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发
1966年11月初，在青海西宁青大师院附中上初一的我，感冒病愈后在学校门口见到同学李建，之前不久李建和我吊在学校大铁门上，一边在开合间享受着转轮一样的荡悠，一边庄严筹划组织了一个由我起名叫“永远革命”的战斗队，这个组织除了我和李建，还有一位瘦小的同学安生荣。
安生荣家在学校所在的苏家河湾，是当地农村土著，我虽家在部队大院，但几个月前才从千里外的戈壁滩格尔木转来，在班里举目无亲，且转学资料被教育局丢失，成了来历不明的黑户，故同处在今语“鄙视链”的低端。我和安生荣，加上开朗的李建，革命群众组织“永远革命战斗队”就举行了一次成立活动，以后因为串联和各自有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李建问我为什么不去串联？并告诉我现在只要到学校文革筹委会开介绍信就可以出去，他指着教学楼高处“于立巡（若没记错的话）必须悬崖勒马”的大标语说，找他，班里和学校其他班同学几乎走光了，我也开好信了，你可能找不到伴了。
有这么好的事？我懊悔病得真不是时候，匆匆赶往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一位初二的同学在缠筹委会的领导，原来零星人员必须3人以上自由结合才能开到介绍信。领导说中央已经控制，介绍信只能开到郑州，北京上海广州就别想了。
这位高我一级同学脸色白净，戴着一幅透明塑料框的近视眼镜，一脸的帅气。在极度惋惜中，他脑子一转，提议由他和他高二的姐姐、我三人组合开信，那位正在挨炮轰的领导打量了一下，就顺利开给了我们。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字，陈存瑄，陈存琇。
陈存瑄，在1967年是省会西宁知名度很高的名字。就在我们一同串联3个月后，2月23日，他和170多位群众在《青海日报》社被部队的冲锋枪打死了。弹雨扫进楼上广播室窗户，一位军官喝令集中火力打死广播员，陈存琇只得用毛主席像挡住子弹，摘下眼镜，戴上顶军帽，跑下楼连夜和伙伴涉过寒冷的湟水河，爬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个情节，是在给陈存瑄移墓时，他的父亲，一位瘦小的老人用南方口音，在悲痛欲绝中讲述的。老人抚摸着儿子遗容，“他们多残酷啊……”，痛彻心扉的语调，至今依然清晰。
陈存琇和伙伴连夜到北京后，受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群众组织旋即平反。在贴在大街小巷的传单上，可以看到中央与赴京告状团对话录中有陈存琇的答话，可看到周总理等领导话语愤怒，怒斥下令开枪者的嗫嚅支吾。
1967年4月初在北山下，当沙土从狰狞的遗容上被拨开时，我竟然丝毫也联系不到陈存瑄年仅15岁的清秀帅气面庞。移墓进烈士陵园，文革后，听说被移了出来。（关于事件的背景，可参看网文，文中难免错处，以我1972年底以前在青海的感受，自认大致是客观的，也是难得的。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09-10-14/16645.html）
开好介绍信第二天，我穿上改小的父亲的旧军装，系上父亲棕色的人造革武装带以及红领巾，遗憾得心中隐隐作痛的是没有红卫兵袖章——市教育局丢失了我的小学毕业转学资料，红卫兵组织因我“身世不明”而没有发展我，即使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响当当“红五类”，1966年秋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标语贴在学校礼堂里，我们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饭，穿过礼堂时赫然在目。血统论流行过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那是北京高干子女传来的口号。
没有学生证，没有校徽，凭着一纸介绍信到火车站换了车票，就出行了。
母亲在被子外包了一张线毯，用军队的背包带在背包上打了个井字，母亲没当过兵，三横压两竖的方法是我当兵后学会的。然后送我出门，从虎台的205部队大院，走到五四大街的气象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和陈家姐弟会合。在西宁火车站，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把将满12岁的我嘱托给姐弟俩。串联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提及此事，母亲还感叹道，想起来居然那么大胆。那时，父亲在几千里之外的西藏部队，音信杳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生活，独自做出送我“串联”的决断。
