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留在寿阳和运城的足迹
一、寿阳“安定团结”粮食两年翻番
大寨名扬四海，昔阳对外的影响日增，涌现出许多新鲜事物。学大寨经验，走大寨道路，昔阳县大寨式的先进单位层出不穷。昔阳县农田基本建设热浪滚滚，到处是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这块博大的土地上到处有南来北往的参观人群，也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界、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到大寨取经。从大寨到南垴，从厚庄到白羊峪，从界都农场到丁峪涵洞，从西水东调到李家庄渡槽，从石坪工程到…….。到处可以听到说明员手提喇叭，向前来参观的人群解说昔阳人民学大寨的成果，鸟瞰大寨式的田地和新型的农村风貌，向大寨人学习、向昔阳人民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
然而，能不能把大寨的经验真正推向山西、推向全国，也成为中央和山西省委关注的一个问题。1974年初，山西省一纸调令将张怀英、王贵科、李爱虎、范喜凤、段敏聪、常继宗等十三名昔阳干部调到寿阳县，全面主持寿阳县的日常工作。这些干部中，既有旱期培养大寨的老干部，也有近年来在建设大寨县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和经验。
当时，昔阳向外地派出干部也是早晚的事。这次外派干部，因为是张怀英亲自点人，所以就把昔阳县一班人中的骨干力量带走了，特别是革委主任王贵科，多年和他一起搭班子，是最有经验的一位，再如李爱虎，是年青干部中的强者，据说他还想把张明科带走，因为一些具体原因留在了昔阳。早在1970年，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之后，周总理就在一次谈话中对陈永贵说道：“昔阳不仅要出粮食，也要出人才，出干部，那些在昔阳有成就的干部可以有计划地派往外地，推动当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指示当时在场的山西省委负责人王谦，说山西要具体安排一下。李先念视察大寨的时候，也曾作过这样的指示。这事也被邻县的寿阳人知道了，1973年10月，农业部长沙风带领工作队到寿阳县进行调查研究，全国劳动模范，寿阳县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潘华向沙风部长提出，寿阳近年来减产的原因很多，但首要的一条是县委的领导不力，希望昔阳派几个人到寿阳来帮助工作。中央接受了潘华的请求，就向陈永贵提出这个问题。陈永贵开始不接受，说昔阳工作也是很吃力的，不好往出抽人；从另一方面考虑，他怕有人说三道四，手为什么伸那么长，去掌握别人的权力？陈永贵从北京回到昔阳，就把这一情况向张怀英说了。张怀英也同意陈永贵的意见，说这事还是慎重一点好，不要急于接受。哪知中央在征求陈永贵意见的同时，也征求了王谦的意见。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中央和山西一再给陈永贵做工作，陈永贵也顶不住了，不仅要从昔阳往外派人，还点名要让张怀英去带队。当时，张怀英已被陈永贵从河北五.七干校邀请回昔阳协助他主持工作。有一天，陈永贵对张怀英说：“要去人，还得你领头，别人我不放心。你在昔阳、文水当过多年县委书记，工作上没有大的问题，还出了不少名堂，你要去寿阳，我心里才踏实，队伍由你点。”陈永贵向张怀英谈话时，张怀英表态说：寿阳多年来武斗不断，派性严重，情况复杂，我本心是不愿意去的，可是组织决定了，我就服从。可见陈永贵和王谦对寿阳的情况都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昔阳人到外地去推广经验，第一站打不好影响是很大的，若不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去把控局面，也是难以改变寿阳的生产面貌的！
寿阳县有十六万人口，八十万亩耕地，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量是一亿二千万斤，是山西有名的产粮县。可是到1973年，粮食产量却降到了九千万斤。有的公社，生产大队严重缺粮，甚至要吃返销粮。可是和寿阳邻近的昔阳县却是另一番风景。昔阳县二十万人口，土地只有四十万亩，在“文革”之前的粮食年产量只有九千万斤，到了1973年虽然遇到了大旱，也达到了一亿八千万斤。1971年卖粮八千万斤。这一事实引起了省委和中央的重视。所以从昔阳往寿阳派人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张怀英到寿阳上任之前，省委书记王谦、晋中地委第一书记贾俊都与他谈了话，说明寿阳的情况。说寿阳也和山西的整体情况一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两大派，力量互相抵消，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作很难搞上去。领导的谈话，使张怀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为了避免陷入派性的泥潭，张怀英到寿阳时首先在会议上定了一条：就是要贯彻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团结两派力量抓生产。在情况未搞清以前，不随便讲话，不随意表态。
