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近代史的案意欲何为？——驳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肖衍庆
2006/02/21
翻案翻到“侵略有理”、“卖国有功”、“爱国有罪”的地步，也算翻到“家”了！近日，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大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洋洋数万言教国人要断掉吃“狼奶”的恶习，才能迈上他所指引的现代化道路。那么，我们看看是怎样翻这个历史公案的？
一、侵略战争是侵略者早有预谋、寻找借口发动的，还是被侵略的人民“反抗不当”引起的？
大家知道，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在这一撼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斗争中，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卖国、什么是爱国，历史早有定论，人民群众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袁教授不知出于现实的什么需要，却要颠倒这个历史。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经过为例，说明战争不是侵略者有意发动的，而是清政府处理不当和人民反抗引起的。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他所想的那样顺着侵略者的需要去满足，火烧圆明园那样的历史罪恶也是可以避免的。
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能让袁教授如此颠倒吗？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都是帝国主义早有预谋发动的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尝到了甜头，它们对中国这块肥肉更是垂涎三尺。英国商人对中国市场发生异常兴奋的情绪；为扩大鸦片贸易和推销工业品，他们早就想进广州、进北京。法国在经济侵略上虽不及英国，但它却派遣了大批天主教徒，企图“帮助中国归化”，用这种方式达到侵略的目的。而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极大地震撼了它们，也使它们在中国的市场受到严重威胁。经过一段的观察和试探，它们决计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诱迫清政府给它们进一步开放门户，然后再帮助清政府消灭太平军，以巩固它们的在华势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英、法两国勾结起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它们找的借口有两个，一个是“亚罗号事件”，即“亚罗号”原是中国的船只，曾被香港所用，后归还中国。因怀疑水手有海盗行为，广东水师在亚罗号船上逮捕水手十三人，英国竟认为这是英国船，中方逮捕人是违法的，并捏造船上有英国旗被撕掉，要求立即放人，赔礼道歉。另一个是“马神甫事件”，即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传教，被当地官员处死。法国以此为由，借口保护教会，同意英国的提议，共同向中国出兵。面对英、法的挑衅，愚蠢的广东巡抚叶名琛采取“不战不和不守”的方针。尽管叶名琛血腥屠杀二十多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群众，英军第一次进城还是被团练兵勇打退了。后经一年的准备，英、法联军才进入广州。
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就是按照这个历史常识写的。可是，袁教授却提出异义。他认为“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理由之一是，传教士马赖在内地传教虽“是违反条约（指黄埔条约——引者）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却是“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还进一步提出“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并搬出现代所谓“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判定“中方无疑理亏”。看看，袁教授翻这个案的武器就是外国侵略者和中国政府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袁教授站在何处还不清楚么。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大都是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工具，他们在中华大地上依仗侵略势力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一面为主子搜集、传递侵略情报，一面用精神鸦片麻醉、欺骗中国人民。马赖无疑是这个侵略者“别动队”的一分子。袁教授对“这一分子”的同情远远超过了当年马赖的主子。当年法国主子只是用它作借口，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袁教授却要为侵略者和中国人民算这“笔糊涂账”，并且以此为由，给侵略战争贴上“有理”的标签，这是何等的“忠诚”！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斗争是反帝斗争的组成部分，从来都是正义的，袁教授的“秩序正义优先论”岂能颠倒了这个事实。理亏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你袁教授。请问：侵略者无故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何曾讲过“秩序正义优先”；就是那个“不战不和”的叶名琛，不是也被英军一进广州就俘虏了，随后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起来，清政府多次要求释放送回，人家就是不理，最后毙命于囚禁之中。袁教授以“一笔糊涂帐”向中国人民讨理，为侵略者辩护，如果说你这是“旧账新算”的话，那么你就不怕中国人民像对待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一样，与你“新账旧算”吗？
