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游戏与伟大的革命（整改稿）
(原帖为未完初稿，现已整改，特作说明)
提纲：
（1）土地兼并是民族灾难的祸根
土地高度兼并的实质，是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不顾上层建筑的安全而大肆掠夺农民。
（2）贫民窟——帝国主义的副产品
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其国内、国外地主资产阶级双重剥夺的结果
（3）地主的游戏与伟大的革命
农业集体化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4）堕落的土地出租与入股
土地“出租”与土地入股的实质，是培育新地主，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
（5）从巴西规模农业看中国
对工业、商业、人才、科技及公共服务事业的损害，就是对人民就业的损害，对规模农业的损害！
（6）千秋功罪，谁与评说?
揭露犯罪、鞭挞丑恶、唤醒民众、捍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是爱国力量的当务之急！
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
——集体农业将在阶级斗争中冲出合围
前言
中国的极右势力，在帝国主义的默契配合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将公有制企业大面积私有化后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新西山会议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在额手称庆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有一件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这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对于卖国极右势力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人站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大大加强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同时彻底瓦解工农联盟，使工农再难翻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迫切希望中国社会全面走向反动，这是他们企图从宏观上控制中国政治经济，进而实现中国政治经济拉美化的必要条件。帝国的鹦鹉不只是学舌，总是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这是一类“精英”与另一类“精英”天然的阶级默契，于是，在中国的天空中出现一种刺耳的喧嚣——土地私有化的喧嚣。
由于国内、国际两个阶级的同盟已经初步形成，从社会主义机体上长出的这个中西合璧的资本毒瘤似乎再也无需掩饰了。现在他们无所顾忌，指东打西，真是无所不能，甚至连党似乎也在他们的拿捏之中，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都拥有了这样的政治经济资本。况且，公有林地的私有化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今天，他们故伎重演，就象当初污蔑公制有企业一样污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接下来，他们要推行的就是土地的“确权”工作，为土地的自由买卖创造条件，这是土地私有化的有力步骤。“确权”，这多么富有想象力！
然而，来自民众的针对土地私有化潮水般涌来的责问与质疑，令这群走卒力不从心、无以应对。这群头戴光环却卑鄙无耻、肮脏蹩脚的“理论家”是一群不得人心的理论骗子，他们根本不敢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回答如下问题：
——中国历史上土地大规模兼并引发的王朝覆灭如果在今天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
——如果土地私有化，发展中国家城市周边大规模的贫民窟会不会在中国发生？
——中国规模农业的真正障碍是什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什么样的现实障碍？
——小岗村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
——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如此等等。
面对上述理论和现实问题，他们不愿多想，但乐意祭起他们的座右铭——“偷着干，不争论”。
土地兼并是民族灾难的祸根
——土地高度兼并的实质，是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不顾上层建筑的安全而大肆掠夺农民。
封建地租剥削，界于奴隶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中间层次，大体直观上既没有奴隶制的残暴，也没有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封建统治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剥削之上。
显然，王朝的存在需要它对人民的剥削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这个限度最好是让地主阶级（包括各级权贵）的剥削基于对民众的有效管理之上。就是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是叫他们坐享其成，而是让他们与皇室一起担负起管理和保卫国家的使命。建立在封建制上的剥削，客观上应该让地主阶级有一种参与管理国家的积极性，同时，又不能让这样一种积极性走向反面而纯粹地成为对财富的掠夺，进而削弱中央集权危及皇室。这在客观上需要地主阶级的剥削有一定的限度，归结到土地占有问题上，就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出了某种上限，贫富必然加剧，矛盾必将激化，社会将进入动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历来封建王朝都重视“抑兼并”。
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及统治阶级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土地兼并的必然性，在整个封建社会过程中对土地兼并的脚步从未停歇过，哪怕是王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不远。
历史上，西汉因土地严重兼并逐渐导致王朝分崩离析的教训就在眼前，东汉在光武帝后不久，兼并土地的势头便又迅速发展，农民再次失去田地重新陷于苦难之中，加上政局极度黑暗，终于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
曹氏的北魏政权积极实行了均田制，缓解了土地兼并矛盾，并把这样的势头保持到东晋前期。但东晋后期，豪强势力为所欲为，肆意占夺土地、人口，土地兼并到了“封山占水”的极致地步，小农沦为依附民，赋税负担沉重，农民起义并发，政权随之覆亡。
当今社会，有一种官僚买办资本的理论打手存心为社会复辟倒退做先锋。他们唯恐天下不乱，积极为历史上的土地兼并辩护，说什么唐朝的衰落与土地兼并无关，黄巢起义也是灾荒引起的，宋朝是亡于外敌入侵，并言之凿凿。但他们有意隐去土地兼并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唐朝在开元“盛世”的背后，已经隐藏着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导至府兵制瓦解，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地方军阀各自称雄，军队渐成其私人武装，逐步形成了威胁朝廷的藩镇军阀。安史之乱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爆发。安史动乱后，唐王朝摇摇欲坠，地主官僚趁火打劫，疯狂掠夺土地，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无法维持，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终于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
宋代中后期，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几百乃至上千家的“旁户”。这些“旁户”要承担地主应向政府交纳的各种课税，生活十分困苦，因此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仅大的有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梁山泊，方腊起义。面对人民的反抗，统治者采取反动对策 ，大量募兵，加大镇压力量，结果税赋进一步加重，民不聊生，加上奸臣当道，国家意志极度虚弱，外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侵入中原。
明朝的土地兼并最具典型意义。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对兼并土地而造成社会纷争的大地主毫不手软，前后杀了有9万多。可到了明中晚期，自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国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甚至皇室也参与兼并活动，而相对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沦为佃农和一无所有的流民。伴随而来的是租粮奇高，江南一亩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当边疆的告急文书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就要不断增加捐税，这些负担就全都被地主阶级转嫁到佃农身上，这又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形成恶性循环。佃农逃亡及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到崇祯年间，流民达千万之多。
