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向前按：这篇文章是不久前应邀在国内某左翼团体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我们将它郑重推荐给《红色中国周刊》的各位读者，原因有三：

　　一、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俄国革命——之所以说是“还原”，是因为他将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通常读到的，似乎已被固化而遥不可及的俄国革命搬到了活生生的现实舞台。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一直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由胜利者记述的宏大革命在后人眼中总是多了几分轰轰烈烈的史诗般的神圣和浪漫，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叹革命条件的不可复制和革命领袖的不可企及，在今天看来，“没有革命的人民”何尝不是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免谈革命的最坚实的盾牌?但98年前的列宁没有因为这个与今天一模一样的门槛而被“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绊住脚步，那个时代最终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历史赐予的资源和优势。

　　二、对俄国革命的回顾使我们再次明确了，暴力革命永远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选项，但往往不是第一选择。对于今天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同样如此，不管是“保党救国”还是“左右合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他们所有的“和平手段”尝试失败之前，即便是列宁也无法替他们包办革命。但资产阶级会用现实教育他们，逼迫他们追随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不能等待他们来追随，而必须为自己认定的方向积极准备，同时只有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出来自己“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才能真正争取到这些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让他们不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去做反革命的参与者和帮凶，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革命的力量。

　　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新革命遇到的老问题，但并未展开论述。依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在未来资产阶级遭遇重大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首先开创“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并由此过渡形式而最终夺取中央政权，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期待张耀祖同志对此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同时更希望一切有志于探索未来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同志参与讨论。

梦回俄国革命

张耀祖

　　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犹大们颠覆殆尽。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要来诅咒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遭受折磨的底层人民早已经诅咒它了;我们也不是来为社会主义举行葬礼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早已经在这个葬礼上发财致富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四万万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聚集在这里，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展起来，我们所要迎接的必将是它的浴火重生。

　　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吗?满是疑虑的人还很普遍，但信仰革命的人必定是充满信心的，因而是不会怀疑这一点的。

　　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0年后，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便诞生了!

　　有时候它比人们预计的还要快一些。

　　俄历1917年1月9日(公历是1月22日，比俄历推后13天)，是俄国1905年革命12周年纪念日，流亡国外的列宁在为瑞士青年工人作报告时最后讲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40余天后(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三八妇女节)，俄国二月革命正式爆发，八天后沙皇即被打倒!再八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

　　时年列宁47岁，于今日当属中年，在一百年前的封建俄国，这个年龄的人已是三世同堂的老年人了，有幸在有生之年于那场“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的确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料，这是列宁幸遇革命的“偶然性”;同时，他自17岁参加革命，历经30年的梦想与磨难，这是他选择革命的“必然性”。

　　事实上，正如新生命的孕育总是要历经慢慢长夜，经历无数次的妊娠反应，无数次的骚动，直到新生命降临的那一刻，还要经历一次巨烈的阵痛一样，革命也总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纪念十月革命胜利98周年，回顾并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俄国革命是如何被孕育的;二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有可能使国家政权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的主张，为什么最终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才得以实现;三是新革命遇到的老问题。

　　一、从“没有革命的人民”到孕育了革命的人民

　　俄国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斗争是从1905年开始的。

　　列宁在该报告开篇第一句就强调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把1905年革命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换句话说，这次革命毕竟是从爬行到站立，不可避免地失败于敌强我弱，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它却由此孕育了十月革命。事实也正是如此，1905年革命为十月革命作了总演习，是十月革命的彩排，是日后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得出的最普遍的结论。

　　1905年的俄国革命刚一发生，并不是像事后人们看到的那样，堪称一件伟大的事件。它仅仅是由看似愚昧无知的工人请愿活动“意外”引起的，持续一年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又把这些平日里软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锤炼得坚不可摧，并使他们后来具备了改天换地的能力。这是什么力量或者魔法作用的结果?我们还要进一步关注，这些被资本家任意驱赶的奴隶，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完成了苏维埃这一后来成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俄国工人的伟大创举(即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列宁语)，并表现出了冲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制，而越发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这一事件我们关注的重点无疑是“苏维埃”!但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如果说苏维埃是这场运动形成的革命种子，那么，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正是它的基因，由此才生长出十月革命的参天大树。

　　1905年，初次登上俄国政治舞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大部分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的俄国工人，何曾被人想到他们的怒吼会剧烈震撼了俄国的封建王朝。是的，没有人天生是绿林好汉!

