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共产党执政权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竟然也受到了怀疑。有不少人对共产党的执政权很有意见，认为是“一党专制”，他们以西方的多党制为楷模，认为共产党也要通过选举来取得执政的“法理性依据”，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意见，比如有人就说：“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这种说法虽然十分可笑，但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倘若听任这种幼稚的观念蔓延开来，势必会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当今时代的新思想、新动向，拿出有说服力的新解释，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健康发展，从而为共产党执政营造稳固的社会基础。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新观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共产党执政的依据。下面我谈四点看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文明继续保持和发展进化的保障
马克思曾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我们认为，这就是确定一个阶级的执政依据的一般原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个依据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该阶级的价值体系必须被全社会接受，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比如说君权神授，这是古代帝王的执政权的依据。某某人上台做了皇帝，被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叫做真命天子，怎么证明呢？对那些迷信的人们来说，就要找一些让他们信服的“依据”。比如三国时代，刘备家门口有一棵树，长得像皇帝用的华盖，这就是刘备应当做皇帝的“依据”。孙权的母亲在把孙权生出来的时候，梦见太阳进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了，这也是“依据”，虽然这件事就她老人家一个人经历过，但说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现代人也还有不少相信风水的作用，据去过韶山的人回来大为赞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祖坟的风水特别好，蒋介石曾派人去搞破坏，居然连祖坟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找到，这岂不是天意。然而就算是风水的作用很大，也只能算是毛主席该当主席的依据，不能作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依据。共产党要想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有一套保证社会稳定运行的价值体系，这就是马克思的那句话里的第二层意思。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接受这个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是这个价值体系是管用的，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要想维持这种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就必须由坚持着这种价值体系的资产阶级来执政。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的政治组织形式，它服务于人类对于更高的人生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要想保持这种政治文明的发展延续，就必须由追求着更高的人生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人来执政。共产党执政的依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党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一问世，就与生俱来地带着这种价值体系，其最终的目标是让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取代私有制的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这种价值体系，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中国人民，才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取得执政权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这种价值体系命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能够保证个性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谁有这种价值体系，就应当由谁来执政。其他阶级没有这个东西，这是共产党的专利。资产阶级也是很想当领导的，但他们一执政就想以权谋私，用他们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来引导社会生活，就会在社会生活中制造出许多问题，诸如生态恶化，两极分化，把人们引上歧途，让人们认为放纵欲望就是根本的人生幸福。所以在他们这种价值体系的领导下，社会一片混乱，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动不动就要打仗，炸得一塌糊涂。而惟有共产党的价值体系能把人们的利益协调起来，保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把社会和人生引向和谐安宁的境界。
但仅有共产党人坚持这种价值体系还不够，还必须把它灌输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用它来引导时代潮流。人类需要价值体系的引导，这个需要虽然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却又是一个客观存在。人们之所以具有这种需要，根源于这样一个人类学的基本事实：人类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未完成的，他有思想意志，必须自我驯化，提升自己，使自己获得更充分的发展，而这个自我发展的过程需要在社会集体的行动中完成，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人们就有可能步入歧途。在历史进程已经达到的现阶段，这个进化过程应该是由自发进步到自觉的阶段，需要有一部分先进分子出来组织领导这个过程，通过对人民群众尚未意识到的需要的发现与表达，组织人民追求并实现这些需要，获得更充分的发展，从而推进人类的进化过程，谁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只有共产党能承担起这项责任。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坚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使它在社会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牵引力的作用，方向盘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的执政权就有着天然的依据。
正如碗必须用来装饭、筷子用来夹菜一样，共产党的存在必须服务于在社会生活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目标，使它在社会生活中成长发育起来，才能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依据。如果它忘了这个目标，而仅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那就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依据。必须这样来提出问题才能搞好党建，搞好社会道德建设，否则，二者都将流于形式。
而那些以西方民主为目标的人们也看不到共产党的这项使命，那是因为他们不具那种新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不知道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也不知道和谐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看不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政治文明，仅仅以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终极目标，这种政治文明是人类青少年时期的政治文明，所以他们就只看到形式上的民主选举所提供的依据，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是人类中年时期的政治文明，至少也应当是到了“而立”之年，不能再继续幼稚下去了。公允地说，民主程序所提供的依据也是一种依据，但这是一种狭隘片面的依据。与价值体系依据相比较起来，它只能是处于第二位的依据，决定性的依据是价值体系依据。
