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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写给90、00后,中国要有自己的根基

徐亮 · 2011-11-2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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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有自己政治、经济和文化根。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劳动者将沦为打工仔,国家将演变为殖民地,我们将陷入一场危机当中!

  中国要有自己的根基

  (原文是 2010年8月7日 写给《80后看中国》的文稿)

  我们经过这三十年的发展,似乎富裕了,但是我们突然发现知心朋友少了,安全感少了,精神上的满足感低了。在得到短暂的满足后,我们陷入更大的孤独感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茫茫人海中、在茫茫大地上,奔走一生,我们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百年孤独》让我们感受到经济发展之后,我们缺少了自己的底气。我们在疯狂地把别人当成是神,甚至连鲁迅“拿来主义”的自信都没有了。社会的评论只要一直面问题的惨淡,就立即抬出西方国家作为论据,于是大家束手就擒,风平浪静,乖乖地信奉这样的论据为圭臬。我们中国人缺少自己的精神根基,曾经有过,但是被肆意侮辱之后扔却了。

  我们的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我们的民族产业却在外资收购中哀叹。我们的产业种类齐全,但是被世界产业链捆绑在下游,用万吨茶叶来换一架波音。我们希望真的能出现“中国制造”和“中国概念”,但是消费者没有信心,提出者更没有信心,精英更是糟蹋信心。龙永图把中国作为美国的学生,中国融入世界的年龄和经历都还不足以充分地理解中国文化、表现中国精神,我们不能为了寻求一时的经济虚假繁荣,通过耍大钱彰显中国一时的威风;而是从国家发展的长远去考虑,为中国产业寻找自己的根基和特色。

  我们肆意地辱骂中国的文化,从祖国、中医、武术、历史、领袖、土地,到一切的一切,我们憎恨我们目前生活周边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西方月亮就是比中国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中国人的根基,甚至连一个基本作为人的根基都失去了。我们的文化、经济、政治不但没有能够领导时代的先进性,反而成了时代的奴隶,不仅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且逐步走向边缘,面临生存的危机。中国的出路的就在于找回自己的根基。

  我们中国缺少自己的根基。没有自己的精神根基的人,是很可以很容易统治他们的;没有经济根基的国家,劳动者的劳动多数流进了别人的腰包,成为免费为美国打工的打工仔;没有政治根基的人,国家将演变成外国的殖民地,接受外国的奴役和管教。

  我们的政治根基: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从2008年以来,国内形势日益复杂。斗争集中体现为爱国与卖国、爱党与卖党的斗争。体制已经无法容纳这种频繁爆发的破坏性力量,社会越是在这种矛盾的爆发中寻找解决方案,它就越发现自己在走向历史的悖论。而这种历史的悖逆,只会埋葬自己。

  贵州的瓮安事件,无论真相是什么,都只是证明了矛盾已经尖锐化。任何势力,无论正义或是官方口径的黑恶势力,都能够鼓动群众或是迷惑群众,说明某些地方政府在各类合法或非法的群众运动中接近丧失了权威。这是一种可怕的事实。

  罪恶的根源在于个别地方上资本奴役和权力腐败的联盟,它的直接表现就是以人民币为纲,以钱为纲,有奶就是娘,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正在将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它腐蚀了一些地方政府,腐蚀了警察,腐蚀了教育,腐蚀了音乐影视等娱乐活动,腐蚀了学术,腐蚀了道德,腐蚀了婚姻爱情家庭,腐蚀了民族尊严,从而将一批中国人变成惟利是图,不受任何制约的经济禽兽。在这种联盟下,为了钱,可以举起屠刀,砍向人民;为了头上的乌纱帽,可以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消灭群众的肉体,掩盖真相……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上海发生的杨佳袭警事件,是专政机关以合法的理由欺负弱小者,因而引发弱小者反抗体制的典型案例。那几个死去的警察也许是没有过错的,但是杨佳却将警察视为一个整体来报复。不管报复的是谁,只要是警察这个身份,就可以达到目标。

