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斯·伊文思是一名荷兰人，从1938年首次来华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完成拍摄《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结缘长达半个世纪。伊文思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中国的变迁，对中国的感情不亚于自己的祖国，他曾经饱含热情地说：“我热爱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因拍摄抗战与
中国共产党结缘
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出生于荷兰尼梅格城，成长于一个两代都是摄影师的家庭。受家庭的熏陶，他13岁就开始拍摄电影。与普通摄影师不同的是，伊文思关心世界的发展变化，他把电影当作武器。哪里有重大事件发生，他就把摄影机架到哪里，他的纪录片主题总是人民，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人。他见证过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古巴、越南等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革命和斗争，是一位充满激情和信仰的“电影战士”。
1938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之时，伊文思经香港到达武汉。首次来到中国，伊文思对中国了解不多，这一时期他对中国更多是出于“同情”和“救助”。伊文思很想去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画面，从纽约出发前他就秘密联系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香港见到了宋庆龄和廖承志，了解了更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但是由于受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种种阻挠，伊文思此行并未能到达延安。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名为《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反映了从武汉到台儿庄战地的见闻，在美国放映后，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影片中还出现了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
伊文思在武汉认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了个人友谊。在拍摄工作队中一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伊文思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为新中国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档案。离开中国前，伊文思秘密地把一台埃姆牌独眼龙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曾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钱筱璋回忆，正是利用这台摄影机，延安电影团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延安生活等重大历史影像资料。这些动人镜头的呈现，正是伊文思的重要贡献。
热心帮助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伊文思赠送给延安电影团的摄影机帮助中国打开了电影艺术的大门，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伊文思多次来到中国，热心地把他的知识与经验传授给中国的青年电影艺术工，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并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1956年伊文思再度访华，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接待的第一位“国际友人”。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衷地感到喜悦。两年后，伊文思愉快地接受了新影的邀请，成为新影的艺术顾问，并开始在中国授课，向中国的电影工传授他的拍摄技巧、艺术观和视听理论。后来，伊文思又成为文化部的顾问，为中国电影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司徒慧敏回忆说，“伊文思把中国电影事业、电影艺术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点失误，都当作自己的成功与失误一样关切”。
伊文思多次去电影学院讲学，在电影制片厂进行具体指导，还经常向中国电影工介绍西欧、拉美和亚非地区电影发展情况和他们的经验。伊文思认为，真实反映生活是纪录片的生命，他要求自己拍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从不在摄制中违背生活真实去制造情节。夏衍、袁牧之、王阑西、司徒慧敏、吴印咸、钱筱璋等中国早期的电影艺术工大都与伊文思有过深入交往，受到他的影响。
伊文思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关心还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54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伊文思向廖承志同志建议拍摄故事片《白求恩大夫》。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影响，这部影片迟迟未能完成拍摄，一直拖延到1958年他来中国访问时，又再次与廖承志同志商量，并帮助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64年完成了拍摄，这部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始终同
中国人民一路同行
正如伊文思自己所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他就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十余次来到中国，先后拍摄了《早春》《愚公移山》和《风的故事》等关于中国的影片，分别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中国风貌，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变迁。在中国社会不被外界了解或者受到西方舆论封杀的时候，伊文思拍摄的这些纪录片为世界认识中国开了一扇窗。
1957年再次来到中国后，伊文思不辞辛劳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拍摄了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早春》。虽然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影片却完全不同于当时许多反映“大跃进”时代主流的纪录片，他把拍摄的主体放在了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和中华大地的自然风光上，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传达出一位艺术家对社会主义的歌颂与赞美之情。
1971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纪录片《愚公移山》。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全程配合进行了拍摄，该片历时5年才完成，长达12个小时。这是一部综合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鸿篇巨制，由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球的故事、秦教授、京剧排练、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艺艺人、对上海的印象等12个部分组成，每个主题的内容长短不一。该片是记录“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珍贵影像资料，在1976年公映。伊文思充满善意地用中国人熟悉的愚公移山，来形容当时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
1984年，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风的故事》，这是他拍摄的关于中国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电影生涯的收官之作，1988年才制作完成。他希望通过此片告诉人们，“和平是最重要的”。伊文思因该片获得第二届欧洲电影奖特别成就奖。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国巴黎去世。
从《四万万人民》开始，在几十年的岁月长河中，伊文思用摄影机记录下不同姿态的中国，见证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风风雨雨。中国影像成为伊文思电影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证明了他对中国这个第二故乡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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