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晚年的追逐
三、看望病中的陈永贵
陈永贵辞职后住在北京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由于心情郁闷，没几年也生病了。陈永贵生病在北京住院期间，也正是张怀英无事可做休闲的时期，听说陈永贵病了，张怀英心里很不安，很快就到了北京去看望他。
张怀英见到了陈永贵，先问了一下病情，可是对于陈永贵来说，见张怀英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并不是谈病，说不了几句就把话转入正题了，每一次谈话都是如此。
当张怀英劝陈永贵要心宽一些时，陈永贵就对张怀英说：“心宽是要心宽，五十年代，你当县委书记，几次在三干会上讲‘社会主义好，坐着等不来。东风刮不来，西风也吹不来，天上掉不下来，祖宗也没给我们留下来。只有组织起来靠集体化的优越性，苦干，实干。一分辛苦一分甜，才能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面貌。’我觉得你说得对，你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从46年到现在，已经是30多年了，大寨也把不过亩产百斤关的‘三跑田’修成了保水、保肥、保土，亩产千斤的‘海绵田’。粮食产得多了，社员吃得多了，也吃得好了，卖得余粮也多了，花的钱也多了。”
陈永贵越说越上劲，从大寨的历史说到大寨的现状，说一句掂一下脑袋，还用手拍在床上说：“如今大寨人过上了这么好的光景，这怎么说成是苦行僧？”
张怀英考虑到陈永贵的病情，劝他不宜太激动，耽心他的身体出问题，就有意把话忿开：“老陈呀，天快晌午了，咱们休息一下吃饭吧。下午再谈。”
陈永贵降了降脾气，说：“那好，让汤师付买点吃的，咱就在这儿吃饭，咱一块吃！”张怀英说：“你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我还是回饭店吃饭。买来的饭也不一定合你口味。”
陈永贵又沉思了片刻，说：“那好，你三点准时来，我等着。”
张怀英想到陈永贵上午情绪太激动，对他的病不好，又思谋着下午谈话时，想办法转一转话题。没想到下午三点他到了病房，坐下不久，华国锋登门看望陈永贵来了。张怀英觉得华国锋来了，还是避开让他们单独谈话合适，就趁着陈永贵招待华国锋的机会说：“你们先谈，我出去走走。”
从陈永贵病房出来，张怀英就去看望正在同一个医院治病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黄志刚。
一个小时以后，华国锋离开，张怀英重新回到陈永贵的病房。陈永贵心里的话丢不下，总想往出倒一倒。他们从大寨说起说到昔阳，陈永贵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不苦干，这个变化从哪里来？”
张怀英也辩证地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只现在需要艰苦奋斗，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在过去，有些中农上升到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上升到富农，也是从省吃俭用上来的。建国以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一个破摊摊，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个穷困面貌怎么能改变？实践证明，大寨，昔阳在你的带领下走过的道路完全是正确的。事实胜于雄辩，昔阳广大群众是最好的见证人。去年我回到我老家丁峪村看了看，群众对我说，过去学大寨修梯田，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有点儿苦，可是这汗没有白流。在旧社会咱村在大丰年打的粮食按平均计算，够吃有余，中等年景刚够吃，一到歉年，三分之一的户就没粮吃。那时候生活是什么水平？萝卜条条、山药片片、糠菜半年粮。学大寨修下了800多亩好地，一年打的粮食够二年吃。现在的生活都超过了过去的地主。过去最好的地主也只是一天吃一顿白面，可现在都是家家白面挂帅，四季鲜菜。不学大寨，哪来的这变化！有人说陈永贵不好，那是坏了良心。”张怀英也听村里人说，现在人们发愁的是过去打的拦河坝，现在没有人领导维修，这样长期下去，要是发一场大水把坝冲垮，咱村的人又得过苦日子了。
陈永贵静静地听着张怀英的话，听着听着打断了他的话，又激动起来了：“有人说我们修地一天的劳动工分才几毛钱，顶多不过才块八毛钱，如果去搞副业，一天就能赚四五块，有的甚至能赚十来块。有的人说修一亩地花费几十个工，代价太大，要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就更合不来。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就是有意给大寨抺黑。在五十年代，大寨人就知道搞工副业比农业工分高，可是全国八亿农民都要去搞工副业，有没有那么多的门路?况且在统购第一年时，中央就说过，粮食是宝中之宝。不管搞哪个行业的人，都首先得吃饭，不管哪个行业的人，赚钱再多，不吃饭都得饿死。毛主席说农业是基础，广大群众都知道毛主席说得对，民以食为天嘛！事实证明吃饭是生活的基础。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会写文章的先生可以不吃饭。”
