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代文豪的陨落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颗巨星陨落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中国几百年来最优秀也最痛苦的灵魂鲁迅与世长辞。”
当时陪在鲁迅身边的只有夫人许广平、二弟周建人和一个陪护妇。
冯雪峰在床上接到周建人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宋庆龄，随之匆匆地赶到大陆新村，鲁迅这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已经溘然去世半个小时了。”
宋庆龄是继冯雪峰之后赶到大陆新村向鲁迅遗体致哀的第二人。据宋庆龄后来的回忆文章《追记鲁迅先生》记述，冯雪峰当时对她说，他不知应当如何料理鲁迅的丧事，如果由他公开出面治丧，肯定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宋庆龄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起这件事情。
上午九点，宋庆龄打电话给上海各界救国会总干事胡子婴，告诉她“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来办。”救国会的“灵魂人物”胡愈之当即将此消息告知了“救国会七君子”。
美共党员、《中国呼声》主编格兰尼奇通知夏衍，要他“把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加上报纸电讯的传播，一代文豪逝世的噩耗便已天下广知。
当时的周晔只有十岁，她的堂弟周海婴更年幼，仅七岁，尚懵懂不晓事，穿着孝服“在万国殡仪馆礼堂里的人群中快乐的穿来穿去”。周晔虽不知鲁迅就是伯父、伯父就是鲁迅，但当她想到以后“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以至心里难过感伤，“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鲁迅逝世九周年之际，芳华正茂的周晔写了纪念文章《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中这样写道：“……伯父去世了，他的遗体躺在万国殡仪馆的大礼堂里，许多人都来追悼他，向他致敬，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数不清的挽联挂满了墙壁，大大小小的花圈堆满了整间屋子。送挽联、花圈的有工人，有学生，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那时候我有点惊异了，为什么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
鲁迅丧仪葬礼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不仅令年幼的周晔惊异，也令世人惊奇。
01
“豪华”的丧仪葬礼
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陕北，中共中央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并“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又密电冯雪峰，同意“由冯雪峰负责主持鲁迅葬仪，宋庆龄以公开的‘国母’身份料理丧事”的治丧方案。
由此，在总共有三个版本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其中一份就有毛泽东的名字，这份名单虽然只有上海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敢于披露登载，但这个新闻“还是在上海革命人民中间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通过他的丧事来发动群众，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个目标的最终达成，除毛泽东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外，“国母”宋庆龄的巨大能量绝对至关重要。
在她的影响下，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民国元老蔡元培师生二人联袂登场，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外国友人内山完造、史沫特莱都成了治丧委员会成员。
她还动员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其夫人宋霭龄来全程参加鲁迅的葬礼活动，又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要求租界工部局维持秩序。
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受蒋介石的委托，也来万国殡仪馆礼堂致哀。
这些都为参加“隆重庄严而又富有浓重政治色彩”的鲁迅丧仪葬礼的人提供了安全保障，整个丧仪葬礼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人被捕。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精细筹划，周密安排，“通过工会、共青团、救国会这些群众性团体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追悼会”，为防“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又“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有五六千人。”
络绎不绝的人群“从早到晚，不断地来悼念，与遗体告别。”吊唁签名簿册上签名的“有个人9470人、团体56个，未签名的不计其数。”“群众自动来的不少，由组织发动的也不少。”川流不息的吊唁人群使“黑纱需用量太大，几个女子赶制黑纱圈，仍然供不应求。”
吊唁人群中失声痛哭的有本应驻守机关却“擅离岗位”的郑育之，整日长跪不起的有“鲁迅家中留饭最多”的萧军，守夜守灵的有胡风、萧军、周文等……唁客敬送的挽联、花圈、鲜花多得数不清，其中最弥足珍贵的是那些“数不清的挽联”。兹摘录部分，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初步熟悉鲁迅的朋友圈，二是可加深对“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认知。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蔡元培）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郭沫若）
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年成何年，四个月前流过两行泪痕，又谁料这番重为先生湿；
