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换了人间？——小议母校杭外再度改制
关于我的高中母校杭外改制的消息从去年就在同学中间传播开来，早已习惯国退民进高歌凯歌主旋律的我也确如**同学所说，什么一根筋两头堵，以为杭外是国有转民营。但其实，有不少同学也确实不知道那所谓的教育学院性质上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前车之鉴，国企改制中新兴资本家侵吞工人血汗用的“皮包公司”手段早已见惯不怪。
我给高中老师发短信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我一句“听说杭外改制了？”过去之后，就收到那位老师语气极其愤怒的回复：“官僚体制的混蛋之举！”“杭外可能要消亡了！”“……这么大的事全是暗箱操作，连老师座谈会都不开！”是呵，有哪个国企改制真正征求过工人的意见的？还不都是管理层和上级国资委等部门沆瀣一气的结果？但是，当我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杭外将落入私人的腰包、又说***那样（且不论大家对他个人的评价）家庭出身的学生再不可能会有了之后，这位老师就不再给我回复了。
关于周围同学的疑问：为什么杭外要改制（指国退民进）呢？我给的理由就是，收这么高的学费（一年1万4），越来越开阔的资源局面（和牛津、剑桥沟通），再说造小和山的校区政府给了那么多钱搞得这么pp了……那么，在这个私有制已经实然、也已在法权上确立保护的社会，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教育早就市场化了，不通通国退民进干什么？
然而我确实想错了，确实神经粗大。一年收1万4学费的中学，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公办”（我这里不是要为所谓“国有”辩护）的。直到前两天考试中间隙我才看见，原来杭外早已经在90年代末响应当时全d全国资产阶级的号召、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身先士卒了一把。学费大约是从我这届上高中开始提的，差不多就是这前民营了的。
而从杭外的发展来说，确实民营之后越来越有活力，老师学生都活泼向上幸福甜蜜，资源也越来越拓宽，学生的素质更是见长。那些公办的学校只会填鸭子、只会搞题海搞地狱，杭外的学生在英语节艺术节科技节疯狂投入之后一两周内就马上面对期末大考——这俩造出的人才能比吗？
但是，就算不能比又怎么样呢？
君不见，越往高等级的教育院校走，学生出身背景的同质性越大（清华这届大一工农出身的比例降到了令我们教育社会学老师都惊奇的7%左右）？君不见，如此高素质的人才，都是向海外输血，有几人真切关注民生？君不见，瓷器国知名慈善家提出，应该再大幅提高高校学费、收来的钱拿去接济穷人（和造廉租房不要厕所一类的混蛋理论）？开奔驰宝马的大资产阶级发一点慈善心，就有多多的骑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去为他们做辩护。《南方周末》打着“600万知识型读者”的旗号，不断造就这样的人出来。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问题关键在于：是要为谁培养人？是要培养怎么样的人？曾经维系我对杭外尚是公办的另一个重要幻觉就是，杭外的校训（应该）还没变，即“为祖国而学习，为未来作准备”。我知道话语分析、观察字面内容没有很大意义，但是我尚不能在实践中贯彻这点。
如果国家已不是人民的国家，经济已不是依从为人民服务的逻辑而是资本的逻辑，教育已不是为了人民的教育，那么所谓的国有私有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国有”这个词本就是改革开放以后造出来的，过去大多是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国家只有经营权而已，所谓“国营”。80年代动刀的第一步是“两权分离”，只有物质刺激才能救中国，只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才能搞活企业，呼啦啦贯彻厂长负责制，从此厂长们占有了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民间流传顺口溜：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按毛泽东曾经的话说，“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时候还在体制内。到了90年代，当年吵吵“两权分离”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走到觉悟新境界，提出要“产权明晰”——仍是物质刺激一个本质的逻辑，只不过这时已经通过否定之否定，全面改造完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等到整个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已经占到重要地位，他们所要做的也就是从法权上最后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已。《物权法》的出台就是这种经济基础的意志在政治、法律上的集中体现。
因此，单纯地、抽象地去谈论“国退民进”好、还是“国进民退”好，是没有意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70年代的滞涨，从采纳凯恩斯 “国进民退”到里根撒切尔“国退民进”，都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调节、缓和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矛盾危机的手段而已。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二战后“国进民退 ”就是“进步的”；等到了70年代，“国退民进”才是“进步的”！此次大危机，从三十多年前的角度讲，岂不是要开始“退步”了么！
回到杭外的问题上。改回公办，无疑学校的部分老师、领导、学生等大多既得利益者是不满的（这只是纯粹描述）。我后来回那位老师的短信他不再回复，一方面是我弄错了事，另一方面也确实没听到他提任何关于学生的内容。成为公办的杭外，还能够收到***那样的学生，所谓的“底层精英”。这和人品没有关系，我关注的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所包含的意义；老师如果不全作鸟兽散，那么杭外的质量也不会比过去太坏到哪里去，毕竟杭外的发展不一定只有汪林的路子，且国退民进之前杭外已经是很不错的。再说一遍，我不是在唱颂歌、作辩护。当然，老师们究竟怎么选择，这是整个社会背景所决定的，人品师品在其中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底层精英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向上流通的渠道，也依然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路径依赖”。
杭外走到国退民进，不过是原来走资官僚和民间资本的通力合作，如今走到国进民退，也不过是从民资手中夺回到国资手中（其实民营的杭外里面，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比如中层干部和普通教师的工资差别是十分巨大的）。
体制之内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的分歧所在。
（系清华大学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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