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21世纪普通村庄发展的希望

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21世纪普通村庄发展的希望

——采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何慧丽

文/黄毓  梁志华

 （原文刊登在2009年6月《赤子》）

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黄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庄，近几年，由于组建了农民文艺队，老年人协会，组织合作社生产无公害大米，参与了兰考农民合作联社文艺队走进中国农大、“农大教授卖大米”、“购米包地”等一系列新闻事件，逐渐使城里人熟悉了起来。4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南马庄村调研，走进农户周献忠大爷家里，兴致勃勃地看起来了周大爷家的合作社账本。大概周大爷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自己家里，还能接待到国家领导人。一个小小的南马庄村，为什么能引起全社会，甚至国家副主席的关注呢？

何慧丽，自2003年挂职兰考县副县长以来，一直在推动兰考县新农村建设，积极组建合作社。南马庄村就是在她的理论指导之下逐渐走上合作化之路的。笔者带着疑问，围绕南马庄这个典型案例，针对农民合作的有关问题，有幸在中国农业大学采访了这位在基层做了六年新农村建设试验的知识分子。

一、解构：合作是农村发展的唯一出路

从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何慧丽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把农村建设好，打造好现代化的底座。不管怎么样，即使每年从农村顺顺利利转移出500万人，转移20年，按照主流人口学家的测算，假设这个社会没有动荡，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是8%、9%，这样持续增长下去，20年之后，中国还会有至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如果城乡差距越来越拉大，如果城里人和农村人生活的价值都不一样，这个社会很麻烦。所以有人说，问题不在于这个伟大的中国有多强大，问题在于如果它变成了两个中国——一个农村中国，一个城市中国——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会有大的麻烦。所以，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以人为本和全面小康，这是非常及时的。

在何慧丽看来，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最深刻的例子是，有谁探讨过今年北方大旱的制度性原因？北方很多耕地都是靠抽取地下水浇灌的，比如，老王挖了一口井，管着自家10亩地，别人要抽点，不行。再比如，老李买了400块钱的水管，自家浇完了地，闲着也没用，可别人用一下，那就是不行。我们会发现，它有许多内耗在里面。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一个农户，假如有10亩地，其实是有若干块，东一块，西一块。一个村庄，假如有300户，可能就有200多台中小型拖拉机。按道理，一个拖拉机可以管500亩，甚至1000亩地，结果每户的拖拉机仅管自家的十余亩地。诸如此类，农村出现了资金分散、土地分散、生产资料分散、劳动力分散的情况，而资金、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都是经济发展的要素，有谁见过经济要素分散而生产力大大提高的例子的？怎么办？最近，党中央提出了“土地流转”的政策思路。按照何慧丽的设想，劳动力要规模化，资金要规模化，土地要规模化，农村才有出路。要通过合作的方式，以合作社为载体，进行土地流转。而以资本运作方式——也就是俗称的“公司＋农户”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并不是很好的选择。比如说，一个大老板，跑到村里，一亩地年租金500元，一签就是70年，然后把农民赶出去，一般人都会觉得500元钱很多。仔细分析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万一风吹草动，比如说企业垮了，500元都拿不出来了，结果老板逃了；或者老板大赚了，农民心里又不平衡了，那么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都造成社会矛盾冲突。但以合作社进行土地流转的话，合作社有宽松度，最重要的，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沾”，在合作社里面，人人都是主人，农民具有决策权、管理权和受益权。

从全社会来看，何慧丽认为，全人类面临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生态问题，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一幸免。但是，发达国家可以把它的灾难转嫁，何慧丽直言：“我到美国待了20多天，看到美国的环境太漂亮了，它就是把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缺水、缺粮，空气被污染，耕地被毒化，食品不能保证安全，但是高楼大厦、手机、电脑和高级汽车，一块块工业化的飞地却极其富有，这样的“生态”恶化的社会难道是我们这个超大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吗？第二，是社会分化问题，问题不在于我们国家的总量和平均有多高，涨幅有多大；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离散度、分化程度是否是在不断地加大？也就是说，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体心理上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如果说这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非常地严重，人们都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不愿意待在农村，待在农村的人觉得自己这辈子白活了，这个很可怕。我们很多农村出来的小伙子，在东南沿海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回去，因为种粮食负收入，而且农村环境不好和发展机会有限。他已经习惯了发达地区的花花世界，他宁愿在东南沿海游手好闲，抢劫犯罪，或者以各种不正当方式麻醉自己，我们叫社会态有问题。另外，就是心态问题，就是人有没有一种精神，我们叫民族精神也罢，叫乡村精神也罢，也就是说人的灵与肉的关系发生了问题。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很多包二奶的大腕们过得也不舒服，看到许多大腹便便的人，成天抱怨“哎呀，真没劲。”一个社会，不应该是纸醉金迷，只信金钱的。它应该能通过一种精神，让人健康地活着，让人安逸、安详，让人有较高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何慧丽告诉笔者：“所以，我总结，生态、社会态、心态，即‘三态’有问题。我们在兰考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尽可能的现实条件之下，在这三方面做一些探索。经济学家不管这个，他会质疑：“你何慧丽可以搞合作社让农民赚钱，你为什么要搞文艺队？难道蹦蹦跳跳地就会来钱吗？”