也许怕翻这一条案理不足，袁教授又指责教科书“只字不提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条是进城问题，一条是修约问题。前者以《江宁条约》为据，说不让英国官员和商人进广州城是无理的，并且说：“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其他通商口岸都平安无事，“唯独在广州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招来“兵戎相见”云云。后者以《望厦条约》为据，说：“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且不说袁教授继续用不平等条约为侵略者辩护的这两条理由是不是“根本原因”，（因为从不平等条约里找理由，那太容易了，谁都知道那些条约是侵略者在华利益的纪录）单就袁教授说的“不值一提的小事”、“平常外交事务”，就可以看出袁教授心目中除了那些不平等条约，就是现代卖国者淡化事态的手法和本领。他自己扮演这个角色还嫌不足，又祭出那个年代的卖国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抱怨“粤民（广州人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是“以小嫌酿大衅”（用袁教授的话说，就是“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事，结果酿成大祸。”）等等。这些卖国言论能帮袁教授什么忙呢？只能说明你袁教授是他们的忠实后代。从祖宗起，你们心目中就根本没有“反侵略，争主权”这个做公民的基本概念。
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接着就兵临大沽口，胁迫清政府又订了《天津条约》。在进京换约问题上，清政府又怕外国侵略者，又想在中国人民面前保持它的“尊严”，所以，在进京路线上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先是清政府指定英、法不带武装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到天津，并且预先告诉他们：“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英、法根本不听，派兵船蛮横地撞入大沽口，开炮轰击中国炮台，并以陆战队强行登陆。他们没有料到，这时中国炮台对他们实行了猛烈而有效的反击，侵略者遭到严重的失败。教科书如实地纪录了这次反侵略战斗的胜利，并写道：“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也许因为这几句歌颂爱国军民的话狠狠刺伤了袁教授的神经，他断然说：“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他引证的史实，就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日记。且不说这种引证多么可笑，单就以咸丰皇帝和臣子之间密商如何对付侵略者这一点，指责他们犯了“大罪”，就足以说明袁教授为侵略者辩护，连封建皇帝都不如。“兵不厌诈”乃军事常识。以一方的“诈”，谴责该方的不义，实乃蠢人所为，何况堂堂的袁教授连让侵略者绕个大弯都耿耿于怀，可见袁教授和侵略者多么息息相通。正是因为这样，袁教授对这次反侵略的胜利如丧考妣般地说：“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二十一世纪的袁教授是这样用“强盗打进来，反抗只能惹祸”的历史教训，来教训中国人民。可是，我们听听当时马克思这位导师是怎么说的。他说：“即使华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么华人抵抗英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华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破坏了英人的侵略企图。”（《新的侵华战争》第一篇）再听听法国大作家雨果是怎么说的。他在一八六一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愤怒地斥责英、法侵略者的这一罪行。他写道：“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他还正确地指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远不会做强盗的。”为了对比，不妨再听听英国侵略者的喉舌——泰晤士报的放言。它说：“英国营业精神的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如英国这样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向软弱的不善于谋进步的民族发生来往关系。”就是说，英国要在远东伸张势力，什么口头上动人的理由都可以任意捏造出来，如同当代美帝国主义发动科索乌战争、伊拉克战争所扬言的“人权高于主权”、“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借口一样。袁教授放着这些活生生现实事例不说，单就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侵略者辩护，给中国人民送上“火烧圆明园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块现代画饼，有谁能不嗤之以鼻！
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勃起的义和团运动是最后一次农民革命和反帝爱国运动，还是反文明、反人类的民族灾难？
为侵略者辩护，就必然要对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正义行为进行曲解和诬蔑，甚至完全颠倒黑白。袁教授就掉进了这个最可耻的泥潭。他在“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这个题目下，为义和团列举了两大“罪状”：（一）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二）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由此下结论说，义和团犯下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哎呀呀，他把他列的这两条“罪状”既加给“历史”，又加给“中国人民”，还要以“国耻”的罪名要给我们的少年儿童传下去。那么，我们就翻翻历史，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历史并不像袁教授书写的那样。事实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势力的扩大，就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加深。以山东为例，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在修造胶济铁路时，他们随意订路桩，和沿线农民口角互殴，德军借口保路，枪杀农民二十余人，还勒令巡抚艈贤赔偿桩价兵费3400余两。铁路阻遏水路不肯造桥放水，引起农民“暴动”。凡铁路所到地区，旧式的交通运输被弃置，路线上田地房屋坟墓被毁坏，招致农民不满。加上汉口到北京旱路及沿运河水旱两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两大路线，甲午以后都起了大变化，运河竟成废物，沿河城市衰落，两岸居民的生计遭到严重打击。再加洋货流行，手工业生产瓦解，邮电通达，驿站萧条。这一切，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交通运输工人、驿站夫、镖客等，失业破产者至少数百万人。而封建政府和地方官员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农民最愤恨的人，就是享有特权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教民，外国传教士实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劣绅、土霸、讼棍、强盗、骗子的混合体。他们霸占田产、包揽词讼、侵犯主权、逞凶残杀、勒索赔款等等，真是无恶不作。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他的《拳乱笔记》里以美国为例，批评这些传教士既无德行又无职务方面的训练，“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做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连侵略者的头子都这么抱怨传教士，难怪“百姓始而抱怨，继而成恨，终且为仇”。一般平民受教堂野蛮残忍的压迫，不反抗不能生活。