  ——云南孟连事件根本上是橡胶产业改革过程中利益偏向改革上层,而漠视人民利益的结果。这次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究竟是谁总是站在资方说话,充当资本的家丁。个别的地方政府乱作为,为资本保驾护航,将自己直接推到了对立面,从而充当了资本的棋子和打手。即使是这样,资本代言人反而说这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为资本保驾护航还不行,得把政权直接交出来。

  ——贵州瓮安事件无论真相如何,不过都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在已经肿大的病体上,冒了几个水疱,从而以此为爆发口而已。胡总书记说的好,既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溺水案件,为什么能发展成几万人的暴力事件?难道仅仅是一次群体性事件,或者仅仅是一次黑恶势力事件?

  ……

  所有这些事件的实质,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其中都隐藏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变动和利益变动导致的阶级调整实质。在这场阶级变动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沦丧为阶级结构中的弱者。龙永图公然把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群众称为“刁民”,可见其立场表达了与这些群众不妥协的对立。

  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公共权力也是。这两种力都可以驱动各种人力、外在的物质力。群众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作为联合的整体,而不是分散的“个人主义”的个人。个人在没有资本和权力的结构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但是,这也是改革的重要时机。云南孟连胶农事件发生后,资本代理人已经提出,“这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荒谬言论。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任何一种“彻底”都是以彻底消灭群众利益话语权为特征的。

  如果新的改革能够利用这样的改革的时机,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重新放在自己的旗帜上,进行人民民主参与决策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民族仍然有重生的机会,否则面对他们的,将是一场场更加激化的矛盾作为回答。

  我们国家的合法性根基,既不应该建立在革命功勋上,也不应该建立在脆弱的市场经济原则上,更不应该建立在列强的外交认可上,譬如所谓加入WTO换来承认以及使西方承认我为市场经济国家。改革应该继续和缓进,新的政治改革应当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真正中国特色的大众政治。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要贯彻官员的轮换制度,避免隐性世袭;使官员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公平为主,发展经济为辅的模式上来,也就是的理念“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应当建立“普通居民代表大会”,限制这些代表必须个人收入低于或等于全国平均水平,否则不能当选;任何官员的决策,必须严格通过“普通居民代表大会”的表决,而“普通居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听取每个他所代表的社区的意见,否则随时被撤换。应当全面透明地公布官员的财产,并让社会来监督。公布所有的选举、决策过程。总得原则是不能让官员过舒服了,让他们用权力舒服了,大众就要遭殃。吸收西方民主的精髓,发扬巴黎公社原则、列宁和毛泽东思想中那些群众路线和民主的精神,我们就能够建立自己长久的制度根基。西方的民主很大一部分是吸收了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和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因此,必须重视西方民主的“返哺”“大众民主”发源地——中国的作用。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夸大自我修养道德约束的实际作用,从而放松了对官吏的实际的制约和监督,听任官吏的恶德恶行信马由缰,其结果是清官的数量极其稀少,且大多数清官也是个人自我修养的结果。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政府官员了。我的“制度毛主义”的世界观认为,维护百姓的利益,我们不能依赖于一个清官式的肉体存在,而只能依赖于社会主义精神延续的健全法制及有效执行,这个机制不是靠运动,而是靠稳定的法律和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严厉监督官员,充分实行人民民主。我的另外一种更为大胆的司法共产主义理论则主张仿效伊朗体制,政党退出行政领域,而只控制司法和军队,在司法领域内监督公有制经济是否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作用,监督一个到两个以上的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行政行为是否合乎社会主义理念,执行对法律操作和法律执行的监督检查,监督国家的社会文化是否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监督政府的外交行为是否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掌管国家的主要发展方向。政治学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往往被大众理解为行政机关,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发生了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剧烈冲突。大众的注意力焦点也集中于行政机关。因此,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退居到监督、检查的领域,从而避开主动对于行政领域的干涉、避免为行政机关的贪污腐败而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信誉;有必要在行政领域实行大民主制,对所有政府官员均实现选举制,其他工人阶级的政党有同等条件下上台执政的合法性。