二、试验：建设合作、诚信、生态南马庄村

何慧丽认为，一般来讲，新农村建设包括四大建设，即党政组织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而她一直强调以合作组织作为纲来实现。

“用我们试验的体系来说，从村庄建设的层面来讲，我们要建造合作村庄、诚信村庄和生态村庄。如果农民不合作，就无所谓后面了。我一直在做比较，组织里面的人和非组织里面的人，同样是这个人，但表现不一样。所以说，农民合作，才会解决别的问题。”何慧丽说道。

合作，包括人类社会系统中的城乡合作和农村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农民合作，说的是农村这个系统里的人与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这几年，在南马庄村搞的“购米包地”，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城乡合作模式的探讨。以合作为本，才能为农民的诚信意识提供一个制度的、组织的保障，合作促生诚信，诚信是乡村精神的一个内核。正是因为合作的缺失，所以，就会有20多个警察管不住一个农民的说法，就会有许多人提起农民就头疼，说“农民心眼多得很”，“农民没有一句实话”，“农民把我们当猴耍”，“农民是又可怜又可恼”，等等。在不合作的环境中，农民为什么要讲诚信呢？作为责任分散的虚弱的大多数，缺乏主体意识的个体的农民怎么会自觉地意识到诚信是为人、为事之本呢？所以，只有合作起来的人，才有诚信起来的乡村。接下来，再解决生态方面的问题，何慧丽所说的生态，不是说让农村干干净净，而是叫健康农业，也就是以健康农业建设解决人与自然的不可持续的非合作关系。何慧丽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可以“六统一”的形式（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管理、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达到现实中的生态农业状态，从而保证民生和食品安全。

以社群文化组织促进农民合作，在农村组织秧歌队、腰鼓队、盘鼓队、戏曲队等乡村文艺组织，以及类似于老年人协会这样的乡村社会群团组织，何慧丽认为，这是最容易入手的合作方式，它风险小，低成本，效果最好。文艺队，是一种精神，体现了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包容性的、大众的生命文化，没有宗教所具有的排异性特点，以及城市精英文化在农村的不可复制性特点。“你看，我们的秧歌，是给只要会走路的人就可以扭的；我们的腰鼓，是给稍微年轻一些的农村妇女设计的，腰鼓的观赏性会强一些；我们还有盘鼓，农村强壮一些的人们可以敲，这就不只是从愉悦身心上来谈他的意义了，敲盘鼓体现了一种黄河精神和民族精神。我们还有流传至今的鼓闻乐见的地方戏曲，这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说到这里，何慧丽一脸的兴奋和喜悦，继续说道：“所有这些，不管你信什么，都是要你身体好，精神好。我们在农村搞文化建设，其内核是合作、劳动、奉献、生态。我们农民会唱的一些歌曲或故事，都是尽可能地体现到这些内核性的东西。”

合作起来的南马庄村跟企业合作，有很好的经验。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在开拓新的产品领域的过程中，希望“以工补农”、“以城返乡”的方式，与农民结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兰考的空气、土质和水质都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南马庄有合作社，于是促成了莲花味精与南马庄的一段愉快的合作。莲花味精产生的下脚料做成有机肥料提供给合作社，同时，向合作社提供生产管理技术服务。社员估算每亩地多少产量，莲花味精就向合作社收多少粮食，给社员的报酬中，是把农民的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损耗成本也算进去，让农民很保险的种庄稼。这样，农民一亩地的收入下来，比往常还多赚了三、四百块钱。

莲花味精与南马庄的合作，是公司通过合作社向农民下订单，而且服务贯穿始终，这样，以善待农民的方式，自己获得健康的粮食，同时，也善待了耕地，使耕地的生产力可持续。南马庄还有一种预约方式，就是“购米包地”，城里的消费者，通过合作社，以让农民得利的方式善待农民；然后呢，因为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农民就会善待市民，为市民提供健康的粮食，这是以信息对称的方式达到“双赢”。

