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什么样的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什么样的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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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

两大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去世后的短短一年中，政协、民盟，包括他工作过的社科院、北大、民大，都开过很多研讨会和纪念会，我想我们真正理解他、读懂他、继承他，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更重要的不是为了今天怎么怀念他，而是来探讨他提出的两个大问题：三十年代他提出的乡土中国问题，九十年代他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

费老当初作江村经济也好，在大姚村作广西的民俗调查也好，一直到八十年代他重新出来主持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他都注重做具体的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比如他去研究诸如西北的老百姓要不要养兔、怎么养兔等问题。那个时候一些媒体采访他问，您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么去研究甘肃的农民要不要养兔？当时他回答：从我年轻时起就碰到怎么使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富民”问题。他年轻的时候追求，包括通过认识乡土中国来研究中国该怎样发展，到了晚年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这个问题他晚年不断地讲，反复地讲，里面的许多深意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

十多年来，我自己在三类不同的人之间游走，一类是做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上只是关心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或者主要在政策层面做研究，许多研究做得很具体、很深入、很扎实；第二类就是广义的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包括人类学学者，我们讨论很多价值层面，或是以理论形态来讨论价值层面的问题，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问题；第三类也很重要，就是做历史研究的，他们可能既有现实关照又有文化视角在里面，但是主要从历史的脉络来理解。我有一个感觉，过去这类人对话不多———当然有些人是有跨度的。如果我们能打破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这三类人凑到一起来谈问题，可能会更有收获。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我觉得，“乡土中国”不只是一个描述概念，而更是一个分析概念、一个问题意识。如果费老健在，我想他也一定愿意与我们讨论，中国走到今天，甚至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最大的特性之一是不是仍然还是其乡土性？费老在《乡土中国》里，开篇就讲乡土中国有个特色是不流动的。而我在想，中国的乡土特色是否可能既是乡土的也是流动的？而这个乡土性，并不是说只有农民、农村才是乡土的，今天我们这些在上海、在北京的人身上是不是也充满着乡土气息？这个乡土气息未必就一定是落后的、不好的，要被抛弃掉，当然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次要的、会被历史无情淘汰或被我们摆脱的成分。

这个问题甚至使我想到七十年代初，提出解决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引用列宁的话，说到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时我们很年轻，以为小生产者就是农村种自留地的，然后跑到城里来搞买卖，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后来我接触一些老先生，包括冯友兰先生，也包括地位很高的领导，记得他们都说过：这个小生产者，或者小资产阶级、小农，其实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冯老说包括他自己，我们都是小生产者，实际上不是说它好坏，这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乡土性。当然也可以说它是有文化的，比如现在人类学比较关心人际关系，以及一个由我及他的过程。如果乡土性是在这个层面上讲，那它就不是描述曾经有过的一个农村，随着走向现代，它就会被甩掉的问题，而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问题意识”。有了这个“问题意识”，再去讨论一个个的问题，比如说，三农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欠工资问题、下岗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即使带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当然你还可以说中国还有别的什么特性——也仍然要进而去理解费老讲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个自觉不是简单弘扬自己的传统，然后张扬我们或者是西方意义上的自主性，其内涵要丰富得多，也比我们自己现在讲的宏扬民族的优秀传统丰富得多。这个文化自觉又要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话题。我记得费老80多岁时，在一次有国外学者参加的场合讲“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当时翻译好像很困难，而一旦翻译过去以后，很多国外的学者，包括一些很优秀的学者，都觉得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觉得，“各美其美”如果走到极端会有问题，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的都不行；但反过来说，“美人之美”走到极端也会有问题，那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什么都是别人的好。其实这两种我们都经历过，认为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有过盛唐那样的辉煌，所以后来直到晚清我们都还认为只此一家。但晚清以后这个观念几乎就没有了，于是只剩下“美人之美”了，而且这个“人”好像只剩下西方一个了。其实在这种变成跪在地上、已经连自己的根都没有了的情况下，你也欣赏不了别人，所以费老在晚年提出“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而且这个“大同”是“和而不同”。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那么如果带着文化自觉来处理刚才那个“问题意识”，处理养兔也好、养猪也好、增收也好，现在的城乡一体化协调也好，乃至新农村建设、合作化或新形式的合作也好，包括那种“差序格局”的理念，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而不是出现很多搞农村研究的人所担心的，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村庄整治、修路，然后搞个什么文化站，再往这个站的墙壁上贴个什么标语的情况。