（二）在西安
陈家姐弟和我鼻梁上都架着个透明塑料框的眼镜。火车开到宝鸡附近的隧道群，我晕车向窗外吐去，陈存琇用纸擦了窗台，胳膊伸向窗外仔细擦净，一点也不嫌弃。许多年过去，存琇大姐的模样自那一刻起，就清晰印在我脑海里。
西安到了，我们被安排在大雁塔旁党校礼堂，走道铺上麦草就地当铺。凭介绍信和粮票买饭票，钱不够可只交粮票，打借条就可就餐。串联结束后到第二年，还可在收发室见到各地接待站发来的，对一些不自觉者的催款信。
世界真小，我们遇到不少本校同学，其中有陈存瑄同班的郝宏升和他上初三的哥哥郝宏福。
不远是正在基建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工地。
那时节文革如火如荼，接待站附近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进行曲风格的雄浑的合唱有：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就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以及清脆高亢的女高音独唱：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时而传来充满青春激越的女高音口号：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其音调激昂、气势如虹，文革结束后几十年再未听到过。那旋律，那音调，时至今日依然十分清晰。
人情绪饱满之最，我还看过藏民粲然笑容露出牙齿的雪白，有一年，藏族社员拥军慰问父亲所在的拉萨西郊兵站，他们唱着藏语的毛主席语录歌，有欢笑有愤怒，扮演牛鬼蛇神者，脸上抹着锅黑，或卧或跪，都吐出长舌，在众舞者手指中间颤抖。黝黑面孔的欢笑，让人联想起一副著名摄影作品，西藏农奴焚烧契约时的笑容。
再就是西影工地上扩音喇叭中女高音的激越了。这个时期以后这种声音就多了，更多的是“打倒@＊○……”的口号，但一开始的印象最深，如铭刻在脑。
晚年想起，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都是一种生命力的激越。道德经中说及赤子之心，赤子，婴儿也，混沌，纯净，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因此婴儿的啼鸣，又是至诚至真的纯静，无论播音员咏叹式的高亢，还是农奴雪白牙齿的粲然。
“串联”三年后，1969年夏我去拉萨看父亲，当时九大已开过，乱局基本不再。在布达拉宫前看到群众游行，广播里响起“……‘农奴戟’的小将们走过来了……”，骄傲少年的我心中暗笑，这算哪门子“小将”啊，老气横秋，满脸褶子，其实，1959年民主改革后，藏胞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才10年，以当时的平均寿命，十八九岁，也就相当中年。
空气中充满兴奋，陈存瑄带我去了西北工业大学。哪里想得到，五十年后已成威震海内外的大学。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搭起的草席架上。今人可能不知草席架，即用碗口粗的木棒埋在地面上，绑上麦草席，形成长墙，刷浆糊贴大字报。浆糊一般是从各单位食堂领的面，开始是储粮室扫地的面，在水房打开开水龙头，用木棍猛搅面桶，一桶热气腾腾的浆糊就准备好了。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起初讨论颇讲文明，大字报后标上“请勿覆盖”，“请保留某日”或“请保留至某月某日”……以后混战，不讲武德，故意覆盖，直到互撕大字报，有的干脆就在对方大字报纸面上用粗笔，刷上标语。
我拿出珍贵的日记本，那是十岁生日时，母亲送给我的两件礼物之一。当时我在格尔木22医院住院，报过病危，礼物是母亲对我的特别呵护。后来小儿科的护士阿姨评价过礼物，雷锋头像塑料皮的日记好，一把精致的玩具宝剑不好，帝王将相。
回顾那时，1964年，正在思想革命化之际。护士随意评价院领导的家属，那是单纯的人际关系。而22医院，作为设在青藏公路中段的军队医院，常深入基层，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高原生命守护60年，近年改编为其他番号了。
