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童小溪老师做客书吧,在沙龙座谈会上发表观点认为“村民自治、农民减负和农业现代化”在目前的模式下存在相互矛盾,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下面是一位与会朋友整理的简单纪要,不一定很准确,未经童老师审阅,仅供朋友们初步了解沙龙概况。详细内容会在网站的“讲座和沙龙回放”专栏中刊出。
1、村民自治是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为农村政治组织问题的解决提出的思路,然而80年代以来至今,农村政治组织的自治化不是在增强而是在不断瓦解,村民自治已名存实亡。
82年宪法提出“乡政村治”,认为将来的村民自治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村委会成为一个民间组织。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都可以视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文字安排。从下到上向下负责的村委会民主选举、政务公开,以及80年代一时兴盛的地方财政负责的乡村分级办学模式都是自治的落实。
然而,伴随而来的是数次改革对农村政权的冲击,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冲击。
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拿走大税种,地方拿零碎税,实际上税收的百分之七八十都被中央拿走了。当时是朱容基当政,这项改革其实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化程度,而导致乡镇财政很薄弱。90年代后期,全国上百万个乡镇大部分都陷入赤字,总共欠债达数千亿。安徽省有的乡镇欠债高达600多万。
2000年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结果乡村教育经费短缺,教舍出现危房、教师不断流失,而学费杂费有增无减,农民叫苦不堪。这样乡村干部经过80年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缴者终于蜕变为赤裸裸的吸取资源的敛钱工具,干群矛盾尖锐起来了。本来是要提供教育、医疗、养老、公积金等公共产品承担公共服务的政府异化为人民的包袱。
2000年乡财县管改革。因为乡村干部腐败违法最严重,所以削弱基层权力,实行人权(人员安排)、事权、财权(收税权和支出权)上交。县里将收上来的钱首先保证农村教师工资的发放,因为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当时已很严重。教师工资的脱钩乡村实际上使乡村学校尤其是村小学脱离了村委会和村民的控制约束,村委对小学旧危房改建的热情和实力下降,对学校的关注也减少了。另一方面,乡村财政支出的每一项都要事先经过县里的审批,每一笔或大或小的支出都需要从县财政取钱,在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是手续繁杂、路途颇远。
2、农民减负现在提的是以户为单位,而不是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比如现在农村妇女出嫁后没地以及地位低下的问题很严重。农民减负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扶贫的问题,更重要的应该是“富权”,改变农民政治地位低下的现状。
3、农业现代化主要就是怎样把小农经济整和起来以利于在市场和城市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中的生存。围绕着产业化经营的问题一般有两种思路。
大公司加小农户的模式。即以包括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为产业龙头,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并且前者为后者提供从种子化肥技术支持到产品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而农户只负责生产一个环节。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双方地位高度不平等,市场信息资源完全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对农户的控制和剥削将会极其严重。而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农业公司利润在各领域中居最高的原因。而正因其利润很高所以此种模式可行性很大,然而正是因为其可行性很大它的可怕性也很大。这种在强大利润目的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万万不可推行。
跨国公司在农业领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化进攻可以举个例子。印度某山区因偏远与外界交往较少,当地的水稻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改良成为了优良的品种。英国的梦山都跨国公司派人到印度各地勘察,终于发现了这个水稻良种,并且因为当地根本没有什么产权保护的概念而邪恶地“共享”了这个资源。一个试管带走了几粒种子,该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将此良种进行了知识产权注册,于是再次来到印度时便以命令的口气说道:这种水稻以后你们不能再种了,如果要种,得给我们交纳版权税。照此推演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吃中药时就得向某个跨国公司交纳中药版权税了。鉴于此,在跨国资本主导下的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将更可怕。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另一种思路和做法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让农民自己进行管理,走新合作化道路。这方面有点类似于华西村、南街村以及苏南地区的新集体主义。
当前流行的现代化模式的核心是:技术转移带来现代化,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战后西方统治阶层推行的此种理念在第三世界国家碰壁了,尤其是在穷国。因为条件各不相同,却要技术模式照般西方。与此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是: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情况当地情况发展技术。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1958年有一场灭老鼠运动,就是通过发动群众,让群众依据当地情况,发明土办法,进行技术革新,从而达到灭鼠目的的。
最后讲一下撤乡并镇和撤点并校改革的问题。就偏远山区的情况而言,前者使撤掉乡府的农民成了没娘的孩子,办事(如结婚登记、孩子户口登记等)不方便了。后者实际上是对贫困边远山区孩子上学权利的一次剥夺。山区小学撤掉(有的地方规定15人以下的就撤)后,在集中办学点建设了寄宿学校,但这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让十来岁的孩子离开父母生活学习也是一件荒唐的事。教育领域类似的荒唐戏在90年代的表现就是“普九达标”。教育部开出标准,规定乡办初中要拥有18个室(语音室、计算机室、美术室以及各种实验室等)才能通过达标验收。然而教育制度的应试性的指向和运行费用的高昂使得兴办起来的各个室成为学校与危旧教室对应的摆设,当然除了领导来检查时。现在农村各个地方的初中大量欠债,有的初中达到几十万。这种恶果最后还得转嫁到学生身上、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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