　　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左派改良主义者一再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只能缓慢推进。在这些清高的知识分子看来，人民还是些没有教养的“歪瓜裂枣”，如果能教会他们投票就已经实属不易了。乍看这个结论是符合俄国当时民情的，只不过再往后看，它就成了一个鼠目寸光的结论。诚然，1905年的那个星期天，工人们到冬宫广场是向沙皇请愿的，而不是要革命的，是要恳求沙皇降旨，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结果工人们的乞求和愚忠收获的却是沙皇政府射出的子弹。列宁讲道：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像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1000多人，伤了2000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革命发生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又是怎样的呢?列宁讲道：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可见，这是一场在加邦神父率领下(而不是由革命党领导下)，由工人们向沙皇的请愿活动所“意外”引发的革命。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因为工人还没有革命的主观意愿，之所以引发为革命，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

　　俄国老百姓历来把沙皇视为仁慈的“小父亲”，“流血星期日”却无可挽回地打碎了它。俄国工人从此同沙皇政府势若水火，俗话说，结下了梁子。愤怒激发行动，一年来，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工兵农运动四处蔓延，直至向武装起义发展。与此同时，运动中产生的进步分子加入到了革命党的队伍，使得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抛在外围的革命政党同运动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反过来，政党和领袖的存在又使工兵农运动的目标变得清晰可见。

　　列宁在报告中讲道：

　　“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五千万至一亿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标志着1905年革命达到了顶点，直到1906年1月1日，8000名武装的工人同沙皇政府军战斗了9天后被镇压，革命才渐入低潮(1905年秋沙皇为镇压国内革命，仓促签订了日俄停战协定，抽调回部队进行镇压的同时，从英法贷款4亿美元补充中央财政，支撑沙皇中央集权的两根支柱勉强竖立了起来。美英法等民主国家最初是支持俄国民主革命的，后期由于恐惧工兵农的政治激进、反对社会主义转而支持沙皇镇压)。

　　那些把所谓列宁的“灌输论”奉为圭臬的自大的“救世主们”，应该注意体会列宁对一场真正的革命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后，所说出的下面这一段话：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二、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是革命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一种普遍的过渡形式

　　拥有武装暴力是拥有政权的最显著标志。

　　今天的一般民众普遍都不假思索地认为，民主是通过多党选票竞争、圆桌会议或和平的谈判而得到的。如果在议会里打架，那是要遭人耻笑的，因为民主是排斥暴力的，哪怕是打打架也罢。这种误解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有意淡化暴力，以避免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我国没有经过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们习惯性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文人提供的材料。其实，所谓民主革命，就是打碎王冠，消灭地主，把农民从土地雇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人身自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买卖的劳动力商品，为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开辟道路。为此，习惯于坐享其成，坐地收租的地主贵族必然是要坚决镇压上述企图的。别无他路，新兴资产阶级只有联合随时随地可以武装起来的农民，采用暴力手段打碎他们共同的枷锁，才能解放自己。因此，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称它为政治革命)，几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通过武装暴力变革政治上层建筑而实现的。但这种革命不同于在所有制上变私有为公有的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它只要完成国家政权从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即便保留君主虚位)，建立共和制，革命即告成功。

　　今天，议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最高立法机关，但在早期资产阶级弱小的时候，它只是君主与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议事机构(俄国议会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产物，在俄国称杜马)，本身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资产阶级在其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和发言权。随着资产者在人数和财力上的壮大，议会便成了他们同君主进行权力角逐的场所，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直至资产阶级以议会为支点掀起暴力革命。典型的如英国1640年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直接诱因都是中央财政枯竭的国王召开议会，再次把手伸进了资产者的钱袋子，导致矛盾激化，接着在议会中围绕王权与议会权力分配展开激烈斗争(此时通常是非暴力的)，最后引发了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内战，经过数次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资产阶级最终站稳了脚跟，确立了以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的立宪民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这里，王权与议会两种政权形式此消彼长，可以看做是两个阶级政权并存的初始形式，谁胜谁负一般在于两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武力上较量的结果。

　　在存在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了以民族民主独立解放战争的形式反抗殖民统治，最后建立了共和制政府，典型代表就是1566年至1609年40余年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尼德兰革命和发端于1775年的反抗英帝国的美国独立战争。近现代亚非拉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独立解放运动，就是这种类型的民主革命。这里，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宗主国是两个并存的政权。

　　由此可见，暴力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普遍适用的形式，即便少数采用和平过渡的形式实现共和，也是在以暴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实现的(对抗双方综合力量对比的结果)。

　　我们熟悉的发生在中国的著名农民起义(先称王称霸)，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进行的北伐，中国共产党苏区的武装割据，首先都是要建立一个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地方革命政权，进而发展壮大，直至最终夺得国家政权。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并没有出现像英法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的结果，即由资产阶级独掌国家政权的局面，而是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且都在首都彼得格勒)：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即列宁所称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穿军服的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政权。按照通常的历史经验，这种并存的局面不能够持续，其结果要么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解除苏维埃的武装，要么苏维埃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两种情况在实际中都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与发生在我国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推举旧臣黎元洪为都督一样类似的现象，掌握武装的“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页)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过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首先发生的是二月民主革命，革命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掀起的。

　　十二年前的俄历1905年1月9号“流血星期日”(公历22日)，是俄国工人同沙皇政府决裂的日子，这一天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俄国工人的头脑中了，只要有可能，俄国工人都会在这一天走上街头向沙皇示威(比如1916年当日彼得格勒就有10万工人罢工游行)。1917年这一天，首都彼得格勒工人在万人兵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牵头下走上街头示威，成为二月革命的前奏。

　　俄历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50家工厂约13万男女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罢工示威的群众增加到20万，运动不可逆转地成为政治性总罢工。