义和团就是在这一内外民族灾难深重的困境下，勃起于中国北方各地的农民革命运动。他们提出“杀洋”“灭洋”的口号，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这一主要危险的认识。和太平天国相比较，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他们看到太平军创立“拜上帝会”，以西方教会形式和中国农民素有的行会形式相结合，并没有取得外国侵略者的认同和支持，相反，他们依然被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相结合的势力所镇压。所以，义和团依旧利用中国民间的教会组织，开展“反清灭洋”的革命斗争。他们斗争的武器是落后的，但他们相信“神拳”，即相信自己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外国侵略者（包括教会势力）的疯狂杀害，他们顶天立地，视死如归；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同声响应。他们从山东迅猛发展到河北，直到京畿——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带。他们进天津，闯北京，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过程中，和侵略者面对面地厮杀。联军头子西摩尔率2000余人，携带大炮、机关枪向北京进发。义和团沿途阻击，迫使侵略军一天只能前进几英里，最后在援军解救下退回天津。义和团用刀茅杀伤侵略军数百人，自己虽死伤惨重，但始终阻击，死不退却，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勇敢，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义和团的壮大，不但迫使封建统治者改“剿”为“抚”，允许义和团发展，而且连慈禧太后也想借用：当她害怕洋人暗中支持光绪皇帝，改变她的废立计划，她就下令请义和团进京，并破天荒地向八国联军下了“宣战书”。这当然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但义和团借此向侵略者开展了英勇的搏斗。虽然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很快向侵略者投降求和，并向义和团杀回马枪，使义和团惨遭失败，但义和团没有一个人投降，并散落到民间继续斗争。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的的确确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袁教授对义和团的诬蔑是毫无道理的。所谓排外问题，袁教授说：“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人。”他举了教科书上关于在从天津进北京的狙击战中，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事例，想否定这“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的结论，却举了在这之前的拆毁事例，然后就说：“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才算侵略，之前那些所作所为就不是侵略，而是传播现代文明吗？其实，早在义和团运动高涨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就大肆叫嚣，宣称“黄种仇视白种”，“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这种叫嚣，早已被他们在中国所到地区烧毁民房、惨杀平民、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恶行所揭穿。百多年后，袁教授又拾人牙慧，给义和团扣上“反文明”的大帽子，岂不是成了侵略者的应声虫。无可否认，义和团运动是带有愚昧落后的一面，因为他们终归是农民阶级，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缺乏像无产阶级这样先进阶级的眼力和智慧。何况封建统治者在利用中混进了不少为恶的地主分子和封建顽固派。袁教授竟然把这些人的恶行加在义和团的身上，说什么“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这公允吗？同样，所谓滥杀无辜问题，袁教授竟然把山西巡抚毓贤一手制造的大惨案也算在义和团的头上。毓贤是绝对排外的顽固派，在山东，镇压不成，他又出告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表示承认为民间团练。开始，义和团只是用“恐嚇”方法“仅仅想强迫教士退出中国，教徒脱离教会”，并无伤害人命，毁坏教堂的行动。只有一次，当义和团经过庞莊时，基督教徒竟无故开枪，并追捕人员。团民被迫反攻，焚毁教堂一所。美使馆借此夸大事态，以保护山东美教民为名，强迫清政府把毓贤调离山东。毓贤回京觐见，西太后赐“福”字，这本是例行仪式，却遭到美公使康格的抗议。毓贤被改任山西巡抚，英、德公使也曾抗议，康格更严厉，不仅认为是“敌意的”，还说“烦恼是会随他的委任而来的”。所以毓贤到任后，对那些造谣生事的耶稣教士格外怨恨。山西大惨案就是毓贤的野蛮性和康格的侵略性结合造成的，怎么能算在义和团的头上呢？更令人不解的是，袁教授把“慈禧的专职淫威惹来滔天大祸”也同义和团搅在一起，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了抹黑义和团，把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和义和团捆在一起，这是何等卑劣的手法啊！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它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瓦德西就认为义和团表现了“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侵华的重要代理人赫德在他的《中国实测论》里也说：“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他也认为瓜分之策是下策。此后帝国主义就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