兼并与反兼并，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古老而清晰的痕迹——一方是地主阶级对财富无限的贪婪，对土地无限制的占有，却以千百万贫苦农民的冻馁、疾病、破产、逃荒、死亡为代价；另一方是农民阶级无法生存时的绝地反击，却意味着战乱时期更大程度上的流血牺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这样的历史写照。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当土地成为商品允许交易从而成为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工具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级必然会成为地主阶级的剥夺对象；当这样的剥夺带来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时，土地就变成社会成员之间血拼的战场。
在封建社会，土地被视为各种形态财富的最终归宿，地主阶级总是力图扩大土地占有面积。王朝初立，统治阶级还没有忘记农民暴动的腥风血雨，对财富掠夺的行为尚有所收敛。而当社会安定的局面经过一定的时期之后，权贵豪强们的骄奢淫逸和对权势的追求便逐渐加重；而权势的扩大和稳定更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于是，便逐渐演变为对财富无限制的追求，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社会土壤产生了，改朝换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封建时代土地高度兼并的实质是：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不顾上层建筑的安全而大肆掠夺农民。
今天，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同样存在土地高度集中问题，却并没有带来“王朝”的覆灭，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当代的土地高度集中更符合农业的机械化耕作、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潮流？是不是农民厌倦了原始的农耕劳作，更乐意于繁华的都市生活，哪怕住贫民窟也心甘情愿？抑或是现代国家的镇压机器强化了，农民再也不可能有旧社会那样的农民起义了？
事实并非如此。农业机械化固然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但机械化是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人民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不应该为少数人占有，更不能成为排斥农民的理由；农耕固然艰辛，城市的繁华似乎与贫民窟里的人民无缘，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或许更能够让农民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当然如果没有国家强有力的镇压机器，大土地霸占者的奢华生活一夜之间会土崩瓦解。
问题的实质在于：被赶出家园丧失土地的农民可以在城市的缝隙间找到现代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殘羹剩饭，这一点在缺乏现代工业文明的古代是不具备的；而重要的是现代统治阶级的跨国联盟成为共同对付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力量，在这样一个国际化了的没有王朝的资产阶级统治体系的力量面前，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力量和无产阶级的普遍觉醒，资产阶级统治制度会顽强地延续下去。
贫民窟——帝国主义的副产品
——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其国内、国外地主资产阶级双重剥夺的结果
贫民窟，是帝国主义的产物。
当代贫民窟主要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如拉美国家、菲律宾、印度等。
因GDP高耸而为中国的官僚买办们啧啧称道的南美第一大国巴西，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人均耕地十倍于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长期以来资源受外人掠夺，国家主要产业为外国跨国集团控制，巨额财富外流，国家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其贫民窟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据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３９０５个，遍及所有的大中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１５４８个。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５５０万人，其中就有１５０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民主政治的样板菲律宾，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初期，因进入大量资本经济高速发展，曾誉为亚洲的奇迹。可是当国内工农业经济全面为外资掌控后，各种危机来临，社会急剧分化。于是，失业暴发了，游击战展开了，奇迹消失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成了一无所用的摆设。多年来，菲律宾政府通过实施劳务输出政策，缓解国内失业矛盾，有800多万人在国外打工。尽管如此，贫民窟问题仍然严重。据统计，菲律宾拒绝进入贫民窟而住在墓地的贫民就有5万多。
最惊心动魄的是老牌殖民地的贫民窟。印度仅孟买有近2000个大大小小的贫民窟。达哈维这个规模最大的贫民窟面积仅为1.75平方公里，却集中着的贫民人数却达百万。印度贫民窟内几乎没什么公共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大部分居民家里没有排水系统，几千人共用一个厕所；没有人清运垃圾…狭窄而繁忙的街道内传出阵阵潮湿的臭气。什么叫人间地狱，印度的贫民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地狱。（见下面附图）
贫民窟是帝国经济侵略的结果，也是精英权贵们卖国求荣的结果。
在拉丁美洲，旧的殖民统治者退出，新的殖民统治进来；资源掠夺式的剥夺尚未完结，新的金融掠夺粉墨登场；国外经济入侵者总是与国内的卖国集体沆瀣一气，共同剥夺人民利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为类似这些国家量身定做的；所谓的拉美化，就是经济上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剥夺后的贫困化。至于如何剥夺，在今天已是常识，只要了解目前中国产业和市场为外资掌控的事实，就清楚拉美化的实质。当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还没有达到拉美国家的地步。
大型贫民窟毫无例外地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国家脱胎于殖民统治，2、独立后经济仍然殖民化。初步分解如下：
一）历史上自然资源被掠夺，并通过持续出口初级产品而不断被掠夺；
二）经济政策上受欧美主导而奉行自由主义，实行自由贸易，国内市场国际化，导致外国产品占领国内市场；
三）外国资本长驱直入，自由进退，导致工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甚至金融都受控于欧美跨国公司，从而导致各产业利润长期转移国外，经济失血严重；
四）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掌握后，民族工业生存艰难，大都只能在低端产品上占据一定市场；
五）国内产业低端化后，出口依赖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导致自然资源严重消耗；
六）债务沉重，并持续加重，外国公司不仅通过资本，并且还通过债务资本化来达到其双重剥夺目的，同时还可通过债务或援助迫使负债国接受不平等的经济条款，以强化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
七）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地主或大农场主手中，农民大多数失去土地，在农村已无立锥之地，被迫向城市转移。
八）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
九）政治制度欧美式民主化，其形式民主的实质与特点是：一方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官僚的政治同盟，另一方面是广大中低层劳动阶级被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民主选举徒具形式。
以上是拉美化国家的基本形式。凡符合以上条件者，则表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已经深入到这些国家的肌体。
自古至今，有关人类的劫掠主要有四种实现方式：
一、直接掠夺他人或他人的劳动财富（包括投资）。这是抢劫行为。
二、占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林木等公有资源，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达到剥夺劳动者的目的。最典型的是地主的地租剥削。
三、占有、控制资产或工业生产资料，坐享或剥削他人劳动成果。资本主义剥削主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四、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设计虚拟资本陷阱，转移、劫掠他人财富。金融垄断资本制定出一整套有利于自己的、形式复杂的虚拟资本游戏规则，希望全世界都以它的规则进行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掠夺世界人民。
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主要以上述后三种方式为主。大型贫民窟的形成，至少要有后二种形式的掠夺，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结合。即：古老的土地掠夺与现代化的资本掠夺相结合；国内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帝国的新殖民化掠夺相结合。一个国家，如果同时存在着上述这两种形式的掠夺，大规模贫民窟产生就不可避免。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拉美国家不应该搞什么进口替代工业化，而应该努力卖，卖资源，卖产业，甚至卖国都是值得商榷的。 林毅夫 教授就认为，巴西不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出卖优势，愣是搞什么进口替代工业化，结果拖累了巴西经济，以至于形成这么多的贫民窟。这些为中外资产阶级得宠的砖家，把拉美国家发展民族工业的反殖民化举措看成侵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他们那里，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容质疑，应该无条件照搬，不然就触犯了极右派的天条。230年前，亚当.斯密在苏格兰的土地上以学者的理性来发表自由竞争学说时，这完全是智者的言论，而今天，当发展中国家深受金融资本掠夺之苦时，这些人仍视而不见，摇唇鼓舌，吹捧新自由主义，这实在不是无知，却是别有用心。