　　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脚，连忙诏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着令于明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沙皇政府首先逮捕的是领导运动的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各级领导人和其他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同时在屋顶和角楼架起了机关枪，向示威的群众射击。但是，沙皇的血腥镇压反而激起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俄历2月25日，罢工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工人攻占军火库，夺取枪支弹药，筑起街垒，与沙皇军警展开战斗。同时，革命党人和工人跑进军营，宣传和感召士兵，赢得数万名士兵公开站到革命的一边，并同武装起义的工人一道，占领了沙皇的巢穴冬宫和政府各部，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挽回败局，立即从前线调军队企图夺回首都，但沙皇军队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兵变。，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

　　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撑，于俄历3月2日被迫退位，欲传位其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企图保留王权，其弟不敢继位。这样，仅仅历时八天，统治俄国达304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就被二月革命冲垮了。俄国民主革命完成了。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有产阶级要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把政权从沙皇手里拿过来，然后交给他们，就像美国或法国那样，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或者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在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工人和士兵就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并由士兵苏维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俄历3月2日沙皇宣布退位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地主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极其微弱，没有也无法对苏维埃施加暴力。

　　两个政权同时在首都并存，是因一战俄军失利和工兵起义推翻沙皇从而武装了苏维埃才最终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工农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当初革命一样，在王权和议会此消彼长时，依托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工农的议会)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资产阶级去独立组阁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时，介于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左右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俄国士兵就是穿军服的农民。列宁认为，在农民同资产阶级实行了阶级合作的时候，武装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条件是不存在的，而只能借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条件，促进政权和平过渡到工农阶级手中，即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是对工农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利的一种尝试。列宁解释道：“这种现象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页)

　　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有强大的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经济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以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两党为主)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掌控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尽管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其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其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而往往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领袖)。他们认为，俄国在经济上还不到社会革命的成熟阶段，俄国大众所受的教育还不足以接管政权。他们相信，俄罗斯必须经历欧美那样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最后才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建立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同时他们断言，就俄国当时民主革命后的现状而言，如果同资产阶级形成对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战。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用当时的话说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是“护国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强国派”、“保党救国派”。作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表现在领袖方面，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对资产阶级还要再多一份一厢情愿。而“革命历史教训始终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列宁语)。结果就是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小对比，小资产阶级最终要么依附于资产阶级，要么追随无产阶级，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哪个小资产阶级能够独掌政权的，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包括农民革命)。

　　我们再考察一下二月革命期间苏维埃是怎样建立的。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联合召开了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由两党所委派。工人苏维埃代表成员中，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士兵(就是穿军装的农民，当时农民占全俄人口的80%以上)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则占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历来较高);由于是首都彼得格勒的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纯粹的农民代表还不存在，且也不是推翻沙皇的主力军。最终苏维埃选举的结果是：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成为少数派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俄国当时经济排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列第五)，工人阶级比例较小;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市民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大批传统城市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代替他们的是“农民工”和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小业主等，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三是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监狱或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四是召开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正在同沙皇的军警作战而不能参加会议;五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地下秘密工作状态，缺乏开展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合法选举的经验，从会议通知到选举仅仅数小时里，布尔什维克无力应变。

　　当推翻沙皇成为既定事实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盘踞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协商。在沙皇退位的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了资产阶级手中。大地主李沃夫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资产阶级右翼保皇党首领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劳动派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苏维埃则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早年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见1917年7月列宁《革命的教训》第五节】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因为继续推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多次发生政权危机，而它企图通过军事上的一次胜利来摆脱危机。于是在俄历1917年6月18日冒险向德奥帝国军队发动进攻，结果遭到惨败，十天内俄军损失六万人。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尤其是士兵。7月3日，首都第一机枪团自发走上街头示威，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们汇合在一起，在示威有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冒险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紧急做出劝阻发动的决议，但没能奏效，起义还是发动了。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做出第二天进行和平示威游行的决议，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有组织的运动。

　　乍一看来，布尔什维克突然变得“不革命”了。其实，自从二月革命推翻王权后，布尔什维克就一直主张，两个政权并存，在实际上由苏维埃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有利条件下，如果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在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牢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必须时刻注意到，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那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引自列宁《论口号》一文片段)。这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两个政权并存期间，革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过渡的一个基本认识。

　　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50多万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参加了游行。当日下午，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临时政府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

　　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刺刀，和平过渡的通道已经被关闭，自此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两个政权并存条件下和平过渡的试验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呼唤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从此终止。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在等待敌人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怀抱中来的同时，积极组织新的苏维埃(由最底层参与选举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实际上，公历11月7号起义当天，成功召开了第二届全俄工兵苏代会)并准备武装起义，诉诸暴力革命，推翻临时政府。

　　七月事变后，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总结道：“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1848年残酷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一位法国将军——笔者注），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七月事变实际上起到了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一边的作用(这不是谁的聪明和愚蠢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为保住政权，调整并缓和与苏维埃之间的矛盾，对临时政府进行了改组，大地主和资产阶级退居幕后，推举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同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克伦斯基上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内阁，却无力切实有效地解决工兵农强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平即停战议和，士兵不愿再做帝国强盗们的炮灰;土地即分给农民土地，不再做雇农;面包即城市工人工作生活问题，工人要主导生产和分配)。