在洋务派、保皇派的一片骂声中，辛亥革命派则称赞义和团的革命精神。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在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说：“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义和团是这些“文明国”压迫中国之反响。“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自然之理。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为不平，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文章驳斥当时流行的认为义和团是闯了大祸的匪徒的观点：“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亦知之否耶？”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中也高度赞扬义和团反抗侵略者的战斗精神：“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对于这样一件早有历史定论的事件，袁教授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学着历史上民族败类的腔调，把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义和团说成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灾难”的事件，这是何等的颠倒！把侵略者侵略中华民族的“国耻”，竟然放到抵抗侵略的人民革命头上，要“国人不能忘记”，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何等侮辱！袁教授身为堂堂大学的教授，用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学识”，要把我们的莘莘学子教成什么样的人，岂不令人忧之、愤之、讨之、哄之！
三、所谓“狼奶论”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论。
在炮制出“侵略有理”、“爱国有罪”的歪理邪说以后，袁教授提出了它的核心理论“狼奶论”。那么，我们可以剥开来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
据说袁教授是教哲学的。可是，他却用唯心史观来看待人类历史。他说：“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他就是依据这个历史观，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革命斗争统统污蔑为“野蛮的行为”、“粗鄙化的革命”、“民族灾难的根源”等等，这种污蔑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幸免。他说：“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加以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他甚至说：“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还公然污蔑中国人民反帝、反修斗争“中体现出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就是“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这种疯狗式的狂吠，充分暴露了“狼奶论”的反动本质。
人类的历史是“吃人生番演变”的历史吗？《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恩格斯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企图离开阶级斗争谈历史，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骗人伎俩。袁教授用“生番演变”这样污辱落后民族的语言，就是为他的“狼奶论”提供历史根据，就是企图用人的动物性（即兽性、野蛮性）来掩盖人的社会性即阶级性；用这样唯心论的污蔑，丑化革命，丑化革命的历史，以达到反对现实批判卖国投降的一切爱国行动。什么是革命？这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进行的重大变革，是指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人们改造社会的大变革，即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袁教授一反这个常识，提出“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按照这个标准，那当然他丑化的那些革命都不是革命，只有那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倒退的行动，才算他那“真正的革命”；甚至连侵略者变中国封建社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成了“革命”，这是何等的荒谬！袁教授用“狼奶”咒骂革命，咒骂革命人民，咒骂人民的革命历史，算得上一个“独创”。但是，这个“独创”却把袁教授和历史上的叛徒、汉奸、卖国贼一样，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袁教授一面疯狂地咒骂革命，一面喋喋不休地兜售他那所谓“现代文明”。他在咒骂义和团的时候，就对洋务派推崇备至，说他们是清朝政府里“比较清醒的大臣”，有他们在“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不但采取了尊重、遵从和忍让的态度，而且对西方“现代文明”也采取了理智、学习的态度。极力推崇戊戌变法，说什么这“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哀叹“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这“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并把这种结果归罪于义和团运动。由此不难看出，兜售的“现代文明”就是当年洋务派“学西方”那一套。试想，站在洋务派立场上看西方，还不就是洋枪洋炮的威力和工业品的倾销而已。正是依据他这个历史眼光，向“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族提出他那“振兴”的药方。他说：“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
