活动却很少有人知道。
“叮铃铃铃……”，复外22楼5门23号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来了。正在客厅外阳台上扶摸玉米花的陈永贵又在唉声叹气，似乎又在唠唠叨叨地埋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的时候，听到电话铃响，就又和往常一样，习惯性地停下手里的事情，回到客厅里接电话。
“咧，哪里？啊，是老张……”
电话是东郊农场办公室主任，农场企业党支部书记张德润打来的，通知他下午两点来农场参加支部生活会。听到这个消息，陈永贵心里的郁闷驱散了，这个消息抒发出他思想上的愉快之情。到农场上班一年多来，他每逢得到农场开会的消息，那是场场不误的。近一个月来还没去过农场一次，趁着支部生活会的召开，也好缴一下党费，顺便了解一下农场的情况。
当他满口答应了张德润的通知以后，他的眉头又不由地皱了一下，国管局那里昨天就通知他，要到国管局听文件。他退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上面的一些文件还是送在他手里供他阅读。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局里改变了作法，每逢文件下来，就把这些老同志集中到局里统一传达，对此陈永贵也是执行不误。可是，两个会都碰在了一个下午，该参加哪一个，又拒绝哪一个呢？陈永贵习惯性地点起一支烟，两手叉在腰上，在客厅的地毯上徘徊着，思谋着，打着主意。
午饭后一点多钟，司机汤占新按响了“陈宅”的门铃。陈永贵也和往常一样，同汤师傅说几句客套话，抽完最后一口烟，喝完刚泡好的一杯浓茶，就随汤师傅坐电梯下楼坐车。
陈永贵坐着达特桑沿着复兴大街一直向东驰去，走在西黄城根路口，汤师傅正要准备调一下方向，陈永贵便坚定地说，“不要拐弯，往农场开！”
不多吭声的汤师傅突然纳闷起来，下午不是要听文件吗？
大概陈永贵也看出了汤师傅的意思，才向他一边解释一边问：“上午还说去听文件，可中午又变卦啦，农场要开支部生活会。同是一个下午，要么就浮在上面听文件，要么就深入到基层看情况，汤师傅你说说，我浮在上面好，还是深入到基层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就调个头，把我拉到国管局好啦！”
汤师傅也习惯了陈永贵的开玩笑，一边笑一边点头，加足了油门，方向直指东直门，走向通往飞机场的大马路上，和359路公共汽车打开了对关。
不当副总理了，由官到民，陈永贵也就成了这条柏油马路的常客，对东郊农场的一点—滴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东郊农场，也叫和平农场，且不说在整个社会上，就是在北京市内，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随着陈永贵在农场任职，它的知名度也就逐渐提高了。陈永贵看着有机玻璃外五花八门的情景，也回味着未来东郊农场当顾问前的一段往事：那一次，记者小韩在他的沙发上落座的时候，陈永贵便拿出一个大苹果放在茶几上，说：“吃，尝尝俺大寨的苹果，多香！”韩凯也不推辞，一边吃苹果一边拉家常。拉了没有几句，陈永贵的话哽咽了，像要哭：“韩凯啊，你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说着，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脯：“我这地方憋闷的不行啊！我或许还能活三五年，或许还要活更多的时间，你说我每天就在家里养花、看报，照照电视，像话吗？”韩凯问他帮些什么忙？陈永贵便继续说：“我就一个意思。我的毛病，难道你还不知道？干啥就干啥，要干这干，”说着，他就用手比成个写字的样子，“那可愁人啊！”
陈永贵的心病，韩凯一听就明白。于是，就在那一次，他为陈永贵写出了那个报告。
报告送去时间不长，中央就把报告批转到国家农垦局。有关部门专门找他征求意见，看他到哪里合适。组织上问他：“把你留在中央机关，当个顾问怎么样？”
陈永贵说：“不。我要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把他安排在另一个领导机关；向他征求意见。陈永贵又摇摇头，“不去！不去！我不适宜作机关工作。我愿意到基层去，最好到一个农场去！”
后来，由陈永贵选定，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个农场离北京市区较近，陈永贵在任的时候也到那里去视察过工作，对那里的情况还是熟悉的。
这个消息传到东郊农场那里，立即成了一个大爆炸性的新闻。他的名字引起了农场每个职工的注意，上上下下也传出了许多可有可无的轶闻轶事。农场领导接到这个消息也颇为高兴，他们不仅为陈永贵安排了房间，准备了办公用具，还特地在他的房间安排了一个带厕所的卫生间。
陈永贵第一次到农场上班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他不希望场里为了一个他而弄得兴师动众，甚至干扰农场的工作。他只是悄悄地由汤师傅拉着他在农场的大院停下，然后找场领导接受一下任务。可是，当他的汽车在农场的大院停下以后，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和他握手，打招呼，并且向他表示问候。盛情之下，陈永贵也向大家表示敬意，微笑、点头，用手势向他们打个招呼。
陈永贵被农场领导接进了接待室，农场领导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参加会议的有党委书记刘炳亮、场长周卫新、办公室主任张德润、退居为顾问的原党委书记张士达等。在这个欢迎会上，陈永贵向他们说明了他来农场的意图，并希望同志们理解他的心情；农场的领导们表示态度说，陈大叔来农场是我们难得的机会，希望他对农场的工作给予指导！在这个会上，刘炳亮详细安排了由招待所的赵建座具体负责陈永贵的接待和陪同工作，并按照组织程序接受了陈永贵的临时党组织介绍信，把他编进企业党支部参加组织活动。欢迎会结束以后，农场领导为陈永贵安排了一顿便宴。饭后，陈永贵正式接受党支部书记张德润的任务。陈永贵握着张德润的手说：“老张，你是党支部书记，我是你领导下的普通党员。今后，我要按时向你缴纳党费，我的工作要向支部汇报，如果支部召开生活会，请你按时通知我，我绝对参加！”