张怀英带着这13个人到达寿阳，听取了寿阳原班子的工作交代，就分头到农村进行调查，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座谈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感觉到寿阳工作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一是派性严重，二是基层干部不稳定，三是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对农村工作不熟悉。首先表现在对基层干部关心不够，培养不够，采取了简单的轻则批评，重则撤换的办法。这样基层干部情绪不高，没有长期打算，责任性不强，使农村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壮态。最典型的是，菜庄公社菜庄大队一年换了十二任队长，当地人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叫：“菜庄烂，烂菜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十二个，年底分配没队长”。他们具体地调查了一下，这十二个队长，最多的干了两个月，最少的干了一晚上。头天晚上接受要干，第二天起来交代说，你们用人吧，我干不了。
一个县工作基础的好坏，首先是县委、政府班子的团结和思路要正确，其次是基层干部的战斗力要强。张怀英又回顾了昔阳的经验。基层干部领导集体生产，增长才干，需要有个过程，干部对自然情况，对群众的心理了解也要有个过程，所以基层干部必须相对稳定。没有稳定的干部队伍就没有稳定的粮食产量。因此，他就着手制定了关心基层干部，培养基层干部，稳定基层干部的措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给于时间改正，在一年之内，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一个也不换。这一措施赢得了寿阳县多数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学大寨关键是学精神，这是学大寨的核心。以前寿阳学大寨不是学习大寨的精神，而是照搬了大寨的一些具体做法。能不能把寿阳这八十万亩耕地种好，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可是有些大队把现有的耕地荒了，到沟里打坝造地，群众的积极性就不高，或者干脆就是做样子。因为质量不高，春天打下的坝，夏天就被河水冲了。全县普遍存在着耕作粗放，管理不善的问题，严重的缺苗断垄致使粮食减产。当时有人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大寨的经验没法学。针对这一情况，张怀英就提出，学大寨要学精神，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具体一点就是说必须要把这八十万亩地种好，要抓住农时精耕细作，因地制宜种满种足。这样，这一年就等于多种了十六万亩地。
再一个关键就是，“文革”期间，寿阳从县级到公社的在职干部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轮流掌权，谁掌权就宣布对方是反革命，这样不断地搞武斗，先后伤亡达到近百人。到1974年4月份开始批判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谢振华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时，当时寿阳掌权的一派压力很大，受压的一派想趁批判省委主要负责人支一派压一派错误的机会“翻烙饼。”张怀英针对这一情况，在全县干部会上明确地提出寿阳两派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是革命派，谁也不是反革命派。过去处理错了的，全错全纠；部分处理错的部分纠，该使用的要量才使用。对已经提拔起来的，有错误的帮助改正，能力弱的帮助提高，不能轻易撤换。这样，两派广大干部群众都觉得昔阳来的这批干部是出以公心，正确公道的，从而也就稳定了寿阳县的政治局面。
在农村和农业的指导方针上，张怀英也有他独特的考虑。他在昔阳的时候，就紧紧抓住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大寨；以林业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白羊峪；以牧业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刀把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昔阳“三枝花”，对全县工作的指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在寿阳，他初来乍到，工作的突破口在哪里？还是先从体制和管理上做文章吧。他提出寿阳学大寨要做到四不：第一不搞大队核算；第二不搞大寨记工法；第三不取消自留地；第四不抓五种人。他还在会上宣布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一年以内一个也不换，有错误的干部改了就好，如果不改，第二年再说。这四点作法显然和昔阳的作法是相反的，如果搁在别人身上，弄不好会有反大寨的嫌疑。可是张怀英一班人认为，寿阳学大寨，已经比昔阳落伍很多，开始起步，必须这么做。比如取消自留地，大寨的自留地是在洪灾以后重新修地时经过群众同意才取消的。再比如不搞大队核算，大寨是村子小，从合作化以来就是大队核算，而寿阳县的情况则不同。寿阳有不少大村大队，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坚持生产队核算，强行推行大队核算是行不通的。这些措施是经过充分酝讓之后才确定的。他向陈永贵汇报时就提出寿阳学大寨不能照搬昔阳和大寨现有的经验和经营管理办法，因为工作基础太差，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都跟不上。陈永贵考虑了很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说还是从实际出发吧。
