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调查中，农民总会有意无意的讲起一些土话，这些话有的比较粗俗，有的比较经典，仔细回味的话，会发现相当一部分非常有道理，是农民对于日常生活的经典凝练。这些经典的语句背后蕴藏着农民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尤其是多数农民都提起的经典话语，那就代表了一种民意。这些土话俗语表达有的很直白、俏皮，有的很泼辣、尖酸，还有的带着一种自嘲自疯的口吻，这些话都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自己的经历、实践逐步总结出来的，虽然比较粗糙，缺乏优雅的修饰或者规范的表述，但这是一种来自生活经验的真实，这种真实恰恰保证了语言的本真感和新鲜感，没有经过规范的约束和过滤，让人读起来有一种亲历感，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农民的智慧和真实的生活，那些自我嘲讽的俗语就像是含泪的微笑，无处不流露着一种辛酸和无奈。以下这些经典话语是笔者在江汉平原调查时农民对于生活、进城、合作、人情、养老、生育观念等话题的概括，也反映出了江汉平原地区大多数农民的生存状态。
【关于市场经济】
什么是困难?困在家里就难!什么事情都是逼出来的。市场经济是扶强不扶弱，只有民政部门才扶弱。
这十余年来，打工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城乡之间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深度、频繁的接触，过去打工是村庄中的个别现象，如今是个普遍现象，青壮年留在家里反而成为了个别现象。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给农民提供了在市场上获取种田之外的经济收入的机会，为了应对在市场中的各种开支，农民也必须要走出家乡，走向市场。在调查中农民常常谈到，什么是困难?困在家里就难。种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其他开支问题。如果想依靠家中的几亩田地，把自己困在家里，那么就越困越难。到外面谋生的出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外出务工较早的人来说，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前，他们的几亩薄地不仅由于土质差产量低，而且还要交农业税费，辛苦种田一年下来，辛苦不说，也赚不到什么钱，甚至还要欠债，这样的日子只能越过越穷。因此，只有走出去才能有出路，但是走出去的话又有一个问题，没有熟悉的社会关系、没有技术，还要忍受背井离乡、受他人歧视等心理折磨，生活的压力迫使农民不得不在这两头难的选择中选择一头，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打外面打工，他们认为什么事情、能力都是逼出来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亲利润的社会，市场运行的规则在于更多的获取利润，因此在市场中充斥着的资本都是逐利的，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影响下，对于利润和私利的追逐改造着传统农民行动的逻辑，以往互帮互助的邻里帮工被市场化的服务购买所替代，一些似乎都变得可计算了，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了。农民在这样的氛围下，很快的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看到了资本逐利背后的非人化一面，他们很理想的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扶强不扶弱的社会，而现在真正的去执行扶弱责任的似乎就是我们的民政部门了，这是其责任之所在。
【关于农民进城】
我想进城里，可是城里不想我。
进城生活是农民的一大梦想，他们非常想脱离基础设施等非常不完善的农村，向往着城市中的方便、优越的生活，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是当前的一大趋势，并且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也在不断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农民变成市民是迟早的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旺起来的打工潮使得无数的农民得以进城，在城市中找到就业机会，从而实现了真正进城的梦想。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进城梦想的还真不在少数，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民又占据着绝对比重，还有很多农民并未实现在城市中落户的梦想，他们渴望在城市中的生活，尤其是当前很多年轻农民，他们大都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外出务工，习惯了城市中的生活，对于农村中的一切反而比较陌生，他们不懂得种地，但是对于城市中的生活规则却非常熟悉。他们很努力地在城市中打拼，却很难在城市中买下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难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个真正叫家的地方。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很快，进城的农民非常多，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民也不在少数，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无法实现在城市中定居的梦想。现在户籍对于他们的限制作用已经微不足道，经济能力的限制成为了一把无情的枷锁。他们虽然能在城市中获得比在农村中种田高得多的经济收入，但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扣除生活的必要开支，他们的劳动所得是很难在城市中买下一套房子的。况且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还要考虑年龄因素，年轻劳动力非常的受市场欢迎，即使没有技术，他们也很容易在工厂中找到一份工作，但是随着年龄增大，他们在城市中寻找到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一门技术或者手艺，他们的工资待遇等也都比较低，更没有城市中很多正式职工所具有的福利待遇，因此即使他们在城市中买到了房子，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留在城市中也是很困难的。