陈永贵说到这里张怀英插话说：“确实有些人长期住在大城市，从事脑力劳动脱离客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陈永贵听到这里，又接上了话茬：“说修一亩地代价太大，好像他们很会算账。可是狗日们尽能胡说八道!难道大寨人，昔阳人民不愿意赚一个劳动日的十块，非得去赚一块。问题是能不能赚下？只有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才去劳动，那大寨人，昔阳人早就饿死了。学大寨以后，像武家坪，南垴干部不领导社员修地，几个有本事的人去搞两天副业，多数人在家闲一冬天，怕是人闲肚也闲了。前两天，农业部长来看我，还给我说，如果按大寨的办法干，这几年照样能增产。当然我不是说这几年大寨，昔阳的工作没有失误。”
张怀英说：“回头看，大寨，昔阳这几年在工作中的缺点是太死，太严，搞得不活。”
陈永贵说：“对!可是有些人说，我们这几年是靠命令主义起来的，什么‘七斗八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什么昔阳是重灾区，放屁！‘七斗八斗’对上是争理，对下是教育。对少数自私懒惰的人不教育不管理，自由散漫，当懒汉，搞迷信，小偷小摸，搞赌博的人任其发展下去就好？71年，72年晋中有些负责人看了大寨，昔阳的成绩有点儿眼红，回去不是搞群众教育，而是自上而下一个命令往下传，结果活没少干，地没修下，粮也没打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没有做到家。大寨，昔阳是坚持政治挂帅，不空喊口号，对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有整体布局，也把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干一下，成一下，这能说是搞命令主义？”
张怀英听陈永贵越说火越大，总是想把话题岔开，让他平静一点，不要太激动。看他说得没完没了，张怀英就劝他：“老陈呀，你喝口水，抽一根烟再说。”
张怀英回忆说，陈永贵习惯性地往口袋里掏烟，掏不出来，有点失望：“唉，哪里来的烟呀！医生说我这个病绝对不能抽烟。我控制不住，总想抽两根，明珠怕我抽，把烟拿走了。”
张怀英一听才恍然大悟，忙劝解说：“老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千万不要抽烟。”张怀英接着又说，“大寨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不光过去需要，今天也需要。共产主义是科学，工人，农民不会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要靠灌输。要搞社会主义，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怎么能行？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广大工人、农民一旦掌握了社会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就会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大寨，昔阳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七十年代前后，昔阳广大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我亲眼看到，就跟解放战争初期支援前线一样主动。广大干部群众不是从实践中感觉到他们辛勤劳动是跟他们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一致，就不会那么处处有亮点，时时有生气。”
陈永贵听到这里开始反思自己：“在这十来年的工作作风上，我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些村有些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现象。我调查了几个人，开始时候多数是自觉的，部分人是跟着走的，极少数懒汉，捣蛋鬼更需要有压力，对他们管得严些，我认为是有好处的。我听说武家坪，留庄犯罪的人比过去多得多。事情都怕比比看，是让他们在村里劳动好，还是不加管理，让他们犯了罪关在监狱好？我看这几年来，社会秩序不好，坐监狱的人多了，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和缺少严格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张怀英那次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与陈永贵有过多次谈话。陈永贵差不多把他们相识四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每一个紧要关头都详细地回忆了一番。张怀英看到他把想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说：“老陈，你看我来北京半个月了，现在准备回去。你的病要有什么变化就告诉我，我马上再来。”