真是时光倒流，今天就是这些人在用他们的出卖理论来支持权贵们的实际卖国行动。为官僚们津津乐道的GDP学说事实上就是深藏不露的卖国理论。大家晓得，即使一味出卖，巴西尚且卖出四五千美元的GDP来（不论虚假）。这让中国的权贵们甚是仰慕，因而十几年来倾心学习拉美化经验，卖国风头意欲盖过拉美。于是，发疯地卖，从卖资源到卖产业，从卖银行到卖外汇，不遗余力；各地方政府居然争相贱卖民族优质企业，还美其名：“靓女先嫁”；结果是卖得越多，政绩越突出，升官越快；而卖国得来的一大堆外汇又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当然在中国无论你怎样卖国，不会把GDP卖到巴西人的水平，也卖不出惊涛骇浪般的贫民窟，对此，蝇蝇们不无遗憾。
巴西人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当这个南美次帝国主义国家套上了这九条金锁链后，不但贫民窟问题难以解决，长期以来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巴西人民拥有广阔的土地，而当土地被强行或被迫兼并后，农民就为农业和农村所抛弃。当他们被迫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时，却发现城市并不属于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城市在工业和福利上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他们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往往被视为产业的后备军，为工商业及服务部门利用或投机性地利用。这样，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又好象不是什么坏事，创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需要有这样的后备力量作为竞争的对象而广泛存在。但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几乎为主流社会所忽视、抛弃的群体，现代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城市资产阶级的无穷享乐。当资产阶级沉迷于灯红酒绿时，贫民窟里的贱民正承受生活的煎熬，垃圾、污水、恶臭、拥挤、毒品和黑帮的斗狠长期与他们相伴。
贫民窟在事实上表明：这些贫民的劳动收入还不足以维持现代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
贫民窟是边缘化群体的形象说明。
关于工农边缘化问题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但缺乏形象化而使抽象的词汇难以在中国人的大脑里形成鲜明的图象。这一问题在拉美，尤其是在印度得到解决。看看下面那幅鸟瞰图就一目了然了。这就是边缘化。
如果超越国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考察贫民窟，那么，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更是发达国家的贫民窟——贫民窟病菌的源头在发达国家，只不过是通过一系列的资本游戏而让它的疮疤生在第三世界而已。没有帝国的经济侵略，就不会有第三世界如此规模的贫民窟；没有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帝国的经济辉煌早该结束。贫民窟是垄断资本的掠夺在发展中国家所结的苦果，是资本主义的哀鸣在受压迫国家的回响。只要掠夺性的垄断资本横行于世界各地，贫民窟就永远无法消除！
大量的贫民窟生存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人类的这个等级顽强地从有产阶级那里争得一点儿生存空间，这在中国的卖国官僚、学者眼里是可喜的大事，是一个时代的民主进步（他们认为这样的占领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中国是不民主的）。为了这个成果，他们早就准备有一天让中国的农民也纳入这样的贫民窟。这有利于农民彻底放弃土地，为中外胡汉山的回来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他们为此已经奔走呼叫多时了。如果某一天中国形成印度那样的贫民窟，这些美国的鹦鹉们定会欢呼雀跃，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土地私有化大功告成。
巴西贫民窟
印度贫民窟
印度贫民窟
印度贫民窟
菲律宾贫民窟
地主的游戏与伟大的革命
——农业集体化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土地革命，是人类最基本的改革；农业集体化，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革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常常诉诸武力。人类历史上无以胜数的起义，就是受压迫、受剥夺的阶级为自身生存争取最起码的权利。当人类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被剥夺后，起义就是真理！起义意味着流血牺牲，这种革命的代价人们清楚，为了活着和活得有尊严，起义是必需的，崇高的！
在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大都围绕着土地和土地利益的分配而展开。土地高度兼并后带来极度的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白日化，农民暴动，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当今革命，已经由古老的土地斗争让位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革命的目的，不仅为了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而且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这是历史赋予劳动人民伟大的历史使命！
但是，当新时代的阳光普照大地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新的掠夺非常残酷，旧的剥削仍然没有消失，人类的步履仍没有摆脱旧世界的羁绊；当全新的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方式的掠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时，旧的封建土地掠夺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以无耻的剥夺方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人与其说是大地主、大土地所有者，不如说是丧心病狂的窃取者。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从事工商业，但他们却安然地坐收高额地租。在印度就普遍地存在着这样的高额地租。在巴西，极少数地主、大土地占有者不仅占有望不到边际的非常广阔的田野，更是霸占着本来属于全体巴西人民的现代农业文明，侵吞着现代农业文明成果，这是对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极大亵渎。
帝国的跨国集团，完全理解这种不合理的对整体现代农业文明的掠夺中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中有超乎寻常的部分，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把这部分利润攫取到自己的口袋里，这就是巴西或菲律宾农业严重地为外国资本渗透的利益基础。
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新旧掠夺方式相互交融的时代。在这个更为疯狂的年代，落后国家欲摆脱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必须保护本国的生产资料，捍卫本国各个产业和自然资源及公共服务资源，并让全部生产资料与资源在全社会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以便使财力在全社会得到较为均匀合理的分配，从而激发劳动人民的工作热情，增进国民财富，缓解国内矛盾，振奋民族精神。这样，就必须革新过分集中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是为时代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改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
现代生产力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畸形结合，是阻碍第三世界发展的重大因素。
然而，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往往令人失望。他们之所以软弱，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经济资本本身就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它们之间的联系紧密，或为一体。尽管他们也意识到时代已经不能容忍少数人长期拥有属于全社会的土地财富，土地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但在大资产阶级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联合专政里，土地的革新政策往往由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代理人来制定，或者干脆就是地主本人来制定，巴西、菲律宾、印度的土地改革就是如此。于是，滑稽的土地改革游戏不断上演，土地改革目标永远是水中月，镜中花。在菲律宾，即便在游击战士枪弹的压力下，大地主资产阶级都没有忘记他们的土改游戏。
