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远方的贫穷》、《城市的贫困》中分析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人口从农业生产中闲置下来，称为工业或服务业从业者。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兼并，城市获得廉价劳动力，城市房租上涨，农村与城市财富集中，大批农村和城市贫民经济无法自足，必然加大对农村地主、城市资本家和社区有活力的“公益人士”的依附，往往存在巨大的经济利润、政治利益，与之相伴的是大部分农村人口放弃农业，进入城市，陷入贫困。
城市化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也存在。
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单位劳动力可以生产的农产品数量增加了，农业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自然有大批劳动力闲置出来。
从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引进大化肥项目，1970年代末大化肥项目纷纷达产，农业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工业化进程加快，1980年代农业机械不断廉价以来，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被大量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粮食不断丰收，需要的劳动力不断下降。
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拉动力。
就我所知，沿海发动机省份，在工厂里日夜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省人。本省人的主要工作一是开公司组织生产，二是出租厂房收地租，三是从事各种相对高端的服务业，四是各种金融活动。
一方面由于农业迅速发展，亩产不断提升;一方面由于工业发展，工资收入上升;一方面由于国家坐庄粮食市场，高抛低收;一方面由于美国大肆补贴农业，国际粮价低迷。
一家10-20亩土地收获的粮食利润，远远比不了打工的收入。
免除农业税以后，农民再也没有强制性种粮的必要。
于是虽然有耕地上限，但是土地撂荒、转租、种树、种植经济作物越来越普遍。个别散户种一些粮食，也是自己吃的口粮。
有些地区，因为粮价低，种粮成本高，连口粮都不种。沿海地区想方设法变农业用地为建设用地，盖别墅、盖商城、盖厂房。内陆地区则干脆撂荒。
粮食生产的隐患越来越大，粮食安全日益成为问题。
为此，国家出台了粮食补贴，以玉米为例，每公顷土地，只要种玉米就补贴3000-4000元。
中国有18亿亩耕地，1公顷合15亩，一共1.2亿公顷。以每公顷补贴3000-4000元计算，每年的补贴大约4000-5000亿。现实之中，未必达到这个数量，毕竟不是所有农民都种玉米，也不是所有耕地都种玉米，其他粮食作物的补贴未必和玉米相同。
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
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收入太低，一家一户10-20亩地，不值得购买农业专门机械，就出现了购买专业化农业机械的农业工，比如稻客和麦客。
当年劳动力密集时代，中国也有稻客和麦客，农忙时节，带着镰刀和农具，帮人收割粮食，收取一定佣金或粮食。这些人之中，没有土地的，属于雇农。
现在，稻客和麦客都购置了专门的设备，由南到北，谈好价钱，翻地播种。播种差不多了，再开回来，这次是用联合收割机，由南到北，一路收割。散户农民出地，出钱，稻客、麦客出力，出设备，农民获得粮食，稻客、麦客获得现金。
由于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有些地区出现了专门的种粮大户。这些人或者从农民手中长期转包土地，或者从国有农村承包土地，少者100亩，多者上1000亩，一般拥有自己的农业机械，大规模单一种植某一种作物。
由于规模化经营，种粮大户的利润较高。但是，投入也大。农业机械基本没有租赁和二手市场，贷款购买，用废为止。
种粮大户，属于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毛收入虽然高，但是处于高风险运营。
目前，我国的粮食主要来自三类生产：丘陵、山区，一家一户，人力、畜力原始耕作;平原地区农业散户和稻客、麦客合作生产;平原地区、土地长期租赁地区的种粮大户。
三种模式，其实都是微利经营，靠国家巨额财政补贴维持。
我们现在既需要增加粮食供给，保证粮食安全，又不能提高粮价。
考虑到目前有大批耕地，处于撂荒、半撂荒状态，有大批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还有大批土地可能转为生产粮食的耕地。至少目前，粮食成长的瓶颈，并不受制于土地。
不难理解，提高粮价，自然可以增加粮食供应。
但是，提高粮价，必然推高通货膨胀。粮食和能源一样，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相比能源，粮食更重要，直接影响劳动力的生活成本。粮食价格上涨，必然推动所有商品价格上涨。考虑到目前的货币总量和去年以来猪肉的表现，就会知道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劳动力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城市地租(房价、房租)、教育和医疗费用后，劳动力很难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
反过来考虑， 如果要提高粮价，就必须压低(房价、房租)、教育和医疗费用。
何况，在市场经济中，仅仅提高粮价，大部分利润也是被上游企业（能源、化肥、种子、农药）吞掉。
美国农民的产量，远远高于中国农民，即使国内的种粮大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和美国农民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尽管如此，美国农民大多处于破产的边缘。一方面是农机价格、种子、农业、化肥价格不断上涨，一方面是银行利息步步紧逼。
相比大公司和银行，美国农民依然是没有议价权的散户。每次大危机，美国农民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粮价下跌，贷款利率上涨，大批农民破产——这些农民拥有的土地数，往往远远超过我国的种粮大户，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他们仍然难逃一劫。
这些农民被迫主动放弃家园，背井离乡，举家迁徙，四处逃难，寻找糊口的机会。
从1930年代就屡次证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模式，仅仅增加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那么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还是会损失惨重。
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太小，同行太多，博弈能力太弱，他们没有能力与控制土地、金融、教育、医疗、农业科技等要素的资本议价。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天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生产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物资，但是他们在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中，很难获得较大的份额。
直到出现大地主之前，农产品价格低迷的趋势难以改变。
在私有者条件下，要彻底改编农业从业者分配份额少的不利的处境，除非农业生产和土地、金融、能源、工业生产一样高度垄断。
但是，如果全国的粮食由几十个、百十个，至多不超过一千个地主控制，那就是另一回事。不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绝对是灾难。
市场经济，不论拥有哪一类资源的人有较强的博弈能力，对他人来说，都不是好事。但是，资本的本性就是趋于集中和垄断，自我强化博弈能力。
这是私有制的死结。