二、共产党必须使自己真正地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保持其执政地位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执政的依据；但理论上的依据还需付诸实践，共产党必须在实际上真正地起到这个作用，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得到人民的承认，获得合法性依据。如果自己也不知道领导是干什么的，无意识地实践着陈旧落后的价值体系，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会名存实亡，要不多久，连这个名也保不住。要知道，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民主选举，合法性依据的签发权都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如果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让私有制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支配作用，社会生活中便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诸如两极分化、治安混乱、环境污染等等，社会事务管不好，人民的生活出了问题，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越来越削弱。
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要想稳定发展，走上坡路，最终还是要倡导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耍小聪明的余地。不能破罐子破摔，也不能混一天算一天，负责任的领导人，就必须倡导能保证社会稳定运行的价值体系，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他的责任。老百姓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在社会潮流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说他们违法犯罪是咎由自取，但领导人在价值体系上没有引导好，没有为人民创造一个成长的好环境，也有很大的责任。就算是有那么一些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领导人也还是要反躬自省，老百姓不过是在时代潮流中沉浮，而这个时代潮流应当由谁来引导控制呢？当然是执政党的事了，所以执政党还是要先看自己的领导做得是不是称职，这就是我们的古人所说的“反求诸己”的道理。
一种较高的伦理准则首先要由一个素质较高的团体来实践、坚持和倡导，然后才可以逐步扩散到社会中去，这是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要想在社会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配地位，首先要将它在党组织内部、在每个党员心中真正地确立起来；为了维持党员队伍的较高的伦理水平，就需要有党组织来创造一个小环境，来培养引导激励约束党员，从修身齐家做起，使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在自己身上先安下家，然后才具有感染说服别人的影响力。共产党不是从地球之外的什么星球上来到地球上的，它也生活在地球人之间，也是生活在私有制的文化环境中，要想领导建设新社会，就首先要改造自己，摆脱旧社会所强加在他身上的陈旧的落后的价值体系。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一个既生活于社会之中又坚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织，用自己的实践来倡导灌输新的价值体系，改造和提升社会生活，这同时也就是为自己的执政权营造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条件，换句话说，共产党的执政依据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由此可见，党的自身建设至关重要，这个根本性的工作如果做不好，党组织的执政依据就要出问题。共产党执政的依据归根到底要看自己是不是真正地坚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不能管好自己的党员队伍。它可不是打了天下后就一劳永逸地属于共产党了，还要坚持不懈地兢兢业业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然还必须兢兢业业，管好自己的队伍，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刻也不敢松懈，一松懈就有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如果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发财，那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各种腐败丑恶现象就会跑来侵蚀共产党的肌体，使之逐渐失去战斗力，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从原来的鱼水关系蜕变为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其执政地位就会出问题，就像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那样。
三、在搞好自身建设的同时，还要做好社会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战胜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意味着该政党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自己的价值体系。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奋斗来证明这种价值体系能保证社会生活稳定运转，保证人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才能感动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认同接纳。一个政党的执政权就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这种认同感之上，只要取得了这种认同感，就在实际上取得了社会的执政权。夺取政权，通过枪杆子或是民主选举上台，不过是在形式上得到确认罢了。因而不管是夺取政权还是保持政权，都必须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说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就是因为这个价值体系的教育问题是关系到共产党执政权的根据的大问题。
我们的失误对敌人来说是一件好事，是帮了他们的忙。正像共产党当年夺取政权和说服群众需要蒋委员长帮忙一样。人民群众不仅需要正面引导，同时还需要反面教员。对于讲大道理，他们兴趣不大，谁好谁坏，人民群众靠事实来检验。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造成的痛苦灾难，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蒋介石把人民群众赶到共产党这边来了，所谓的“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就是这个道理。而现在我们的失误则帮助了资产阶级，帮助了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美国人。我们的教育工作没做好，可是美国人并没闲着，他们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这么一段现成的材料，复制在这里作为佐证：
“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来劲、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它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掩盖其宣传行为，使之成为‘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事实也使我们清醒过来了。当人们以基本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的时候，就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理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和谐，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也还是要照样反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就需要从青少年时期就着手进行引导教育。西方敌对势力在这方面也看得很清楚，他们有一个极为阴损的计谋：“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实际上来，他们的这些计谋落实得相当成功，那些被引入歧途的人甚至于连他的亲爹娘都要反对，更何况共产党呢。而且在党内还有那么一些人滥用着执政权力，实践着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用自己的身教来传播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配合着西方的阴险计划，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应当向对手学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西方敌对势力的计划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也应当针锋相对的做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由于我们的价值体系是科学合理的，所以应当理直气壮地做好宣传教育，不像西方敌对势力那样需要谎言与欺骗。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人民群众接受它创造条件，一个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环境，一个引导激励人们的奖励机制，一个让人们善有善报的经济保障制度；毫无疑问，对一些素质低的人必须有管理措施，但要正确处理矛盾，想法把他们往健康向上的方向引导，不要让矛盾激化，要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生成与确立起来，要根据它的需要来组织社会生活，要正确处理价值冲突。