张德润和陈永贵之间，论年龄，陈永贵大他十几岁，论资历，张德润只是个部队转业干部，而陈永贵不仅是全国著名劳模，而且还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张德润并没有因为这些悬殊对陈永贵有其他不适当的看法，而是和对待其他党员一样一视同仁，一样对待。甚至在称呼上，陈永贵称他“老张”，他依然接受；陈永贵要他称自己的名字，他就以“陈永贵同志”之称。张德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位坐高级轿车的“普通党员”。
陈永贵在农场的院子里下了车，由赵建座领着见到了支部书记张德润，准备参加将要召开的支部生活大会。在张德润的办公室里，奶子房牛奶场场长郭景思正和他谈论些什么。一见陈永贵登门，便热情地迎上前去握手。奶子房牛奶场是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的先进单位，陈永贵在农场上班以后，经常到那里过问一下，和郭景思场长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这次见面，当然离不开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由于马上要开会，陈永贵不得不中断话题，先向张德润缴去这个月的党费，由张德润登记之后，张德润说：“陈永贵同忘，时间到了，咱们开会去吧！”
陈永贵被张德润领进了会议室，全体党员们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见陈永贵入场，大家不约而同地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有的还招呼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下。多少年来，陈永贵已经习惯于在会场上发号施令，就是在大寨的那些年代里，他每逢开会也总是坐在最显著的位置上，体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来。现在，他的身份不同了，参加农场的支部会，总是和其他党员坐在一起，和前后左右的党员们互相递烟、喝茶。陈永贵反倒觉得心里很痛快。他说，这就叫能上能下，能当将军又能当士兵才是真正的将军。
党员们正和陈永贵谈这谈那，张德润宣布开会。他提出这次会的议题是，讨论一下对当前农村的生产责任制的看法，也谈一下自己近段的工作怎么样。宣布之后，会场上出现了少许的寂静，还没有人打开头一炮。张德润的目光指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同志，你能不能谈一点看法？”
陈永贵抽了一口烟，谦虚地向张德润笑一笑：“还是先叫其他同志谈一谈吧，在党内发言嘛，即使错了也没有什么。”由此，张德润就又指名让另一个党员发言。
过了一会儿，党员们真的讨论起来了。对当前的方针政策，对农场的一些工作，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探讨。陈永贵听着，也回忆着一年多来在农场工作的历程。他尽管一个月只来一两次，却也跑过不少地方。他发现国营饲料地整理的不平整，就建议农机站的同志下工夫平整土地；他到尾沟猪场参现了万头肥猪，也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去年那一次，油脂房化工厂邀请他去厂里参观指导，他也当即答应。可是当他走到门口，就摇了摇头，叫司机调转车，说我不进去啦。厂领导问他为什么，他便直截了当地说：“去不去也是那么个样儿，场门口还长着那么高的荒草，里边还能好成什么样儿？”这一行动使油脂化工厂很受触动，他们就找原因，订措施，不仅改变了内部的生产条件，还把场门口的荒地挖下去，筑成了一个渔场。为此，在一次支部生活会上，张德润还表扬了陈永贵，而陈永贵却检讨说：“我对人家的态度也不太好。”
大家对一些社会上的普遍问题探讨之后，张德润又引导式地向陈永贵提出：陈永贵同志，该你提些看法了吧！”陈永贵才向张德润笑笑、啧啧嘴准备发言。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总觉得对当前的情况有个整体性的看法。首先在农业战线上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要抱有什么抵触情绪。但是，具体地看，当前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存在着一刀切的倾向，既没有思想准备，又没有充分的条件，能不能进行正常的土地基本建设，恐怕这里边的问题还不小。而且更严重的是，集体财产和公共积累保证不了，不少地方公共设施受到严重损害，发展再生产难度很大，靠国家，国家也承担不了，不知哪一天要有天灾人祸……
陈永贵一发言，党员们也都七嘴八舌地插上了嘴，会场上的温度比刚才有所提高，大家都从内心里公认陈永贵的认识水平，和一般人想得就是不一样。生活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按惯例大都变得较为信口开河，有所放肆了。这时候，张德润也表理得非常风趣，总想从陈永贵嘴里掏出一些有份量的话来：“陈永贵同志，你能不能把你在大寨和中央的工作情况向支部汇报一下？”陈永贵接一支烟头，也风趣地回答说：“那一段的工作是应该向党中央汇报的！嘿嘿！”所以张德润常对人说，陈永贵同志过去的那把锁，任凭谁也撬不开。
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工作期间，也确实为农场办了不少好事情。外宾们来农场洽谈，总要打问陈永贵在不在？只要有陈永贵的名字，外宾们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昔阳招待所想搞一个食品糕点厂，经过陈永贵的联络，农场师傅主动到昔阳帮助，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每逢陈永贵到农场露面，农场的职工们要请他到家里喝点酒，坐一坐。陈永贵随叫随到，从不推辞。那次生活会之后，食品厂的女共产党员陈天萍见了他就说：“陈大叔，到我们家串个门，行不？”陈永贵也立即答应去她家做客。
那时候，国内外也有不少人来信打向陈永贵在农场的情况，有些信件也要向他请教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不料时间不长，这位鼎鼎有名的农业专家在东郊农场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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