陈永贵说：“好，你来的时间不短了，可以回去了。不过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人都要结婚，但是真正生死相依的夫妻没有多少；人生都要交友，但真正能靠得住的也没有几个；人一生都要做事，但损人利已，损公肥私，弯腰奴颜没骨气的也就不是什么东西了。”
张怀英听了这话，总觉得这话意味深长，话里有话，像是有什么针对性，就说：“老陈，不管怎么样，咱们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任何人就够了。”
他俩人最后说出的这两句话究竟包涵着多么深刻的内涵，他们之间都很清楚，但谁也没有说破。这个谁也没有说破的话题恐怕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引出很多文章。
张怀英也曾向人回顾了他和陈永贵的最后离别，也可以说是生死离别。
1986年3月12日早上，张怀英刚吃了早饭，陈永贵的大儿媳贾成棠进了家，说她是头天晚上从北京坐火车，今早上回来的。她说我老汉儿（昔阳称丈夫的父亲为老汉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赶快叫人来。张怀英问他叫谁？他说除了老张，谁也不叫。张怀英听了这话后，决定马上动身。他一边打点行装，一边给陈永贵生前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赵满仓、李福栋、李成元、田礼太等人打电话，告诉他们陈永贵病危，叫他们也赶快到北京看望。
张怀英第二天动身坐火车，下午六点到了北京站，由陈永贵的司机汤占新师傅到北京站接他。张怀英上了汽车，汤师傅问他：“是先到医院看老陈，还是先吃饭？”张怀英反问：“你看老陈的病怎么样？”汤师傅说：“医生说可能还能活十几天，也可能突然死亡。”张怀英说：“老陈一定有话要和我说，我们还是先到病房后吃饭。万一他突然病情恶化，有话想说也说不成了。”
张怀英到了病房已经是晚上七点半，陈永贵在病床上躺着。张怀英去后，他的大儿子陈明珠把他扶起来，坐在沙发上。这时候陈永贵说话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不仔细听听不清楚。
陈永贵拉着张怀英的手说说停停，一直谈了四个多小时，详细地谈了他的家庭情况，身边的人和事，及一些具体生活琐事，特别是谈到他重用过和有恩于人的一些人对他的伤害，他始终耿耿于怀。张怀英听了以后心里也非常难受，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想，你有这么多长期想说又不能说的话，怎能不犯病呢？最后又谈了几件以后需要办的事。
陈永贵在谈话中多次问到张怀英：“老张，你说我死后人们会怎么看我？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张怀英说：“肯定是流芳百世，绝不会遗臭万年。”后来张怀英和人回忆起陈永贵的谈话时，说在当时社会上要彻底肃清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的流毒，把陈永贵称为前昔阳县委那个主要负责人，陈永贵这样问我是有道理的。当时张怀英对他的安慰还多少对陈永贵在心里上平静一些。
那天晚上，陈永贵同张怀英从七点半谈到十一点多，陈永贵说：“你吃饭去吧，老张。已经快半夜了，我想说的话也都说完了。”
临出病房前，张怀英说：“老陈，你的病看来是不行了。不过你该吃药还是吃药，该打针打针，能多活一天也好。”这句话看来是说到陈永贵的心坎上了，他精神为之一振，说了声“对。”这是陈永贵临别时向张怀英说出的声音最高的一句话。
张怀英向陈永贵告别的时候，陈永贵又托付他给中央写封信，总的意思是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改变大寨贫穷落后面貌的成绩，和他辞职后强加在大寨头上的不实之词都要说得清楚。第二天正好碰上范喜凤也来医院看望陈永贵，张怀英就叫范喜凤和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一起商量，又征求了陈永贵的意见后，着手给中央写报告。在写报告期间，有人提议说，不如让老陈说，你们录音，然后整理比较可靠。张怀英说陈永贵已经说不清楚了。经过几天的努力，他们写出了一个初稿，张怀英去给陈永贵念，陈永贵还用微弱的声音提出了意见。张怀英几个人又把稿子修改后念给他听，对内容又做了少部分调整。修订后需要陈永贵签字时，陈永贵已经昏迷，拿不起笔来了。这个报告最终还是没有送给中央。
陈永贵的信没能送给中央，却送给了整个社会。多少年后，张怀英针对《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对大寨修地所得的结论反驳说：“按照美国一个劳动日所得来计算，大寨修地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只能是不顾中国国情，不知好歹的人才能说的话。”他引用一位农业部长的话说：“陈永贵修地球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对。不修地球，中国人吃什么？”尔后他又作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生活着想，更要为子孙后代负责。陈永贵在山上种树，在河沟里造田，保护耕地，扩大地亩，改变生产条件的指导思想在我国这个人口众多，土地缺乏的国家具有深远意义，将越来越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永贵进政治局决不是偶然的。