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之际，惊闻境外反动媒体对笔者进行政治构陷，笔者认为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笔者是1986年生人，原籍天津，现居河北，是独生子，11岁父母离异，和下岗的母亲一起生活。现母亲在一家私营企业打工，笔者也没有固定工作，目前做一份月薪600元的临时工作。而且笔者健康状况不佳，近视眼高达800度（两年前，现估计又加深了），间歇有胸闷、心脏绞痛等症状，亦不知能活多久。加之因为生活比较困难，亦暂时没有恋爱结婚生子的打算。《苹果日报》等海外右翼反华媒体说笔者是有背景的人，甚至说笔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纯属是无耻的造谣污蔑。
笔者有记忆时是3岁，印象中第一句话是听到收音机中钱学森老人说的：“我今天指名点姓的说，方励之是个民族败类。”后来的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构成了我幼年几乎全部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看法。
在小学时代，笔者颇为喜欢读书，主要读的是两套《十万个为什么》，一套是自己家留下来的一套70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一套是借同学家的80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通过对比笔者感觉70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十分贴近日常的生产、生活，像关于气象的介绍就是用了“雨夹雪，不停歇”等农谚，而80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仿佛一本小学教科书，十分枯燥无味。因此笔者对当时老师们说的70年代的国家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同样内容的书，“文化沙漠”时出的却比“文化春天”时出的又有趣又实用呢？
在初中时代，笔者受当时的政治老师影响颇大。当时的政治老师也很欣赏笔者，常在课间时聊天。当时的政治老师很欣赏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对当时推出的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高考扩招等政策很不满。他曾经预言，不出10年，中国将变成一个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国家。另外，他对于当时的北约炸馆、南海撞机等时事中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也很不满。他的座右铭是“学习西方、战胜西方”，理想是构建一个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在他的影响下，笔者用零用钱订阅了《参考消息》，可是从《参考消息》中看到，北欧式的福利国家也常有罢工、游行示威等，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无一例外不顾人民反对在消减福利。笔者不禁奇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不顾民意消减福利呢？这些政府几乎每一个都是上台时饱受欢迎，台上出台不得人心的政策，下台时骂声一片，这叫民主？慢慢的笔者对“学习西方、战胜西方”也产生了怀疑：人家已经占了先机，咱们再学人家能超过人家吗？
在高中时代，笔者的老师中历史老师最有自己的见解。他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右派，认为中国终将走西方多党制之路。他最崇拜的人是吴敬琏、厉以宁，最厌恶的人是毛主席。他甚至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外国特权也很不满，认为这样做太过极端，影响了中外交往。但是他对于史学界的“翻案风”也颇多微词，认为翻案翻的过头了，现在史学界把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统统批臭，把琦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统统奉若神明的做法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样子是在丢民主派的人。例如他说：“今天有人为反毛把老蒋捧出来，这我就很看不惯。像老毛固然想搞世袭，但是毕竟没有搞成，蒋介石尽管对舆论比老毛开放一点，可货真价实的搞成了世袭。把一个搞成了世袭的大独裁者捧成民主斗士，这怎么能站得住脚呢？”笔者一方面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也感到疑惑，为什么有人非追捧琦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物呢？因此我选择了历史专业，想探索其中的奥秘。
大学四年是人生记忆最深刻的四年，也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四年。在中国史中，几乎每一位老师一开始的第一节课就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研究中国史不能用马克思主义。” 在世界史中，几乎每一位老师一开始的第一节课就说：“当前只有中国和几个小国是共产党掌权，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西方，我们研究世界史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套一套的忽悠，我也一时没有弄的很清楚，跟着他们说了很多骂毛主席，骂马克思主义的话，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
但是，物极必反，在新鲜感逝去后，慢慢的也对老师们的话感到了怀疑。在学校，骂毛主席，骂马克思主义最狠的那位世界史老师，强迫我们买他出的书；骂毛主席，骂马克思主义最狠的那位中国史老师，仅仅给我们上了两节课（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其他时间都靠放电影来糊弄。我就觉得奇怪：号称“民主斗士”，整天说自己“备受迫害”的老师，为什么人品这么坏呢？后来我经过对比发现，越靠向左的老师，越认真踏实，平易近人；越靠向右的老师，越马虎专断，听不进批评，信口开河。当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为毛主席，马克思主义辩护一两句时，他们就极力打压。我觉得更奇怪了：这些号称言论自由的忠实捍卫者们，为什么只容许他们骂毛主席，骂马克思主义，却不容许我指出他们的错误呢？
但是我仍然感谢我的老师们，因为他们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正确认识这个世界，很多老师的知识也丰富了我的思想。一位老师为了渲染文革的恐怖，说：“文革时期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这时候的历史资料连一个错别字都不许有。哪像今天，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如果纯从史料价值上看，文革时期的史料是最准确的，可这恰恰证明了没有言论自由。”我当时就明白了：原来文革时期的言论钳制就是必须说真话，今天的言论自由就是容许信口开河。当然，有些人如巴金、季羡林等文革时期“愿意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的话的确是假话，但是这也仅仅证明了他们人品低劣罢了。再如，一位老师很欣赏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政治观点，就把他的一些文章讲给我们听，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秦晖很多数据、材料都是错误的。这让我明白了秦晖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如此种种，对历史的深入学习让我渐渐抛弃了自由主义，回归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这绝不是老师们的本意，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我感觉，只要是真正深入学习历史的人，终究会回归毛主席。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如此。一位年近80旬的老教授曾经在讲座中怒斥史学界为李鸿章翻案的不正之风。然而笔者看到这位老教授关于李鸿章的书时发现，他的书中同样充满了对李鸿章的同情，甚至有的观点恰恰是自己讲座中批判过的。笔者不禁深感疑惑：难道今天连骂李鸿章都不行了吗？一位老师更是说：“研究党史国史时面临无法回避的两大难题。一个是文革时期成就多，另一个是改革年代问题多。不过也不要害怕，凡是写文革时期的成就时我们一定要说，这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凡是写改革年代的问题时我们一定要说，这些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这就是研究党史国史时必须遵循的‘两个凡是’。”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到了有关部门可能跨省宴请笔者的今天，笔者对于这些老师的良苦用心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笔者是一个很笨拙的人，对于人情世故几乎一窍不通。在大学里笔者喜欢过一个女孩子。为了向她表白一句，笔者先是找到了她经常吃饭的餐厅，然后再坐在离她最远的一个角落，每过一两个月，便把座位向她调近一些，（她每次吃饭都是在那个餐厅的同一个位置）这样过了一年半，笔者才到了她相邻的位置。笔者和她说：“我喜欢你，你做我女朋友，将来和我结婚生小孩吧。”这也是笔者生平和她说的第一句话。她说：“这世上除了我还有很多好女孩，你还是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吧。”我答道：“你不要太自恋，这世上是有很多好女孩，但不包括你。你只是我看着比较顺眼罢了，在大多数同学眼中可不怎么地。至于找一个比你更好的女孩更是胡扯，我有你就足够了，而且要是连你都搞不定咋可能找到比你更好的呢？”尽管句句是实话，可是我感到那个女孩子是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想扇我两巴掌的冲动。唉，为啥说真话就这么难呢？