在西工大抄到一篇童话似的文章，管它寓意或含沙射影的谁，有趣有可读性就行，记得结尾有：坛子里倒出一股污泥浊水，雄鸡高亢一唱，昂然跨过浊水向前走去.......文革后，看了网上资料，才有了全局性了解，知那是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各地学校都在用大字报反击之前的工作组和学校领导的残酷斗争，这是“大串联”的背景。斗争扩大化，有始作俑者，历史不容妆扮。
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兄长来电话神聊，聊及串联，当时即已上高三的他谈及初中生时说，他们都是童心，我在电话这头笑曰，一点不错！我抄的大字报，选的就是童话故事。
母亲特别相信“穷家路富”，离家时从生活费挤给我30元。从青藏戈壁滩草莽贫乏之地进入大城市，我显然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侵袭。在钟楼边西南角，惊遇只在小人书中见到的糖葫芦、元宵！还有一种煎得深橘黄色的橘饼……——这种小吃以后几十年居然再未遇到过（直到近日，我在西安回民街旅游漫步，发现很可能是我记错了，应该是煎柿饼，问了几家，商家都说经营30年了，至少不是57年前吃过的那家，尝了一个后，我坚信是小时记错了，橘柿混淆）。畅游了市中心的“革命公园”，在西交大对门的人民公园，生平第一次划了船。
后来我在一家文具店买一个带塑料放大镜的铅笔帽的时候，一位中年店员问我，小同学，你们串联是为了什么，我理直气壮的告诉他：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博得他笑嘻嘻的赞许，他的赞许是由衷的，大凡读过8月5日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没有不赞许的。
毛主席年轻时是文言文高手，办农民讲习所后上井冈山，文章写得极为通俗易懂，但依然不逊《孟子》的气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排比，对仗，一气呵成，直抒胸臆。
我的逍遥玩乐很快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批评。我清楚记得，存琇大姐对我循循善诱：周总理说，串联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已记不清去西工大抄大字报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
那铅笔帽我买过不止一个，因为那时的透明塑料放大镜不经磨，揣口袋不久就不透明了。由于我的炫耀，陈存琇可没忘揪着我领路去吃元宵，那时她在我眼里是我仰视的成年人，现在回想，不过是高中少女。
从西安向东必须预约登记火车票，预约排队已经到一个月以后。绰号“佛爷”的郝宏福手里有一张去北京30张车票的预约证，即将到期，因有多人已自由行动，我们三人可以填补进去，真让人欣喜若狂……可以去北京了！
离家时带的30元已经被我挥霍殆尽，发电报向家里要钱，母亲又汇了30元，离开西安的那天，陈存瑄替我拿上行李，和大家先行去了火车站。我拿着车票和汇款单取款，和党校收发员吵了一架，因没有带照片的学生证，收发员不能确认我的身份，我要求他好好为人民服务，不料被反问，你能代表人民？于是急的大吵起来，找到领导，后终于在汇款单盖上章去邮局取了款，经过一番生死时速般的紧张，终于天黑时，在西安火车站候车队伍里和大伙会合。
我和陈存瑄在西安已成为好朋友，虽然在住宿的党校礼堂舞台上，我们摔过跤，被他压在下面不能动弹，怄过气。在候车广场从他手里拿过行李时，感到兄长的亲昵，那雪白的牙齿和微笑，永远不会忘记。
那时父亲在西藏部队，高原收入高于内地，每月向家汇钱，母亲在串联中给的钱应当是一笔巨款，而陈家是普通职工家庭，人口多，和他们的简朴相比，我出手阔绰简直像是富家子弟，但这点并未影响我们的友谊。火车站进站拥挤中，我和陈家姐弟及其他同学瞬间挤散在人海中，从此各自分开，分头向北京串联而去。
12月回到学校重逢，格外亲切，我邀陈存瑄到住在总后青藏办事处东楼的我家去玩，他还借了我的一本书。以后一回忆到此事，母亲就十分内疚，总要喃喃念叨：没有留孩子吃顿饭，那是一位多么清秀文静的男孩！
在西安，除了西工大，还常去西交大，已是1966年的11月份，西交大到处是打倒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口号标语，在西交大礼堂里，打倒刘邓的标语已赫然可见。
（三）从西安到北京
