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拆迁补偿“一夜致富”，有少数农民禁不住诱惑，攥着大把“闲钱”深陷赌博，有的为此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最近，半月谈记者通过“线人”，进入西部山区一个拆迁地的农村聚赌窝点，目睹了10多人聚众参赌、瞬间输赢上万元的场景。
关卡暗哨：“闲散人”标配对讲机
“油子”(化名)曾专为赌博窝点拉客，是大小场子的熟客。他在交代了几句行话、要求尽可能表现平常等注意事项后，驾车带记者到一个农村聚众赌博窝点。
汽车在狭窄的村道上七拐八拐，不多时便停在一个山坡脚下的4层小楼前。房前的场院较大，停放着几辆轿车和摩托车，并有七八个闲散青年或倚靠车门或骑坐在摩托车上，手上都拿着对讲机。记者刚一下车，就被几双眼睛紧紧盯住。
一位40岁左右的平头男走过来，“油子”忙指了指记者说：“这是做煤生意的朋友，今天想过来玩，人绝对放心!”
平头男稍稍放松警惕，说：“这里绝不做假，可以先看后玩。”他带记者绕过楼房，沿着一条小路，来到房后半山坡上的几间平房前。
只见房内烟雾缭绕，10多个人吵吵嚷嚷、神情亢奋，正围着一张大圆桌赌牌，其中还有4名妇女，每人面前都堆着一沓百元的钞票。房子一角还有一张小桌，上面放有香烟、矿泉水和饮料。
一位中年男子正全神贯注地发牌，有人过来告诉记者发牌的人就是庄家，并拉着记者开始介绍玩法：扑克牌只有从1到10的数字牌，每人两张，相加后比个位数的大小，9最大、0最小。具体是参赌人员与庄家比，比庄家小的，输给庄家这一局下的赌注;比庄家大的，就从庄家手里赢得与下注相同的钱;如果两张牌是一对就是大牌，输赢都要翻倍。
吃、喝、赌、贷一条龙
记者了解到，这种赌法叫“推小九”，每局只有1分多钟，下注从100元到数千元不等。一位穿着T恤短袖的男子苦着脸说：“今天好背，臭10老来，不到1小时就输了两个(即两万元)……”记者试着插了一句：“连着几回都是臭牌，会不会有问题啊?”庄家斜眼瞥一下，嘴里嘟囔说：“不做假的，那边有好几副新牌，随时换!”
又是新的一局，“T恤男”猛地站起来，穿着拖鞋的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把短袖捋到肩膀上，并“叭”的一声把一沓钱拍在桌子上：“这回老子押5000!”他掀起自己的牌看是一对2，脸上即刻浮现出一丝得意，结果没想到庄家亮出了一对7。仅这一局他就输掉两万元。庄家一伸手，把所有赌注全都揽到自己面前，桌子几乎被压翻，屋里随即爆发出一阵吵闹声。
一个多小时后，记者借口没吃中饭要离开，却被一个光头男子拦住。他抄起手机叫人送饭，并说在这个地方想吃啥都有，累了还能叫人来按摩，吃喝拉撒都不用出门。
15分钟后，两位妇女带来几盒炒饭，并抽起香烟现场观战。一个20出头的文身男子对其中一位妇女说：“姐，昨天你放给我的弹(即高利贷)转给小赵，他正好欠我一个。”那妇女嘬了一口烟，高声说：“放弹不转，你该知道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文身男子不再吭声转身走开。
吃完炒饭又看了一个多小时，记者拿出钱包里的钱数了数，叹声说：“包里没多少钱了，我去取点钱再来。”“油子”见状赶紧接着说：“离这儿不远就有银行，我带你去!”其他人看看也没阻拦，记者随即“夺门而逃”。
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回城的路上，“油子”向记者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在他看来，当地聚众赌博分工明确，已渐成产业链。
每天结算输赢在一二十万元之间的叫“小堂子”，地点不固定，家里、旅馆都可以，多半是用扑克牌玩“推小九”。每天输赢上百万元的叫“大堂子”，通常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坟场中，抬个发电机上山，砍下几根树干搭一个简易棚子，盖上塑料布就成了，“大堂子”大多是用麻将玩“挖豹子”。这种深山赌窝必须在山脚要能通公路，这样既能避开警方视线，又方便参赌人员逃散。
不论大小堂子，都有放高利贷的人现场提供赌资，他们被称为“放弹人”。1万元高利贷的日息往往在300元以上。
除了专门有人“攒局”和“放弹”，还有人负责拉客、守路、做饭送饭，每个环节都有钱赚。“拉客”一般是参赌人员、摩的司机，以及附近游手好闲的人，往往拉一个人参赌可得数百元酬谢。守路人主要是在一些交通要道、进山必经路口“站岗放哨”，每天可得100元至300元的“辛苦费”。为赌场做饭送饭、送烟送水的人每天也有庄家提供的收入。
最近，半月谈记者在天津、吉林、贵州等地农村采访发现，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推动下，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打击赌博成效显著，然而，一些地区赌博活动出现“游击化”，手法频频翻新，组织体系日趋严密，参赌人员逐渐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集中，一些农民“以赌为乐”的陋习仍根深蒂固，值得高度警惕。
农村赌风出现升级版
近年来，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对农村赌博坚持“露头就打”原则，多次开展综合治理与专项行动。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仅在2013年就查获涉赌案件109起，行政拘留378人，收缴赌资102万元。
2014年初，贵州凯里龙场镇老山村附近山林的一个流动赌场发生爆炸，造成15人死亡21人受伤。事后，当地多次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截至今年6月底，公安机关共查获各类赌博案件34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4000余人，捣毁赌博团伙270余个。