由于农业天然不利因素，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必然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土地，他们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和存身之处，这就是城市化进程。
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统筹，将农业人口有序转化为工业人口，并不是难事。国家收回农民的耕地和住宅，耕地交给国有农场或者集体农庄种植，住宅复垦。同时，由国家在城市给农民安排住宅和工作。那样一来，农村不会出现大地主，城市房东没有发大财，城市工业资本家也没有廉价劳动力。除了大地主、房东、资本家以及他们背后的银行家，皆大欢喜。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过程不是由资本利润决定的，可以就近解决城市化。合作社进化为集体农场，富裕人口进入县城，国家在县城设立工厂，为中心大城市工厂提供原料和零件。这种工厂成为县城的经济支柱，不必集中设立在沿海地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聚集才有信息优势，才能找到上游原料、接到下游订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信息优势，统筹全国生产，把生产环境相对分散在全国各地。
在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另一回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一项政策不能满足控制经济基础的大地主、房东、资本家和银行家的利润，那么这项政策是很难推动的。如果损害他们的利润，这项政策必然成为一纸空文。反过来，如果这些政策，对这些人有利的话，那么就必然会被全力推进。至于底层的血泪并不重要——他们是没有社会权力的，甚至是没有发言权的。
私有制条件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必然推动生产生活资料集中，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
当年的圈地运动，就是这样。
圈地运动至少实现了五个目的：
1、农村耕地大规模的兼并，乡村大地主把耕地变成牧场；
2、农民在农村的住宅用地，成为乡村大地主的财产，农村大地主把这些民宅推倒一部分，剩下比较好的改建成别墅出售或出租；
3、农民进城，或买或租，接盘城市房产，城市房价（房租）推到极限，城市地主获得巨大利润；
4、农民进城，失去退路，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最低，产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
5、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失，管理机构撤并，大批小官吏被裁撤，节约大批财政经费。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贵族并没有直接侵占农民耕地或住宅，而是圈占了公地。农民无法从公地获得柴火、草料、野兔等燃料、饲料和食物。无法继续维持生活，不得不放弃住宅和耕地，进城谋生。英国贵族把这些住宅和耕地半买半抢，划为己有。
耕地和住宅，只要强行占有一样，农民就无法继续在当地谋生，只能交出另一样。失去耕地自然要离开，失去住宅也是一样——离开村庄，农民住进镇上或县城，显然无法回去耕种自己的农田。
整个过程，从14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业结束，持续了4、500年，通过这个过程，财富迅速聚集，农村大地主、城市地主、资本家和金融家完成了资本积累。反过来，失地农民从此跌入社会最底层，成为廉价劳动力，在贫民窟和工厂中被榨干，从此难以翻身。
人口净流出的，不止是农村，还包括各种为农村服务的小镇，甚至为小镇服务的三四线城市。于是，人口单向流动，城市两极分化。小城镇不断退化，大城市不断膨胀。
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是圈地运动的尾声，无产者和有产者尖锐对立，社会矛盾不断酝酿，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无产阶级革命一触即发。他们被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所打动。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很容易导致粮食产量剧烈波动，必须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以防万一。
圈地运动把大批生产粮食的土地改为牧场，却并未造成严重的饥荒，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强国，可以以高价从全球购买(掠夺)粮食;一方面是英国人口总量并不大，可以依靠全球其他地区生产的粮食养活;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可以向全球输出饥民，让国内生活不下去的人，去美国、澳洲、加拿大、南非、印度殖民，去海外找吃的，去海外消灭当地人，重新成为小农。
英国把灾难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土著居民了。
苏联就没这么幸运了。
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劳作艰苦。如果农民预期到秋天的收获与自己无关的话，自然不愿意再去土里刨食。或者，即使农民播种了粮食，在秋天收获前，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化，地里的庄稼缺少人照顾的话，也很容易减产甚至绝收。
苏联就吃了这方面的亏。
斯大林时代，各国磨刀霍霍，苏联强敌围绕，东有日本，西有德国，英国是武装干涉苏联的带头人。为了生存，苏联必须加速推动工业化，只有这样苏联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幸存。
为了加速推动工业化，养活迅速增加的工人，出口粮食换取外汇购买机器设备，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一面推动集体农庄建设，一面使用武力大规模搜集粮食。
大批农民，尤其是富农，一是减少粮食生产，二是大吃大喝，三是藏匿粮食。
结果一面是工业化飞速发展，一面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苏联虽然完成了工业化，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说，丘吉尔曾经问过斯大林，最危险的时候是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吗?斯大林回答，不是，是我们推行集体农庄，征集粮食，加速工业化的时候。因为，红军指战员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可以说，苏联的肃反运动也与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粮食政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有关系。
1950年代末，我国在这方面，也吃过亏。不展开讲。
所以，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必须在有丰富粮食储备的前提下。最好在粮食收获以后展开，春耕开始以前结束，以免影响粮食生产。
当年的分产到户，能平稳运行，与1970年代积累了大量储备粮密切相关。有大量的储备粮，即使改革失败，导致农产品产量剧烈波动甚至下降，也不会发生饥荒，吃大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人口脱离农业和农村是大势所趋，这个过程，需要国家统筹，不然必然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在短期内导致粮食生产剧烈波动。
如果不能像英国那样处于全球金字塔顶尖，可以向往输出人口，输入粮食，那么所有的矛盾都需要自己内部消化。稍有不慎，很容易导致严重后果。
这方面，教训深刻，不能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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