处于“文革”的那个特殊时期，张怀英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不可能不陷入一定的派性偏见。但是他到了寿阳县主政以后，对这个问题十分慎重。因为寿阳县在那一段时期是一个派性十分猖獗的地方。一旦陷入派性里边，别说开展工作，连自身也拔不出来。他和县长王贵科这一班子人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来逐磨这个事情。他们研究的对策是，有派不唯派，关键看你学不学大寨，干不干工作。工作能上去，哪一派的人也要挂红花，送喜报；工作上不去的，哪一派的人也要受罚。寿阳县有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叫史全喜，派性闹得很厉害，然而工作很能干，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但是张怀英到寿阳的第一年，他的工作就是上不去，这使张怀英十分恼火。张怀英在一次大会上对他拍桌子大骂了一顿，有些话说得比较过激，这一骂却骂出了成果，史全喜憋着气要带着群众干一年，使全村粮食产量猛增，看你张怀英骂什么？于是，他真正地学了一年大寨，粮食产量真的上去了，这使张怀英的观点大为改变，年底的全县三干会上不仅叫史全喜上台领奖，还对史全喜特别重用，甚至提拔到县委成为县里的领导。史全喜通过和张怀英交往对张怀英十分崇拜。就此一举，确实是抓住了寿阳县的要害问题。解决了寿阳县的派性，迈开了寿阳工作的步子，使寿阳县的基层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他执政的短短几年里，寿阳县的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山西日报》、《晋中日报》曾经有记者跟踪报道着寿阳的变化，也曾经出现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较长的篇幅报道了寿阳赶昔阳三年大变样的消息。这样的光环更是提高了昔阳派向寿阳干部的知名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智慧能吃苦，工作有实绩。在寿阳，张怀英除县长王贵科外，多是把重担子放给年青的干部李爱虎、常继宗、范喜凤等人，把他们放在关键的岗位去锻炼，对有能力的干部不分派别都量才使用，其中有的是从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一跃提到县委的领导层，如潘华、史全喜等人，在工作实践中也增长了他们的才干。那一年我陪纪录片《陈永贵》的剧组找他们摄像时，他们都含着眼泪说：“张怀英是我们的好书记，我每次读着他的《聊天录》，就不肯放下。他在寿阳的工作，给寿阳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治理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县，工作千头万绪，能将一个县治理的上下一心谈何容易，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在农村却有扯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因为农村本身情况复杂，千头万绪，关系错综复杂。姑姑的姑姑，姨姨的姨姨，朋友的朋友，这些拐弯抹角的社会关系理顺不了，事情就会向反面转化。尤其寿阳的派性势力，解决不好就适得其反。
在寿阳县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美谈。张怀英来到寿阳以后，为了安定团结、稳定大局，就着手对文革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纠正。有人不服气，认为是给反革命平反，就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幅斗大字的标语：“坚决不让地、富、反、坏、右在寿阳翻天。”意思是说县委给坏人翻案了。可是因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贴的，大概是心慌意乱，把“不”字给丢掉了。把那个很关键的“不”字一丢，这标语就成了“坚决让地、富、反、坏、右在寿阳翻案。”公安局立即戒严，拍了照。县委领导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这是反标，要进行追查。当时和贴标语有联系的那些干部都非常紧张，认为我们这一派的人都要牵连进去了。
因为事关重大，张怀英亲自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仔细分析，不像是反标。他明确地提出说：“这不像是反标，很可能是掉了字。”可是在县委常委会上大家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数人反对他的意见，说凭在纸上，凭不在纸下。张怀英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寿阳人民的父母官，要对寿阳人民负责，不能一手平反冤假错案，一手再制造冤假错案。要认真追查一下，如果真是反革命分子贴的，那就没有话说。如果是派性头子贴的，那就不要再追究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只看表象，不看动机。”就这么一查，果然是铁厂的一个派性头头贴的，确实是把“不”字漏掉了。所以他就主张对此不再追究责任。这个派性头头也很受感动，主动向县委写了一个检讨，张怀英指示把检讨退给他，告诉他只要以后不搞派性就行了。这个人本来就怀疑县委有派性，这样反倒使他消除了疑虑，他说县委是搞党性的，不是搞派性的。对于一个县委领导来说，处理一件事情或者表示一个态度，一句话能够使人郞当入狱，一个态度使人分亳无损，但反射出来的社会效果大大地超过了事情的本身。张怀英对一条标语的处理，使许多有派性的寿阳人受到启发，派性的圪瘩也逐步烟消云散。
由于措施得力，那一年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9亿斤。在秋收后，张怀英一班人多次开会研究，提出一定要给群众兑现。因为当初他们在寿阳落脚时有的人提出要让我们大干就得让我们吃饱饭，他们就给群众说只有大干起来才能吃饱饭。一年下来增产了，他们就承诺一定要给群众兑现，社员的人均口粮一律不能低于四百斤，同时还要照顾到群众的生活习惯。寿阳人早上都习惯性地吃小米干饭，这样每人需要有一百五十斤谷子，如果本大队的粮食品种达不到这个标准，要在全县范围内调济补齐。这个方案一公布，在全县的反响很强烈，群众怕听不清，让当地领导在会上一遍一遍地念，听说有些地方还要念三遍。据说城关公社高家坡大队一些群众听了还当场掉了泪，说真得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县委说活算数，就把寿阳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5亿斤。这一年向国家缴售的余粮达一亿斤。
