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农业创造价值相对较低，没有国家统筹，进行人为的贫富调节，农民很难脱贫。
这点在远方的贫困中，我已经分析过了。
一方面，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农产品产量有上限，需求相对刚性不会无限增加。一方面，除非土地高度垄断，农产品价格也很难大幅提升。
如果土地高度垄断，获利的也显然不会是人数众多的农民，而是控制土地所有权的大地主。
一家一户六口人(夫妻、儿女、男方父母)，一家20亩土地(绝大多数地区远远到不了这个数)，按水稻亩产1吨计算(大多数情况下远远到不了这个理论数值)，年产量20吨，扣除六口人1.5吨口粮(1.5吨稻谷，出米1吨)，按照每公斤收购价3元(国家收购价每斤1.2-1.3元，合每公斤2.4-2.6元)计算，毛收入5.55万。这5.55万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灌溉、雇工(或购置、使用农机的成本)之后，才是纯收入。
种植其他粮食作物的利润也不会太高，除非改种经济作物。
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富裕，也不现实，一方面经济作物价格随行就市，种植过多，必然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一方面国家不会允许农民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放弃基本粮食生安全。
人参价格高，所有人都种人参的话，人参最终只能卖到萝卜价。某些果树，供不应求，短期利润丰厚。但是，一旦临近周边所有人都种植，很快就是水果积压，果商压价收购，水果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
因为经济作物价格随行就市，所以粮食价格低、利润低，但是有国家保护价收购，总体收益并不比经济作物差。
现在不是农业时代，社会成员消费的产品之中，农产品的价值并未占到压倒性的优势。这种情况下，要让数量众多的农业从业者在收入上达到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水平，是完全不现实的。
有人说靠种植业致富，我总想好奇问一句，你种的是什么?不会是种大烟吧?
土地总量、总产量、需求总量和农业生产的特性在那里摆着，无论是一家一户生产，还是所谓的合作化，都不会让农民通过农业致富。
搞第二产业的地区最后基本都赔了。
工业时代，需要生产规模，垄断时代，资本量为王，不要说一村一镇搞企业没有竞争力，就是一个县，甚至一个市的企业，如果没有地理优势，不属于沿海工业带，甚至即使在沿海而不在大江大河的出海口，或者即使处于出海口但是没有金融支持，也很难存活。
搞第三产业的路径也不现实。
一些地方把农家乐作为旅游的卖点宣传，完全不考虑市场容积。抛开农家乐需要投入的成本不说，周边城市有多少人口，这些人口有多少收入，这些收入之中有多少能拿出来旅游，这些旅游有多少选择在附近的农家乐，而不是日本、欧洲、马尔代夫、巴厘岛?
外来人口，来的很少，当地人准备给谁提供服务呢?
有些沿海发达大城市近郊地区的农村，把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瓜分工业的剩余价值，确实富了，但是全国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近郊，全国的人口能需要多少厂房和别墅?何况，如果所有农业用地都转化为建设用地，那么粮食从何而来?
当初，“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时代，各地独立考核，经济指标是组织考核的重要内容，为了短期内有大跨越，个人能获得升迁，内陆农业地区有大量的工程上马，农业、工业、旅游业，各种项目，让人眼花缭乱，在领导任期内，靠财政补贴和贷款支持，所有的项目不计成本，都能维持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上演经济蓬勃发展的秀。一旦领导调动或升迁，这些项目失去财政支持，需要偿还贷款，基本都黯然收场，留下一堆烂账。
一些欣欣向荣的合作社(我不是说全部)也是这样，表面致富带头，共走致富路，但是不能看账本，否则，就能看到，不是数据造假，就是财政补贴，要么是银行贷款没有花光，或者是在搞房地产等邪门歪道。
工业化时代，生产迅速集中，除非国家大规模转移支付，否则内陆地区的衰落，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政绩考核的需要，许多地方官员为了个人仕途在逆势而为，最终留下一大堆烂账。
农业地区发展经济的路径有限，创造的价值有限，获得社会总产品分配的份额有限，绝不可能实现绝大多数人在当地致富。个别种粮大户，可以在农业区靠产量致富，数量众多农民都在当地致富，完全是痴人说梦。
某号称熟悉三农的经济学家，提出组建合作社，资本下乡增密的理论。
抛开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合作社的实际控制权在谁手中不说，从经济角度算算账，就知道某号称三农专家的经济学的理论有多么荒唐可笑。
分析市场经济，就应该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分析投资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分析计划经济，应该考虑总价值，各部类比例关系。资本增密理论，按照市场经济，不考虑有效需求，按照计划经济，不考虑各部类平衡，不伦不类，胡说八道。
现实之中，以现有的社会背景，必然出现合作社的经营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民丧失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获得股金分红，最终被迫离开农村。
股金分红可以有两种形式，非定额和定额。
非定额分红按照合作社经营情况，每年算账分红。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完全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把盈利做成亏损，年底无钱可分。了解国企衰落和乡镇集体企业衰落过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难。有纪委层层监督，国企尚且迅速化公为私，何况缺少法治农业地区。