如果把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和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思考路径，费老当初的努力，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他们的努力，还有从牟宗三、冯友兰的努力，特别是毛泽东等自二十到三十年代以来的努力，也可以进入到一个脉络里面，包括我们处理所谓的“短期内的将来”，至少有这么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在那儿。就像我所在的社会学界，无论讨论什么，每次讨论一定不是韦伯(MaxWeber，1864－1920)就是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除此好像就没有任何别的文化资源可以借用、调用了，甚至包括想象也没有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既丧失了问题意识，也丧失了文化自觉。以后就变成了——不只是学术界和广义的文化界，还包括操作或实际的层面——有时候不假思索就认为一定要那样，一定要符合那个曲线、那个模型、那个警戒线。甚至有过一次最可笑的是，听说基尼系数达到0.4就不得了，而中国现在才0.39，很多人认为那就没问题了！

再有，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意识或文化自觉的丧失，很容易找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洋八股、新八股、新新八股和当今的各种八股的影子。现在一开会，一发文章都是八股，包括打开电视。本本主义肯定妨碍了立足本土、从本土生出问题和对问题进行阐述和做出可能的解答，这种本本主义毫无疑问直接妨碍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但是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还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其实也和冷战结束是有关系的。

二战结束进入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独立出来，重建家园。这些国家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思路、经验、问题和对问题可能的解释。实际上在冷战期间及之后，大量这样的东西要么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要么即使翻译出版了，却躺在书架的某个犄角旮旯里。今天去看，不管是商务、是中华、是三联，还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小出版社，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有些甚至不断地重印，但是基本上没有成为我们讨论中的一笔资源或可能的经验，哪怕是借鉴。乃至今天有些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很大程度上不只是由于我们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即使有一些没有受教条的影响，是不是还受大的冷战和冷战结束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费老先生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也看不到在1945年以后亚非拉各个地区的实践、经验、问题和他们从那些问题里生发出来的不同解释。那些基本上在我们的脑袋之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主义加消费主义陷阱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问题。即使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三农问题，可能也需要换一个思路，也许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增收，而是怎么减轻农民的开销？另一个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解决他们穷的问题，而是怎么组织他们互助，怎么创建互助的农村社群、社区，里面还要有一种亲情、信任和自信？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而不是从技术意义上再增加多少钱，再拨多少款，再去找投资，搞慈善和救济。这样去看三农问题也许会走出那个发展主义加消费主义的陷阱。看起来好像只有拼命投资、拼命讲钱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了钱之后就拼命盖房子，不断翻新。当然，从这个看法里面可以深入的讨论不只是西方的消费主义，其实也有一个攀比问题，像浙江现在从修墓到修房子等现象，应该想想我们身上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下一个问题也一样，就是为什么希望做文化研究的和做历史研究的也参加到当下三农问题的讨论，而不要只限于很小的圈子，即所谓的农研圈子里，哪怕他们做得很好。我觉得，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本期《年度学术》讨论古希腊土地制、私有制起源，讨论英国公田制度，讨论明清以来的中国土地问题，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对考虑今天安徽的问题、湖南的问题等等，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要讨论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问题，如果我们能慢慢把类似南亚经验、拉美经验、非洲经验也作为研究的资源，结论可能会很不一样。或者说，至少是我自己，看了原来的历史经验和先贤的论述，例如宋代的土地问题，或者今天非洲的问题，有时候真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最后回到费老，他晚年去过日本好几次，有一次日本学者问他，你是不是试图重新把中国传统找回来，只不过不用新儒家的办法，而是用人类学的办法把中国传统的资源找回来，以抵御全球化？费老当时一笑，说，其实不是这样简单的……费老当时的意思是说，中日之间可能有不一样，但是真正想处理的是，不管有一天科技如何发展，市场怎么竞争，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价值我们还能够共存共享，最后能够“美美与共”。对于传统的东西，它其实是生生不息，还在不断延续的。不能说它就在那儿摆着，我们一下子把能找回来就完事了。

我们更不是要拣起任何一个所谓的传统来抵抗全球化，而是寻找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或者未来更符合我们所有人，不管他是哪个学派或哪个国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价值，它就是“美美与共”，就是“和而不同”，这样才有可能“天下大同”。

(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本文是根据他在中国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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