何慧丽认为，南马庄的意义，就在于以农民合作的方式，让普通的村庄，在21世纪的发展还有希望。那么，大的道理，就是让农民合作起来，为城乡合作，为城乡公平贸易打造了一个基石，一个制度基石。只有让农民合作，才能达到“六统一”，而“六统一”才是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安全化的保证。 “六统一”，一方面解决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小农经济没法达到统一，也很少有人去跟农民说，要用多少农药，要用多少化肥，农民全凭感觉来；另一方面，确确实实可以让农业可持续一点。

三、实质：探索如何低成本地进行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何慧丽认为，“这几年，我做的所有事情的实质，就是探索执政党如何低成本地进行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也就是说，如果农村不组织起来，外界所有好的、善意都很难落实。一个政党治理乡村，不应该用警察来治理，而应该就是用一种社区内部的低成本自治。所以，我这几年做的事，就是以‘外发促内生’的方式，在村里面发掘、培养大批现代乡绅、新型乡绅，让他们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有效治理的主体性力量。因为农村跟城市不一样，城市是高成本的一种治理，而农村没有条件跟城里学。”

乡绅，在我们的词典里，似乎是个贬义词。在何慧丽看来，村庄绝大部分人出去赚钱了，留在村庄的人，不都是一贫如洗的。有些农民，在没有好的基础或环境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成为劣绅。乡村的能人非常多，比如兽医、人医、乡村教师、个体零售商贩、农技师、农艺师、调理红白喜事的大宾，等等。他们有一技之长，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形成市场垄断、文化垄断、社会垄断，或者在家族里说话算数，或者五大三粗、高大威猛……乡村是有这些人的，需要进行分类，进行培训和引导，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把自身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大家共享。乡村还有一些良性的力量，比如“乡村五老”——包括老党员、老模范、老干部、老退伍军人和老乡村教师，党和政府给他们发有退休金，他们又都是素质较高、有威望的干部，只要把他们稍微凝聚起来，他们就能做成一些很有效的事情，比如组织老年人协会，他们会是中坚力量；再比如协助村两委做事，或者自觉地承担起调解邻里纠纷，等等。

谈及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南马庄农民生产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以前是个兽医。曾经对于何慧丽组建农民合作社，让全村人致富的想法，笑着说：“如果我到处给别人说这些，别人会怀疑我是不是喝醉了酒，在说醉话？”

合作社的骨干力量，比如王继伟、张砚斌，等人，也会经常向何慧丽倾诉，也会有很多苦，但是，他们是自豪的，因为他们尝到了另外一种做人的方法。这几年，张砚斌登上了农大、清华、北大的讲台，成为了新闻人物；而且，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多荣誉，比如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作为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问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就是因为搞了合作社。

“这几年，他从小小的一个兽医个体户，变成为了中国农民合作的大事业，为了村庄的整体事业，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乡村多的是小个体户、小兽医、小人医、小乡村教师，而少的是能把这些农民合作的大道理讲清的，带领乡亲们干致富事业的人才。所以，我只是在把农民分类的基础上，只是把小小的个体农民，变成了合作社的骨干力量而已，变成一个会干事、有本领的精神权威者和优秀管理者而已。然后，把那些有点毛病的，确实是垄断乡村资源的人，给他们以非物质激励，让他们把自己的资源供大家分享，看看能不能造成一种整合后的‘1+1>2’的效果？”何慧丽谦虚的说。

3月26日，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考察南马庄村，充分肯定了南马庄村最近几年所取得的成就，称赞道：“以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以村庄为单元把农民组织起来，使村庄里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得到整合，探索出一条促使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这是南马庄农民自觉贯彻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而做出的创造性行动。”

“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这正是南马庄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一切的核心，在于以农民为主体。在何慧丽看来，党政主导是前提和保证。几年下来，合作社需要培训干部，需要优惠政策，需要提供好的、宽松的信贷、服务环境，需要协调和整合各种部门资源，这些都是党政来做。谈到社会参与，何慧丽认为：“我们这几年做的事，是一个混合团队——混合志愿者团队做的。我得感谢媒体，说实在话，人家跟何慧丽又不沾亲，又不带故，又不吃你的饭，又不拿你的红包，然后，帮你捧场，对不对？这个社会，不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我们通过志愿者精神，把社会的这些游离于社会主流取向之外的一些因子、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混合性的、综合力量。任何一项社会实践，它需要一个符号性的代言者和总结者。只是说，何慧丽在某种情况下，成了这个符号。而我清醒地知道，是谁在干事。我说是我干的，这会使我感到惭愧。”

习近平副主席对南马庄的考察，对何慧丽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一种激励，对南马庄村人民的探索也是一种激励，对农民组织化之路更是一种肯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非朝夕之力可成。这条路，需要有你，有我，全社会共同参与。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何慧丽服务农民的行列中来，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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