定额分红则是不管经营情况，每年支付固定股金。抛开通货膨胀不说，除非在合作社再有一份收入，否则是无法在当地生活的。
以前面的六口之家计算，以每亩每年400元分红计算，20亩地每年可以获得8000元分红。扣除全家1吨口粮，每公斤5元，剩余3000元。(看过前面的分析，知道农产品包含的价值，就知道很难有更高的股金分红，除非种大烟、靠财政补贴、有银行贷款或者近郊搞房地产。)
由于失去耕地，各种副食都要现金购买，包括并不限于蔬菜、水果、鸡蛋、肉类。这些副食，自己利用农闲生产的话，成本很低，在市场购买的话，则价格高昂。
六口之家，每月250元的副食，显然不能维持基本生活——当然，如果认为农民每顿饭应该以咸菜佐餐的话另说，那是绰绰有余的。
不能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副产品商品化以后，零售价格远远高于生产成本。小农经济的意义之一，即农民可以远低于市场化的价格，获得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所以，农村土地所有制是农村的稳定器。
通货膨胀，则必然使定额分红的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如果要在当地存活下来，就需要在合作社有一份工资收入。雇佣谁，不雇佣谁，就是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说了算。要合作社的控制人雇佣自己，难听点说，就是要对方赏自己一碗饭吃。要吃到这碗饭，就需要答应对方的条件。
对合作社经营者来说，大量的劳动力注定不会被雇佣，一方面，农业合作化以后，实行规模化经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一方面，保留一部分空额，有利于压低工资。
看到某人开除不会给客人倒酒的博士的做法，就不难理解，控制了经济命脉，就控制了对方的命运，不难理解为什么称霸一方封建领主，可以享有农民妻女的初夜权。幸好，截至目前，封建领主还没复辟。
失去基本生活来源或者股金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民，只能进城谋生，虽然他们理论上还是合作社的股东，有一份或多或少或零的股金分红。
他们一旦在当地失去经济来源，宅基地对他们就毫无意义。农田和宅基地是合二为一的事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剥夺一个，就失去另一个。与某省份推行的强制性的合村并居相比，现代新乡贤带领的合作化更温情脉脉，成本却可能更低——一套住宅，建安成本需要几十万，合作社的分红，每年只要几千块。
他们只能进入城市贫民窟，成为廉价劳动力和流氓无产者的后备军，一部分人成为教父，大部分人在贫困中挣扎。他们为城市资本和贫民窟的房东创造巨大的利润。
类似的过程，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比如，在拉丁美洲，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许多小农失去土地，进入城市贫民窟，农场主放弃粮食，改为种植需要劳动力更少但是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或者干脆发展畜牧业。这些国家虽然农业很发达，大规模出口经济作物和肉类，但是粮食却不能自给自足。那些失去土地的小农，在城市的贫民窟中挨饿。
当地的反动军阀、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结盟投靠美国，为美国提供廉价的农产品。这些国家的政权获得美国的支持，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这些拉美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大量的人口，绝大多数人却贫困不堪。说到底，这些国家的反动的经济基础支持反动的上层建筑，一小撮反动派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美国的支持下，维持反动的统治。
类似的事情，完全可能在其他国家再度上演。对此，需要高度警惕。
要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需要在实现工业化的沿海大城市为他们创造生活条件。
一方面，要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所，一方面，要为他们提供收入与劳动价值相当的工作。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不是问题。所有利润上缴国家，所有资源由国家统一无偿调配、划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大问题。
为他们提供廉价住所，许多沿海地区的居民，包括一部分近郊农民，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许多沿海发达地区，当地近郊农民早已脱离了农业，靠出租厂房和宿舍，实现了十指不沾泥，年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生活。这些近郊农民的主要收入，就是内地农民在沿海地区打工，创造的剩余价值。
为他们提供收入相当的工作，更是大问题。且不说出口不畅，内需不足导致的城市的就业压力，许多地方已经在实行996，变相压低工资。改变分配结构，必然引起大批资本所有者的不满——劳动力成本太高，利润太低!
动人财路，如伤人父母，在沿海地区为内陆农民提供廉价住所和相对体面的收入，必然触动当地人利益，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反过来，如果以全民共同富裕为最高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许多人挑衅性地问我，你批评那个“三农”专家的方案，你有什么高招?
我只能说，抱歉，解决方案有的是，但是必然触动一部分人的利润，如果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天经地义，不肯跳出经济基础的局限性，那么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这个问题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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