有对比，才有鉴别。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都表现得相当清晰明白。只有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中国的今天，同时了解世界的昨天和世界的今天，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或王朝更迭，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为时代所决定。但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就必须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建立起新的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工农业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就是这样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为建立新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因而，仅仅局限于“耕者有其田”的范畴是远远不够的。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完全无法应对洪涝旱灾，国家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大江大河治理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就成了中国人民的最佳选择，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虽然当时刘少奇一帮人反对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还是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集体农业的优势，支持毛主席的农业集体化政策。
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土地革命运动。封建土地私有制从来都不能从制度上保护农民的土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从所有制上彻底解决了土地集中与农民失地之间的矛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前提条件。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中国封建时代几千年来都难以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永远值得后人的敬仰和感激。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中国的工业生产将是怎样的呢？实行大包干后的中国农业又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
农业，如果仅仅定格于集体土地承包制，就连基本的农业机械化也难以推进，不足以实现农业的进步。无论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就整体来说，承包制都是短期的行为，这已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那么这样一来，小岗村的行为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呢？
小岗村，这个注定要成为历史笑话的名字，成为走资派手里一面色彩斑斓的旗帜，它在摧毁社会主义农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历史性“功绩”！但是，丑陋的东西毕竟是掩饰不住的。如今，当小岗村农民沦落为资本的奴隶时，是否还要扛着这面堕落的旗帜走下去呢？
显然，农业的重新集中已是大势所趋，而它究竟要走向哪个方向？对此，社会主义的国度本不应该有丝毫的疑问。可是，中国的反动派唯恐人们记起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势力量，便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污蔑毛泽东时代，并恐吓人民：你们难道想回到那样的年代？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人类社会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时代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到毛主席离开我们时，他已经和全国人民一道建立起一套初步完善的工农业体系，我国已经是什么样的机器，什么样的产品都可以造了，不仅成就了两弹一星，连大飞机都在如火如荼地建造着，到80年就基本成功；全国范围内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经初步完成，杂交水稻已经开始大范围播种，全国各地刚刚建立起来的化肥厂已经或即将全面投产，到了76、77年，大江南北很多水田的水稻亩产已经超千斤，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等到解决；卫生文教事业做得更出色，世界教科文组织都将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当作样板来宣传；外交事业蓬勃发展，成为世界政治交流中心；其他如军工生产突飞猛进，形势喜人（可惜，在84年有50件世界领先的高端军工武器随同大飞机一起被勒令下马，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借年毛泽东20年，中国人民不但彻底告别缺衣少食的年代，而且生活已经非常地好了，农业机械化也将初步实现，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完全实现，居民住宅自然跟进发展，决不会让人民当房奴，到这时，谁还有本事污蔑毛泽东集体化时代呢？
新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形成了许许多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建设奇迹，而这些永远值得人们崇敬的业绩，绝大部分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农业集体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值得人们永远铭刻！
但是，对卖国求荣的资改派来说，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集体化经济；而要否定农业集体化，就必须极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经济崩溃”、“吃不饱饭”就成了他们扼杀英雄年代的口头禅，于是，小岗村横空出世！
堕落的土地出租与入股
——土地“出租”与土地入股的实质，是培育新地主，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大包干纪念馆。十几个摁血手印的小岗村农民被艺术家塑雕成起义战士的形象，个个气宇轩昂，俨然英雄好汉，哪种即使掉脑袋也要分田单干的气概让人佩服得摇头，很是空前绝后！
可让人们不明白的是：到了78年，全国各地人民的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而人均耕地面积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小岗村人为什么就不能呢？原来，听了村书记的一番话我们才知道症结就在于大家出勤不出力。是啊，做公家的事嘛！只要大家一起干活真的拿不准这份活是给谁干的，偷懒入情入理，哪怕饿肚子也要把消极怠工进行到底！而一旦承包田到家，旋即惰性顿失，饭也就吃得饱了——真是人间活剧！可精英们有否意识到，这是一个人性恶劣的反面教材啊！就象小岗村一书记说的：人不为已，天殊地没！这哪象一个共产党人应该说的话？现在的小岗村和南街村一对比，就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但重走集体化道路，这不活活打自己的嘴巴，也让复辟派脸面无光，于是，上下一努力，快活地钻进了地主、资本家的裤裆！
如今，地主、老板驾驭下的小岗村民开始了他们的“新生”。土地或入了股，或为地主（村支书坦言称他地主也无不可）所占。可惜的是小岗村的入股田亩仅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十，落实到每户，即使不上下其手，分红也微乎其微；所得的区区承包款还真不能够让好汉们怎么地富起来。让出了土地的小岗村人今天是不是乐意为资本家服务？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妙：土地留着自己种，富不了；由人家摆弄，搞不好要当长工。有趣的是今日不比当年，给地主、老板打工可由不得你偷懒耍滑，你就是再摁血手印都没招！公司有他的套路，新地主有他的老办法，都是不好对付的啊！
我们有承包款啊！小岗村人说。而经济学的原理就是：大家都有承包款，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承包款啊！劳动力价格，为维持和再生产这一特定商品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大家都一样有承包款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给工人所付的工资就会相应地减少。这就是说，只要大家都象小岗村一样搞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看农民得到了一点地租，事实上这地租又不知不觉地回转到资产阶级的手里了，这个地租事实上就是墙上的画饼（看看现在给资本家打工的小岗村农民的月工资只有区区的600—800元也会明白），除非全国农民出让土地都不拿地租，只有你小岗村人拿才是例外。也许有人说，难道地租在中国就改变了性质不成？不是。整体上说，地租是剥削阶级的地租，受剥削阶级不可能有什么地租可言。在今天，当土地被剥削阶级占有后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租，这形式上的地租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回到剥削阶级手里。
当然，地主的地租是真实的；个别的、零星的地租，也可以转变成为实际收益，如果全国农民因地租而提高了收入，也只是名义工资提高了，你很快就会发现所有商品涨价了，服务收费提高了，医疗费用更加难以对付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进一步了，子女们上学或许更加困难了。在资本及强势群体那里，它们正等着你们的劳动所得呢，他们时刻算计着你们手上财富的多寡以便下手，就象现在一些医生先问病人带来多少钱然后开药一个道理。
而“地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在于表明了农民对土地尚拥有的权利。
但当农民遇到困难不能及时收回、甚至长期收不回出租土地时，这时候，土地出租的性质就起了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事实上，这时候农民已经丧失对土地的支配权，土地承包转租已经改变了性质。这种情况其实在许多地方已经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面大多涉及到领导干部的出卖问题。
据互联网消息（毕国昌），黑龙江通河县48户农民遭恶势力威胁被迫放弃耕地。不少失地家庭的孩子辍学并走上犯罪道路。农民为讨回土地上访，屡次被县法院和公安机关抓捕、追打。有农民称官员和黑社会勾结致当地民怨极大。
