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2日下午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在北京东风宾馆举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老中青三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改革的首倡者和支持者。其他与会学者辨析并批驳了企图误导我国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政策，并反思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自身原因。最后，大家形成共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坚持追求真理的原则，本着为国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努力提升发展面向中国当下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水平，与社会公众和媒体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下面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的书面发言稿：
到底是改革前进还是复辟倒退？
北京大学巩献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3月4日在北京西山国务院所属的杏林山庄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向座谈会”，是我国最近发生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后果将是极端危险的！
其严重性不在于发言者个人发言的内容，严重的是整个会议记录表明，对于如此反动的发言整个会场竟然没有遭到一个人的批评和反驳，反而得到该研究会头头高尚全的“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的总结的评价和感谢，并且表示“非常尊重各位的发言”！！
更为严重和危险还在于，这样性质的一个会议，竟然没有在我国多数主流媒体得到抵制和批评！！
我认为，这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正在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自主创新，批判新自由主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势下，西山会议派们在其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后果，正在逐渐被人们认清和受到质疑的甚至抵制的时候，他们配合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外交转型和颜色革命，向我党和全国人民发起的一次政治上的猖狂进攻。
这次进攻的策略是打着所谓改革和维护改革的旗号，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妄图改变我国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今天如何判断人们言行的是非呢？没有其他标准，惟一的，就是宪法和法律。其中，载入宪法的、作为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因为：一是宪法的规定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是每一个公民行为的尺度、标准和限制，二是通过了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三是全国各族人民达成的共识。西山会议派的发言以及达成的共识是直接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
首先，西山会议派主张和维护的所谓“改革”究竟是什么货色？
我国的改革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复辟和倒退？
邓小平在1985年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在1986年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挥咱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1983年明确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同上，第44页）； 1985年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下第1047页）这一年他讲过“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在同年他还强调指出：“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1986年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往往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3页）
在这年的9月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一些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页）
1987年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4页）
在同年他又明确地谈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 页）
1989年他还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1992年初他讲：“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379——380页）
1987年他就讲过：“到了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实现第三步目标，我们中国人就可以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对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于还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可能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得很好，但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要重新闹革命。所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下第1186页）
西山会议派公然主张我国改革要走向“台湾模式”，主张私有化，主张土地私有化，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制，难道这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吗？
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和西化、文化产业化、指导思想多元化、社会两极分化等，难道这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吗？
关于国家职能问题上鼓吹的一系列谬论， 是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请注意阅读我国现行宪法总纲，共有32条，其中有西十个“国家”为主体的职能！！而他们主张削弱国家职能，把40项国家职能责任交给所谓“社会”或私人承担，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是什么？
什么“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是什么指导思想？
一边发表文章说什么“市场经济呼唤雷锋精神”一边宣扬什么自私自利的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是什么？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还是趋向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倒退？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改革问不问姓社和姓在资？邓小平在其文选第二、三卷中有864页878个社会主义，236个资本主义，何来不问？？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4页）
能够说什么问题都不争论吗？邓小平不仅讲争论而且讲斗争！（三卷共讲了461个斗争）1982年7月指出，体制改革，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党的建设这四个搞好现代化建设的保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9页）
第二、到底是谁在怕总结和反思改革？
正确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冷静科学地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吗？邓小平多次说改革是一种探索，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在于是否承认和改正！可是西山会议派，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和错误的，探索的都对！所以他们就反对回头看，反对总结经验。
而邓小平说：“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第3卷第265页）“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有好多事情我们预料不到。……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失误，估计今后还会有失误，但我们相信，及时总结经验，可以纠正错误。”（年谱第1217页）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文选第3卷第174页）
第三、是谁在阻挠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
在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当着有人提出草案是违背宪法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同意见时，不是就所提问题展开讨论和批判，而是围攻、污蔑、漫骂提出意见的人，扣上“反对改革”、“人民公敌”、“历史罪人”、“法盲”、“苏俄走狗”“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罪人，难道这是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吗？
人大立法吴邦国就提出姓社姓资之分。
2005年9月26日吴邦国提出修改物权法：“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实际。法律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与西方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有着本质区别。制定我国的物权法，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确立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物权法律制度。我们要借鉴国外物权法律制度中对我有益的东西，但绝不能照抄照搬。 ”
我国立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是在给谁施加压力，难道一个人就能阻挡国家的立法进程吗？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吗？他们反对的是谁还不清楚吗？
第四、到底是谁在反对邓小平理论？
他们制造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对立，之后又歪曲和背离邓小平理论！请看：
关于多党制——邓小平1980年1月说：“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267页）
关于三权分立——邓小平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适合中国实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1987年在会见美国总统卡特时讲“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89年6月9日他又讲“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第307页）
关于军队国家化——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吗、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吗？”（同上82页）
他们的主张与邓小平理论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五、他们的矛头对准了谁？
是对准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中央是个加工厂。是谁在提供错误的信息，堵塞真确信息的通道？
又是谁在严重干扰、阻挠和影响中央的正确决策？
为什么对于改革中的某些做法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更不能说坏，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允许总结和反思改革？
在前几年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山东某市的“左手倒右手，公有变私有”是个别现象吗？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道不同反对建立和谐社会的言行进行斗争能够建立起来吗？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播的新闻中说什么：黑龙江所谓国家林场私人承包后，报道说“林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吗？难道过去林没有定权，树不定根吗？是什么心没有定？难道能够说这里没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吗？
“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
那些反对党的章程，不承认党的纲领和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党员继续留在党内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呼吁：是该执行党的纪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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