　　八月底，克伦斯基任命的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起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者声称是要清除二月革命的参与者，真实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宣布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称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俄历8月25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暂时保住了，但这一事件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其政治威信。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总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变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这次无论是叛乱还是内讧，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二月革命发生以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现在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了(参见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俄历8月31日，莫斯科苏维埃在俄历9月5日都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俄历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冬宫被占领，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人手中。

　　历史在叙述这一革命时刻时，着力表现了它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毕竟“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马克思语)。但真正的细节却是惊心动魄的。只要翻阅一下《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起义的相关文章，读者就会自然地感觉到这一点。俄国在此后四五年的反抗外国武装干涉以及俄国内战中，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小资产阶级政党便一个一个地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暴力革命终归是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真理，列宁也没有能够超越它。

　　2015年11月12日

　　(本文是在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谈会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原发言稿标题是：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

　　【附】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40余天前给瑞士青年工人所作的报告。报告简明扼要又生动地总结了发生在12年前的1905年俄国革命。演讲者根本不会想到伟大的十月革命就会在当年爆发。这里引用列宁在报告的最后一段文字，大家就会看出这场革命发生的“意外”，连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也未曾料想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当年列宁47岁。

　　(——后均为引用列宁的报告段落)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维基百科解释1905革命的时候说到：这场革命没有组织，没有目标，也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归咎于几十年的国家动乱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满。俄国国内改革不利以及少数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挥不力，导致军队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最直接的导火线。

　　1905年革命爆发前俄国各革命党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革命在短时间内掀起的浪潮，是和平时期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五千万——一亿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后面的情况大家看报告全文吧。罢工如何震撼了全国，工兵如何武装起来，又是如何创建的苏维埃，并实际成为革命领导机关的。

　　中国未曾有过这样的工人运动，如果您对中国工人阶级还缺乏信心，还不了解革命的人民如何武装起来，请看列宁这篇报告吧，他一定会给您以极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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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列宁(1917年1月9日[22日])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纪念“流血星期日”十二周年，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一天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像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1000多人，伤了2000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我不妨把工人的请愿书念几段给你们听听。请愿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彼得堡的工人，特来求见陛下。我们是些不幸的、受到侮辱的奴隶，我们备受专横暴政的欺压。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工作，请求我们的厂主哪怕是给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厂主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也像全俄国的人民一样，没有一点人权。由于陛下的官吏之故，我们已变成了奴隶。”

　　请愿书列举了下面的要求：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请愿书最后写道：

　　“陛下!请不要拒绝帮助您的人民!请消除陛下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吧!请陛下降旨，并宣誓实现我们的请求，那时陛下将使俄国变成一个幸福的俄国;否则，我们就准备死在这里。我们只有两条道路：不是自由和幸福，就是坟墓。”

　　现在人们读这份由神父领导的没有文化教养的工人的请愿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人们不禁会感到，这份天真的请愿书同那些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清谈家的社会和平主义者目前作出的各种和平决议，颇为相似。革命前俄国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一个统治阶级即大地主阶级的首脑，这些大地主已经同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准备用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垄断、特权和利润。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总想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自居——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期待正在进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民主的”和平，正如以为通过和平请愿能推动血腥的沙皇实行民主改革的想法一样，是非常愚蠢的。

　　尽管这样，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伪君子，他们企图通过心平气和的劝说使人民脱离革命斗争;而革命前俄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俄国工人，却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第一次觉醒过来，开始具有政治觉悟。

　　而1905年1月22日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他们开始具有政治觉悟并且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5000—10000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13000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这次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直接达到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大量的贵族大地产，即1792年和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的一些措施。

　　俄国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和先锋队，而且还因为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手段即罢工，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是种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波浪式前进中的最突出的现象。

　　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起了非常巨大作用的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伟大的革命。是的，如果不根据罢工的统计材料来研究俄国革命的种种事件以及革命的政治形式更换的基础，那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以及政治形式的更换。

　　我很清楚地知道，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是非常不适合作口头报告的，是会把听众吓跑的。但是为了使你们能够估价整个运动的真正客观基础，我还是不能不引证几个化成整数的数字。俄国在革命前10年内，罢工者的人数平均每年为43000。所以在革命前整整10年里，罢工者的总数为43万。1905年1月，即革命的第一个月内，罢工者的人数为44万。这就是说，在仅仅1个月之内就比在过去整整10年中还多!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没有发生过像1905年俄国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罢工者的总数为280万，比工厂工人总数多一倍!这当然不是说，俄国城市工厂工人比他们的西欧弟兄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力量或斗争能力更强。其实恰好相反。