在不小地方，土地出租是由各级干部来牵头的，甚至干脆就是官商合谋的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的土地很有可能被强占了，或变相掠夺了，尽管也给了一点微薄的地租，其性质已经改变，这是土地变相私有化。
又从北京传来消息。周家港村“村委会一直采取蒙骗行为骗取了村民亲属和朋友跟村委会签订合同，造成大量承包款落入少数干部腰包，而村民获取的‘流转金’却少得可怜。”
地租从来都是由社会强势群体霸占，当弱势群体普遍拥有“地租”收入时，它必然会呈现出虚幻的景象，情况也会变得扑朔迷离，各种邪恶势力都会乘时而动，纷纷抢夺这一利益。黑龙江农户的遭遇，事实上就是当今弱势群体在地租问题的缩影。
如果地租收益是真实的，它必然会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
从宏观上说，地租对整个农民阶级来说缺乏实际收益，但不妨碍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地租收益。其实这个真实收益目前已经广泛存在。为了这个收益或暴利，城市资产阶级早已把眼光投向了农业用地；更有一些人早已捷足先登，在官商合谋的协议书上写进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阶级同盟，大片大片的集体农地或国有农地正在农民不断的反抗声中不动声色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在许多地方，一些大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联盟下得到大量价格极其低廉的农地，并正以翻身十倍的价格（350—450元）出租给当地大户耕种，政府又以每亩300的价格对大户进行种粮补贴。于是，中国的大地上出现大土地出租者与种田大户的联欢局面——出租者靠掠夺来的土地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大户靠政府补贴获得可观的收益。原属国有东浦农场的现状就是如此（可参考《这样的改制，人民决不答应！》）。这样一来，政府的补贴实际上进入了资产阶级的口袋里，这是多么惬意投资啊！
政府土地征收的背后有着太多的利益同盟；土地私有化已经在这样的同盟中打开了突破口。
显而易见，在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下，地租对于农民和对于新地主，都是所有制的重大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以消灭私有制为已任的共产党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再说土地入股。还是以小岗村为例。
在小岗村，土地入股成为公司股份，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面暗红的旗帜，上面写着“资本主义农业”这六个大字！
许多人幻想公司化农业带来农业发展、农民致富，殊不知这里面隐藏着对农民的剥夺。
首先，怎样计算土地入股价值，这里面大有学问。在甘肃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每亩土地作价500元入股，同时也可以现金500元作一亩入股，最高可入100现金股，即投入现金股5万元就等于入股土地500亩。明显，对于无钱入现金股的农户来说他那点土地的价值被严重稀释，吃了大亏，这样的土地入股就大有问题。对弱势的农民来说，土地入股如何计价就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如何正确计算收益，如何进行合理分成？这对于受到刻意扶持的小岗村大概不会有大问题，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中得到答案。 中国资本市场，这个“连赌场都不如”的地方，它带给中国几千万投资者是长久的痛，所以这样，这要系统解释中国近二十年来针对公有资产的抢夺运动和各行业权力控制下“封建割据”现象。可以想象，当大量的公有财产遭抢劫，当大量发生于公民身上的“乱收费”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政府又如何能够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呢？而当政府连最基本的公民投资都难以保护时，我们又怎能指望它保护土地入股农民的利益呢？
再次，既然投资，就难免有风险。在风险降临时，可以预见农民将接受无条件的风险分摊。你是让农民出钱来承担投资损失呢，还是让农民失去土地来弥补这一损失？作为集体土地，无论哪个农民都无权抵押本来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此一来，农民土地入股本身就是一件不合理不合法的事，这决不是一般的违法乱纪，而是罪及千秋的大事，小岗村民能够承担吗？
再说，即使农民土地入股都得到了相应的平均利润，皆大欢喜，而其意义又回到了无效收益那里，本质与地租一样，资本在经济学原理的支配下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农民的这一收益“合理”回收。
从生产资源的分配上说，资本主义大农业在人少地多的国家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即使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限制公司制法人进入农业领域。对于象中国这样人地矛盾显著的国家，即使资产阶级不进入农业领域，农民就嫌可种的土地太少，农村的隐性失业十分严重，更何况让资本家进入农业领域与农民争地盘。如果允许资产阶级或在工业竞争中败阵下来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公然与农民争地，这必然大大压缩农民的生存空间，将造成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同时也由于有了农业的退路而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这一点卖国官僚求之不得）。不但如此，还可助长地方官僚的私欲，诱导更多的针对土地掠夺的官商勾结。
中国不能搞大地主式的土地所有制，这是不容讨论的问题。中国也不能搞出租式的土地出租承包，因为这不仅成为阻碍农业的因素，而且对农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基于小农的土地出租和土地入股是反常的，甚至是反动的，这里面的欺骗性极大。
但在这里我们并不强调反对过渡时期由农户自己决定的土地转包收益。这个过渡时期，是指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工业人口过程中尚未稳定的那段过渡期。这种转包行为应该是短期的，并随着就业与福利问题的解决而及时取消。农村病弱困难群体无力农事时，自然允许他们有偿转包。实际上，这两种情况的转包收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出租，它与地主阶级的地租有本质的不同。
从巴西规模农业看中国
——对工业、商业、人才、科技及公共服务事业的损害，就是对人民就业的损害，对规模农业的损害！
巴西国土面积851万平方公里，人口1.69亿，可耕地面积3亿公顷，实际利用5000多万公顷，开发前景远大 。同时，巴西的矿藏资料、生物资源、水资源等也十分丰富。 巴西全国良田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的大庄园主手里，其形成的耕作规模十分惊人，最大的可以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顷；加上他们种植单一作物如大豆、甘蔗、咖啡、可可为主，其规模优势更加明显。
广阔的国土，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誉为21世纪世界粮仓的巴西，是巴西人民的福祉。如果巴西人民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它就可以在现有规模农业的基础上将分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用于广阔的土地开发利用上，实现更为宏大的规模农业，这样，就可以解决几千万失业、半失业贫民的就业问题，由此可以消除贫民窟。但实际情况是巴西的经济仍然处于殖民主义状态之中，其特征如下:
1、 巴西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手握数万数十万亩土地，极少数大地主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土地和农业生产，大部分农民被赶出了土地流入城市。这种现状与美国的土地制度差异很大。美、英、日等国的土地分配较为均衡，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基础具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撑，而巴西却缺少这样的支撑。 巴西地主大规模地占有土地，这实际上是占据了为全巴西人民共同所有的生存基础，也就极不合理地占有了本属巴西人民共同所有的现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成果。
2、 少数权势者大规模圈地后却带来生产能力的不足，使得大量土地被闲置或低效率耕种。而大土地所有者宁可低效益生产或荒芜也不愿意让无地的贫民耕种。这种极端不合理性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巴西低层民众贫困的重要原因。
3、 数千万公顷土地为跨国公司几乎零代价收购，造成国土资源外资化，国际化，并造成对土地肥力的掠夺。这样变相的国土劫掠行为是在漂亮的“共同开发”的口号下实施的。在巴西，大量的矿藏被外国企业集团开采都是在巴西政府“缺乏资金开发”的借口下进行的。而巴西政府宁可让大量的可耕地为外国公司占有也不与民众，这与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心态何其相似乃尔。这些极不合理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有关。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它们实现经济侵略扩张的可靠保证。
4、 外国跨国工业集团统治了巴西各农业部门，分享了大土地所有者的超额利润，如化肥、除草剂、农业机械等正被外国资本控制着。外国企业集团通过各种渗透，使巴西农业成为他们重要的利润来源。
5、 巴西的农产品生产更多的是面向外部世界，为了大地主和外国跨国集团的利润，很多生产直接为出口利润服务。