笔者也为自己的冥顽不灵付出过很多代价，且不说自己心爱的女孩子却视自己做仇人，在毕业前夕又受到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鉴于说出来可能有损母校的形象，笔者一向奉行“宁可天下人负我，我绝不能负天下人” 的信条，因此就不多说了。在我离开学校时对同学们说：“大家请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无论被打倒多少次，总会站起来的，而且会站的更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座右铭。
笔者结识、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网站也是在大学期间。说来好笑，恰恰是凤凰系批判左翼网站的报道引起了笔者的好奇。笔者通过阅读、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网站的文章，让笔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和一些对应的右翼媒体的文章对照阅读，并经过和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比对后发现，左翼网站的文章大多有理有据、真实可信，右翼的文章大多是断章取义，甚至公开造谣。通过对比笔者进一步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真理，今天的世界并未逃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预言。
笔者近一年半以来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了多篇文章。之所以在这些左翼网站发表文章是因为笔者的观点在新浪腾讯等主流媒体无法发出。笔者在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说明了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看法，未必正确，欢迎批评。不过，除了左翼内部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之外，右翼媒体除了漫骂笔者是“毛左”、“左粪”、“文革余孽”之外，迄今没有看到强有力的文章反驳。笔者的一些文章受到了《苹果日报》等海外右翼反华媒体的关注，据传，和韩寒等人被美国媒体评为“公共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笔者等一批“毛左”已被列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必杀之列。但是，笔者无怨无悔。
鉴于笔者目前的处境，笔者再次把自己的主要观点简单介绍一下，作为备忘：
关于经济体制，笔者认为，合理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贫富差别不大的经济体制。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能人”。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也有些差别，不过有人这方面强一点，有人那方面强一点，综合起来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单单凭能力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差不多的。有些“能人”之所以收入比其他人多很多，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真的比其他人强很多，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剥削人压迫人的地位上。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体制应该靠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在农村，一方面要借鉴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的经验，通过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走集体化道路。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逐步消除农业、农村的弱势。在城市，一方面必须在国营企业中发展工人民主管理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另一方面对私企进行合理引导。首先在私营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在工资、福利、工人权益方面和国营企业接轨，最终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政治体制，笔者认为，应该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大民主。人民不仅应该有选举权，更必须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选举权方面，应该阶级代表制，像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等普通劳动群众占人口的95%以上，那么至少各级代表中不得少于70%，严禁“先富”、“精英”侵占普通劳动群众的名额。在话语权方面，保证重要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等一半以上的版面留给群众。在决策方面，重要事务必须交给人民广泛讨论并公决，其他事务必须要经过利益相关的群众同意。决策需要修改时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在监督方面，政府所有决策落实后必须及时向人民公布，看是否符合当初的决策，如果政府擅自修改，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在反腐败方面，应该实行“被告举证”，如果当事人不能举证表明自己清白，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应该规定当事人有义务保护举证人，如果举证人出现问题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特别应该明确，必须支持广大人民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不能打着“保护每一个人”、“群众不明真相”的旗号压制群众运动。只有真正做到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几个通过各种形式挑选出来的“精英”摆布，才不会人亡政息。最终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巴黎公社的原则包括：a﹑摒弃权力分立资产阶级政治形式，采用行政司法合一的政治体系；b﹑用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和低薪制把官吏变成公仆；c﹑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d﹑直接掌握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进行不断革命。）
关于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笔者认为，应该走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科技要靠科技人员和工人农民等一线劳动者结合，发展教育要和生产实践结合，文艺要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产生活。
