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但为何集体经济的实践并不理想?当前发展集体经济，有哪些途径可以探索?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从事集体经济问题研究的研究员龚云博士。
跟风导致了当年政策失灵
《中国扶贫》：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启了农村改革。当时的政策是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但实践中为何会出现分得彻底、统得不够的情况?
龚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好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有些村干部是跟风心理，一看党的政策有调整，大部分村子都开始往下分，便随大流了;有些村子的村干部本身就自私，不想为村集体辛苦，就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分下去，从而减轻包袱走上了先富路;有的村干部原本就存在吃拿卡要现象，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集体经济搞不下去，包产到户对他们来说正好是瞌睡了给个枕头;还有的村子，其实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已经在实践中学会了管理集体经济，这些村干部不仅作风好，而且能力强，但担心自己的村子不调整，是与党的政策相悖，怕被扣上不支持改革的帽子，便做出了违心的决定。
《中国扶贫》：分下去之后的情形怎样?
龚云：分下去之后，很多村子在双层经营上做得很不好，有些村子甚至无所作为，干部们只顾着自己发财致富，成为不带动多数人共同致富的少部分先富者;有的干部则认为守住集体原有的资产就行了，没有大的作为。村子原有的积累只出不进，很快便山穷水尽，村班子也因此陷入了瘫痪状态。
而分田单干的农民，最初确实是吃饱了肚子，改善了生活，但时间一长，他们对种地的热情便不复存在了。因为光靠种地难以致富，甚至连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都难，因此，大部分年轻力壮者选择了外出打工。
前几年，我们社科院就集体经济项目做了一个国情调研，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小岗村原任支书严俊昌早在2000年就说，搞“承包”搞了20来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章也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农村开始呼唤集体经济
《中国扶贫》：率先承包的小岗村都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为何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是不理想，目前为止只占全国农村总数的2%?
龚云：用句通俗的话说，集体经济是本好经，就怕不会念，或者念歪了。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它的正确认识需要过程，实践就更需要时间。
长期以来，西方的经济学界将农业集体经济视为低效率和不受欢迎的经济形式。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又被视为是产权不清晰的代表。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刘庄、南街、华西这些集体经济代表的特殊性，无视这种特殊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有些人甚至恶意丑化、妖魔化这些村庄，使坚持集体经济面临着十分不利的舆论环境。
《中国扶贫》：90年代后，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这反映了农民对集体功能的渴求。专业合作社与集体经济有怎样的关系?
龚云：合作化经营是广大农户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联合起来从事经济活动的经营形式，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就所有制基础来看，集体经济生产资料归集体成员共同所有，而合作经济则可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其二，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主要以劳动联合为主;而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实行劳动联合，也可以实行资本联合。其三，从分配制度来看，集体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而合作经济既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按劳分配，也可以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简单来说，今天的合作经济只是集体经济的初级形式。
《中国扶贫》：您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已经发展到拐点，该实行新型集体经济了。新型集体经济与传统集体经济的异同是什么?
龚云：“新型集体经济”是对过去集体经济形式的扬弃，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基础上，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要经济纽带，并实行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的集体经济。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体现了新型集体经济的本质。它在实现形式上呈现多样性，包括：完全集体经济，以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结合、以集体资产共有为主的集体经济，以劳动者“两个联合”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以劳动者个人财产出资组建的合作制，以由职工持股并拥有控制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企业集团，有由集体资本控制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河南南街村那样的完全集体经济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形式，对集体成员的保障效率也最高。
建议土地流转回集体手里
《中国扶贫》：各种合作经济形式的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的多种探索，都体现了农民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您认为，当前形势下，还有哪些好的形式可以助农民圆共富梦?
龚云：在土地流转这一趋势中，我更赞成把土地流转回集体手中。为什么这么说?土地流转到大户手中，种地的农民和大户之间是雇佣关系，大户挣大头，农民除了土地流转费外，只能拿到工资，景况虽然要比现在好些，但还是难以富裕起来。流转到下乡的城市资本中，容易出现土地兼并现象，负面效应很多，农民就更处于被剥夺地位。
南街、刘庄、华西等一批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给了我这样的启示：只有依靠村集体，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住房、就医、教育的保障才能最大化。那么，作为党的基层战斗堡垒的村级党组织，为什么不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结合发展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统一规划，统筹发展?村级党组织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当然，关键得有一个能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有头脑、能力强的领导班子，这一因素对集体经济至关重要。
《中国扶贫》：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或者规避?
龚云：首先是要重新界定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地位和作用。集体经济不应该只承担为家庭经营服务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而应该在引导家庭经营向集体经济发展上、在引导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发展集体经济不能仅仅着眼于解决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动经费，而应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从政治高度讲，党要靠农村集体经济联系农民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虽然实践中农民对发展集体经济普遍有要求，但还是要特别注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贯彻好群众路线。在形式上，要切忌一个模式、一刀切，一定要因地制宜、允许多种形式的探索。否则，操之过急或者操作不当都会出现伤农现象。
目前，全国对发展集体经济的理论总结非常不够，国家的支持也很不够。因此，我希望，要营造良好的集体经济发展环境，对依靠走集体经济致富的村庄进行大力表彰和宣传，号召全国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向集体经济带头人学习，主流媒体应该担当起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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