6、 单一作物的方式消耗了自然资源、土地肥力、地下水，影响水的质量，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地区的环境不平衡。在拉丁美洲各国单一作物的由来已久，几个世纪以来，殖民者都是通过单一作物实施对土地肥力的掠夺，当某一地区的土地肥力被搜刮殆尽时，他们就设法开辟新地段，甚至毁灭原始森林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从上可见，巴西规模农业并没有真正造福于他们的人民，规模农业所带来的利益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外国资本窃取，这是对巴西土地和农业及对现代农业文明成果的联合窃取。这种农业经济与历史上形成和继承下来的殖民经济一脉相承，以牺牲国民的幸福为代价。结果是，一些庄园主和少数外国公司获取暴利，但是被破坏的环境、失业和贫困留给了巴西人民。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讲规模农业，要看规模农业在为谁服务；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规模农业就有可能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不为人民共同享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巴西其规模农业尚且不能造福人民，枉论人多地少的中国。中国和巴西完全不具可比性，也无法与美国农业对比，倒是日本农业值得我们参考学习。但日本农业有强大的工业及广阔的工业品外销市场支持，这又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强大的工业和广阔的工业品销售市场是规模农业的工业基础，离开这个基础高谈规模农业便是浅薄无知。无论在哪个国家，规模农业或农业的发展问题，说到底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说到底又是工商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在中国，规模农业必须要以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就业为依据，以工商服务业的发展为依据，当工商服务业不能实现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时，仍然应该重视农业人口在农村原地就业。
在中国，即使实现规模农业，由于受到人多地少的限制，必将存在大量的非规模经营成分，政府还必须考虑在这样条件下农业劳动者的生活问题；如果他们的这些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那么，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都要从这里出发。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规模农业的实质是就业问题，是工商服务业的发展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离开就业，离开工商服务业的发展独立谈农业规模经营。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究竟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什么样的工商服务条件呢？这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国内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从产业上看：
——中国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并强盛起来的各产业，在官僚买办势力的出卖下严重地为外资控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我们到一些商店买牙膏、洗发精，甚至买一罐饮料往往都是美国、英国的品牌，想爱国买国货居然不易。放眼中国市场，跨国公司的招牌随处皆是，而我们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的依赖于他们。德国大众、美国福特的汽车，荷兰飞利浦、日本索尼的电视，甚至韩国品牌也占了我们不少市场。可怕的是，类似日本三井物产的众多跨国公司各自忙于在中国布局，势头咄咄逼人。在总共28个产业中，居然有21个产业被外资占领。国内民族品牌的丧失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阻碍着学生就业和农业人口的转移。
从流通领域上看：
——商品流通服务领域为外资严重渗透，并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呈加速趋势，后果严重。沃尔玛、家乐福、三井财团都在中国作全面的商业布局。其严重后果是导致商品生产和销售全面受制于人，使我国企业丧失自主权。如郎咸平所示的6+1产销模式，外资企业意欲控制中国企业之6，甚至剩下的1也会被它们玩于掌股之间。如此一来，在他们占据我国工商业服务业的同时，势必极大地阻碍了国内人才就业，从而阻碍了农业人口的转移。
从尖端人才上看：
——几十年来中国人才外流触目惊心。几年前人事部统计留学生有93万，回来的只有23万。北大理科学生76%移居到了美国。中国目前是全球人才外流比例最严重的国家。北大、清华成了美日人才的摇篮，人民含辛茹苦，砸锅卖血培养出来的人才送给了别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大量高尖人才运用得当可以象磁石般吸引海量的普通人才，当这些人才轻易为外国掠走后，中国整个科技及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无可估量，对就业的影响无可估量。
从科学技术上看：
——人才流失加金钱主导下的浮躁科研使我科研水平直线下降，科技竞争力继从98年的第13位下滑至07年的第28位。几十年来不仅少有创造，竟然连研制得十分成功的大飞机、火车机箱也遭汉奸扼杀，并导致大量尖端人才流失。类似大飞机这样的强项目可以吸收大量人才，而由此带动起来的相关产业将是无可估量的，且必然会带动起更加庞大的科研和应用人才队伍。因此，高科技项目的人为摧残，无论对科技还是就业于我们都是巨大的损失。
从金融资产的损失上看：
——企业、银行股份贱卖和被阴谋并购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损失，对于中国人民是长久的痛；国际贸易、外汇、汇率、资本项目流动等消极应付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动辄千万亿。这些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今天成为我们真实的损失后，对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无可估量。如果这些海量损失转化成中国科技实力的提高和核心竞争能力的增强，或转化为民众福利，这对于中国的全面发展和国内就业、及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将是极大的推动。
从房地产市场看：
——高房价阻断农民进城路。房产商的亿万暴利建筑在居民财产的巨额损失及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的痛苦之上。不仅如此，房地产商还通过“按揭”贷款提前剥夺属于民众未来的财富。房地产市场化，剥夺了广大职工的房屋福利，并把这样的福利通过银行按揭贷款隐蔽地转化为个人长期债务，成为未来社会的隐患。脱离民众经济基础的高房价、毫无限制的房产套利投机造成的大量空置房、及窃取性房价抄作，严重地堵塞了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渠道。
从教育医疗市场化上看：
——教育“改革”让工农子弟读不起书，医疗“改革”让人民群众看不起病，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环境下，民众生存的压力陡然增大，低收入群体更是不敢轻易消费，还谈什么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对于深受掠夺之苦的农民是不是一种奢望？——但我们倒是看见许多坑蒙拐骗者顺利地实现了他们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市场经济下的福利政策与就业现状，严重阻碍农业人口的转移。
以上这些就是为既得利益者津津乐道的“改革开放”！
毛泽东时代，工人进厂后不但工作稳定，而且所有的福利都随之而来，没有后顾之忧；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是天之骄子，就更不用说了。而现在，不但工人进厂后工作、福利无保障，就是大学生也难以找到工作，甚至被逼连连自杀。由于农民工与学生就业难，他们即使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不敢放弃家乡的田地，这样一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很难落实。
为什么花这么多笔墨谈上述问题，这是因为我国的就业、规模农业和总体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讲就业不能离开工商服务业就事论事，讲农业规模经营，不能脱离整体就业状况孤立去谈。
农业规模经营问题，事实上就是国民整体就业问题，是农、工、商、科学技术、公共服务事业全面发展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市场化对我国的工、商、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事业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损失极其巨大，导致人才外流、科技堕落，保障民生的最基本公共事业竟然成了极少数人的套利工具，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阻碍人民就业，成了农业人口转移或规模农业的极大障碍，而蝇蝇们枉顾人民幸福，极力掩盖社会矛盾，一味空谈规模农业，分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
———揭露犯罪、鞭挞丑恶、唤醒民众、捍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是爱国力量的当务之急！
农业全面发展，促进工业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支持产品，促进了农业的增产和规模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没有强大的农业经济基础，工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支撑；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农业的规模经营找不到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全面发达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促进了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这是农业与工业的辩证法。
但是，官僚买办们的接轨更多的是追求表面形式而有意淡化实质性的内容，对于工农业核心竞争力方面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好事呢？略去意识形态我们发现：他们不顾国情，疯狂追求全球化、自由化，将国家、人民利益表面化，形式化；他们抛弃自主精神，弱化国家意志，崇拜国际标准，象鹦鹉学舌般肤浅地照搬别人套路，不顾一切地加入WTO，使协议充斥隐蔽的卖国条款，并有意回避拉美化和菲律宾教训，主动踏进帝国主义设置的侵略陷阱，根本无心致力于民族工农业的强大与发展，于是问题频发。