在197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张怀英以《学大寨赶昔阳一年大变样》为题作了重点发言，张怀英的发言讲了五个问题：一是深入调查研究，统一县委的认识；二是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革命团结；三是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四是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狠揭猛批资本主义；五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干社会主义。张怀英的发言受到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邓小平在总结讲话时表扬说：“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呀！”
寿阳的变化同样与张怀英的以身做则是分不开的。有一则小事可见一斑。跟随张怀英去寿阳的李爱虎在生前曾回忆说：到寿阳的第一年年底，快要过春节了，昔阳这一班人都想回老家过一个春节，同家里人团聚，又都不敢向张怀英吐露，只是相互间交头接耳。可能是张怀英也从中察觉到了大家的心思，他在那几天没有吭声，大家也不敢问，到春节临近开常委会议安排工作时，张怀英就宣布说，今年过年大家都回去，我留下来值班。这事自然使张怀英在这个班子中的份量加重，使他们对张怀英又加深了一层认识。
张怀英和寿阳人民一起过年的事也让陈永贵知道了。据张怀英说，那年正月初六，陈永贵到省里开会回来，顺便在寿阳停下去看张怀英。陈永贵向张怀英说了说省里的情况，发了几句牢骚，张怀英劝他说山西情况复杂，不要多参于省里的事，接着要向他这位副总理汇报寿阳的情况。陈永贵笑笑说：“汇报什么？还怕你当不了县委书记。”实际上，陈永贵对寿阳情况已经吃透了。
张怀英在寿阳执政期间也同样体现了他的用人之道。他在昔阳的时候有他一套用人之术。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用赵满仓，什么情况下用田根栋；什么情况下又派王富元，他都能运筹帷幄。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和县长王贵科这个老大哥合作共事，工作配合默契，两人在五十年代合作之后，又到了寿阳进行第二次合作。张怀英在寿阳也很讲究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不仅在使用昔阳人方面，而且对寿阳人的使用也有一整套打算。他在寿阳多让李爱虎、常继宗、范喜凤这些人出面，而对寿阳人如潘华、段敏聪他们怎么使用，他都有一套适当的办法，人们说他的做法是一套一套的。他常常和人讲，历史上有三个好帝王，那就是尧、舜、禹。他们是帝王的表率，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毛病。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心，禹有湎酒之意。但他们却被历史所认可。张怀英所以能拿出一套一套的办法，只能说明他的学识渊博。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记笔记，再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那搏览群书通古明今的学识当然能在具体工作中发挥出来。在知情人的记亿里，张怀英在什么场合下讲什么话，在什么环境下办什么事是被人所称颂的。他到会场上作报告，古人怎么说，名人怎么讲，他自已又怎么认识，使别人听后对问题就有了充分的论辩色彩，加上他那超人的记忆和开门见山干脆利索的表达能力，让与会人听了总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感觉，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精采讲演，他那恰合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那大刀阔斧不拘小节的工作作风使多少人所倾倒，许多有识之士称他为出色的政治家。
张怀英20多岁就担任了县委书记，理政才华不断地表现出来。人们不仅赞称他的工作能力，而且还特别欣赏他的论辩艺术。他到省城湖宾会堂向省委领导汇报工作，或者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及向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首长作典型发言，都能保持那种慎重冷静，自然而然的态势。我从一些知情人口里也了解到，他上了主席台的发言，从来不看发言稿，而是用生动的语言来表达心里的激情。他的讲话不是言之无物，而总是条理清楚，从理论到实际讲得恰到好处。他身材高挑、长相英俊，面色白中透红，这本身就给人一种好感与威摄，再加上他那讲话的艺术和工作的能力，自然对人的影响力也就非同一般了。
他在寿阳之所以能安定团结搞生产，粮食两年翻番，正是他心怀天下，大公无私，不讲派性，一心为民，处处事事都体现的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报务的思想，所以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又一次展现了他从政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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