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红手印”不过是传统农民落后的“鱼腹丹书”式舆论手段（一）
不久前无意中得到一本书，书名为《小岗纪事》，海南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温跃渊，生于安徽肥东。本书思想观点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得特别鲜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书生活在一定层次的知识分子之中，起坐于一定层次的官员厅堂之内，耳濡目染，其思想观点如此，不足为怪。
《小岗纪事》这本书是三个中篇报告文学《凤凰展翅》、《风雨小岗村》、《小岗纪事》和若干散记结集而成。书前的介绍说：
“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书。
安徽凤阳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报告文学作家温跃渊从八十年代初就把目光牢牢地盯住凤阳大地。其《凤凰展翅》是我国最早、最长、最全面介绍凤阳农村改革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和著名作家江深合作的中篇报告文学《风雨小岗村》是最早描写小岗人冒死按下红手印的作品；他五去小岗而写下的《小岗纪事》，则是从更深层次上记录了小岗人的过去和今天，读来发人深省。”
在上文所说三个中篇报告文学中，在不同时间或详或略地都提到小岗村“红手印”这事，虽情节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对那十八个农民的极高评价：“他们在20年前所写下的以自己的生死为赌注那张单干契约，实际上是在打破一种桎梏生产力的旧体制，是射向人民公社的一篇檄文，使在中国维持20年的名曰“天堂”的人民公社一朝瓦解。……我们说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说他们 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十八根擎天柱，也不为过。”
是安徽当地人，他的有关“红手印”这事的叙述，相信是真话；对那十八个农民的评价，个人观点而已。但是，恰恰在对有关“红手印”事实的叙述中，笔者发现它背后隐藏了一个大问题。
先交待当时有关中国全局大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新一届党中央产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建议国务院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三中全会还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其中有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和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可见高层矛盾之一斑。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开会决定从当月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平均提高15%，油料平均提高25%，超购加价50%；生猪平均提高26%。提价的还有牛、羊、蛋、奶、水产等18种农副产品。提价不是中央公报建议的夏粮上市时，而是提前到春耕之始了。
再交待当时有关安徽局部大事：
1977年，中央派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12日到任，首先抓揭批“四人帮”斗争，接着下乡察看农村。到1978年11月28日，安徽省委发布《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即“省委六条”），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可以搞多种形式责任制的内容，向下传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此“规定”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并推荐给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1977年12月10日，安徽省委任命滁县地区农业局长陈庭元为凤阳县委书记，滁县地委要求他第二天就走马上任。
在以上历史背景下，这位安徽作家头一次于1981年3月定稿的《凤凰展翅》中，叙述了与“红手印”这事有关的以下事实，即凤阳县推行“包产责任制”的全过程（引号内是原文，下同）：
1979年初，县委书记陈庭元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当会上把陈庭元长期关注的马湖公社的典型经验一介绍，立即象燃起一把大火，拨亮了大家的思想。”县委书记陈庭元根据四干会的讨论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行“马湖公社经验”。
马湖公社（书记是詹绍舟）的典型经验是：在大包干以前，“社员抬土都要在扛子中间划条粉笔线，生怕吃了亏！”上工时——“干部吹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做活时——“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妇女是“上工带做鞋”）；你去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你穷我也穷，生产大呼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马湖公社1977年就私自包产到作业组了（取名“大包干”），结果粮食比以前番了三翻。社员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1978年大旱，“全县粮食比上一年减产二成多，而马湖公社十个生产队却保住了产量。”
四干会后，凤阳“包产到组”（“大包干”）就这样摊开了。