生产资料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资本，极右势力的改革不仅使我们丧失大量的矿藏资源、土地资源和工商业资源，并且使我国现存的生产资料软化，变成可为外资利用的工具。从就业角度看，社会各种生产资料和逐渐生成的服务岗位愈多，就愈容易实现社会发展和就业。然而，多少年来，我们的耕田无休止地被官商合一的暴利型房地产侵蚀，被形象工程占据，被无效投资浪费，被劳动力出逃抛荒；而工商服务业市场的外资化更是不堪回首。从本质上看，这些行为就是对社会重要生存资源的忽视与出卖，无疑也是对就业资源的忽视与出卖。无论在哪个国度，这一出卖行为愈多，工农业的发展就愈困难，失业就愈多，农业人口的转移就愈困难，规模经济就愈难实现。一边出卖最可宝贵的生产资料和公共资源，一边却孜孜追求GDP，高喊保8，还蠢蠢然“英雄救美”，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其浮躁与肤浅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生产资料与社会公共资源（包括商业、流通资源）不仅是实现人民共同致富、而且是实现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将这样的基础真正地掌握在民众手里，才有劳动力的全面就业，才有和谐社会！
为什么笔者谈农业问题，却总是偏离题目讲其他社会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农业的问题不在于农业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归源于社会政治方面，谈农业问题由此必须跳出农业范畴。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掠夺的资本主义市场化。
农村为什么“真穷”?是因为农村受到各路"精英"的联手算计；农民为什么“真苦”？是因为农民受到无良官商的合力盘剥；农业为什么“真危险”？是因为在这样严酷的剥夺下农村最具活力的有生力量远走他乡。
农民上不起学，那就不读书，农民们大概不会想到是劫掠者的改革使他们的子女难于上学；工人医不起病，可以忍痛受苦，即使冤赴黄泉他们大概也不会去找蝇蝇们的麻烦；打工讨不到工钱，或被轧断了手，无奈回了家，大概不会就此跳楼，好歹家里还有几亩地，天无绝人之路。
可农民们的忍让进一步诱发了极右卖国复辟势力的疯狂，土地私有化的企图，将这一疯狂推向新的高度。
一些资产阶级或现代版的新地主，在官商合谋下霸占了大量的农业用地后深切地感受到土地的效用。他们感受得愈真切，就愈觉得需要政策和法律的支持，愈需要赶紧实行土地私有化，让这样的霸占早日为法理所认可。在这样的谋划下，农民的承包田忽然就成了产权不清的土地，因此，他们就要给土地“确权”。当然，为了使土地尽快“流转”起来，他们会给土地的买卖寻找到许多漂亮的借口， “永包”，就是这样一种天才的发明。
理论螃蟹们说：“农民土地承包权得不到很好保护”，所以需要给农民的土地“确权”。
请问螃蟹，在暴力拆迁下居民的有证房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了吗？在行政乱收费下居民的劳动所得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了吗？在法制废驰的环境下农民工的工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了吗？我们不禁要问，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得不到保护？这还不是官商勾结掠夺农民土地的结果吗？农民承包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刚刚传达至乡村，官商就开始抢劫土地的运动，你们明智问题出在那里不去惩治犯罪，却要为土地“确权”，用意何在？请问蝇蝇们，如果你们明智妇女们遭到拐卖却不去抓捕罪犯解救受害者，反而煞有介事地要为这些妇女“确权”，这算不算体现了你们的超常智力？
螃蟹们又说：土地被侵占是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缘故。
听了这话，使我们想起十年前的诬陷。当年就有一批无良学者诬陷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他们有意把企业搞坏从而借祸产权不清以便贱卖；搞好了又恨之，借口‘靓女先嫁’毁之，可恶之极），如今他们在达到第一个目的后又开始故伎重演。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得很，对于农民来说，承包田就是自己的田地，没有人由于这承包田是集体所有制就任人占有，否则，承包田被人霸占也无需上访告状了。黑龙江省48家农户的集体承包土地受到官商合谋霸占后居然长期上诉无果尚且受到迫害一事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在中国，类似这样的上诉多如牛毛。显然，农民是十分珍视承包田的，这不是集体农田无人保护，而是在官商的勾结下农民根本没有力量保护。既然如此，你们把土地“确权”到农户个人那里又有什么作用呢？
当然，对反动派来说，如果农田还在集体所有制的范畴里，任何老地主的复辟和新地主的侵占都难以逾越宪法和法律的障碍，只有解除这一障碍，才能实现土地的真正私有化，从而实现对新民主革命的否定，让改革彻底成为复辟的同名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象贼一样毁灭集体所有制，再行“确权”，进而实现“永包”，这已经成为中国极右卖国势力的共识。在此，我们发现，在解散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所谓的“永包”，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化进而实现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代名词。
中国的农民很悲苦，他们已经深陷于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首先，他们通过教育、医疗、各种乱收费及农资产品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把农村搞穷，把青壮农民从土地上逼出来。之后，又通过解散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通过土地自由买卖把埋葬了的老地主请回来。这样的工作其实已经在很多地方静悄悄地进行着。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解读既“明确”，又“含糊”。“明确”的意义就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样不容人们怀疑；“含糊”的实质又象恶劣的企业“改制”一样为别有用心的私有化行为提供了政策借口。几十年来，中国的极右势力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达成他们的私有化图谋。
显然，中国的卖国极右势力是很有本事的一伙，他们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反人民力量，可见他们还是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洗礼”。他们对公有制企业的瓦解，都是在罗织了足够的“罪名”和漂亮的改革口号下实施的。他们对公有资源、生产资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乃至外汇的出卖都是在更加漂亮的全球化名义下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行为居然在“大国崛起的盛世欢呼”中明目张胆地实施，这让广大劳动大众无以知晓，更让所有了解真相的爱国人士忧愤而无奈。
土地私有化，不仅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甚至是对新民主革命的颠覆。如果极右卖国势力的这个图谋得逞，千百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就算白流，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爱国分子将无颜面对地下的英烈，无以承当爱国者的称号！近来，接连发生于河南的明目张胆的反毛泽东现象应该为所有的共产党人敲响警钟——旧社会的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卷土重来，阶级斗争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向公开化，表面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呈现出纷乱景象。所谓改革，就是着力于摧毁公有制企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开放，就是着力于使外国资本长驱直入，有意让外资控制中国企业，帮助我们的敌人实现经济侵略阴谋。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是自毁长城，这是很有道理的。改革开放造成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外国资本深度渗透中国民族工业，导致中国工业和市场的大片陷落，使中国人民又一次遭到中外大资产阶级的无情剥削，这是对人民极大的不负责，说严重一点就是对人民，对民族的极大犯罪！中国极右卖国势力为了使改革开放演变成真正的复辟卖国的行为，就百般推卸责任，千方百计掩盖社会矛盾，同时又疯狂诋毁毛泽东时代，从而造成民众对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的巨大误解，为其进一步的复辟卖国行为鸣锣开道，情节非常恶劣！如果任凭这伙人胡作非为下去，用不了多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将同时响彻祖国大地！
和谐是有条件的，是阶级内部的；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复杂的，长期的，尖锐的，有时是非常激烈残酷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没有斗争，就没有共产党！
伟大的先哲早已告诉我们：如何衡量一个执政党？看一个执政党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利益集团服务，只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农民就知道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从曲折与磨难中成长起来的曾经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有所作为！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斗争哲学！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
为了土地，为了生存的千年征战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到来而结束；旧时代的招魂者正蠢蠢欲动，谋划着更大的阴谋；新时代的农民是否会遭受劫难，我们将拭目以待！