  历史往往是两面的,最革命的国家在历史的突进过程中,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丑恶势力的堡垒;而世界上最反动保守的势力,却可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的经济根基:恢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生产力标准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什么管理也是生产力、什么文化生产力、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之类层出不穷,充斥着生产力研究的领域。用百度一搜,有以下的生产力:、1、管理也是生产力;2、教育也是生产力;3、文化生产力;4、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5、美女姿色(美丽、漂亮)也是生产力;6、服务也是生产力;7、批评也是生产力;8、开放女性是经济社会的第一生产力;9、婚姻也是生产力;10、奥运也是生产力;11、信用也是生产力;12、安全也是生产力……等等,可谓是汗牛充栋、五花八门。总结起来核心就是,凡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生产的一切手段、精神、资源都是生产力,无论生与死、大与小、善与恶、男人还是女人。一句话,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切现存物都是生产力。生产力因此超越了时间、空间,超过了一切阶级性和社会性。理所当然地可以说,一切都可以用于增加财富或是再分配财富,社会现存的一切所有物都被开发到财富增长的序列中,都被资本增殖“收编”成为资本过程中的驱动轮。只要从其他人手里获得财富,无论财富是生产性的增长还是靠暴力、欺骗、色诱、偷窃、行政管理等方式重新分配,只要一部分人手里的钱增加了,资金获得了流动,这就是增长,从而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也实在无话可说。庸俗的经济发展观可以说是和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疯狂掠夺模式是一致的。只要能够拿到钱就是生产力,而且还是第一生产力,管它什么欺骗、掠夺、忽悠呢。

  历史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让很多人不高兴,比如农民听到了,会说“多数人都是小农,生产力将多数群众排斥在外了”;比如下岗工人听到了,会说“难道我下岗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需要我了吗”;比如封建贵族听到了,会呻吟道:“太不人道了罢,《共产党宣言》还宣称要将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当一个人局限在自己的狭隘知识范围内和有限的生活经验内,他们根本无法掌握社会历史的进程和动态,甚至以偶然性反过来攻击必然性,以自发的唯心论攻击需要后天学习才能够掌握的唯物论,以人道主义攻击客观历史论的非人道性和动物丛林法则性。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客观历史进程的自然生产力论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只不过这个事情的真相完全被某些别有用心的集团利用了,掩盖了事情的本质。

  空谈生产力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如果妄谈生产力,那么很容易得出生产力是无情的结论。 刘永佶 先生的最大功绩,就是向我们阐明了:生产力的主体是劳动者,而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不是小农宗法社会的地主,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家和地产主,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集团。

  无产者之所以能够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因为他们在组织起来的大生产中处于联合体一员的地位。讲这一点,自由主义不高兴了,在他们看来,人是最高的。强调每个人的个性,希望每个人都自由起来,从而自由地被流动的市场雇主雇佣,并在政治上成为自由的人,多元的人,从而无法建立起统一的政治组织。对于资本和政治来说,只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才最可怕,其他一概不足虑。所以从过去到现在,经典作家们都在强调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是因为在资本和政权的强大威力下,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但是21世纪似乎有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写法。工业、农业在信息时代似乎处于了产业链条的底端,而产品的定价权、产业链的顶端和金融衍生品的国际掌控者,成了掠食者和产品收割者。第三世界,包括亚洲四小龙、新兴亚太国家和金砖四国(中、俄、巴、印)发现,他们这三十年的发展,最终拱手将成果送给了国际金融垄断财团和世界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胜利了,难道他们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极端的荒谬性逻辑恰恰是三个代表学说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如果奴隶主残酷地剥削奴隶,造成GDP的增长,那么他们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果妓女贡献了税收,拉动了内需,她们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生产力的自然性告诉我们,生产力是自然发展的,它并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人类建立的生产关系只能延缓或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这句话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生产力无论受到生产关系怎样的制约,它都会发展起来。因此,将目前的生活水平和建国后三十年的经济生活比较,乃是21世纪最大的骗局。

