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某个退下来的领导干部讲乡村振兴的发言。从时间上，这应该是2017年的一次发言。发言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发展乡村振兴。这里就不重复了。在他的讲话里，提出了三个坚持：第一，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第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第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总的感觉，这三个坚持基本就是维持现状。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多年来这一条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农村基本的现状，这么多年来基本也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个对土地承包关系，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强调要坚持不变的。这样看起来，那么在中国要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时，只是在维持现状，就能解决这其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吗？这样的观点让人看不出来我们在乡村振兴中，最大的希望究竟在哪里。
关于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党和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和做法。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坚持了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所有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农民们利用这样的条件到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能做些什么？对这样的问题，那位前领导同志在他的发言里似乎都没有提到。
在关于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我想这应该是根据全国大多数地位的现实情况而观察到的。然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与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会存在某种矛盾？这样的矛盾又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位前领导同志也都没有提到。
如果只是这种类似于维持现状的态度，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乡村振兴，是很让人产生疑虑的。前些年，作家王宏甲写的《塘约道路》让相当一些以农业为主的省市领导受到很大的启发。在他们那里，开始都是非常热烈地关注和讨论着这样的话题，后来，有的地方开始尝试着开展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作。贵州省毕节市委就通过学习塘约道路，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党支部领办农村生产合作社，重新把农民组织在集体经济的周围。这样的做法不仅在毕节市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为进一步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在开展整党建党的工作中，也通过学习塘约道路，开展了农村党支部在各村领办农业集体合作社的工作。一般说来，一提起烟台，人们都认为那是个沿海城市，又处于较为富裕的胶东半岛，农民们一般也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似乎那里不存在很贫困的地方。
作家王宏甲经过考察，发现事实上，在烟台市管辖的农村里，还是有一些比较贫困的村庄。其中有一个是衣家村。这个村的情况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过。衣家村太穷了，农村集体几乎没有一分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向银行贷款可能性不大。但农村要发展，到底要怎么做？村党支部书记衣元明动员村民修路。如果不修路，很多事都不好办。但修路也没钱发给修路的农民，只能发记工票，将来村集体有钱了就再偿还给大家。
衣家村的农民说，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有劳动力。然而在实际上，所谓劳动力几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是女劳力，也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了。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上山搬石头。有的老人说，我使劲地活，活一天就要干一天。很多人都有着很高的积极性。他们都很清楚，不修出路来，衣家村的经济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出路。就是在这样艰苦且贫穷的情况下，衣家村就是靠着这些老年劳动力，硬是修出一条环山公路来。
当然，这只是衣家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步。衣家村的老人们回忆起当年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时的集体经济真的非常红火。村里种小麦、玉米还有水果。村里修起了水库、水渠，还有水塘。村里也有鞋厂、榨油场、粉房、育肥场（养牛场），还有鞭炮厂。村里有小学。村里的孩子上小学都是免费的。但后来集体经济垮掉了，水库没人修了，也垮掉了，集体企业也分光了，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的衣家村农民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干劲，当年集体经济的红火召唤着他们内心的火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位前领导同志说，要坚持家庭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做法是应该因地制宜的。如果农民们都愿意一门心思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道路，那么他们未必还对所谓家庭经营有更高的热情。毕竟，家庭经营发展不起来更大规模的经济。而农村要走向振兴，必须在经济上扩大规模、扩大协作、扩大多方面多渠道的合作。正如毕节市委所说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会师了，就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家庭经营显然是做不到的。
我在观看福建电视台拍摄的《闽宁情2021》时，看到闽宁镇要创办美食街。然而当时在场的小商户都不敢投资签约，显得顾虑重重。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资金少，担不起大一点的风险。但如果是有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来承办这样的美食街，那么风险明显地就会有所减少，商户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当然，在集体经济的大框架下，这类商户依然可能从事家庭经营，但由于有了集体经济的托底，这种家庭经营的状态比起没有集体经济的托底要坚韧得多。
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多省市县的领导都看中了塘约道路，说明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已经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没有集体经济，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很难走下去的。当然，因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是要因地制宜，我们不可能依靠所谓行政命令来开展集体化经济。但各级党的组织与领导干部，必须要积极引导，做好做细动员与宣传工作，特别是要更为深入细致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与农村基层组织与广大农民共同商议，来确定本地的集体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实现规模经营等诸多问题。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是绝对绕不开的。
那位前领导人的发言是几年前的，据说，现在他的观点已经有所调整，主要是着重强调共同富裕了。这样的调整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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