　　但是，这表明无产阶级的潜力是多么巨大。这表明，在革命时期——根据俄国历史上的最确切的材料，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说——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这表明，人类直到1905年还不知道，当要真正为了伟大目标而斗争、真正革命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并且一定会增加到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了不起的程度!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最英勇不屈、最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正是雇佣工人的先锋队，雇佣工人的精华。工厂的规模愈大，罢工就进行得愈顽强，在同一年内罢工的次数就愈多。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也就愈大。在工人觉悟程度最高和人数最多的三个大城市——彼得堡、里加和华沙，罢工的人数，按工人总数的比例来说，要比其他一切城市的罢工人数多得多，更不用提农村了。[2]

　　俄国的五金工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概也一样——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教益的事实：在1905年，俄国全国每100个工厂工人当中，罢工者有160人次。而在同年，每100个五金工人当中，罢工者有320人次!据统计，在1905年，每一个俄国工厂工人因为罢工平均要损失10个卢布(按战前汇率，约合26个法郎)，可以说这是为了斗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只拿五金工人来说，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数目就要比这大两倍!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吸引动摇者，唤醒沉眠者，鼓励软弱者。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革命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只有把这两种罢工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如果被剥削的广大群众不是每天都直接看到一些例子，说明各个工业部门的雇佣工人怎样迫使资本家立即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要把这些群众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使全俄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只是到这个时候，农奴制的、沉睡不醒的、宗法制的、虔信宗教的、恭顺的俄国，才真正从自己身上抛掉了旧亚当[3];只是到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受到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说资产阶级先生们以及他们的俯首贴耳的应声虫，即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也装模作样地谈论“教育”群众，那么他们所谓的教育通常是指摆出一副老师架子，搞学究式的东西，腐蚀群众，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偏见。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1905年罢工斗争时俄国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对比情况。五金工人是工资最高、最有觉悟、最有文化的无产者。1905年，俄国纺织工人的人数，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们是最落后的、工资最低的群众，他们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非常重要的事实。

　　在整个1905年当中，特别是在年底，五金工人的罢工表明，政治罢工超过了经济罢工。反之，我们看到，在纺织工人当中，1905年初，经济罢工占压倒优势，只是到年底才转变为政治罢工占优势。因此，显而易见，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争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唤醒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他们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时代——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他们组成政治战士的军队。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使工人的先锋队不要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为少数上层分子谋利益的斗争，如同改良主义者经常蒙骗工人的那样，而要使无产者真正成为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引导这大多数人本身参加斗争，如同在1905年的俄国曾经发生的情形那样，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无疑应当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情形那样。[4]

　　1905年初，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运动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们看到第一次大规模的，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农民运动已在俄国兴起。这个转折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的意义，只有记得如下情况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俄国的农民只是在1861年才摆脱了最恶劣的农奴制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生活极其贫困，受地主压迫，被神父愚弄，由于相隔很远，交通几乎完全闭塞，他们互相不通往来。

　　1825年俄国第一次发生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几乎全是贵族[5]。从那时候起，到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死时止，站在运动前列的都是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表达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却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他们被赶出彼得堡之后，常常回到农村，向自己的农村同志们讲述那已经烧遍了城市的、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贵族的烈火。在俄国农村中出现了新型的人——青年农民，即所谓“有觉悟的人”。他们同“罢工者”联系，他们读报纸，向农民讲述城里发生的事件，向农村的同志们解释政治要求的意义，并且号召他们去进行反对贵族大地主、反对神父和官吏的斗争。

　　农民成群地聚集起来，讨论自己的处境，逐渐地加入了斗争：他们成群结队地起来反对大地主，烧毁他们的邸宅和庄园，或者抢劫他们的财物，夺取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的生活用品，打死警察，要求把贵族的土地即大地产转交给人民。

　　1905年春天，农民运动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所波及的县份还只是少数，即1/7左右。

　　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和农村农民运动的结合，已足以动摇沙皇政府最“牢固的”和最后的支柱。我指的是军队。

　　海军和陆军中的军人起义开始了。在革命时期，每次罢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浪潮的高涨，都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军人起义。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义就是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落入起义者手中之后，参加了敖德萨的革命，这次革命失败后，曾企图占领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费奥多西亚)，也没有成功，终于在康斯坦察投降了罗马尼亚当局。

　　现在我来跟你们详细谈谈黑海舰队这次起义中的一段小插曲，使你们能够具体了解事件发展到高潮时的情况：

　　“革命的工人和水兵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日益频繁起来。因为不准军人参加工人的群众大会，所以工人就成群结队地开始来参加士兵的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起事的主张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在一些进步的连队里选出了代表。

　　于是军事当局决定采取措施。有些军官企图在群众大会上发表‘爱国的’演说，可是结果很惨：那些善于争论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长官抱头鼠窜。由于这种办法不灵，便决定完全禁止召开群众大会。1905年11月24日早晨，把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连布置在海军营房的大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厉声命令说：‘不准任何人走出营房!违者枪毙!’水兵彼得罗夫从接受命令的这个连里走出来，当众把子弹上了膛，第一枪打死了比亚韦斯托克团里的上尉施泰因，第二枪打伤了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一个军官指挥说：‘逮捕他!’可是大家一动也没有动。彼得罗夫把自己的枪丢在地上说：‘你们干嘛站着不动?把我抓起来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们马上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激烈地要求释放彼得罗夫，并且表示他们愿意给他担保。激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彼得罗夫，开枪是因为走火，对吗?——为了打开僵局，一个军官这样问道。

　　——怎么是走火呢?我走了出来，装上子弹，瞄准开枪，难道这是走火吗?