对于年轻的农民工来讲，他们留在城市中的机会还是要远远大于他们的父辈，因为父辈为了子女的未来生活或者婚姻问题，往往会竭尽家庭的所有资源来给子女在城市中买下一个居住的地方，而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等就需要子女以后的打拼获得，很大一部分群体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城的。这也就意味着父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养老等积蓄，不断地剥削自己，向子女提供资源来实现一个家庭对于子代进城成本的负担。因此，当问到这些中年的农民是否想进城生活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不想进城。他们会为自己的选择找很多的理由，会觉得城市中的空气不好、比较拥堵、成活成本太高、没有熟人……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压力。难道他们真的就不想进城吗?其实，很多人还是很想进城的，他们虽说能讲出很多不想进城的理由，那都是现实的情况让他们看到自己进城无望的无奈选择，他们在内心中对于城市生活还是有些幻想，他们认为不是自己不想进城，是城里不想自己，这是最无奈的一种选择和回答。
【关于生育观念】
有儿子的家庭要劳累，有女儿的家庭都翘着腿。老年人最大的恐慌就是没有姑娘。
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统封闭的乡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以及习俗观念的影响，农民总是倾向于生男孩，男孩代表着家族的力量，代表着家庭中的生产力，代表着家族血脉的延续，男性统治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对于妇女而言，生儿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近百年来的动荡与变化也在逐步的改变着农民的这种观念，尤其是近些年的变化对于农民观念的改造更加迅速。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种田可以成为少数人的事情，城乡的相对封闭状态迅速被打破，农村中剩余劳动力快速地融入到城市当中，人们生活的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往的乡土社会自给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新的社会分工体制下，人人都需要与市场打交道，货币化衡量起一切的生活服务，即使生活在乡村之中也不得不用货币来购买服务，并且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农民的种田收入来说也是非常的高，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依靠种十亩田来获取生活收入的话，只能维持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但是一个家庭是需要发展的，是有着人情往来等方面支出的，有子女的教育支出，还有不可避免的医疗支出，如果将这些琐碎的支出全部的算进来的话会发现，这10亩田的收入是很难满足的。对于有儿子的家庭来讲，还要面临一系列的人生任务：儿子还要结婚，结婚要准备房子、家具等，等到儿子有了孩子，还要帮忙照顾小孩。在当前的市场化当中，这些都不可避免的货币化了，原本农民盖房子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自己准备材料，成本也很低，但是如今，劳动力价格都和市场接轨了，建房的成本很高，即便普通的农民能满足这些，但是女方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很多人都要求在城市里买房，还要在城市中生活。这些对于普通农户来讲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婚姻的市场中，男方如果支付不起这些就只能失去结婚的机会，女性占据了“卖方市场”上的优势。除了这些在男女结婚后的生活中，女方也越来越占优势地位，很多地方都是女性当家，男性相对于传统的主导地位正变得边缘，如果当家的女性缺少德孝等品行的话，男方的父母还要面临谁来养老的问题。但是做父母的很少会因为担心无人养老就不负责起给儿子结婚的义务，他们会想尽一些办法来赚钱，来满足女方的要求。因此在村庄里也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五六十岁的父母常常感叹，自己在二十多年前总是嘲笑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觉得自己有优越感，现在是自己被人家嘲笑，有儿子的家庭要劳累，有女儿的家庭都翘着腿。
【关于养老】
分家分的鸡子叫，两个老人没人要。
在大变革的时代，变化的不仅有农民的生育观念，还有他们的养老观念。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俗和秩序的国家，子代孝顺父代不仅是因为生养的恩情，还是这个社会所定下的一种秩序，具有一种合法性，因此在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子代对于父代的孝顺，就连官员在父母亲亡后也要回家丁忧。民家的舆论以及官方的律法都是将不孝作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状，不仅要受谴责，还要受惩罚。可是现在这种传统的德孝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年人变得很没有地位，村庄中大多数老年人都是在子女成家分家之后，自己净身出户，在子女房子的旁边建一个小房子居住，有的小房子甚至就像草棚一样，和旁边子女居住的两层楼房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生活上，年迈的父母从儿子那里得到的也是非常少，大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种一点地来获取粮食和蔬菜，尽量的自给自足，只有自己实在种不动田的时候子女才会每个月给父母一些粮油等。而且很多家庭都是在儿子分家的时候将父母的养老责任分配好，哪一个儿子或者几个儿子负责父亲还是母亲的养老都要讲清楚，然后父母两个人都开始搬出家门生活，等到不能劳动的时候或者生大病的时候再由儿子负责。分家时，对于财产性的权利等，儿子都是比较喜欢要的，但是对于父母将来的养老等责任问题却非常消极，在儿子看来，年迈的父母是以后生活的负担。父母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往往都是自我边缘，他们会劳动到自己不能劳动为止，即使这样，子代对于父代的关系也显得冷漠一些。