言可传，行可传，牙眼可传，斯老真大老，三十年来打出一条血路，待吩咐此责端赖后世肩。（唐弢）
郭沫若、唐弢的挽联都把鲁迅的逝世与四个月前的高尔基逝世联系了起来。
死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生的主张宽容那才糊涂。（王造时）
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
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孙伏园）
王造时把鲁迅的遗言和文章内容合为一联，孙伏园则用鲁迅所著书名及所主编之刊名缀为一联。
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孔祥熙）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 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姚克、埃德加·斯诺）
鲁迅在中山大学教学期间，孔祥熙慕鲁迅之名，曾邀鲁迅去其家中做过一次客。姚克是受教于鲁迅的学生，也是斯诺与鲁迅的联系人和翻译。
平生荆棘向前进，未死精神待后人。（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
杜少陵怆怀饥溺，李长吉呕出心肝。（上海商会会长、嵊县人王晓籁）
在事实上阐扬真理，的确是讽世砭俗的大文豪；
从文学上领导革命，不愧为卧薪尝胆的老同乡。
（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委员长）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
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章乃器）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曹聚仁）
这世界如何得了，请大家要遵从你说的话语，彻底去干！
纵躯体有时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们的心头，片瞬勿离。（沈钧儒）
沈钧儒书敬挽联后，又大书“民族魂”三字做成大旗，为鲁迅覆棺盖椁。
出殡时，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在租界华界的大街上，途中不断有人群加入到队伍中，“将近虹桥路时……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整整两个多小时，一万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就这样唱着挽歌，呼着口号，行进在白色恐怖下的大上海。一次悼念，俨然成为一个自发的、悲壮的群众爱国示威。”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对革命人民来说，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检阅。”
各地的悼念活动纷纷举行，郭沫若、萧红在日本，台静农在山东大学，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在北大，天津、厦门、广州等地青年也纷纷集会悼念鲁迅……
“茅盾在桐乡因痔疮发作，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只得请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前往。”
朱安在北平照料着鲁迅的八旬老母，不能南下参加丧礼，她“将一间书房布置成灵堂，摆上鲁迅生前爱吃的几样小菜，为鲁迅守灵。”
聂绀弩受冯雪峰指派，将从南京出逃到上海的丁玲护送到西安。丁玲在德共党员冯海伯的诊所里闻知噩耗后，即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发出了一封唁函：
“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这个最坏的消息的！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尤其是一想到几十万的青年骤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导师，觉得非常伤心。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单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丁玲的唁函是总共收到的54件唁电、78件唁函中的一份。
丁玲之所以署名“耀高丘”，源自于鲁迅的旧诗《悼丁君》，当时鲁迅闻听丁玲被杀害的谣传后，写下了这首诗：
如磐夜气压重楼 ，
翦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楼适夷在狱中从一个年轻看守递进来的一张剪报上看到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告诉难友们。他在牢房里的黑石板上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这是难友们平时交流信息的方法。很快，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监牢。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各人臂上都已佩好一块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当作哀悼的黑纱，这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对先生表示哀思的仪式。
……
02
关键人物之一：许寿裳
鲁迅为何能在整个文化知识界、在数十万文化青年中、在红色苏维埃政权里拥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
这是鲁迅奋斗一生、积累一生的结果。
鲁迅的伟大是那个特殊的大时代造就的，他所处的时代贯穿着推翻腐朽帝制、新文化运动兴起、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反压迫反奴役追求光明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鲁迅生逢其时又参与其中。
他从怯弱走向不屈，从“几近死灰的心”而成为“急先锋”和“主将”。
而成就鲁迅走向伟大的，是他朋友圈中三个关键的人物，这三个关键人物分别是结识于东京的许寿裳、约稿于北京的钱玄同和暗中相助于上海的史沫特莱。
1902年，21岁的鲁迅作为官费留学生与陈衡恪、陈寅恪兄弟同船前往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学日语时，八人同住一间宿舍，鲁迅与年仅12岁的陈寅恪床铺相连，“脚抵着脚度过了两年。”
他们成为鲁迅的朋友，但绝不是最铁的朋友。鲁迅在东京结识并成为“相知35年”的铁杆是许寿裳。
许寿裳对鲁迅生前身后的真挚友情和鼎力相助，无人能出其右，无人堪与比肩。
许寿裳是绍兴柯桥人，在杭州求是学院上学时，与陈仪是同班同学，并在此结识了以后半生追随的蔡元培。