　　——他们都要求释放你……

　　彼得罗夫终于被释放了。但是水兵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逮捕了所有的值勤军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办公室…… 约有40人的水兵代表商讨了一个通宵。决定释放这些军官，但是不准他们再到营房里来……”

　　这段不长的描述形象地告诉你们，多数军人起义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人民中间的革命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运动的领袖都是海军和陆军中的那样一些分子，他们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征募来的，他们有高度的技术素养，例如工兵。但是广大的群众都还太幼稚，太温和，太宽大，太富有基督教徒式的情绪。他们很容易激动，只要有一点不平，或者长官态度粗暴，伙食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们的愤怒。但是缺乏坚毅的精神，对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只有坚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战胜一切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推翻政府和夺取全国政权，才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证。

　　广大的海陆军士兵群众很容易哗变。但是他们也很容易做出像释放被捕军官这样幼稚的蠢事;他们轻信当局的诺言和劝说;这样当局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获得了援兵，瓦解了起义者的力量，最后就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并且把领导者处死。

　　把1905年俄国的军人起义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军人起义对比一下是特别有趣的。在1825年，领导政治运动的几乎全是军官，即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的一些贵族军官。当时还是由农奴组成的士兵群众抱消极态度。

　　1905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当时的军官，除少数人外，不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情绪，就是具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绪。而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则是起义的灵魂：运动成了人民性的运动，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席卷了大多数被剥削者。当时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群众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极容易犯轻信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军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缺乏组织，他们不懂得要掌握领导权，要领导革命的军队并且向政府的权力发动进攻。

　　顺便说一说，这两个缺点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而且会被目前的战争所消除，——这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那是确定无疑的……[6]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的历史，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无可争辩的教训：除非通过人民的军队的这一部分反对其另一部分的胜利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光靠指责、咒骂、“否定”军国主义，批评和证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够的，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军队。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每天的经验，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每个“小”危机，都小规模地向我们显示战斗的因素和萌芽，而这些战斗在大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地反复进行。比如，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7]。”他说得难道不对吗?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所谓最和平、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发生罢工就调动军队，这不是向我们表明，在真正的大危机中，事情会是怎样的吗?

　　现在我必须回头谈俄国革命的历史。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无产阶级的罢工怎样震撼了全国，震撼了最广大、最落后的被剥削者阶层，农民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怎样得到军人起义的配合。

　　1905年秋天，整个运动达到了最高点。8月19日(6日)，沙皇颁布了成立帝国代表机关的诏书。所谓布里根杜马应当根据选举法建立，可是这个选举法规定只有少得可笑的人数有选举权并且没有赋予这个特殊的“议会”任何立法权，而只是给它以咨议协商的权力!

　　资产阶级、自由派、机会主义者都准备用双手来接受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的这份“礼物”。同所有的改良主义者一样，1905年俄国的改良主义者也同样不能了解：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改良特别是关于改良的诺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风潮，迫使革命的阶级停止斗争，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争。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地了解1905年8月钦赐、施舍假宪法这种做法的真正性质。因此它及时地提出了口号：不要“咨议性”杜马!抵制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在俄国召集第一个真正人民代表会议的不应当是沙皇，而应当是临时革命政府!

　　历史证明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因为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风暴扫除了;革命的风暴迫使沙皇颁布新的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大大增加了选举者的人数，并且承认了杜马具有立法的性质。[8]

　　1905年的10月和12月，标志着俄国革命上升线的最高点。人民的革命力量的一切源泉比从前更广泛地涌现出来了。参加罢工的人数，正像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在1905年1月是44万，1905年10月超过了50万，请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月的数字!并且这只是工厂工人的罢工人数，几十万铁路工人、邮电职员等尚未计算在内。

　　俄国的铁路总罢工使铁路运输中断了，使政府权力严重地陷于瘫痪。大学的大门被打开了，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现在却变成千千万万的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场所了。

　　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仅仅在彼得堡就有社会民主党的三种日报，印数在5万份到10万份之间。

　　无产阶级走在运动的前列。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时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武器!”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决定而且将决定革命的命运。

　　在斗争的烈火中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著名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各工厂代表的会议建立起来了。在俄国若干城市中，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日益起着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起着起义的机关和领导者的作用。当时曾经试图建立士兵和水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把它们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联合起来。

　　在这些日子里，俄国某些城市经历了一段各种地方性的小“共和国”的时期，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推翻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真正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的职能。遗憾的是，这段时期太短了，“胜利”太脆弱、太孤立了。

　　1905年秋天，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大的规模。当时，所谓的“农民骚动”和真正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农民放火烧毁了约2000个庄园，分掉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