  1949年建立后,整个中国没有象样的工业、农业,从半殖民地经济出来的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民族工业。指望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将中国发展成一个发达的美国,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是伪社会科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将私有化市场化三十年和毛时代三十年进行比较的。

  这一骗局制造者的目的,就是把生产力的自然发展归结为自己的领导成功和政策的成功。

  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苏联在集中体制下发展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和美国抗衡的大国。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私有化市场化。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式的私有化市场化,没有任何的历史必然性。

  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发展。我的这一点结论足以让所有人惊骇。在工业社会,当多数企业都使用旧的技术时,他们的企业都在赢利;而唯独有几家企业采用了新技术,但是这个新技术的推广和占领市场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能力,但是其销售不会立即超过其他99%的采用旧技术的企业。生产力只是意味着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能力的强化,以及多大程度上解放出人类的业余时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这样的一种物质的力量,他们在劳动者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体现为更少的劳动时间内能够为人类取得更多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对同一种物质的获得需要的时间越少,则生产力越先进。这是一种力,一种抽象但又实在地存在着的力。如果把它庸俗化为科技,那么等于偷换了其中的核心要素:人作为自主劳动者的存在,因为这个力如果不是人以组成社会的形式来占有,那么它就会成为和风力、万有引力一样是一种自然力。我们能够指望这个时代将我们引导向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未来,或者它不过是资本及其奴仆们给我们编造的又一个乌托邦?个别官员不但漠视人民的呼声,公然发表一些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论点,甚至连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全面溃败,越南已经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事实都不顾了。是啊,一个官员,到了“天变,地变”都无所畏惧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还做不出来呢。如果是这样,还讲什么天人合一,和谐,群众路线,亲民爱民呢。

  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代表那些投靠美国,希望将共产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打算通过私有化摇身一变为纯粹的资本寡头,维护通过改革和腐败而获得既得利益的那股势力,正在妄图将中国引导向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新殖民地政权。埃及的阿明没有过时,中心外围理论在中国正在实践着它的路径。

  在这个大方向上,是没有余地的。目前的改革就是要破除束缚中国走向这一下场的任何思想篱笆,大步地走向这一历史的终点。为了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甚至允许西藏的独立,允许部分领土丧失也已经在这些准备当美国人的中国精英考虑当中。

  在外资已经控制中国市场的前提下,继续出卖金融主权,共产党改名,共和国更名,真正成为代表大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些步骤都已经在买办的策划中。

  是否承认改革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中,产生两极分化等事实就是改革失败的标志。但是改革的绝对合理合法性却被一些人当成是他们当官发财的合法性基础,不问是非地盲目维护。

  因此,只有“继续改革”,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保持其合法性,不仅是共产党的合法性,也成了某些人天然不可侵犯的合法性。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国家就把合法性建立在了经济这一脆弱的标准上来了,而且赋予了他们资本市场的周期性危机的脆弱模式,可以说,这一合法性,与其说使他们获得了果子,还不如说是一枚随时会被经济危机周期引爆的炸弹。

  如果继续改革是纠正三十年改革的负面,是解放那些“资本剥削有理”、“被殖民幸运”的思想,那么这种改革的合法性仍然有效,仍然会得到人民的支持。遗憾的是,由于经济结构已经完成了被瓜分和被占有,导致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将“继续改革”和“继续解放思想”引导向巩固其既得利益的方向上来。这值得党和政府高度警惕。

  他们妄图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式改革”的成果,通过宪法和物权法等形式在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党吸收资本家并修改党章在政治上巩固下来,是他们的近期目标。这一目前已经基本实现,正在向共产党改名,国家更名,国旗国歌更名,新华门标语变更,重新评价89风波,邀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民主移植中国等普世价值方向发展。