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天然地存在着的，而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营造出来。共产党的执政权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稳固程度。能否巩固党的领导，就要看共产党能否把自己的价值体系种植到社会生活中去，让它成长起来。因而党建工作不能局限于党内事务的管理，它还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如何与人民群众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掌权之初，要巩固权力，就要运用专政手段，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但这也不过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创造条件，随着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发展，最终确立支配地位，专政手段就会日益淡出，社会生活就将日益稳定地运行在新的轨道上，党组织自己也就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而逐步归于消亡了。
四、在坚持价值标准的同时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实现价值标准与法理标准的统一
民主是时代潮流，共产党也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但有些人对民主的理解很狭隘，他们认为，谁要当领导上台执政就必须经过一个投票选举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的上台执政没有经过这个程序，所以他们便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这种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现实的做法是十分幼稚的。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较量过程中，虽然没有搞一个选举，但是在战场上的较量依然可以看出民心的向背。论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有全套的美式装备：飞机、大炮和汽车；解放军有什么呢？小米加步枪。论军队的人数，国民党军队比解放军要多得多，他们的指挥员也并不都是笨蛋，还有人在德国学过闪电战，但为什么老打败仗呢？这就是由于民心的向背问题了。电影《南征北战》中有一个抢占凤凰山的战斗，双方的指挥员都看到了这个山峰的重要性，双方的军队分别从山峰的两面往上爬，谁先上去谁就胜利，解放军这面是争先恐后地往上爬，因为战士们都知道这是为自己打仗，国民党那边却必须有当官的拿着枪在后面赶着才往上爬，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其竞争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算不算是经过了一个民主程序呢？我认为应该算，这是解放军战士用脚来给共产党投了他们的神圣一票。在淮海战役中，有那么多老百姓推着小车扛着担架支援前线，让解放军吃得饱、穿得暖；国民党的军队就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只好用飞机来空投粮食，其办法很是现代化，但是保证不了供应，于是便谁官大谁吃，为了抢粮食，自己内部先抄起了家伙打了起来。连饭都吃不上，这个仗怎么打得赢呢？所以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算不算是经过了一个民主程序呢？我看这也应该算，这是人民群众又一次用脚来给共产党投了神圣一票。虽然当时没有搞一个全民公决，但是，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这一结局依然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民意。我们还注意到，西方的那些选举并不很权威，人们对候选人的主张搞得并不很清楚，稀里糊涂乱投一票，在计票过程中还会出现争议，还会出现贿选的情况；而当年的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是要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的，所以相比较起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着更权威更确切无疑的依据，谁要对此有怀疑，就是对那一代人的民意的蔑视。
归根到底，民意是执政权的合法性的依据，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想当领导的人们，就必须投民意之所好，根据民众的水平来确定取得和维持执政权的方式，比如说在相信“君权神授”的民众面前，就不要讲大道理，没用处，孔夫子讲了很高明的道理，现在还很有用，但在他那个时候就没用，他老人家就当不上官，只能在家里编书。对那时的人民，真正有用的办法就是杜撰一个“日月入腹”的故事。而在一个依靠武力来争夺执政权的文化中，想掌握执政权就必须拿起枪杆子。毛主席想打仗么？他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在不拿起枪来就要掉脑袋的情况下才搞武装斗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虽然是毛主席的发明，但不过是他应对现实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是现实逼着他做出这种选择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民主选举，或者是武装夺取政权，执政权力合法性的签发权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毛主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人民群众寄予无限期望，所以就留下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爱因斯坦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只注意到人民群众的落后的一面，于是就悲观地认为，历史总是由无敌的“蠢人多数”来创造的。但无论如何，人民本来就是当着家、做着主的，民主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客观存在，民主选举和武装夺取政权都不过是民意表达自己的方式。哪怕是宣传君权神授、杜撰一个日月入腹的故事来欺骗人民，只要得到了人民的认可，那也算是代表了民意，虽然这种民意是荒诞的愚昧的，但它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单独地面对上帝，古代的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去替他们思考，同样我们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来替自己思考。把现代西方的那种民主模式作为绝对真理，用来评价其他各种制度模式，凡不符合这个模式的就是什么缺少了法理依据，这样的做法应该叫做什么呢？用中国人的老话来说，这就叫做坐井观天，叫做削足适履，总而言之是一种很幼稚的做法。倘若真要在这种幼稚观念的基础上来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当年那些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呆子们指挥反“围剿”一样，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虽然那些盲目照搬西方民主的观点很幼稚，但我们却不可简单地置之不理，因为它依然也是一种民意，就像古人相信“君权神授”和“日月入腹”一样，这种幼稚的观念也会蔓延开来，形成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不管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践得多么到位，其执政权的依据也将越来越削弱，直至最后丧失。一个政党的执政权意味着该政党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自己的价值体系，只要取得了这种认同感，就在实际上取得了社会的执政权。因而共产党要想牢牢掌握执政权力，就必须在社会中营造自己的执政基础，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配地位。为此就必须抓好文化道德建设，做好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倡导能保证社会稳定运行的价值体系，在搞好身教的同时，还要言传，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才能摆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模式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保证人民依法管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社会政治过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轨道上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
由于共产党的价值体系是科学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教育，并且要为人民群众接受这种价值体系创造条件，组织社会生活，营造一个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构建一个引导激励的奖励机制、一个让人们善有善报的经济保障制度等等，从而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与之同时还要切实搞好民主政治建设，建立起一个民意正常表达的机制，从而使共产党执政的价值依据与法理依据有机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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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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