西安火车站拥挤的人流把我和陈家姐弟挤散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陈存琇，直到第二年四月初为陈存瑄移墓时，我见到她拉着弟弟僵硬的枯手，泪水潸然滚下。在行走的人群里她拽拽神情黯然的我的衣服，算是打过招呼。一两年后，在学校操场上，存琇大姐和几个女生聊天，远远的和我打招呼，哪知我那时已开始长青春痘，发誓不和女生说话，居然和她没有交谈，虽然早已见过她和周总理对话的记录，对她无比敬佩。
印象里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也不知彼此音信，直到在《我的＂串联＂日子（一）》十多年前发出后，惊见她在博客留言，按IP地址得知她在湖北咸宁。掐指一算也是七旬老人了。
当拼命拥挤狂奔进西安火车站后，我前后已无熟人，东西行李全在，唯独丢了红领巾，在站台找了一圈也未找到，本来没有红袖章就已很失落，现在连红领巾也丢了，岂能不懊丧？找到我们的车次时，只见人山人海，车门车窗紧闭，直走到车尾，一群红卫兵满满当当扒在车尾。我在沮丧无比中漫步走下一座天桥时，惊喜发现郝宏升坐在台阶上。他告诉我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等会儿还有一列始发车！
怎样挤上车的已经记不清了，车上严重超载的镜头却非常清晰，行李架躺着人成了卧铺，过道和椅间水泄不通，人贴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大个男生脚踩着座位靠背上，手扶行李架，跨过坐者头顶在车厢中挪动。车厢里根本挤不动，有和我年纪差不多嚷着上厕所小便的，距厕所几米远就是怎么也挤不动。
我和郝宏升从西安人贴人站到了北京，在严重晚点的途中饥渴熬煎，一些站常有打着红旗的群众从窗户送水——车上各地赴京的革命师生是毛主席的客人。在邢台，我有幸分到几口水，一口咽下了却满嘴灰渣味，许多年后才理解，邢台地震以后，那水其实很珍贵。
深夜，到了北京永定门车站，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随着巨大的人流走去，印象里不知拐了多少弯，路边有不少人横七竖八地在严寒中睡觉，尘土落在被子上。
终于走进了永定门体育场，我兴奋异常：这一定是北京最大的体育场！场内人山人海摩肩擦踵，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凡是没有介绍信的革命师生，请自行组织，每100人选一个代表，到接待处领取序号，凭序号召集排队，等待去接待站的汽车........”
场内有办法的召集人，用竹竿或旗杆挑起写上了4位数序号的破纸箱板，号召本队，多数领队赤手空拳，声嘶力竭的召集本队人马，吆喝声此起彼伏。仔细听去，高音喇叭叫到我们队的序号将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以后，我们两人向高处的水泥阶梯上走去，向下观望等待。虽已深夜，场内一派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不久我们被寒风逼入场内的人群中，和旁边的人搭讪，碰到一个即将轮到的队，他们正在为人员跑散还差好几十而发愁，于是我们高兴的被允许乘虚而入，大个子们围护着我们两个小个儿向出口挤去，一位大哥关切的把我的眼镜拿了过去，防止挤掉了，还是郝宏升提醒我：挤散了怎么办？于是赶紧把眼镜要回重新戴上。按照队伍两边解放军的引导，又是经过没命的奔跑，我们爬上了敞篷大卡车，挤在最前面，心中兴奋外加后悔：早知上车这么容易，也不用在体育场内冻了几个小时........。在刺骨的寒风中掠过一盏盏街灯，当面部被刺骨寒风吹僵的时候，我们被送到北新华街的水电总局接待站。
（四）初到北京
北新华街西边的水电总局，进了大门是一座办公楼。2018年6月，趁在北京有点时间，我独自专门到北新华街寻找儿时的记忆。音乐厅还在那里，50多年前记忆里的水果店、饭馆早已不见了，水电总局的大门原来印象里依稀好像是四合院大门，也不见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安置在楼道里。接待站的人领着大伙抱来一大包麦草，铺在过道上，有暖气，倒也不冷。连夜，解放军代表和总局的人把我们随机十人分为一个班。我们班六名男生，四名女生。可能是我个子最小，活泼一些，班里的同学推举我当班长，女生推举一名副班长。女生都是苏杭一带来的，吴侬软语，说话听不懂。在过道里住了两天，很快就挪进了房间。
男生中除了我和郝宏升，还记得一位天津来的大个子，身着黑衣，天天哼着一句“第三个五年计划到农村……”，他哼的调子至今还记得。彼此友好团结，却也不乏调皮捣蛋，和他摔跤摔不过，就咬住他的肩膀，事后埋怨我把他咬青了。在北京，已无人约束，去了一趟西郊动物园。