  我们要恢复为了人民、代表人民的真正经济形式。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道重要命题,从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研究,到列宁反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庸俗论调,到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再到毛泽东提出在一定条件下“意识也能够决定物质”,都是为了反对极其庸俗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庸俗、机械唯物论。中国学术界系统地讨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理论上虽然获得了突破,但是实践中仍然坚持并发展了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补课论”,“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等一系列的思想实践。

  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讨论过俄国是否可以不经过西方那种痛苦的阶段,就能够达到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希望驾御生产力还是不得不服从生产力,做生产力的奴隶的重大问题,简单比喻就是骑马,还是被马骑?

  如果同时达到一个目标,你愿意被马骑着达到终点,还是你骑着马达到终点?骑马的话,人们会做主人,驱使马的前进,虽然马儿负担重量而人类却获得了自由。如果是被马骑,那么生产力提高速度很快,商品极大丰富,帝国主义资本畅通无阻,而劳动者就在痛苦的边缘,时间被剥夺,话语被强奸,劳动保障消失,基本人权丧失,民主权利架空,经济贫困,住房没有保障,就业没有保证,医疗失去人性,教育失去国格,如此等等。

  精英们会说,你这种立论是不成立的。你想骑马但是马却不愿意走,“想骑马但是马却不愿意走”指的当然是在主导生产力的模式下,经济是否停滞不前或是干脆不发展了。问题在于,苏联式的生产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着计划模式的全面失败,而不过是一种官僚模式的失败而已,也仅此而已。“骑马,还是被马骑”是询问人类最基本的良心,在达到发展的彼岸时,是让人们当家作主,多数人发生历史主动性下地去创造,还是驱使他们劳动,迫使他们为经济买单式地发展。如果是“被马骑”,那么恢复古代奴隶制就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你看,不是吗?奴隶制取消劳动民主,不用任何争论,也不会像民主那么做无谓的争吵,导致国家效率低下,也不会浪费选举金钱,更不会因为劳动条件恶劣而反抗。抛开生产力中包含着的人的因素以及劳动人民的立场,单纯从生产力物的角度去考察问题,必然导致这样荒谬的结局。

  人们是愿意骑马达到物质生活丰富阶段呢,还是愿意被马驱动达到生活阶段呢?这是不言而喻的。生产力是人类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人们当然需要遵循自然规律,但是对待这种规律不是简单服从,而是充分发挥意识改造世界的作用。但是现在却把工具与目标颠倒了,把生产力作为一种图腾和信仰。最后连生产力也不崇拜了,干脆直接崇拜金钱,变为金钱的奴隶。

  为了民众的福祉,“改革”显然应该继续,但是这种继续显然不是继续放纵资本,而是节制资本,建立劳动对资本的“大控制系统”。在所有的企业建立劳动监督委员会,每年由工人选举其中的成员,这种劳动监督委员会将取消党的指派制,只负责主要方面硬性指标的批准,比如这些代表是否真正出身于工人阶级。为了避免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应当将资本家的兴趣转移到通过科技、通过降低能耗等方法提高生产力上来,实行 张敢明 教授论证并实践了的“劳动竞赛”制度,而不是通过增加工人劳动时间,降低工人工资来获得;资本家的利润将通过税收转移到工人自己身上,而资本家个人获得的利润将被鼓励增加生产性投资以及增加出口上,禁止购买土地等生产资料。同时,为了避免普通民众对劳动失去兴趣,应当建立劳动考核制和竞赛制;这一考核制的基础是按劳分配,同时实行淘汰制。被迫下岗的工人虽然离开了某个企业,但是国家将负责其基本生活,并出资培训其技能,将其安排到适合他的劳动部门,必要时得建立国家工场。在农村,推动初级合作社的发展,并适时发展到新类型的人民公社,只保持个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我们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实际上,建立“公共所有制”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