关于国防体制。笔者认为，人民解放军是我国的坚强柱石，应该把国防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上，实现全国军事化，全民武装化，大力发展训练民兵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同时应该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全军。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按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观点和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的看待文化大革命，功是功过是过，源于《历史决议》又对《历史决议》进一步发展。
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坚持江泽民同志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胡锦涛总书记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主张进行改革开放，坚决摒弃一些诸如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等资本主义方向的假“改革开放”。
关于国家粉碎动乱和取缔邪教等问题，笔者一直举双手赞成。笔者多次指出，如果不粉碎动乱和取缔邪教，中国就会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发生内战，甚至像印第安人一样被侵略者种族灭绝。
关于未来的发展前景，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笔者认为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理解有误，“按需分配”不是“按欲分配”。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欲望是无限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为主导，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准确的说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其发展方向——共产主义即实现按需分配，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这是可以实现，也是可以持续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为主导，以满足人的欲望——准确的说是满足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欲望——为目的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人类要么灭亡、要么实现共产主义，决没有第三条出路。
关于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笔者一向强调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贯彻落实中央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以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解决问题。首先要进行整党建党。一方面要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进行清党。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新党员。通过整党建党，消除党内“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怪事，让中国共产党和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集团决裂，再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然后要通过上文所述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极右派的“颜色革命”。笔者坚决反对和右派一起搞“颜色革命”的形左实右的主张，认为这样做会给国家、人民和民族带来灾难。理由很简单，美国一直支持中国搞“颜色革命”，如果“颜色革命”能使中国强大，美国会多一个竞争对手，这无疑是很愚蠢的。笔者一直揭露极右派“颜色革命”的阴谋。笔者7万字的长文《极右派吹响了“颜色革命”的集结号》被海外右翼反华媒体攻击成“中共保守派反对民主革命的宣言书”。
近日来，《苹果日报》等海外右翼反华媒体连篇累牍的造谣诬蔑对笔者进行政治陷害。笔者相信有关部门绝对不会相信《苹果日报》等海外右翼反华媒体的造谣诬蔑。因为一旦极右派“颜色革命”成功，不仅笔者在必杀之列，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员工也难逃清算，正如孔庆东老师指出的：“当今高举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来向共产党逼宫的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右派，先是假装拥护邓小平，然后就走向蒋介石，最后必然要走向汪精卫。他们要引导中国走向什么样的结局，你们还不清楚吗？他们如果上台，肯定先杀毛左人士，这是不难预料的，然后邓右人士也难逃一劫，然后是杀江泽民朱镕基、杀胡锦涛温家宝，最后连蒋介石马英九的国民党也要杀掉。为什么？就因为其他所有人，都会成为汪精卫先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天堂的巨大障碍也。”前些天海外反华分子周亚辉公开宣称“至少杀掉两亿中国人才有自由民主制度” ，试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员工有多少敢自信不在被杀之列？
但是毕竟据传笔者等一批“毛左”已被列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必杀之列，为以防万一，笔者留下几点遗言，如果万一笔者被捕了乃至被暗害了，这就是笔者的最后的话：
第一，任何人不要因为我被捕了乃至被暗害了对党和政府不满，因为冤假错案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难以完全避免的。更不要因此就和右派搅到一起搞“颜色革命”之类活动，因为这样做正中暗害我的人们的下怀。尽管我不是党员也不大可能入党，但是我的心灵早已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如果有人假借我被暗害了的名义掀起攻击党和政府的活动，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
第二，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现在他们已经年过半百。我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如果我被捕了乃至被暗害了，他们晚年的生活势必凄凉。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后有人还记得我的话，请设法打听出他们的状况，如果需要请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恐怕那时候早已没有人记得我了吧。爸爸妈妈，请原谅你的孩子吧。因为为祖国民族呐喊的事业总有人要去做的，如果我不做谁做？
第三，在大学里笔者爱过的那个女孩子，在离开学校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不过听说她如今一面读研，一面在南方系的媒体做兼职，很可能毕业后就靠给《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右翼媒体写阴谋史学的文章为生吧。如果有一天《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极右媒体遭到了清算，希望能够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尽管她从没有给过我一点好脸色，但是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帮助她。
第四，祝一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安康，说话写文章时小心。希望大家要宽容，不要过多争辩，更不要动不动喊打喊杀。希望朋友们记住，毛主席对待敌人也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问题，尊孔的人是尊重其民主性精华，批孔的人是批判其封建性糟粕，并无根本分歧。同时，为笔者以前文章中和朋友的一些争辩中的错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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