这种变化有着非常多样的原因，上世纪中国的百年巨变，传统经历了一个大破期，我们在打碎很多糟粕的、束缚人的礼俗和文化时也把很多好的东西给丢弃了，这只是宏观背景下的一个变化，并不能解释所有地区农民德孝观念丢失的原因。市场化也是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的变量，当农民的生活和发展成本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就越倾向于算计这种家庭内的收支，老年人很难给家庭带来收入，相反还需要不少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尽量的减少这方面的开支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是从理性算计的角度来讲。村庄内公共舆论的消失也是导致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的一个原因，农民很少有人去指责别人的不孝行为，这些变成了“村民的家里事，外人不方便说”，而缺少对于这些不道德行为的群体压力控制，也成为了滋生问题的原因。
【关于人情】
人把人皮披上，不赶人情是不行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没有人情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人有意识，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人情似乎成为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最大差别。所谓的人情在农民看来就是人之为人无法摆脱的一层外衣，没有人情是不可能的，只是人情的多少罢了。如果将儿女结婚建房等方面的开支看做是非常规开支(次数很少，根据子女的数目而定，但是开支数额较大)，将其排除的话，人情开支基本上可以占据农民家庭中常规开支的前两三位，对于我们所调查的人情不是很重的地方来说，普通农户家里每年至少都是有几千元开支投入到人情当中。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普遍都是比较节俭的，但是对于人情上的开支却无法做到节俭，即使大方不了，也不能低于普通水准，否则会被看不起。通过农民人情上的往来也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交往范围和在社会中的关系网络，人情伴随着农民的一生，从生到死，记录着每个农民在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从这个角度上看，人情还是存在着一些仪式性的意义。人情存在的基础在于农民的生活是无法做到完全独立的，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在互帮互助的氛围中，人情建构起了生活的交往圈，在这样的交往圈中，农民在生活上的琐事等无法独立完成的都可以通过人情圈内的人来帮忙完成。而维持着人情的就在于每个人生命历程中关键节点的祝福和团聚，这种祝福和团聚就物化成为了金钱，因此金钱成为了联系人情的纽带。当这种物化的人生节点再次异化的时候，人情也就变味了，原来是人与人之间往来、友谊关系保持的手段，却成为了家庭发展的一种负担。当金钱这种可以量化的工作成为了人情的主宰，那么人们之间相互的攀比心理就成为了人情扭曲的源泉。人情是人之为人的外衣，现在成为了镶嵌着金钱的一种金灿灿的外衣，这种外衣成为了人们相互之间展现影响力的手段，拥有者这样一件金灿灿的外衣就成为了人情识别的机制，而衣衫褴褛者逐渐的被逼迫到角落，这就是人情的异化。大多数的农民都在抱怨着人情开支成为了家庭中的主要开支，却又无法躲避，只能忍受着人情的剥削。因为所有的人都担心，一旦将人情的这件外衣脱掉，他害怕自己成为了生活中的异类，担心自己从此被排除出人类社会。农民的这句话，总结的既形象，有深刻，又富有哲思，智慧不仅仅存留于伟大的人物和书本当中，还在于民间。
【关于农民合作】
你糊我，我糊你，全都蒙的是自己。
信任与合作是自古以来困扰人们行动的一大难题，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活离不开合作，为此，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制度来解决合作的难题，但是合作的困境又是无处不在。其中这背后的逻辑就在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利益的一种张力，或者说源于个体的一种私利性。崇尚法律和制度的人都有一个逻辑的起点，就是人心是向私的，因此需要法律和制度来约束人，来解决公私之间的关系，解决信任的难题。但是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们更倾向于一种礼俗社会，用道德和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一旦道德沦丧，礼崩乐坏，也就失去了秩序，人们之间缺乏了一种信任和合作的心理基础，合作就成为了难题。无论是法律和制度也好，还是道德和礼仪也好，都提供了一个有规范的社会基础，人们的行为在规范的的调节中运作，体现出了秩序。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失序了，失序的原因就在于近代百年的迅速变革中，我们抛弃了以往的道德和礼仪社会，但又未建立起法律和制度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民对于个体的私利越来越重视，对于集体的公利却满不在乎，都担心自己的损失，却从不关心集体的损失。这种单一向度的对于利益的追逐反过来又制约着个体的利益，殊不知，个体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当集体的利益受到损失，个体的利益也往往无法获得保证。最典型的就是农村中的公共品供给困境，修水利是有利于所有农民的事情，每年定期的排涝清淤可以确保水利设施发挥良好作用，但是现在农民对于个体的私利过分看中，都觉得自己去为集体的利益付出时影响了个体的利益，他们宁可坐在家里打麻将也不愿意为集体付出，当这样想的人多了，集体的利益就会出现问题。很多地方明明有水渠，却还是该旱的时候旱，该涝的时候涝。集体中一些人搭便车也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一大原因，突出表现就是总有一些人不愿意为集体付出，当大多数人都付出的时候他也可以享受到这种付出的成果，当这种人得不到有效的制裁，时间久了，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愿意付出，都想搭便车，集体行动就成为了难题。大家你蒙我，我蒙你，最后蒙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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