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 《环球时报》
《金融业越开放越安全吗》
杨 帆
金融深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经济总量的提高总是包含着经济结构的优化。马克思曾经指出：第一部类应该优先发展。后来又出现了技术创新与转移论，外贸优先与出口导向论，交通能源基础论，国家战略产业论……都是强调在某些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先导和支柱产业。这些支柱产业获国家支持，有超额利润，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等提出金融深化论，揭示了在一定发展阶段，货币超量发行与金融领先发展的必然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也遵循着这样的经济基本规律：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力量提高积累率，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改革开放以来转为出口导向战略，工业轻型化；近年来重新进入重工业化中期阶段。与此同时，金融深化与开放也随之出现，货币、国债、外汇、保险、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全面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财政补贴货币化、价格市场化已经实现，未来还有资产证券化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逐步推出。我们看到，股票市场设立17年以来，经历了四次大起大落，目前进入大牛市。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升值40%左右，名义汇率的进一步升值仍不可避免。
笔者曾多次撰文强调，未来7至10年是中国生产与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大于进口，中国自1993年以后就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双缺口”。1998年中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资本重估中国国力，蜂拥而入。资本严重过剩，是金融深化与开放的天赐良机，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发展资本市场，其本质是要实现70年高速增长（1949－2019）的最后果实。无论是被计划经济思想束缚头脑，还是被市场经济均衡论束缚头脑，都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发展潜力，而且有可能在决策上强行压制金融发展，造成“金融压抑”。
中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尽管金融深化与开放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中国的金融安全意识却严重不足。从内部看，数年来关于房地产与股市的争论，最近股市的暴涨与暴跌，都反映出我们在认识和利益上的差异与不成熟。就管理层而言，一方面对中国金融的深化与开放的形势估计不足，不能充分利用金融发展的潜力；一方面对维护金融安全准备不足，监管不力，应对不能自如，有时出尔反尔，有时突然袭击，反而助长了市场的谣言和不稳定。同时，社会各阶层对于金融的知识掌握不足，数千万股民入市，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区别，对投资的规则与限度都缺乏基本的理解，心理上从贪婪到恐惧，操作上从冒险追涨到恐慌性杀跌。
从外部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会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与冲击。要顺利实现中国的金融深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理好金融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应该说，金融深化是与金融开放分不开的，资本比起商品和技术，流动性更强，更容易国际化。从长远看，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有必然性，但开放与安全永远是国家战略的两个车轮，开放可能对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如果应对失策，即可能造成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
在当今世界上，以基金为组织形式的国际投机资本是制造金融危机的主体。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随意冲击世界各个国家。它的成功是有基础的。以美国政府为核心，掌握了世界金融货币霸权，滥发美元造成世界流动性过剩；推行新自由主义包括金融自由化的规则，为国际投机资本开辟道路。同时，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发明，使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额达到天文数字；各种投资基金调动庞大资本，不仅可以轻易操纵任何一支股票，而且在互相连通的某一市场制造垄断，利用其不均衡而在另一市场获利。索罗斯深刻地揭露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正如他指出的，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率。而过早实行资本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失衡，资本市场狭小，缺乏管理经验，最容易受到冲击，这就是投机资本可利用并进一步扩大的“市场机会”，也是民族国家经济崩溃的临界点。亚洲金融危机，几乎完全演绎了索罗斯的理念。
关键的金融政策不能出错
面对这种内部的脆弱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必须协调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那种无限度的、单方面的开放，恨不得把中国所有东西都纳入全球化，把外国所有东西都拿过来的饥不择食的态度，是对30年计划经济的矫枉过正，并非正常心态。对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安全”，“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的观点，笔者并不认同。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应随历史条件变化而调整。中国社会已奠定市场经济基本格局，经济社会文化开放程度很高，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开放与安全应该相辅相成，并转变为以安全为中心。在关系到我们能否胜利摘取70年经济发展果实的金融领域，中国尤其应该谨慎对待。
颇具戏剧性的是，索罗斯最后受挫于中国。也是由于历史的机遇，中国提前控制通胀，平息地产泡沫，危机发生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也不贬值。香港政府把100多年的“积极不干预”，变成了“积极干预”，在7000点力托股市，限制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事后基金经理们总结教训说：“没有想到中国不守规矩”，真是伤心悟道之言。果然，美国以后的战略重点，就是不断“教育”并且压迫中国要“守规矩”，“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
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已经10年，目前的经济特别是金融有巨大发展。未来10年是金融深化与发展的大好时机，股市、房地产与金融创新，都有巨大发展潜力；金融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一味强调“越开放越安全”是极不负责任的。7年以后中国经济很可能再翻一番，股价房价再涨几倍，金融衍生工具进一步发展，中国将处于“高处不胜寒”的境地。在开放条件下，经济更加脆弱，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干扰。因此我们在关键政策上绝对不能出错。比如，人民币可以升值但不能自由兑换。要抵御与化解国际压力，预防国际资本利用国家宏观调控，从中渔利。
因此，政府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威望，管理调控手段要成熟，决策要有公开性透明度，依据法律进行。中国要有一批不搞腐败、无丑闻、有水平、敢说话，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历史责任的思想家、企业家和政治家。要有一批有影响力、有正义感的媒体，大家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基本问题上，经过积极的思想整合，达成共识。在集团利益问题上，要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整合协商、互相制约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关键时刻，控制与化解危机，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只要能够维护国家经济的基本安全，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所赢来的最后胜利果实，就能够最终为大多数人民所分享，国家也将实现最终的崛起。▲
（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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