这话像是既说给历史，又说给现实。但是，不论在中国，在海外，都是失败的历史。就中国而言，毛泽东早就总结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都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的这个总结，是积百多年失败教训的中国人真正觉醒、走向成功的开始。因为列宁领导的俄国，第一次向中国宣告：废除沙俄帝国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接着又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无私地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当赫鲁晓夫把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以后，向困难中的中国索要贷款，撤走专家时，有的苏联专家把研制原子弹技术机密的笔记本私下交给中方，让中方连夜拍摄下来，为成功提供了条件。这是在修正主义淫威下，多么感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些事实都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当中国人不完全觉悟的时候，视西方列强的文明为现代文明，而恰恰是在那个时候，西方人马克思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文明，经过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无产阶级的文明传播于全世界，横跨非洲大陆的坦赞铁路就记录着这种文明。正是这种文明和西方列强的文明相比较，使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亚非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看清了，帝国主义本性不变，它们对外扩张的本性也不会变；它们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压迫剥削手段再文明，也难以掩盖那血和泪的本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这种对比的条件就更充分了。对于西方国家人民的创造，中国人会继续以学生的身份虚心学习；而对霸权主义的行径和唯利是图的超利润剥削不是要时刻警惕吗？
那些不分文明类别，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现代文明的人，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方略的内应虫。他们深感无产阶级文明经过二十世纪末年的曲折，正走向新一轮的勃兴。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正在这种对比中产生新的觉醒。那些内应者心寒了，坐卧不宁了，他们纷纷跳将出来放言。有人竟以私人身份向美国主子提供《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再三向人家表示：“是经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关系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企图拍卖中国；美国决策者一听此言，高兴地呼应：“巨龙出水，融入世界。”指手画脚，要中国听它美国的，并视此人为朋友。还有一位“世贸功臣”竟不顾中央以航天事业为榜样，倡导“自主创业”精神，在一个论坛上宣称：“我们不能够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不一定要独资搞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才是我们中国汽车产业的胜利。”此言一出，台下一片唏嘘声，怀疑此君在世贸谈判中是怎样拍卖中国的。现在，袁教授以一篇大作同这些叫嚣相呼应，自有他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看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文明史尤其是百多年的近代史，他要颠覆这个历史，从灵魂深处来改变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为他们的卖国行径扫清道路。他看准了谙世不深的青少年，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他故作惊人地说：“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于是，就有了他那一篇“修改”的大作。但是，一经剖析，人们就会看出那是一篇题目吓人，内容杂芜；帽子工厂，张冠李戴；东拉西扯，不讲逻辑；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苦心编造，编者题图包装的一篇货真价实的卖国文章。怕人不解其意，文中特意与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相提并论。这使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侵华事件，袁教授修改历史教科书，抹黑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这一唱一和，多么心有灵犀，和谐一曲。然而，一部中国近代史，如同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丰厚不朽，那是一座树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丰碑，背面毛泽东的碑文和周恩来的笔迹，从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就铭刻在人们的心头。也许由于近年来叛徒、内奸、卖国贼太嚣张，人们一看见他们，就想起“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那些为祖国独立自由而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的英烈们。于是，有人建议，在纪念碑下树一跪状的铁人像，以警告这群民族的败类！此议若能实现，在跪像上书名，请不要忘记袁伟时，好吗？
四、袁伟时及其支持者的猖狂反扑说明了什么？
一篇宣扬卖国主义的文章竟然刊登在自称“主流大报”（“冰点”论坛主任李大同语）上，自然引起国人的公愤。有关部门及时作出处理，指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袁伟时的文章“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场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提出“停刊整顿”的决定。
一月十四日发出这个决定，第二天，《冰点周刊》主任李大同就向全国和海内外发表了抗议的公开信，公然指责决定“是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说什么“报纸是社会公器”，决定是“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质问对他的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讽刺这种做法是“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为袁伟时的文章辩护，说它“依据的是史料，理论的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等等。扬言：“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公开信一发表，海内外的同伙就都跳将出来声援。“反毛英雄”李锐在亚洲自由电台放言说：“中宣部勒令《冰点》停刊是封杀舆论，只会导致政府缺乏监督，这正是中国贪污腐败成风的主因。”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也给这个电台说：“我是支持《冰点》的，它是被全国记者协会评为优秀副刊的。现在叫它停刊整顿，中宣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甚至辱骂：“中宣部怎么这么愚蠢呢。”扬言要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整顿中宣部，它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气势汹汹地叫嚷：“对袁伟时的文章有意见你辩论嘛，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辩论，而利用你的权力把人家封掉呢。”袁伟时也不甘被封，一月二十七日，通过《美国之音》发表说：“当局关闭《冰点周刊》是错误的决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说他“无可奈何，无办法，无权无勇”。还欲盖弥彰地说：“我的文章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又谴责八国联军、英法联军的暴行。”据说，全国已有二百多记者在李大同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透过这些反扑的喧嚣之声，我们能看到什么？