许寿裳来到反清大本营的东京后，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拜章太炎为师，又带鲁迅加入了东京的浙学会（后来发展为以暗杀清廷官员而著称的光复会），认识了陶成章、徐锡麟、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
由于沙俄违约，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军，更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激起了东京爱国青年学生的愤怒，500多名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日夜操练，又驰书国内，要求清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拒绝沙俄无理要求，并表示如若开战，“拒俄义勇队”愿全体回国，开赴东北，为国死战。
清政府却嗤之以鼻，并修国书要求日本政府解散“拒俄义勇队”，陈天华愤而投海。
500多留学生被彻底激怒，马上把“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决以革命暴动和暗杀为手段，誓死推翻腐败无能的清廷政权，200多人组成了暗杀团，分批回国，陶成章回到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组织上海暗杀团，伺机而动。
原本可以成为勤王抗敌的热血战士瞬间转变为大清国的掘墓人。
鲁迅当时也是暗杀团成员之一，但当他要被派回国时，他犹豫了，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倘若我被抓，被砍了脑袋，我家中的老母由谁赡养？”暗杀团便放弃了鲁迅，他与许寿裳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为此秋瑾还特别看不起“怕死”的鲁迅。
关于这段往事，鲁迅后来曾对许广平说道：“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虑，不易勇往直前！”
所以鲁迅只能成为一个拿笔战斗的斗士、战士，而没有成为一个拿刀枪炸弹去搏杀的猛士、死士。但他笔下纪念的猛士、死士却又激励鼓舞着他成为不屈的斗士和战士，也激励鼓舞着无数如夏伯阳般战斗的年轻人。
留日七年多的鲁迅回到国内，许寿裳将其安置在杭州“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书，一年后鲁迅回到故乡，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
辛亥革命成功，原光复会上海暗杀团的核心骨干蔡元培，由革命者成为了执政者，就任民国教育总长一职后，他随即将许寿裳、陈衡恪召至身边协助工作。
鲁迅写信给许寿裳，要其帮忙寻找新职，以离开令人窒息的故园。经许寿裳向蔡元培举荐，教育部录用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月薪高达300元大洋。
袁世凯窃国后，教育部北迁北京，鲁迅也随之到了北京，每日朝九晚五上班，住在绍兴会馆抄写古碑。
1917年，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后，又经许寿裳的推荐，北大聘用教育部公务员鲁迅为中文系兼职讲师。讲课之余，鲁迅领受校长的指令，为北大设计了校徽。
工作稳定、收入颇丰的鲁迅耗巨资在八道湾购得“足可以开运动会”的巨宅一所，兄弟三人及家眷老母全部搬到这里。
除了没有爱情，这是鲁迅一生中家庭生活最为和谐的时期，也是他光辉生涯刚刚开始的时期。
03
关键人物之二：钱玄同
那个时候的北大，集聚了太多声震寰宇、蜚声国际的巨匠和大师，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建立中共早期党组织，无一不是肇始于北大。
鲁迅人生中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出场，使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这个人就是《新青年》的轮值编辑钱玄同，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留日同学钱玄同的一番话打动了鲁迅几近死灰的心，唤起了鲁迅沉睡已久的创作欲望，写出了不朽名著《狂人日记》刊登在《新青年》上。
从此开始，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惺惺相惜，与胡适关系亲密，与大弟周作人和睦相处，与郁达夫同病相怜，与沈尹默、刘半农志趣相投，与《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亦师亦友……
《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的连载，更使鲁迅声名大震。以致北漂的文学青年纷纷慕名前来，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沈从文、丁玲的写信求助，鲁迅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与他们失之交臂，反倒使郁达夫与沈从文留下了一段扶危济困、一生感恩的文坛佳话。
到女师大任教后，鲁迅与教务长林语堂又成为知己好友。也是在女师大，鲁迅遇见了广东女学生、许崇智的堂妹许广平，并因许广平而卷入了女师大学潮中。
“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等人成为第一批遭通缉的教员，林语堂逃离北京、南下厦门大学后，听说鲁迅也被列入黑名单之内，遂向学校举荐后，即函邀鲁迅到厦大任教。
鲁迅与许广平相携南下，抵上海后，鲁迅赴厦大，许广平回广东，两人自此鸿雁频传，给我们留下了事无巨细的《两地书》。
林语堂对鲁迅到厦大后的处境有如下描述：“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鲁迅）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
鲁迅对于校方的排挤，想走又不能走，彷徨徘徊，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林语堂本名）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鲁迅最终还是离开了厦大，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因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许寿裳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而且许广平也在广州。鲁迅又函邀林语堂赴粤任教，林语堂因福建是家乡，不愿再迁而留在厦大。
两人的挚友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山大学，年轻的共产党员毕磊成为广州党组织与鲁迅的联系人，在毕磊的牵线下，鲁迅曾与陈延年会面。