第2天，接待站给每一个人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指甲盖大小，每个人视若珍宝。还发了一张毛主席照片，两张北京公交线路图，七彩的路线图印刷精致，还有一张纸质公交卡，免费乘公共汽车。在北京接待站吃饭，只交粮票不用交钱。北京的接待人员热情的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
热气腾腾的食堂里，总放着女高音独唱：“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思想育英雄，王杰同志好榜样，一颗红心为人民……”，后来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在北京的串联。
水电总局除了大门后的两三层大楼，后面就是好几重的四合院，住着居民，带着好奇新鲜，我们曾穿过几重，没找到后门，庭院深深，不知过去是谁家大户人家，想必象我们这样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师生，一定扰乱了杂居其中百姓人家的生活。在北新华街音乐厅附近的公交站，我还记得，一个京腔吆喝声传来：后面排队去！
其实我是仰望站牌，盘算行程。
“——看看站牌还不行？”还一白眼，立马离开。
那时北京人很讲秩序，倒是各地的师生成群结队，扰乱了习惯。
再到北新华街，细细寻找过去的回忆，除了街道名称和不远处有个音乐厅。一点儿也想不到过去的场景了。
（五）心飞向嗓子眼的感觉
在水电总局接待站的楼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的一角。在接待站住定，就要去广场，从北新华街走向前门西大街，在我印象里，至少那时北京的城墙还多少有一些。我们是沿着城墙走的，只记得走到城墙的一个断头，留下断壁残垣的感觉，绕过去视野开阔，即见到远远的一抹红墙建筑。
顿时，我的心猛的被挤压向胸腔的顶部，“——天安门！”我大喊一声，没命地跑去，不睬郝宏升在后面追喊……
这种心飞向嗓子眼儿的喜悦感觉，作为一种生理感受之强烈，包括青年对恋人的心悸，转为老年早搏的心悸，垂垂老矣，很少遇到过。它不是一个人的生理感受，它有喜悦，有肃穆，有神圣，有传承，是生理与心理的交织，可能也回荡在如今熬夜看升国旗的青年人心中。
1966年11月下旬的北京，比现在寒冷得多。到北京不久，发现身上起了很多小红疙瘩，医生问了很多情况断定，你生虱子啦。按照医嘱，脱下衬衣放到开水房的台子上，用开水反复冲淋。
衬衣一洗，毛背心就穿不成了，窝在麦草铺上的被子中间，光肚皮穿着棉衣外出，晚上收回衬衣，却发现卷在被子中的毛背心不见了。那时，买毛线是要工业券的，甚是懊丧。
还是在西安的时候，在大差市附近，路遇一同学主动和我搭讪，说话极婉转，有很强的说服力，应该来自南方，“……特别特别羡慕您的人造革军腰带，和您光荣的父亲……”然后介绍其衣内珍藏的一枚徽章，愿以其极为珍贵的心爱之物换我腰带，我被说动。
回家后被母亲抱怨，那是父亲的装备——在西部军营长大，在父亲铁马冰河豪爽的濡染下，最受不起委婉。四年后，我在青藏线当汽车兵，系上当时战士装备的厚帆布武装带，过去的人造革腰带就成了往事。
在北京，离开了陈家姐弟，不知要做什么，我想，若仍和他们一起，肯定会设法去北京的名校开阔眼界，或去被毛主席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北大一览风采。当然那时不会想到事物的两极转化，也不知道两年后被“第一张”的桂冠膨胀了头脑的聂元梓等造反派，被毛主席几次怒批“不知羞耻”（谢静怡《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183）。
在北京的日子主要是等待毛主席接见，这是接待站的主要任务。我记得负责我们班的，是位解放军代表和一位女辅导员，辅导员小矮个，戴眼镜剪发头，他们布置我们学习，他们分析，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间隔最多半个月，11月下旬肯定会接见。
果然，11月25日，我们被通知不要离开接待站，分班集中传达、讨论接受毛主席第八次第二天的接见，反复强调加强纪律和安全事项。
11月26日，早上三、四点起床，早饭后领了两个糖三角作中餐，就整队出发了，出了北新华街，向西沿着西长安街，浩浩荡荡走了十里路。我们的受阅位置，是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座桥上，我们走到时，天已大亮，中午饭的两个糖三角，嫌拿在手上麻烦，已经被我吃下肚子。只见这座桥实际由复兴路干线的两座简陋桥构成，南北并行两桥之间有个一两米的间隙，均有桥栏。
