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物质繁荣的一代，也是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时代大考的一代。
几天前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6.0%。宏观数据的背后，是多少年轻人的悲欢离合。
亲戚的孩子今年研究生毕业，26岁的他发现今年要找个好工作，真是前所未有的难。三年前因为考公失利，他选择考研，希望把找工作的压力往后推移——因为好工作对学历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不料三年后，又赶上了史上最难就业季。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一举创下两个历史之最：毕业生人数最多，毕业生人数增量最大。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失业率提升，就业更为困难。
当他问我该怎么办时，我也一时语塞。因为当前的困难可能不是暂时的。26岁硕士毕业的他，是我们常说的“Z世代”中第一批进入社会的人群。Z世代，延续的是X世代（1965—1980）、Y世代（1981—1995）以来的说法，指涉“1996至2010年出生的人”。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Z世代人口总量约为2.53亿人，他们出生、成长于一个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也形成了独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当然，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它的内部存在着悬殊而显著的个体差异；我们从来不否认个案的广泛存在，但本文聚焦的是群体的普遍性。
在2020年疫情泛滥之前，Z世代仍然是普遍幸福的一代，他们是物质繁荣的一代，是生活在网络中的一代，是追求更多个性化的一代，这是Z世代成长中的A面；但疫情到来、中美之间冲突加剧、全球化濒临瓦解，让这一代人遭遇前所未有的时代大考，Z世代面对的是一个下坠的、不确定的世界，这是他们成长中的B面。
AB面的落差，Z世代真的准备好了吗？
▍A面：享受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世代
1995年7月11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观察员。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迎来了黄金发展的十多年时间。
以Z世代涵盖的1996-2010年来看，1996年中国GDP增速为9.9%，2001年入世当年增速为8.3%，2003年增速为10%，之后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2007年更是高达14.2%，2010年是10.6%。
Z世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中长大的，中国经济增速基本在两位数上下徘徊。如此强劲的增长，首先意味着物质条件在不断改善。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39元，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19109元，翻了整整两番。
对于大部分Z世代来说，他们成长的年月里衣食无忧，物质生活条件要比父辈优裕丰富。加之，很大一部分Z世代是独生子女，作为家庭中唯一的孩子，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长辈们不会在物质消费与享受上让Z世代受委屈。
经济高速发展，还意味着国力增长、意味着社会似乎一直在不断变好。当Z世代一直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不免对未来怀抱这样的期待：当他们进入社会时，中国依然高速增长，他们的手中总是有大把机会。
除了享受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外，Z世代另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他们属于互联网一代，人们普遍也将Z世代称之为“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们的成长几乎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同步进行。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1997-1999年，网易、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成立，2000年，QQ2000版本推出；最早一批Z世代读小学的时候，QQ发展得如火如荼，2003年用户注册数达到2亿，5年后达到8亿；等到第一批Z世代进入初中，2010年前后，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2011年微信推出；Z世代进入大学并开始找工作时，移动互联网如日中天……互联网严丝合缝地榫入Z世代成长的每个阶段：“他们不再‘上网’，而是‘活在网上’。”
| 《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
互联网也形塑了Z世代对世界与生活的认知。用涵化理论的说法，“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互联网中的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从抖音到小红书，不断宣扬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样本：一栋别墅，阳光照射进来，漂亮的妻子做着家务，小孩在快乐地玩耍……这是不少Z世代对生活最初的理解、也可能是最终的理解。
简而言之，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Z世代理解的现实大概率是B站2020年推出的宣传片《后浪》里所描述的，“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所有的知识、见识、智慧和艺术，像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礼物。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可以尽情的享用”，“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B面：发展降速与网络幻影
当Z世代怀抱美好期待进入社会，开始找工作、开始工作时，会发现他们遭遇的现实，与他们成长过程中建立起的对现实的认知有着显著落差。
落差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早有伏笔。2010年是最后一批Z世代出生的年份，2010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经过去。2011年经济进入个位数增长，2017年之后进入经济新常态……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经济又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在做大蛋糕的时代，100%的付出或许就有150%的收获，当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也许150%的付出也许才能换得80%的收益，“内卷”成为新的时代特征——个体在某一个领域付出更多时间、精力，投入更多资源，却没有收获更多收益，许多人加入的是一场“没有发展的竞争”。
