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三农专家，针对轰轰烈烈的资本下乡和城市化，农民面临城市呆不住、农村又回不去的困境，提出给农民“退路”的主张，希望政府对资本下乡保持谨慎，维护小农民利益，使进城不成功的农民能够顺利返乡，一方面为他们的子代接力进城提供后援，另一方面又可作为老年农民在乡的养老之所，从而起到农村社会发展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
贺雪峰的设想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其显然忽视了现实客观条件，中国的小农经济伴随改革开发已发展40年，早已今非昔比，其本身已经在衰败中蜕变。即使能够象贺雪峰设想的那样，中国的小农经济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以便给农民留下返乡的退路，但这种退路是祸是福还难以预料。
改革开发40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发生巨大分化，“农民”不应再是一个抽象的指称，而应作具体的界定。少数农民通过外出经商、占有和利用各种稀缺资源而成为先富一族，他们有的彻底脱离农村，有的返乡回来修建花园别墅，也仅仅把农村作为休闲娱乐之所，这样的所谓的“农民”早已脱离了农民的根本涵义。再有就是农村中比较富裕的阶层，有种田大户、乡村干部、在乡的私营企业主等，他们长期或者间歇性住在农村，却不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以个体农业收入生活，这一阶层的人也不应是典型意义上的“农民”。当前农村真正的农民应是“半工半耕”和纯个体农业的农民。
从以上对农村各阶层的简要分析，可知富裕农民和比较富裕农民本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也不存在所谓的退路问题。真正存在退路问题的农民是“半工半耕”和纯个体农业的农民。“半工半耕”的农民极少数可能进城成功，不需要退路，大多数则可能由于年老体衰，城市无法生活而返乡。而纯个体农业的农民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城务工，届时同样面临城市呆不住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即便能返乡的农民，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境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形成了一个贫富高度分化的社会，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处于激烈的竞争网络之中。处于上层的富裕阶层占有的优势对中下层形成巨大压力，并且逐步向下传递，在城市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焦虑，而在农村则表现为一般农民的焦虑。农民只有通过牺牲家庭完整性、精神上自我剥夺的“半工半耕”模式和代际分工、代际剥削方式参与到残酷的社会竞争之中。而在市场经济被普遍认同的社会，即便人们对其野蛮有深切的感知，也不得不承认其合理性。不同于传统时代儒家所构建的伦理社会，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社会，不受节制的市场经济下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益交换关系。更由于社会底层是巨大压力的最终承受者，它就只能够在其内部自我消解，通过剥夺内部更弱者寻求解决渠道。无疑那些因失去劳动力不能进城务工的老人便成为最后剥夺的对象。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正是这一系列演变的结果。他们青壮年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建设倾注汗水。年老后回到农村，不说得不到子女的照顾，甚至还要背负养育孙辈、种田自给的重担，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如被榨干枯骨，被亲人和社会无情抛弃，只能选择自杀了结生命一途。当然，我们不能仅仅谴责他们亲属的不孝无情，整个社会激烈竞争的氛围更是客观原因所在。虽然这些农村老人作为沉默者不为人所知，更不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但如果任凭他们在各个角落里无声无息的死亡，将是对我们国家社会和每个人良知的拷问。
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的退路问题，不应该仅仅留给农民返乡的通道和一亩三分地，更重要的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全面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老人只有首先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无虞，才能为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奠定基础。现今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国家也有了一定财力，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老人社会保障的投入，使他们得以安度晚年。同时辅之以传统村风、家风建设，多向发力，使农村老人困境得到逐步解脱。
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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