历朝历代都是奖有功，惩有过，陈永贵能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凭的是他辉煌的业绩和他为子孙后代创下的不朽功勋。”他例举了秦朝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也被后人立神位敬供。陈永贵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还用事实说明这个问题。他说陈永贵死后不仅有成千上万人在他墓前朝拜，还在他离世后十年里已经出现了五本赞扬陈永贵的书，其中秦怀录的一本叫《九天之上到九地之下》的书被译为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另外还有不少就陈永贵和大寨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陈永贵的话题必将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千古话题。
在张怀英的眼里，陈永贵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一个胜利的旗帜。他用辩征的观点驳斥了一些人的偏见，说：“有人说，陈永贵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适应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张怀英也用这句话验证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说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都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他例举了两个典故来论证这一事实。一个是姜太公遇到周文王以前，一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卖饭于朝歌，隐居于东海，垂钩于渭水。在朝歌干小本买卖时常常赔钱，贩猪羊快，贩羊猪快，猪羊齐贩，禁了屠宰。人们说“姜子牙卖面粉，出门就刮大风，”可见他既没有好运气，也不了解市场信息。后来他在渭水之滨遇到了文王，经过一番交谈，文王看出他是一个政治家，尊他为国师。他给文王出了很多好主意，开创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可喜局面。文王死后，他辅佐武王向朝歌进军，歼灭了商朝的有生力量，商纣王被迫自焚而死，从此建立了周朝的800年江山。另一个是关于管仲的发迹。管仲年青时也非常贫困，在与鲍叔牙交往中，经常骗取鲍叔牙的财物。鲍叔牙知道他很有才能，一直待他很好，从不提起此事。后来管仲说，从前我穷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我经常给自己多分，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贪财，困为他知道我很贫穷；我曾经替叔牙谋事，而鲍叔牙反而更加困窘，他并不认为我愚笨，因为他知道时机有利有不利；我曾经三次出仕，三次被君主罢斥，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没有才能，因为他知道我时运不好；我曾经三次打仗，三次逃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因为他知道我家中有老母；公子纠与小白争君位失败，召忽自杀，我忍辱被囚，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因为他知道 我不羞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耻。后来公子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鲍叔牙又替管仲说好话，并把他推荐给齐桓公。管仲做了齐相之后，执掌齐国的政事，辅佐齐桓公成为霸主。
张怀英说，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好像百无一能，一事无成。可是一旦遇到文王，就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成为千古英雄；管仲在遇到齐桓公前，也是干什么都不行，好像是德不佳，才不备。可是一旦遇到了齐桓公就成为独霸一方的名相。他由此论征了陈永贵的发迹也是这样，从陈永贵的历史看，他只能是一个卖烧饼的穷汉，但是一旦走上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就发挥了他的才智，拓宽了他的创造力和号召力，把大寨建设成为毛主席伟大口号下的大寨，在解决6亿人口吃饭的问题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和见识不是因果关系，“上上人有下下智，下下人有上上智，”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我记得他还给我讲到三国的王平只认得十个字，但不打败仗，还写出了军事著作，难道不是这样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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