  我们的文化根基:自信而复兴的民族文化

  我们正在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阶段,道德、信仰的危机和文学艺术的全面堕落。由于文化艺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剧变有着敏锐的指向针地位,因此,堕落的文化实际是堕落的政治、经济的总标志。

  当5月初上海的公交车上,小学生大喊抓贼,却遭到小偷的殴打,周围的乘客冷漠,司机和乘务员的冷漠都使“八荣八耻”的教育效果有了一个明确答案。

  在一切为了金钱的鼓励体制和腐败的榜样下,导致了人和人都为自己的私利而工作,甚至经济基础的变动使人们蔑视、嘲笑自己的祖先对革命和解放所作的贡献。在一切为了交换,一切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消灭以前,任何道德的滑坡和信仰的缺失都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那些精英眼里,道德没有滑坡,信仰也没有缺失,资产阶级道德和信仰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你看,子女吞噬父母的房屋、财产,商人的坑蒙拐骗,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卖淫,卖国等等。他们扭曲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资本的道德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连最无耻的英国、法国、德国资本主义初期的资产阶级道德都没有这样的无耻、赤裸裸和受到政府的热捧。在中国,连19世纪英国那种能够有正义感的工厂视察员都没有,足以证明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将中国人的精神瓦解、后退了数十年。资本秩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而是由那种官僚资本主义特殊的体制“自发”创造的。

  网络上频繁出现的各色艳照门事件集中暴露了自由放纵生活方式的腐朽,对男女主角多大程度上容忍,能够说明中国人的道德破坏到何种程度。

  能够对这种事件表现出容忍和宽让,如果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尚待成熟的标志,那么对于那些成年的中国人,如李银河之流,则是腐朽腐烂的象征。

  文学艺术家们的集体“卖淫”笔者就不想多说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生活方式危机并不是从今天就具有的,它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发展了三十年。三十年,足以建立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文化体制的统治。资本的逻辑已经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改革开放的董文华复出了,她说她最喜欢的歌曲就是《春天的故事》,这首歌肉麻地吹捧经济第一主义,他们话语中走进的“新时代”的精神,不就是“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的唯物质、唯经济第一主义吗?在这个“走进新时代”的莺歌燕舞中,那里还有“舍己为人”精神存活的余地呵。而作为享乐教育、自私教育和金钱人生观大本营的央视,居然把这种精神归结为“新时代”的优秀品质,这种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的伎俩可谓真是可耻。

  2008年度全国轰轰烈烈的抗震救灾,人民踊跃支援灾区的行为,正是民族精神仍然存在于人民中间并发挥作用的明证。即使是最没有知识的老百姓,看到目前腐败横行的场景都会说“这帮贪官,如果在毛主席时期……”,这种强烈的对比关系使人民强烈怀念旧时代的安全、纯洁、平等、清廉、互助和民众的有尊严,而这改革开放“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精神,却常常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私、尔虞我诈、以强凌弱、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等人伦道德的灾变,这显然不正常,也不是改革的初衷。即使小平在世,也会强烈地反对。

  但是政治如何对文化进行制约,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马克思所说的“国家从社会那里得到教育”,新的文化改革应当由劳动爱国者组成的文化监督部门。由劳动者选举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军队、商人的代表组成文化委员会,并加上党文化官员、文化界代表组成的六方会议,将每年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危害性、良性影响进行评估,按照“事后追究,允许辩解”的原则实施。在文化监督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真正实现民主,反对商业化和特权化,才能够挽回我们的文化根基。

  …………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感受到生意难做、灾害频繁、气候异常、物价上涨、房价难以承受、就医难、道德败坏局面时,就已经说明了这场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了。这场危机从侧面说明了只有集中掌握资源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真正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才能够挽救全面的危机。

  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主义绝对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如果不从“主义”的角度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程中的体制原因,那么问题将在旧主义的驱动下不停地发生,从而让国家疲于奔命。

  为了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了。

  注:

  ① 参见吴思《血酬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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