郁达夫与郭沫若同是创造社的创始人，据郁达夫的回忆文章，此时的鲁迅已决定与左翼的创造社联合，此事当时只有郁达夫、鲁迅和许广平三人知晓，但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1927年4月中旬，南昌、九江、上海的清党运动蔓延到广州，中山大学大批学生被捕，营救无效后，许寿裳与鲁迅同进退，一起离开了广州。许广平随鲁迅来到了上海，两人住进了共和旅社，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抵达的第二天，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前来旅社探望，接着林语堂、孙伏园、二弟周建人等人也前来探望，五天后，鲁迅决定定居上海。
时许寿裳又回到了蔡元培身边，担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秘书长，经他的再次坚请，蔡元培又聘用鲁迅为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不用打卡上班就可支领月薪300大洋，使漂泊无着的鲁迅顿时生活无忧。有了这份薪资，“全身衣着不值2元钱”的鲁迅一次性在内山书店买了10多元的书籍，令第一次见到鲁迅的内山完造惊诧不已，自此两人逐渐熟识，成为至交。
04
第三个关键人物：史沫特莱
鲁迅在上海整整生活了9年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共结识了60余位红色朋友，最终成就了他“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地位。
整个过程经历也充满着曲折坎坷、柳暗花明的传奇色彩。
鲁迅定居上海后，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便开始了。论战起始于成仿吾，继之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加入，最后郭沫若也出马压阵，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三年。
郁达夫对鲁迅真是朋友情谊高于一切，在论战开始时就退出了创造社，并与鲁迅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
众所周知，鲁迅丝毫没有退却让步，应战回怼，同时又与梁实秋、林语堂、梁漱溟、胡适、章士钊、顾颉刚等众多“论敌”先后展开论战。
1929年5月初，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史沫特莱来到上海，她以记者的身份交友甚广，获取的信息量巨大，特别是她与董秋斯结识后，对“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史沫特莱后来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一些中国人称作中国的高尔基。”
高尔基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史沫特莱认为鲁迅既然是中国的高尔基，中国党应该指示年轻的革命者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转而团结鲁迅，让他成为革命的旗手来影响年轻人，从而促进革命。
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事时，这样写道：“这情形被史沫特莱看到，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失策，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坛和青年群中极有影响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因而向共产党建议应设法把他争取过来。这建议立即被接受……”
由于史沫特莱与中共并无直接的联系，这个建议应该是直接向共产国际提的，再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下达了结束论争、团结鲁迅的相关指示。
中共中央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堪比四年以后的远东反战会议。
长达三年的论争终于平息，其源头就在史沫特莱的暗中相助。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党中央关于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派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吴黎平下到基层贯彻执行中央决定。
于是左联开始筹建，自由大同盟开始发起，鲁迅都是发起人之一，继而在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伊罗生实际控制的民权保障同盟中，鲁迅又担任了执行委员。
在此过程中，冯雪峰成为党组织与鲁迅的联系人，在他的牵线联络下，鲁迅与李立三、瞿秋白、陈赓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会面。
鲁迅转向左翼，靠拢红色，立即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监控。在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后，即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许绍棣定性为“堕落文人”，并呈请上级对其进行明文通缉，内山完造将鲁迅从景云里寓所转移至拉摩斯公寓避难。
东方旅社事件后，因受密友柔石的牵连，鲁迅再度面临危难，内山完造又将鲁迅安置在花园庄旅店避难39天。
周根康、张荣甫被捕后，内山完造再次将鲁迅安排在千爱里三号寓所避居25天。
自此，鲁迅大陆新村的住址对外严格保密，他与人会面的地点几乎全部定在内山书店，而会面的联系人便是内山完造。
即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鲁迅对红色朋友仍然关爱有加，并向红色朋友伸出援助之手。
他写文章纪念左联五烈士，让世人知晓、记住了左联五烈士；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平在天津被捕后，他亲笔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请他们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进行营救；陈赓在鄂豫皖苏区负伤抵沪疗伤时，曾到他家中讲述红军英勇作战的情况；昔日“论敌”成仿吾从鄂豫皖抵沪找党，通过内山书店找到他，再由他帮其接上了组织关系；瞿秋白被捕后他尽全力营救，瞿遇难后，他整理瞿秋白的遗稿，出版了《海上述林》；他帮助丁玲脱离囹圄，奔赴延安；他帮助吴奚如探悉了“怪西人案”的来龙去脉，使中共地工人员的损失降至最低；远东反战会议之前，他在华懋饭店及伊罗生的住所分别会见了国际代表马莱和古久里；他在银行保险箱中保存了方志敏托人辗转送来的《给党中央的信》等狱中遗稿……
这些红色故事只是鲁迅与60余个红色朋友交往中的雪泥鸿爪和惊鸿一瞥。