春耕大生产开始，陈庭元来到小岗村，在田头碰到一位女社员（徐善珍），便询问他们哪些家划为一个作业组？有些什么困难？徐善珍吞吞吐吐，陈庭元刨根追底，原来，“小岗村这块斗红了眼的地方，二三户划个作业组也还是‘捣’，竟然偷偷摸摸地干脆搞起了‘包产到户’了。”在全县先走一步。但是，公社党委觉得小岗村“冒进”了，说小岗村不退到“包产到组”，就不贷给它稻种。
小岗人见陈庭元来了，都围上来，拽着他的衣角，缠着他说：“陈书记哎，公社不贷给我们稻种，你帮我们说说话吧！”陈庭元只好做动员梨园公社张书记的工作，帮小岗人把稻种问题解决了。
结果这一年，如本帖开头所说，小岗人丰收了。
秋后，对于粮食大幅增产的凤阳“包产到组”，陈庭元说：“眼下，凤阳只能说是初步解决了温饱。至于以后，现在还看不透，不深。生产发展了，农民对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必然会提出来。在承包土地上兴许会向务农能手集中，副业生产则可能向另一些能工巧匠集中。包产到户最终是会走向联合的。但是，是否还走过去的路子，现在还很难预料。”
30多年过去，面对现在美国资本家进驻“一年超越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小岗村的事实，不知当年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何感想！
这是安徽头一次叙述小岗村私自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时在1981年2至3月，但没提及摁“红手印”一事发生在何时、何场所，也没有提及那“三瞒三不瞒”的“生死契约”——事实是，没瞒住梨园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一来也就被捅破了。然而，这简短叙述，却产生一个大问题：小岗村是不是在1979年初，凤阳县委四干会后才搞起“包产到户”的？
这时正赶上国务院开会决定从1979年的春耕时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加价时间提前了，不是中央建议的夏粮上市时。因此，小岗村这时如果搞起“包产到户”，就会交上好“时运”。（待续）
小岗村“红手印”不过是传统农民落后的“鱼腹丹书”式舆论手段（二）
前帖有两件事实对澄清所谓摁“红手印”的时间很有用，但需要进一步加以补充。
一是1979年春耕大生产开始，陈庭元来到小岗村，在田头当场发现小岗村人搞的是“包产到户”而不是“包产到组”，小岗村人也不掩盖，还请求县委书记帮助解决稻种。但没有说明这时是1979年哪月。
二是1979年初，县委书记陈庭元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凤阳普遍推行马湖公社“包产到组”作法。“1979年初”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点。
关于前一问题，在凤阳地区，这时应是4月清明、谷雨水稻泡种育秧时节。
关于后一问题，《凤凰展翅》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四干会决定推行马湖公社“包产到组”经验后，“陈庭元看到人们备耕劲头很高，于是在春耕之前的三月中旬，又召集区社干部会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大包干的管理办法。正在开会这天早晨，广播里突然播出一篇稿子，指责大包干‘动摇、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们还看到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了指责生产责任制的文章。人心开始浮动了……”。
经查，原来是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了指责大包干的文章和编者按。但陈庭元在省委、地委坚定的支持下，在3月20日前把危机化解了，人心安定了，大包干保住了。所以，县委四级干部会是在1979年3月15日以前召开的，小岗村人搞“包产到户”，最早也可能在1979年3月15日以前。
但是，决不会是现在认定的1978年12月或11月24日。
对上述推断，从报告文学作家的另一中篇作品《风雨小岗村》（写于1984年3月）中的主人公、小岗村“包产到户”带头人严宏昌在1979年采取的重大改革行动上，可以得到证明，《风雨小岗村》有：
“陈庭元于1979年初在全县摊开了‘包产到组’的做法，取名‘大包干’，把庄稼人的劲头一下子调动起来了。
可这种办法，小岗人却感到‘不解渴’。小岗这个被‘阶级斗争’斗红了眼的地方，二十来户人家，由四个组划到八个组，还是拢不到一块。这一年，刚满30岁的严宏昌，被大伙推举为生产队副队长。队长严俊昌，年纪比他大，家里吃口多，当了几年队长也没干上去，有点疲了。可严宏昌却劲头大的很！想把小岗的面貌彻底底改它一改！
人穷主意多。严宏昌想把小岗干脆‘包产到户’，一竿到底。”
严宏昌先去请教有经验的老叔们，老人们都说肯定能多打粮。严宏昌又同队长和会计商量，他们犹豫。
“严宏昌坚决地说：‘只要你们愿意干，出了事我负责。天是我戳通的，漏了我顶着。’
晚上，在一盏油灯下，小岗举行了一次庄严的社员大会。年青的副队长向小岗人宣布了他的包产到户的计划，小岗人全愣住了。‘真能有这样的好事吗？’
神情严肃的宏昌，手里拿着一张名单，郑重地说：‘愿意这样干的，请在名下摁个手印。’他望望人们愣愣的眼神，说：‘我第一个来，我愿意这样干。’众人看他签了名，摁了手印，后面的十几户一哄而上，都争着签字划押。
但是，压力和困难也随着接踵而来了，一是包产到户的事公社知道了，二是没有种子。公社里有贷款、有种子，但要小岗拢成小组才能给。可宏昌不肯拢！”
后面的事就是前帖所说，陈庭元到了小岗，严宏昌得到支持，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从以上文章可看出，小岗村“包产到户”是严宏昌1979年当生产队副队长以后干的大事，是在风阳县委1979年初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凤阳全县摊开“包产到组”（“大包干”）时的事——当时，小岗人对这种办法，还感到“不解渴”，才私自搞起“包产到户”来，“在一盏油灯下”开起摁“红手印”的“社员大会”来。所以，小岗人1979年初才开始搞“包产到户”确定无疑！
