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成为舆论的焦点问题，我们网站拟了一个采访提纲对一些学者进行了采访。下面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学者严海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学者沙伯力（Barry Sautman）的采访问答。下面的回答代表了他们共同的看法。
关于《色•戒》现象的采访提纲
1、您看过电影《色•戒》了吗？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总评价？
我们看了电影《色戒》，总的感觉是主要演员的演技不错，故事的背景设在一个非常的年代，间谍的话题能吸引人的眼球，但是这部电影的政治品质很可恶，给了汪伪政府特务头子凶残和女间谍最后一刻的突变很多的“人性”空间，把他们塑造成值得唏嘘同情的对象。
2、从郑苹如历史真实的原型故事、到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再到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您是否都清楚？当前，中国媒体普遍关注电影《色•戒》并且主要是一片叫好声，这俨然成了今日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看了电影之后，我们找了张爱玲的原文，读完以后又对照了关于郑苹如的报道。对《色戒》的一片叫好声是今日中国的“独特”文化现象吗？好像不是。对《色戒》的这种反应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最近一些年来社会上一些精英掀起的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时代的重新评价，或“翻案”的一个延续（比如，“曾国藩热”）。就《色戒》这部电影来看，它连接了近年来出现的对旧上海所具有的买办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的怀旧、欣赏、把玩和猎奇。
3、关于电影《色•戒》，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批评的声音，但网上的声音却截然相反，批评的声音很大，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现在的主流回避认真严肃的讨论和批评。在主流文艺这个领域，似乎明确地以政治的立场分析问题就是“简单化”，“粗俗”。网上的声音多一些民众性，多一些不同的看法。
4、必须承认很多人对《色戒》是相当推崇的，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间，为什么会这样？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精英和准精英阶层比较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因为他们把政治看作是外在的、具有强迫性的、工具性的、暂时的东西，而艺术是关乎内在的、自发的、真理的、永恒的东西。因为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假设，文艺评论的目的仿佛就是要剥去外在的政治，或透过政治的外衣，寻找内在的心灵。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二元对立假设了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矛盾，就是现行的国家体制充当政治的主体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人性作为去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个二元对立是一个幻想。主流意识形态的“去政治”、淡化政治也只是一个策略性姿态，这个姿态一方面迎合了国家体制扮演政治主体，另一方面又与国家体制所代表的政治性保持距离。
具体到对《色戒》的推崇，我们认为这里面除了艺术以外，可能有一个希望和港台搞好关系的愿望。一个台湾出生的国际知名华人导演，导一个关于“中国大陆”题材的电影，突出了国民党的抗日作为，以香港大学生为行动者。这个电影是一部“和稀泥”的作品，对我们大陆观众来说提供的是难得的“和稀泥”的机会。很巧的是，对于中国最近与日本修好来说，这部电影对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头子的“人性”展示好像也和时宜。
5、您对原著者张爱玲及其作品有何评价？您是否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从小说到电影从港台到大陆逐步热起的历史过程？您如何看待中国大陆近年来长盛不衰的张爱玲热？
我们对张爱玲没有很多的了解，也没有读过她的大部分作品，但是从读过的几个作品觉得她当然是有才华的作家。关于大陆的张爱玲热，我们认为这个也联系着大陆的精英文化和海外华人精英文化在最近几十年的接轨。海外华人在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不少与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反殖民主义呼应的进步文艺。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热心与之接轨的不是这样海外文艺，而是逃离“共产党中国”的遗老遗少的伤感文艺和一些海外通俗商业文艺。这种接轨代表了时尚和品位。
6、您对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有何评价与建议？按照我国现行电影审查的法律制度，如果审查部门介入此事，禁止电影《色•戒》公映，您认为是否属于“权力滥用”？有人认为现在允许电影《色•戒》公映属于审查部门“失职”甚至“权力滥用”，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许多国家都有关于电影的审查。美国式民主里“言论自由”也不是毫无控制的自由，至少在法律上讲，色情电影就不能公映（当然“色情”的界定总是有争议的，是要通过打官司法院裁决才见分晓的）。在欧洲，宣扬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美化纳粹的合（collaborationists）的电影也不被允许。当然这些国家的控制是通过法律系统操作的。
7、有人说这是纯粹的艺术，无关政治，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电影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表现，多少都与政治有关。有些电影可能与政治的关系真不大，但《色戒》与政治的关系太大了。“无关政治”的说法其实是无视政治。
8、有人说这部电影歌颂的是爱情和人性，无关政治和爱国等，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这部电影的确关乎爱和人性，但也关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说成相互排斥的非此即彼呢？
人，在各种具体的社会情景里，是具体的、多样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权力关系和价值认同就有什么样的做人之道，这是人类学的常识（人类学里讲personhood这个词，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有不同的personhood）。在社会关系复杂、矛盾重重的社会里，人更具有复杂性。我们熟悉的中国近代史展示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势力和组织关系所带出的多样的人性（奴性、霸性、阿Q性、保守性、革命性、等等）。因为人是具体的、人性是具体的，脱离具体的社会形态和价值体系泛泛地讲“人性”没有什么意义。根据这种广义理解的人性，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有关人性的。在诸多的人性表现中，有可怜的、可鄙的、可敬的（当然这是根据特定的价值体系做出的判断），所以笼统地说“歌颂人性”就有些莫名其妙。爱情，也是具体的、多样的，有令人窒息的爱、有充满占有欲的爱、有不平等的爱、有病态的爱。 是爱就值得歌颂吗？
对于那些认为《色戒》“歌颂爱情和人性”的人来说，人性不是上面所说的广义的人性，而是狭义的、八十年代“新启蒙”培育出来的特殊的人性观，一种布尔乔亚文化中心主义的人性观。恰恰是这个特殊的人性观假设了一个抽象的、普世的人性，这个“人性”成了寻求认同、同情、歌颂、理解的话语基础，其本身就离不开价值判断，也就离不开政治，广义上的政治。欧洲启蒙时期反映人本理念的口号是“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然而这个看似抽象的、普世的“人”被证明是具体的人，是新兴的统治阶级的“人”，是同时符合下面三大条件的人：白人+男人+有财产的人。这些年来，得到大陆主流理解、认同、和欣赏的“普世人性”不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人性，而是曾国藩的人性；而不是珠江三角洲千百万打工者的人性，而是少数成功人士的人性；不是三农危机下芸芸众生的人性，而是都市小资的人性。
《色戒》只关乎人性的看法紧扣了我们近年来的广义政治，而且也特别紧扣我们近年来的性别政治。有一些人赞赏这部电影体现了女性视角，在我们看来它表现和强化了八十年代以来人性观中的性别本质论。还有一些人从后殖民的理论出发，欣赏这部电影解构了“国家”和“民族”，在我们看来这种欣赏犯了“时代错乱”的毛病，就是后殖民理论的大师们也没有放弃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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