05
鲁迅的“神交”：伟人毛泽东
以上的所有记述仍不是鲁迅“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的全部和真正原因，直到伟人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鲁迅与毛泽东，二人从未谋面，却相互读过对方的文章诗词，当鲁迅读到毛泽东在第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所作的诗词时，对冯雪峰说毛泽东的诗词“有一股山大王的气概”。
冯雪峰因身份暴露受到追捕，“于1933年12月中旬，悄没生息地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去江西瑞金的征程。”
冯雪峰到中央苏区后，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周恩来就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则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完全架空。
“比较空闲”的毛泽东便常找冯雪峰聊天，“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鲁迅。”
毛泽东熟读并异常喜欢鲁迅的作品，他对冯雪峰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两位伟人心灵相通的交集点或许就是他们都不忍看着穷人受凌辱、受压迫！鲁迅拿笔杆子启迪民智，鼓舞人们追求光明，毛泽东则用枪杆子领导人民闹革命，两人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穷人翻身得解放、做世界的主人、过上好日子。
长征、东征后的冯雪峰领受中央的命令，于1936年4月重回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了鲁迅，并住在了鲁迅家中。
在路易艾黎的翻译下，冯雪峰向鲁迅、史沫特莱详细讲述了红军长征与东征的经过，并与鲁迅单独交流了红军实际当家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这令鲁迅感动不已。听到陕北缺医少药，物资短缺，鲁迅拿出100元交给冯雪峰，让他给毛泽东买些东西捎去。而宋庆龄、史沫特莱则安排德共党员冯海伯前往西安开设诊所，作为接收医药和医疗器械的中转站。
冯雪峰的政治交通员周文买了火腿、罐头香烟、围巾等物送到西安，再经西安的交通员送达陕北。
但鲁迅怎么也没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中，会再次卷入一场红色论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发生于上海的两个革命口号之争，映射着延安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王明之间的政治斗争。
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因为当时在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的指示或影响……为了讨好斯大林，王明不惜代价，实际上走向‘求蒋抗日’，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解散左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来结束‘左翼’的长达十年的努力和抗争。”
而“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却是与斯大林和王明并不一致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冯雪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特派到上海来向左翼文化界传达和贯彻这一精神。”
内涵不同的指示精神分别来自莫斯科和延安，上海党内的斗争就无可避免，显露于外的就是两个口号之争。
鲁迅的不幸逝世，令伟人毛泽东大为痛惜，既然国民政府不肯为他举行国葬，那么共产党人就为他举行风光大葬，并让葬礼变成一场“群众性的运动”。
伟人毛泽东对鲁迅的褒扬和推崇，不因鲁迅的逝世而消减，反而有增无减。
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鲁迅逝世二周年，周恩来在危城武汉发表讲话，他秉承伟人的意旨，称“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
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说：“在我党领导的文化新军中，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实际在暗讽王明的奴颜媚骨，伟人毛泽东通过褒扬、推崇鲁迅，向党内传递出一个鲜明而确定的政治信号。
“不久，王明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保护，毛泽东以反对教条主义（洋教条）对王明实行有力的批判，中央对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清算，‘国防文学’口号实际上被中共否定。”
两个口号的论争无疑是以鲁迅、冯雪峰为代表的一方取得完胜。
喜欢鲁迅、敬重鲁迅，毛泽东是发自肺腑的，他与鲁迅心灵相通，神交已久，在毛泽东延安窑洞办公桌的右手边，端放着的是《鲁迅全集》。
褒扬鲁迅、推崇鲁迅，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借用鲁迅与王明开展斗争，策略是高超的。他说鲁迅一直战斗到死，鲁迅生前最后时刻在跟谁战斗？毫无疑问是跟王明。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之高，世上绝无第二人能够企及。
1949年7月，新中国建立在即时召开的全国文联代表大会，给参会代表发了一枚纪念章，纪念章上有两个头像，前为毛泽东，后为鲁迅。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在讲话中常常称“马、恩、列、斯、鲁”，把鲁迅和以往的马列主义大家并列在一起。
1971年，毛泽东在武汉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1976年，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对身边人还说“多读点鲁迅”。
行文至此，鲁迅侄女周晔心中“为什么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的惊异应迎刃而解了，而鲁迅先生为什么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幼皆知，也应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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