　　可惜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彻底!可惜农民当时只消灭了全部贵族庄园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只消灭了要从俄国土地上彻底洗刷掉封建大地产的污点就应当全部予以消灭的东西的十五分之一。可惜农民的行动太分散、太无组织、太缺乏攻势，而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族解放运动在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中如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在俄国，半数以上，几乎五分之三(确切地说：57%)的居民遭受着民族压迫，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母语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例如，占俄国几千万居民的穆斯林，当时以惊人的速度——一般说来，那正是各种组织大发展的时代——组成了穆斯林同盟。

　　为了向到会的人，特别是向青年说明当时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我不妨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905年12月，在几百个学校里，波兰学生烧毁了所有的俄文书籍、图片和沙皇的肖像，殴打了俄国教员和俄国同学，把他们赶出了学校，并且喊道：“滚回俄国去!”各中学的波兰学生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所有的中等学校必须归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2)在各学校召开学生和工人联席会议;(3)准许在各中学穿红色短衫，作为学校属于未来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等等。

　　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1902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东西(顺便说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作辩护)。他写道：

　　“……今后的革命……恐怕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的起义，而多半是持久的国内战争……”

　　事情果真如此!在今后的欧洲革命中，事情也必将如此!

　　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一方面，在革命运动的领袖当中犹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犹太居民总人数相比较)特别大。顺便说一下，即使现在犹太人还有这样的功劳：在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中他们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无知的居民阶层对犹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见。于是发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领导反犹暴行——在这个时期，100个城市里有4000多人被打死，10000多人被打成残废——这种对犹太平民以及对他们的妻子儿女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血腥的沙皇政府的强烈的反感。我所指的当然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民主分子的反感，这样的分子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使是西欧最自由的共和国里的资产阶级，也善于巧妙地把反对“俄国的野蛮行为”的虚伪词句同最无耻的现金交易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在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以及通过资本输出对俄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等结合起来。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一批人数不多的起义者，即一批已经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工人——他们总共不超过8000人——同沙皇政府进行了9天的战斗，沙皇政府非但不能信赖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反而必须把他们禁锢起来，只是由于从彼得堡调来了谢苗诺夫团，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

　　资产阶级喜欢把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叫作什么“人为的东西”而加以嘲笑。例如在德国的所谓“科学”界麦克斯·维贝尔教授先生就在一部论俄国政治发展的巨著中称莫斯科起义为“盲动”。这位“博学的”教授先生写道：“……列宁集团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早就准备了这次愚蠢的起义……”

　　要估价这位胆小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智慧，回忆一下枯燥的罢工统计数字也就够了。1905年1月，在俄国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只有123000，在10月份有33万，在12月份达到了最高点，就是说，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有37万!回忆一下革命的增长，回忆一下农民和军人的起义，我们马上可以断定：资产阶级“科学界”对十二月起义的评价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胆小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无可奈何的遁词，因为资产阶级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必然导致沙皇政府同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武装决战。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俄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的弱点在哪里。

　　从十二月起义被镇压时起，革命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这段时期中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特别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曾经两次企图中止革命的总退却，并且把这种退却变为新的进攻。

　　我作报告的时间快要完了，我不想多耽搁听众的时间。对于了解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东西，如革命的阶级性质、革命的动力和它的斗争手段这样的大题目，我认为，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一般所能谈到的，我都谈了。[9]

　　关于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我还想作几点简单的说明。

　　俄国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历史上不仅属于欧洲，而且还属于亚洲。因此我们看到，俄国革命不仅彻底地把欧洲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从睡梦中唤醒过来，造就了由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人民。

　　不仅如此。俄国革命使整个亚洲动起来了。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证明，1905年的强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在数以亿万计的人们的前进运动中发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俄国革命也间接影响了西方各国。不应忘记，当关于沙皇的立宪诏书的电报于1905年10月30日到达维也纳的时候，这个消息对普选权在奥地利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上，当埃伦博根同志——那时他还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同志——在作关于政治罢工的报告的时候，有人把这份电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讨论立刻就停止了。我们到街上去!这个呼声响彻奥地利社会党代表集会的大厅。于是接连几天，在维也纳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在布拉格出现了街垒。普选权在奥地利的胜利被决定了。

　　经常可以听到西欧人这样评价俄国革命：似乎这个落后国家中的事变、过程和斗争方法很难同西欧的条件相比较，因此未必会有什么实际一样。

　　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欧洲革命中，未来的斗争形式和导火线，在很多方面都会与俄国革命中的不同。

　　但是，尽管这样，俄国革命——正因为具有我说过的那种特殊意义的无产阶级性质——仍然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也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义上，即按其内容来说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未来的这次革命将在更大得多的范围内表明：一方面，只有严酷的斗争，即国内战争，才能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才能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领袖。

　　我们不要为欧洲目前死气沉沉的静寂所欺骗。欧洲孕育着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的奇灾大祸，物价飞涨的痛苦使得到处都在产生革命情绪，而各国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及其代办即各国政府愈来愈陷入绝境，如果没有极大的震动，它们是决不能找到出路的。

　　如同1905年在俄国兴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沙皇政府、争取民主共和制的人民起义一样，在最近几年内，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