凯里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巫贵生和吉林公主岭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宋鸿鹏等认为，随着各地公安机关打击力度加大，部分地区农村赌博活动改头换面、分散隐蔽。有的转移场所隐藏窝点，专车辗转接送人员;有的配备对讲机、360度监控探头等先进工具，层层设岗监视执法行动。一些农村赌博团伙甚至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导致警方调查取证、依法打击的难度越来越大。
农村赌博的具体形式不断翻新。据一些干部群众透露，继赛马、斗鸡、赌羊和斗蟋蟀之后，一些农村赌狗开始活跃。今年4月，记者在天津静海县与河北交界的一个乡村发现，4辆小型货车上拴着约30条又细又长、擅长奔跑的“细狗”，现场聚集着上百人参赌。组织者每次选出两条“细狗”分别由两人牵住，另有1人在100米开外放开一只兔子，然后同时放开这两条狗，赌哪条狗先抓到这只兔子。一位组织者说，每条狗身上下注超过5000元才能开赌，而参赌人员每次下注的赌资最低几百元、最高达几千元。
三大趋势凸显，治赌日渐复杂
涉赌人员结构多元化。一是年龄由中青年为主开始向两端延伸。天津市宝坻区警方在2013年底抓获一起29人的赌博案件，其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多岁。二是妇女比例逐年增加。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妇女涉赌在一些农村已占到涉赌人数的40%。三是群体结构多元，一些“致富能人”和中小学生也深涉其中。
聚赌地点更趋隐蔽，大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展“游击战”。一些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所成为赌博“主战场”，空置老屋、闲弃厂房频频被用来聚赌，而且最多不超过3天就换地方。此外，县市区域交界处成聚赌高发地。今年6月17日，吉林农安县公安局抓获一起聚众100多人的赌博案件，地点就在三个县市的交界处。深山老林、荒地河边等偏僻地也逐渐成为聚赌的“新兴地”。贵州凯里一些干部群众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赌博活动大多选择在荒山或深山中，聚赌分子找一块平地、搭几块木板或简易帐篷，就成为一个赌博窝点。
组织体系日趋严密。据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介绍，当前农村地区组织赌局需要内外两方面人员紧密勾结。内部由庄家负责提供场地、召集人员，并从赌局中“抽红”，即牌桌上赌资满200元抽10元的“红钱”，一场三四个小时的赌局可抽几万元;放贷人员一般是“九五利”，即现场借款1万元，3天的利息为500元。外围人员则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链条。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设有三四道岗哨;负责接送参赌人员的司机，一天收入200元;还有专人负责送饭，费用全由庄家支付。
赌根难拔，农村亟待精神补养
接受采访的一些干部群众表示，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农民受农村地区历史文化影响，对赌博缺乏正确认识，“以赌为乐”的生活陋习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为农村赌博屡打不绝提供了丰厚“土壤”。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助理检察员贾云鹏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他处理的几起农村赌博案件中，一些涉赌参赌农民的法治意识非常淡薄。“赌博陋习在我国农村地区有上千年历史，许多农民对赌博违法性质认识不清，认为‘大家你情我愿，赌一赌也是正常的休闲娱乐’。有的甚至说执法人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让人哭笑不得!”
一些农民“乐赌不疲”，还有很多农民被“一夜暴富”吸引，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贵州安顺农村一位老“赌徒”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青年农民在输光后，靠着现场借来的1万元高利贷当即赢回40万元。他说，赌博既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人一败涂地。一些农民抱着侥幸心理参与进去，初期可能尝点甜头，结果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甚至嗜赌成性。
记者在多地农村采访时看到，尽管许多地方建起了宽敞明亮的“农家书屋”，也购进了一些经典名著，但门可罗雀，基本看不到有农民来借阅图书。
吉林长春某村委会主任告诉记者，东北地区的农民大多喜欢秧歌队、广场舞这些活动，但在农村开展文化生活离不开钱，买扇子、音响、服装都需要钱。“尽管不算很多，但这笔钱从哪儿出?我们村有文化大院，但因没有经费，开展得很不理想。”当地一位村民说，农闲时节农民在家无非就是看看电视，也没什么娱乐。“大家聚在一起打个牌、耍个钱，至少还能热闹热闹。”
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治安管理支队长王向华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等受访专家认为，当前一些地区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农民缺乏应有的文体娱乐设施。相当多的农民在物质富裕和文化缺失的“剪刀差”下，精神养分更显贫乏，只好靠赌博消磨时间。根治这一问题，亟待补上农村精神文化建设这块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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