具象而言，大学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2017年是795万，2018年是820万，2020年是874万，2021年是909万，2022年突破1000万。找工作的Z世代越来越多，但社会上好岗位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毕业生的增量，Z世代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经受更严格的竞争，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但是，互联网仍然在强化着高速增长的认知。为何互联网上的世界一片大好？韩少功精辟地说道：“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换言之，Z世代在线上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大概率受制于权力或资本，它们形塑了Z世代的认知。
消费主义总是想打造一个精致美好的“景观社会”，鼓动Z世代通过买买买去想象、去接近、去实现。所以它总是热情洋溢地讴歌Z世代，反复强调他们是最有消费能力的一代人。而算法对这种认知的加固更推波助澜。
Z世代在互联网上认知的世界是残缺不全的。戴锦华说，她曾在某问答社区看到一个提问：“今天还有穷人么？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看见呢？”这个问题，令她震动。她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一样，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与全球同步同轨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快速地经历社会分化的过程。”
互联网上还有穷人么？事实是：在线上我们可能看不到太多穷人——小红书和抖音上没太多穷人，国产剧里也很久不曾出现真正的穷人……很多Z世代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他们对他们未来人生、对世界怀抱的是玫瑰色的想象。但是，生活并非一个可以随时登上的金字塔塔尖，就像互联网上简化呈现出的那些成功人士一样。
去年，小红书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炫富”运动，平台处置了大量炫富类笔记，并针对炫富识别的AI算法模型再次升级。事件的缘由是，小红书因为滤镜的失真，引发全网吐槽，有把广州艺术博物馆背景墙纸、拍摄成艺术回廊的；有把店面窄小的咖啡厅，拍成国际大都市最时尚大片的……
这个事件，是Z世代理想与现实、线上与线下落差的生动隐喻。理想是大片，现实是角落。
▍内卷而不得，躺平太奢侈
心高气傲的Z世代或许会说，如果现实艰难，大不了就躺平呗；内卷太夸张，那么我就反内卷。这的确是年轻人的一种流行心态，从网络流行词就可见一斑。
2016年，丧文化、葛优躺红极一时；2018年，流行“佛系”；2021年，“躺平”风头无二。第一批进入社会的Z世代，是这些青年亚文化的拥趸。
不少咨询机构关于Z世代的报告，不约而同指向了一点：Z世代是自我意识更加鲜明，也更加注重自由的一代人。他们不仅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成长，家庭环境也相对包容开放，当然互联网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外面的世界，因此他们“以更大的自由度追求个性，发展兴趣爱好，甚至主导自己的重大人生选择”。
他们有信心躺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父辈有着更多的原始积累，一部分Z世代哪怕不用太努力，日子也不会过得太糟糕。
国内评论者谈及Z世代的躺平，常常将其与日本年轻人的“低欲望”相提并论。
日本消费观察家三浦展将日本社会形容为“下流社会”。这里的“下流”，指涉的是“下等”阶层。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日本进入漫长的经济萎靡期。年轻人的阶层流动困难重重，从下流跨越到中流或上流很难，但从中流堕落到下流却是分分钟的事。日本年轻人的相对贫困率是日本社会最高的，一些年轻人干脆就自甘“下流”。反正社会的福利保障并不差，偶尔打打零工也饿不死，日本年轻人便选择松松垮垮、吊儿郎当地活着，欲望普遍降低。
乍一看，我们的反内卷、主动躺平，与低欲望异曲同工，都是阶层跨越不可得，大的幸福不可得，那么干脆以自我矮化、放低期待的方式来舒缓压力、安定内心，寻求一种新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实现对现实的某种柔软抵抗。
可细究起来，Z世代的这种姿态，势必底气不足。日本的低欲望，建立在经济发达程度更高、社会保障更完备之上，年轻人的低欲望多少带有“小确幸”的底色，即不需要宏大的成功，固守一种小小的、稳定的幸福，也可以在个人小天地里“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而Z世代要扪心自问：假若家底不那么厚实，你有躺平的资本吗？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实更可能是手停口就停。
去年年中，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们纷纷“反内卷”，抗议“大小周”的声音此起彼伏。谁料在监管加紧以及中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概股在2022年遭遇如此腰斩式劫难，互联网大厂纷纷裁员或者让员工“毕业”，在日子还可以过下去的时候，年轻人反内卷，可以躺平；可当我们就是想内卷时也没机会卷了，反内卷是不是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叠加反复不定的疫情，已经进入下行周期的经济愈发困难，Z世代并没有太多选择。
|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不得不佩服戴锦华的前瞻性，早在2016年她就指出，生活在线上的Z世代所拥有的便利生活的“虚妄”，“当形成了宅文化、宅男宅女独立而自足，因为我在网络上享受着所有电商网购的供应，非常的自足，好像我可以封闭，却忽略掉我们的个体性和个体生活越强大，我们的社会依赖性就越强。因为任何一个环节断掉，我们就彻底完蛋了。其实社会以一个更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把你们全都整合在一个巨大的机器当中，你就取决于这个机器高速和顺滑的运转。一旦这个机器出现问题，我们没有救助的可能。”
或许在之后的几年里，Z世代将频繁感受这句话的含义。他们要面临过山车式的起伏落差，他们会经历想内卷而不得、想躺平却发现那是奢侈，他们要比父辈更辛苦地为揾食忙碌，甚至体会“996”是“福报”了。
我们总会听到每一代的人说：他们是最困难的一代人。当更多Z世代进入社会后，可能也会再次听到这一说辞。站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无可挣脱的宿命，任何大道理都显得虚空，努力而正直地活着意味着一切。对于Z世代来说，从幻觉中醒来、从网络中的形势一片大好中醒来，脚踏现实坚硬的土地，仍然不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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