　　载于1925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3卷P244—262

　　录入自《列宁全集》第28卷P313-333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

　　编译者：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1] 这个报告是1917年1月9日(22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青年工人作的。为准备这个报告，列宁曾于1916年12月7日(20日)写信给当时住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向他索取所需要的参考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卷《附录》中载有这个报告的提纲(见P395-399)。报告的其他准备材料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2] 手稿上这一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3] 旧亚当 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纪》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

　　[4] 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5] 指1825年12月14日(26日)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即由此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P261-268)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6] 手稿上以上三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7] 九头蛇 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

　　[8] 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9] 手稿中，本段从“对于”起至末尾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理论学习】列宁：革命的教训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因发生七月事变，俄国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不复存在，革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可能性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撰写的一篇总结二月革命以来五个月里革命教训的论文。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这位理智的革命家的深深伤感。

　　前三节，列宁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最一般要求质问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人民革命以后所应得到的自由和民主，落地的东西究竟都是什么。揭露了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在“民主”的画皮下，实行的是没有沙皇的沙皇统治。资产阶级热爱的真正东西只有利润，无论战争、掠夺还是什么民主自由，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否则，再好的东西对他们可能都是最坏的。

　　从第四节开始(其实第四节只写了个标题，一时有说服力地总结出人民为什么会跟着小资产阶级奔跑，的确有些困难)，主要是总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入木三分，分析精辟，使你不能不联想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你看那克伦斯基，是不是特像一直以来深受农民“爱戴”的于建嵘?当然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我们今天左派队伍里的“大佬”的原型。

　　同时，列宁作为革命的当事人，又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叙述的二月革命以来五个月的历史是真切的，他所总结的革命教训应该是后来者深刻汲取的。

革命的教训

列宁(1917年7月底)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一

　　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1]，把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认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确认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根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谩骂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指控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名时，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纯属诬陷的主要证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依然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这些秘密条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5000万卢布)，靠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润，但是，在让工人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把工人赶出大门，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

　　大多数农民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而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又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下，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叫嚷，说这个期限“过于”短促，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然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在将近4个月中，俄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主要政党的情况，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届临时政府[2]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从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派政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绝对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起了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政党还不敢公开活动，于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府权力以后，便想方设法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秘密条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些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获得的自由，自动地开始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资本家妥协。

　　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3]，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

　　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4]，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为发展革命采取过任何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连召开立宪会议这个由它直接承担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动听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象一篇著名寓言中的乌鸦[5]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还同样秘密地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谈判，使这些条约“起死回生”。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建立反革命组织(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础。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一再让步，但同时又开始暗中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这种情绪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作过准备。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协而更加束缚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倒戈分子联合组成共同的内阁。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党人”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民主共和派”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的“联合”内阁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耀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得到了“苏维埃领袖”这些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即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承诺。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生产以至组织生产、关于实行和平政策等等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

　　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把资本家的利润100%拿过来，说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等等，用这些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臭名昭著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类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专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

　　策列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委员时，策列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

　　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恢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任务，这时由社会革命党新党员“革命民主派”克伦斯基在前线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克伦斯基在欣赏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尔泽鲁姆和特拉布宗[6]。

　　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党人”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既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这一次是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沆瀣一气。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这次示威，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多少保持一点群众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庄严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线发起了进攻。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恢复掠夺战争。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么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试图制止这种爆发，而且理所当然应该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主人锁住了的资产阶级奴隶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于是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维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资本家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一级一级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然躺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滚，一直滚到底。2月28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5月6日，他们拯救了要垮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对革命无产阶级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谣和诽谤。6月19日，他们赞同重新挑起掠夺战争。7月3日，他们同意把反动军队调来，这是向波拿巴主义者彻底交权的开端。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九

　　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业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或者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100个小业主中，至多有1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

　　俄国革命的事态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俄国革命的经验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后记

　　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在7月底写的。

　　8月间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本文的论点。后来在8月底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7]，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从而向全体人民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反革命将军是想解散苏维埃，恢复君主制。革命的这一新转变的势头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结束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有害政策，不久即可见分晓……

　　尼·列宁

　　1917年9月6日

　　正文载于1917年8月30日和31日(9月12日和13日)《工人日报》第8号和第9号

　　后记载于1911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革命的教训》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5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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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2日(25日)在前线恢复死刑。按照沙皇时代战地法庭的样式，军队在师一级建立了“军事革命法庭”，其判决在公布以后立即生效，并必须立即执行。

　　[2] 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B.戈德涅夫(十月党人)。

　　[3] 劳动派分子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的成员。劳动派于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

　　[4] 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

　　[5] 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狐狸看到乌鸦噙着一块乳酪停在树上，就用各种赞美的词句诱骗它唱歌。乌鸦被恭维得忘乎所以，不禁张嘴大叫。乳酪立时从乌鸦嘴里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

　　[6] 埃尔泽鲁姆即埃尔祖鲁姆，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俄国军队占领。

　　特拉布宗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黑海东岸的一个港口。

　　[7] 科尔尼洛夫暴动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判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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