我们走到后被安排在南桥，沿中线席地而坐，被告知毛主席的车队将从北桥通过。当时的印象是，在桥两端河两岸并无树木，南北干线之间有一道铁丝网，特别是铁丝网紧靠桥栏。和我们一块儿来的一队解放军为了大家安全，坐在最前面。负责的干部反复打量，最后下决心，指挥战士们，快速把铁丝网连桩一起拆掉。
果然，当欢呼声从东面掀起时，坐在地上的同学们完全忘记军代表的反复交代，一骨碌爬起来向前冲去。我凭借个头小身手敏捷，一把抱住前方桥栏，争取到了最佳、最近的位置。
我的印象里前面的车上是江青，接着是林彪周总理，后面才是毛主席高高的站立在北京吉普上……北京那时比现在冷得多，毛主席73岁了，顶着凌冽的寒风向我们招手。总感觉车开得好快呀！
实际上，当往前冲的时候，血涌向大脑，手摇《毛主席语录》，不停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前面车上是谁看得不是很清，目光紧紧盯着后面的毛主席。车队很快过去，大家开始幸福的回忆起细节，争论起其他领导的位置。
那位部队干部则大声总结，幸好铁丝网刚被拆，否则后果难以设想，我也感到后怕，如果没拆，我们前排首先遭殃。
1966年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革命师生，我有幸得以参加。今天屈指一算，已过了57年，我也接近老人家当年接见我们时的年龄，越来越体验到老人家的旷世魄力。
恩格斯在去世前五年总结，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提出著名的“合力论”，“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460-462）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他去世前一年，在谈到巩固合作社公有制时宣告，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列宁选集》4卷,773）
毛主席去世后，有些理论工为了证明他的错误，不惜抹去列宁思想的锋芒，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论述解释为单纯的经济建设过渡，以批评毛主席不重视生产，他们宁愿充当恩格斯批判的倾向，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即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引者注）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460-462）
按照这种“荒诞无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早产儿，社会主义应该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按照这种“荒诞无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永远被凝固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应该资本主义“补课”，容不得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和列宁的“文化主义”，更容不得毛主席。
于是背离马克思，在全面引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GDP时，并不懂自己在做什么，但可以另起炉灶，贬低毛时代，拔高毛以后。
我们有幸，经历了和毛主席的同一时代，接受了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哺育，这是我们一代生命的殊荣。
毛主席已离去28年了，借六一儿童节之际，我把对12岁时“串联”的回忆重新整理发出，经过对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否定之否定，我发现，我还是那个少年。
老汉我不禁放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播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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