李大同说：“报纸是社会公器。”是这样吗？这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曾经有人以“人民性”来对抗党性的自由化观点的翻版。你李大同攻击决定是“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可是，你为什么不把读者对袁文的“不同意见”在《冰点》上公开发表，却私下交给袁个人，你这不是封锁是什么？你们口口声声尊重读者，可是发表了那么多的错误文章，受到上级多次批评，你们何时向读者作过说明。你们心里根本没有读者，只有借读者造声势，抗拒上级的批评而已。一个时期，你们利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机，协同一些为汉奸文学翻案，把汉奸文学的大照片（如梅娘）风风光光地登在报纸上。读者打电话质问，编者竟说：“这只是你个人的意见。”可见，“将社会公器当个人家产”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这些和民族败类有共鸣的编者。明明是一篇宣扬卖国主义的文章，你李大同说它“理论的基础是开放的理性”。难道“开放的理性”就是卖国吗？你们手握文字话语权，把人民的报纸作为毒草丛生的园地经营，读者对毒草动一动、摇一摇，你们都不答应。可见你们叫嚷的“新闻自由”，就是经营毒草的自由。这，人民能答应吗？
李普说：“要整顿中宣部。”到底谁该整顿谁？明明是新闻界、教育界都存在着像《冰点周刊》这样的严重问题，你们竟猪八戒倒打一耙，把《冰点》封为全国“优秀副刊”，叫嚷谁要封它就该整谁。说得不好听一点，这就是强盗逻辑！你们向中宣部将军、叫阵：“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辩论。”在人民的国家干了坏事，还气势汹汹地围剿他的主管部门，这在建国以来还不曾有过，改革开放以来也很少见。可见这些人猖狂到何等地步！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主管部门，你腰杆不硬，他们就高兴，你腰杆稍稍硬点，他们就翻脸；你批评他干坏事，他们就说你“是文革式的大字报”。可见，他们不怕你主管部门，而是怕人民群众的觉悟，怕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执政权威。害怕群众，也可称为“恐群症”，这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使然。共产党千万不能染上这种病症，一染上这种病症，就失去了执政的根基。所以，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整风时曾讲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一九六二年总结大跃进时又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面对这些人的叫阵，人们很自然会想起前多年对《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刊物的查封。假若这些刊物生存到现在，这些歪理邪说早就得到应有的批判和清算，何来这些人的猖獗。正反两方面都说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执政有根，威力无穷。看这些人谁还敢胡吣！
近日，网上有则消息，是说北大有位周姓旁听生，给总书记写了封万言的公开信，反映北大一名教师在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的讲座中，讲到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影响）时提到：“好像在前天新闻里还看到了说胡锦涛在会上重提马克思主义，说要高校培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什么的，我觉得很可笑，确实觉得很可笑。”当时场面哄堂大笑，继而是一连串的鼓掌声，夹带着“是啊、对、就是、真的可笑、对对”的声音，该生在这笑声中觉得“非常刺耳”和“难受”。在公开信里，该生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遭遇痛心疾首，要求中央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并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学说之一”。要求总书记“高举毛泽东、社会主义旗帜”奋起反右：“中国是需要往左走的，右派只能是灾难”，“文革有它的必然，毛主席的眼光是最深远的，并不像右派们的鼠目寸光”。消息的想起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给这位旁听生送了个雅号：“狼孩。”说：“中共长期利用其‘党文化’欺骗毒害中国民众和青少年，甚至儿童也不能幸免。上述那位北大旁听生，正是这种‘党文化’长期灌输下产生的变异‘狼孩’。”
这则消息进一步证实了在高校的讲台上绝不只是一个袁伟时。可喜的是在“奚落马克思主义的一片笑声中”，确有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后生。消息的对“狼奶”的阐释道出了袁教授不敢讲的话，他所憎恨的“狼孩”，吃“狼奶”的劲头更足。
李大同的公开信透露：有关部门还给新闻界发出这样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也许根据这个通知，李大同才敢指责有关部门“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急急忙忙发布了他的公开信，挑起了这场围攻。可见，“怕”字当头，连必要的批评都难以开展起来，更不要说“锄毒草，变肥料”这样尖锐的事了。据袁伟时给外电说，“冰点周刊因他的文章被停刊后，到现在他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就是说没有人过问他的事。这就是怪现象，上级这样严肃批评的人，本单位竟没有人过问。到处是自由主义在消解，执政基础能稳固吗？
“停刊整顿”是好事，能否办好，还要拭目以待！
（肖衍庆：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 20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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