这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旁证，这就是当年十分关心凤阳、十分关心陈庭元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期分管农业，是安徽省农村改革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王光宇。他在《江淮文史》2008·6期发表的《我所亲历的安徽省农村改革》中说：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名为包干到组，实则率先突破了这一形式，在1979年春节期间，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成为凤阳县农村大包干到户的第一家。后来万里同志和我都去看过，代表省委给予支持。”
“1979年春节期间”即阴历己未年正月初一到十五，对应公元1979年1月28日到2月11日！请想想，有意思了。（待续）
小岗村“红手印”不过是传统农民落后的“鱼腹丹书”式舆论手段（三）
现在，我们看看第三篇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小岗纪事》（写于1998年12月）中是怎样叙述有关“红手印”这事的。
该在前两篇作品《凤凰展翅》、《风雨小岗村》中，已经把小岗人所谓冒死按下红手印搞“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和时间地点大致讲明白了，现在，在中篇《小岗纪事》里却又以严宏昌回忆当年两位采访自己的方式，重新讲了一次。不过，前两次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叙述，这次是转述当年当事人严宏昌的回忆，情节比过去详细了，生动了，还特别指明“红手印”这事发生在1978年！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其实，中篇《小岗纪事》内容多是回忆20年前的采访过程，是对两篇作品《凤凰展翅》、《风雨小岗村》内容的修补弥缝。20年后修补20年前即时采写的文章，也是奇闻。
尽管如此，《小岗纪事》这篇文章中，还是有两件事说明“红手印”背后可能隐藏了一个大问题。
第一件事：关于红手印生死契约原件的去向：
上面说到《小岗纪事》这篇文章中，内容多是回忆20年前的发生过采访过程。当叙述严宏昌回忆到小岗村人画押摁红手印时，文章中紧接着有下面的一场对话：
“我和老江听到这里，对他们画押的红手印十分地感兴趣：
‘那红手印还在吗？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严宏昌犹豫了一下，说：‘怕不在了。’
我不死心：‘怎么会不在了呢？’
‘早先就用一个数术本夹着，搁那房梁毛竹筒里。大约叫老鼠给拖走了吧。’
我们凝望那低矮的茅屋，那毛竹似乎伸手就能够着。
我们很想能看到那一纸红手印的文书。
但严宏昌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并没有想到那房梁上再找一找的意思。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红手印，但我们在1981年3月所写的报告文学里，最早写下了他们按红手印的故事……”
很明显，严宏昌在敷衍他俩。一纸红手印的文书真的存在吗？小岗村真的有过“以自己的生死为赌注的那张单干契约”吗？“红手印”背后究竟有什么问题？可怜的严宏昌！无奈的报告文学作家！
第二件事：关于红手印生死契约日期的更改：
我们再看《小岗纪事》文章里另一段对话。这是《南方周末》发表曹俊的文章《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后引发的：
“我问宏昌：‘人家那文章说，摁手印的纸那样新，也没有怎么皱，按理说让社员们摸来摸去的，也不早都脏了、旧了吗？’
宏昌说：‘摁手印后，谁也没有摸过，碰过，先叫严立学保存的，后来他家要翻修房子了，这才叫我给保存的。就放在当时当房梁的毛竹筒里。’
我说：‘当年我们叫你给我们看看，你怎么不给看呢？’
他说：‘我谁也没有给看过。它涉及我们身家性命，万一弄丢了可怎么办？再说，当时思想上也还有点顾虑。所以就什么人也不给看了。’
我说：‘后来怎么又给了电影厂了呢？’
他说：‘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两位拍电影的同志，要拍大包干的纪录片，说要拍这个手印。听说他是上海电影厂的，叫王影东，他多次向我要当年的这份合同。我不肯给。我小哥严俊昌说，宏昌你给人家拍个镜头怕什么？后来我说我要去买化肥。那姓王的摄影师说，我给你们买吧。那时化肥紧张，后来还给他真的从小溪河给买着了。于是这不就处出感情来了吗？后来我小哥又叫我拿出来给人家，我就从屋梁竹筒里拿出来给他了。’
我还有一个迷团解不开：‘那合同书上写的是12月，后来在一些书报上怎么又把那个日期写成11月24日呢？’
他说：‘农村只记阴历，记不住阳历，那天开过会后，一天我到小溪河去买墨水精，在人家的日历上一查对，才算出那天开会的日期该是24号。’”
“农村只记阴历，记不住阳历”，那合同书上写的12月，该是阴历，11月24日就是阳历了，怎么阴历月份大——12月，阳历月份小——11月啊？阴历能走在阳历前吗？
严宏昌毕竟是小溪河中学毕业的中学生，竟作出这样回答，而两位作家居然无语，这说明什么问题？
查对万年历：1978年为阴历戊午年，12月初一对应公元1978年12月30日；12月初三对应公元1979年1月1日。所以1978年阴历戊午年12月是没法对应阳历1978年11月任何一天的！涉及严宏昌们“身家性命”的“一纸红手印的合同书”连日期都弄成如此荒唐的糊涂账，怎么解释？可叹我们纪念馆、博物馆专家们、我们媒体的编审们，对这荒唐的日期熟视无睹，在全国以讹传讹几十年！
看来还是长期分管农业，并且是安徽省农村改革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王光宇说得对：“小岗生产队在1979年春节期间，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成为凤阳县农村大包干到户的第一家。”时在1979年1月28日到2月11日期间。至于“小岗人冒死按下红手印”说法，纯属空穴来风，最多不过是传统农民落后的“鱼腹丹书”式舆论手段而已。出此下策，实在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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