是功？是罪？是红？是黑？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是积极捍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还是全面私有化出卖国家、民众的利益？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
——集体农业将在阶级斗争中冲出合围
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私有化。而在私有化主导下的“改革”中，社会各方利益集团纷纷向工农伸出窃取之手，这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只要私有化“改革”的大方向不变，三农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
中央看到三农问题后，才有所谓的“一号文件”。可它究竟对我国的农业产生多大的帮助呢？是治根的措施还是治表的作秀？如果是治根措施，就应该从农田水利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解决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从农资产品的供应价格上解决农民种田难的成本问题，并从粮食价格上保证农民种田的实际收益，而不是隔靴搔痒地做些“武训派”的工作，就象“希望小学”之于教育，社会各界的救济之于医疗，又能有多少效果？
所谓的工业反馈农业，更多的是表现在一系列雁过拔毛后的面子工程——这便于政绩提升，还有一部分款项进入了大户的口袋，应该帮助的农民反而难以得到，无须着力补贴的大户占了大便宜，“助熟不助荒”，便是农民对这种粮食补贴的评价。显然，政府的补贴应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为原则，而不是以培养地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标。但是，现在政府的补贴往往停留在调动种田大户的积极性而忽视了最广大的农民。这是农业领域里的“精英”路线。
多年来的农地改革是极右派在背叛宪法的复辟试探。农民土地出租给种田大户、或入股于公司、变相的“合作社”，这与解决三农问题完全背道而驰，是进一步压缩农民回旋的空间，是将农民引上新的奴役之路。但这是培育无产阶级的大学校。如果按照他们的“改革”，中国庞大的农民队伍有三种选择：一、设法占有一定的土地成为自耕农。二、给地主和老板打工，成为农业工人，三、成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失业后则成为无业游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或革命的有生力量。
农业合作社是农业改良主义者致力追求的一种发展模式。它的进一步发展将与社会主义大农业相融合。而它的发展前景则要看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若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占优势地位，它就难以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农业（不排除局部），其间即使有的合作也更多地表现为农业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农户之间的广泛合作。总体上看，只要私有化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官僚集团必然存在一股破坏集体经济的势力，在这种情势下，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也将遭遇强大的寒流，前进的步履会极其艰难。
农民土地出租和土地入股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却会让农民改变现有身份，成为农业无产阶级。在私有化的寒流中，所有社会主义的因素都将受到权贵们的遏制，合作农业将遇到重重困难。在培育“精英”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中，来自工业的反馈很难让弱势群体真正尝到甜头。而一旦离开社会主义原则，中国的农民将尝遍旧社会的风霜冷雪，在经受挫折与磨难后的中国农民将一次次仰望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星空。
前进与倒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尚未白热化的阶段，第三条道路似乎还有它存在的空间。但随着统治阶级日趋反动，阶级斗争必将越来越残酷无情，任何中间路线的幻想都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粉碎。如同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中间路线破灭之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快要到来之日！
真情的呼吁：
基于严峻的现实，我们呼吁政府重视和依靠民众的力量，而不是忽视民众的存在只依靠小数社会精英。要把发挥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放在首位，而不是仅仅调动小数“能人”的积极性。要把发展集体经济放在头等地位，而不是把发展种田大户培养新地主放在头等地位。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帮助他们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作为政绩衡量的标准，而不是把补贴和扶持种田大户作为政绩的标准。
与别国相比，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很小很小。政府要着力保护耕地，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却以各种名义大面积毁田建楼、建路、建馆、建游乐场所。一人多房，一户多套的房地产政策占地占财，促进房价虚高，祸害匪浅。要着力防治沙漠化，利用一切可耕地，尽力让农民的土地多起来。要让那些已经转变为工商职业的人士及时放弃土地。凡三五年不种地的工商户及其他农村人士应给他们城市待遇，促进他们放弃乡下土地，但应给他们留以退路，如其重新务农，就还予土地，以解除后顾之忧。如此等等。
现在有相当多的原农业人口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事业有成，但仍然占着农地，这是不合理的，应该予以更正。
村级干部应做好统计工作，对符合让田条件的务工、务商人员作年度统计，将让出的田地交于留守的农民耕种。
随着工商服务业的逐渐发展，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从农村脱离出来，由此留下的土地应该无条件地由农民们来组织安排生产。领导干部应以不干预为好。
对让出土地应持如下原则：
一、 全社会应力争更多的农业人口向工商服务业转变，并对已经转变或行将转变而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予以统计，落实到村队减员名额之中。
二、 必须将转移人口后留下的土地交给村队社员手中，而不能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将集中后的土地直接交于种田大户，更不能将其交于公司经营。
三、 交到村民手中的土地或分摊到户、或集体化耕作、或成立独立合作社组织、或转包给种田能手等多种形式，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符合积极性原则：如各农户种田积极性高，愿意落实到户则可到户；如有组织力量进行集体化耕作，或农户愿意合作耕种，村级干部应为他们整理出成片土地利于集中耕作；如村民们对耕种缺乏积极性，应尊重村民意愿由村民们转包给种田能手。
四、 村民转包田地必须由村民自己作主，领导干部不能越权将土地出包。对于出包土地以村民需要时能够及时收回为原则。
五、 出包对象以本村普通农户为主。出包土地最好小于50亩，以调动受包者的种田积极性为宜，承包30—50亩即有农户积极耕种的，则无需多包。此法目的是能使更多的人参与农业生产，以便于农村就业。
六、 村民出包土地，当地村乡干部应避嫌，不宜参与其中，以防止破坏发包方与受包方之间的平衡关系。
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体化。只要村队有能力进行集体化农业，村民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政府应该无条件大力支持，如遇极右势力阻挠，无论以何种形式何种身份出现，都应予反击。集体化农业应以村为单位较好，至少应以小队为单位，这就需要村队干部积极努力作好土地协调工作，为社会主义作贡献。
若无集体化农业的领导条件，村民们也可实行合作组织，以村或队为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根据合作农户土地之和在村队之间进行合理化调整，以便于耕作。为此村队干部应积极配合，并且这种整合与调整每隔若干年进行一次，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转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可能合作社扩大或调整之需要。
如集体农业和合作社农业的主观条件还不具备，且农户种田的积极性相当高，则可将田分摊到各农户。如因地方条件特殊，以上三种形式都不大适合，则可根据农户意愿将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且只有当本村无人参与承包时，才承包给外村农户耕种。承包利益应属村民全体，用于村民公益事业。
由此，我们得出转出土地的如下经营方式：
集体化农业；
合作社农业；
分摊到户耕作；
限额承包给村内农户耕种；
限额承包给村外农户耕种。
决不出让给公司，不能让资本家抢夺农民的利益；即使承包给种粮大户，也以年年签约为好，为收回作准备，决不作长期签约。
让培植21世纪大地主的梦想见鬼去吧！
附网络讯 :
《中国青年报》说河南灵宝市远在上海打工的青年王帅，“发帖举报家乡违法征地遭跨省追捕”，被关押了8天，然后引起社会轰动。
鄂尔多斯市郊哈巴格希村和邻近的寨子塔村，5万多亩土地被强行征收，政府以最低250元/亩的低价征收，以最高82万元/亩的高价拍卖。……为此，村民连年多次上访，没有结果。从8月6日开始，几百号村民天天到鄂尔多斯市政府门口讨说法。政府非但不给解决问题，还派警察打人抓人，前后有20多人被拘押，几个老太太被打伤住院……据《济南日报》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吴保全，于2007年10月到11月，在网上发表题为《鄂尔多斯市浮华背后的真实情况——— 一些不敢公示的秘密》的帖子，披露了上述事件。然而，2008年6月4日吴保全遭到逮捕，并以“诽谤政府”罪于2008年10月17日判有期徒刑一年。二审中，在原审法院法官开会签字认定“无罪”的情况下，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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